筑牢我国制造业发展基础的突破方向

首先，筑牢制造业发展基础为中国式现代化稳固实体经济根基。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新时代最大的政治。发展实体经济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而制造业又是实体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筑牢制造业发展基础本质上就是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稳固实体经济根基。

制造业大生产是西方现代化实现起步与腾飞的重要基础，同样地，制造业的衰弱也是后来西方现代化陷入滞缓发展阶段的主要原因。以英国为例，18世纪60年代英国爆发工业革命，大规模工厂替代了家庭作坊和手工工场，制造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英国在全球分工网络中的枢纽地位，助力英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然而，随着制造企业跨国外迁和虚拟经济迅速崛起，英国制造业逐渐衰弱，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由1990年的16.5%下降至2023年的8.5%。制造业的衰弱加剧了失业、收入不平等和经济“空心化”，对英国的现代化发展造成严重冲击。

其次，筑牢制造业发展基础为我国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重要保障。构建新发展格局至少要关注两个维度：一是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运转；二是提升国内大循环内生动力和可靠性，保障国内大循环畅通。首先，制造业承担了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物质生产任务，筑牢制造业发展基础本身就是在强化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在全球分工背景下，大国博弈、地缘冲突和公共卫生危机等外部冲击随时都有可能中断产业链供应链关键环节的技术、零部件或最终品供给，坚实的制造业基础使得我国在遭遇“断供”冲击时得以整合内部资源、调动生产力量，及时弥补产能短缺，保障我国产业链供应链正常运转。其次，畅通国内大循环涉及生产、分配、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的连通问题。制造业具有引领性强、调动力大的特征，能够带动各个领域、各大环节实现规模化和互通化发展。例如，制造业的信息化和服务化促使要素资源在时间、空间和产业间实现最优配置，数智化产品和机械设备的制造为商品流通和信息交互提供高效便捷的运输和传播载体，精细化、精准化的量身制造为异质性消费创造了更多的可能性。

再次，筑牢制造业发展基础为提升我国国际竞争力创造条件。当前全球正处于新一轮国际产业转移期，我国在这一轮国际产业转移中面临巨大的产业转出压力，稍有不慎便可能影响我国的国际竞争地位。进一步筑牢我国制造业发展基础有助于趋利避害，在产业转移与调整中实现我国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例如，筑牢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和高端化发展基础，有助于应对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劳动要素和土地资源成本上涨问题，降低产业转出速度和程度；缓解产业发展面临的治污成本高筑和生态环境恶化问题，形成国际竞争新优势；破解我国产业发展面临的价值链“低端锁定”问题，释放经济增长新动能。

制造业竞争力培育面临多重困阻。影响我国制造业竞争力的核心因素包括要素禀赋、技术创新和制度规则等。现阶段，我国在三大因素方面均存在棘手问题。一是要素禀赋优势持续衰减。不仅表现在传统的劳动力成本和土地资源优势快速减弱，还表现为制造业资金链梗阻问题日益突出，“回款难”降低了制造业企业的发展信心和扩大再生产的能力。二是技术创新面临“外堵”“内卷”双重压力。“外堵”表现为美西方依托“实体清单”和“出口管制”对我国实施技术封锁和科技脱钩，“内卷”表现为部分行业企业通过低利润甚至零利润的价格战抢占市场份额，通过同质化项目的扎堆投资挤占产业赛道，最终造成经济社会资源没有流向技术创新环节，而是在无序竞争和恶性竞争中损耗。三是制度规则话语权优势远未形成。目前国际制度规则多数由西方国家主导，我国因历史原因成为国际制度规则体系的“后来者”，在诸如经贸规则、技术标准和规制制度等方面缺乏话语权优势，阻碍了我国制造业的全球价值链攀升。

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跌出“合意”区间。制造业规模稳步增长和份额合理波动是保障制造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学界观点认为，当前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已经跌出了维系制造业最优发展、实现我国既定经济目标的“合意”区间。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2023年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跌至26.2%，较中国步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时下降了将近5个百分点。相比之下，历史上从中等收入阶段的开始到结束，美国、法国、德国、韩国、日本和英国等国家的制造业增加值占比平均跌幅仅为3个百分点。制造业增加值占比过早过快下跌，意味着经济中的其他领域正在挤占制造业发展的要素资源，这将削弱我国制造业较世界其他强国的创新能力、复杂制造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国际复杂变局恶化外部环境。现阶段，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格局处于深刻变革重构期，表现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相继推出“再工业化”战略，以墨西哥、印度和越南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依托要素成本优势和大国博弈机遇加快产业布局。我国制造业正面临发达国家“制造业回流”和发展中国家“制造业分流”双重压力。与此同时，近年来美国加紧实施供应链“中国+1”战略，原产地规则日趋严格，贸易壁垒“大棒”肆意挥舞，迫使我国部分制造业企业在订单驱动、关税驱动和风险驱动下被迫向海外迁移。被迫迁移一方面提高了出海企业的生产经营风险，使得企业面临较大的跨国投资亏损风险；另一方面影响了国内制造业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甚至影响了国内企业家扩大再生产的信心。

第一，紧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窗口期”，实现制造业“换道超车”。在传统的制造业领域，发达国家依托先发优势和更长时间的发展累积，奠定了难以撬动的发展地位。后发追赶国要想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全面赶超，必须借助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催生出的大量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实现“换道超车”。汽车制造业是我国制造业“换道超车”的典型成功案例，在传统的燃油车制造领域，德国和美国等老牌工业强国居于难以撼动的领先地位。然而借助绿色低碳科技革命，我国紧抓新能源汽车制造业，实现了新能源汽车连续9年全球销量第一的瞩目成就。当前，全球科技创新空前活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重构全球创新版图，抓住此次重大变革“窗口期”是推动实现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主攻方向。

第二，加快建立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投入机制，合理降低制造业综合成本和税费负担。一是优化制造业投入要素。合理扩大理工学科高等教育招生规模，优化和推动职教高考政策，为制造业发展培育高技能、高素质人才队伍。加快培育壮大耐心资本，优化投资机制，为制造业持续发展注入资本活力。二是坚持“先立后破”的制造业转型路径。在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尚未成为制造业支柱产业之前，要坚持发展传统制造业，避免制造业转型过程中出现阶段“空心化”问题。三是加强财税体制改革创新，探索完善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和绿色化设备投资抵免税和加速折旧支持计划，彻底清理各类不合理不合规收费，打造政企常态化交流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第三，主动布局全球产业链供应链，构建“以我为中心”的全球分工网络。一是科学合理引导制造业企业“走出去”。支持生产性服务业企业拓展和熟悉国际市场业务，为我国制造业企业出海提供服务保障；支持制造业企业“抱团”出海，构建海外市场基础信息和风险信息共享机制；建立健全境外咨询与监管体系，在为出海企业提供政务咨询的同时，依托境外监管防止“内卷式竞争”外溢。二是强化出海制造业企业与本土市场的关联机制。支持出海制造业企业通过上下游供应链关联、海外投资收益“返乡”再投资等方式强化与本土市场的联系；支持跨国制造业企业将企业总部、研发中心和价值链高端制造环节留在本土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