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范氏义庄章程，凡苏州范氏宗族的族人，均可从基金中获得如下收益：口粮：五岁以上的族人，不分男女，每口每月给白米三斗。衣料：成年族人每人每年给冬衣衣料一匹；十岁以下、五岁以上的儿童各给半匹。婚姻补助：族人嫁女，给钱三十贯；女儿若改嫁，给钱二十贯;族人娶媳妇，给钱二十贯，二婚不给钱。丧葬费：族人身亡，按其辈份大小，给予二贯至二十五贯的安葬费。路费：族人参加科举，或者外出赴任，给予路费补助。这个范氏义庄后来运行了900年左右，直到民国时期仍然存在，可谓是
中国历史上维持时间最长的非政府组织NGO。当然，说范氏义庄是NGO，
可能有一些朋友会不同意，因为义庄具有封闭性，其福利只能为同族之人分享，一般情况下外人无权染指。不过，范氏义庄的章程又规定：倘若乡亲、姻亲、亲戚陷于贫窘，或遇饥荒不能度日，诸房共同核实后，用义庄粮米“量行济助”。可知范氏义庄在实际运作中，还是惠及范氏宗族之外的乡亲与亲戚。
除了鸦片之后的那段日子，范氏义庄发展稳定。范允临在父亲范惟丕的影响下，连续两次捐献田产共1000亩，成功令义庄再次壮大。作为宗族慈善机构，范氏义庄在族人危难给予帮助，同样的，那些得到帮助的族人，也会在义庄面临危机时施予援手。清朝建立时，范氏义庄受到朝廷青睐。除了统治者倡导儒学的原因外，还和范氏的沈阳分支——范文程有很大关系。
范文程是协助顺治灭明的功臣，他的两个儿子范承谟和范承勋地位显赫，
在他们的帮助和影响下，范氏义庄在民间名声大噪，也颇受朝廷重视。康熙时期，范仲淹甚至与孔孟、朱熹地位等同。
无数次天灾人祸，数次改朝换代，范氏族人始终团结一心。然而，物极必反，盛极必衰，范氏义庄还是没能捱过又一次的改朝换代和战火连篇。1911年，中华民国建立，我们的祖辈父辈经历了数百年来变动最剧烈的几十年，全国各地的军阀割据，侵华战火遍布全国。范氏义庄也受到影响：义庄财产遭到掠夺洗劫；族人四散逃难，直到抗战胜利才回到家乡。
虽然范氏义庄在1949年后已经不复存在，但受其恩惠绵延开来的族人，早已遍布世界各地。范氏义庄的持续时间，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义庄模式顽强的生命力，足以证明其制度的优越性。
实际上，现在流行于国内外富豪间的信托制度，也可以看到义庄模式的影子。信托制度，说到底就是资产代持形式。很多富豪为了规避风险，都会把巨额遗产交给基金等机构打理，所有财产不属于任何人，而是家族共有的。
俗话说：道德传家十代以上，耕读传家次之，诗书传家又次之，富贵传家不过三代。1906年，企业家卡耐基将名下财产全部捐献，创立卡耐基基金，主要用于教育事业，让这一制度受到广泛关注。卡耐基曾说，科学地花钱与赚钱一样重要。他的的善举，不仅让他的后人受到基金会的妥善照顾，也让他赢得了“慈善事业之父”的不朽名声。
同样捐出财产创立信托基金的，还有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他设立信托基金的缘由，相传是好友盖法迪的一席话——财富的分配速度一定要比积聚的速度快，不然子孙后代必会遭殃。
近些年，扎克伯格、比尔·盖茨等富商巨贾慷慨解囊、热心慈善，甚至早已拟好遗嘱，愿意捐出所有财产，发展慈善事业，想必也是明白了某些道理。相较于以往的动荡年代，范氏义庄都能延续800年的历史，现在的太平盛世，义庄模式是不是有更多的可能，造福千家万户？
我最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像范仲淹这样的中国传统士大夫，以及一些西方富豪都能够“裸捐”家庭财产，用于发展公益与慈善?许多人可能会说，富豪捐献没那么高尚，只是为了逃税，作秀。这种被“成功学”与“厚黑学”塑造过的思维，恐怕已失去了理解“善”的心智。其实善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内心，我们对子女的怜爱、对家人的爱护，都是善端，扩展开来，便是慈善。其实也就是儒家理念“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注脚。这也是古今中外，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一个反映。范仲淹幼时生活艰难，父亲早逝，母亲改嫁，深知贫穷、无依无靠的滋味。他“未贵显”之时，见族人贫富有差，贫者难摆脱“寒馁之忧”，已“有志于”设立一个基金赈济族人，只是身无余财，“力未逮者二十年”。直至晚年，才得以积下一大笔钱，建成范氏义庄。当时范仲淹也写了一封“给我们儿女的信”(《告诸子书》)，说了他创建范氏义庄的初衷：“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若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对血缘共同体的道义责任，往往是古人行善的起点，但这个“善的起点”可以扩展，从“幼吾幼”扩展到“及人之幼”，正如范氏义庄成立后，也会“量行济助”乡亲。再举个例子，范仲淹在苏州南园曾有一块宅地，堪舆家（风水先生）相之曰：“此当世出卿相。”说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居住在这里的人会世世代代出卿相。范仲淹听后说，“诚有之，不敢以私一家。”随即将这块宅地捐出来，建为学舍，成了苏州子弟上学读书的府学。钱穆先生说，“中国人的人道观念，另有其根本，便是中国人的‘家族观念’。”从范氏义庄到苏州府学，可为此话作一生动注脚。然而，范仲淹、一些西方富豪之所以能够将一生财产都捐献出来，肯定不仅仅因为他们心有善端，有崇高的道义担当。我一直认为，只有当一个人捐资行善之后，他仍然能过着有尊严的生活，社会能回馈他们荣誉的时候，才可能会激励更多的人将他们内心的善端落实为慈善，将他们对家人的爱怜扩展为对一般人的善行。范仲淹决定成立范氏义庄之时，曾有子弟劝他：将财产都捐出来，不大好吧？不如到洛阳修建园林，作为您养老享福之所（“公在杭，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间请治第洛阳，树园圃，以为逸老之地”）。范仲淹怎么回答？他说：“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况居室乎？吾今年逾六十，生且无几，乃谋治第、树园圃，顾何待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艰退，不患退而无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者？岂必有诸己而后为乐耶?毋以为虑。”“人苟有道义之乐，形骸可外”一句，体现了范仲淹并不怎么追求物质享受、而更追求道义之乐的的旷达性格与高贵精神；而“西都士大夫园林相望，为主人者莫得常游，而谁独障吾游”这一句，则显示出在当时的宋朝社会，即便范仲淹无力修建一座私家园林，但洛阳的园林是对他开放的，他仍然可以过上悠哉游哉的舒适生活，受到人们的尊敬。事实上，范仲淹建范氏义庄，流芳百世，不论朝野都回馈以极高的评价，也因此，范仲淹之后，士大夫纷纷效仿，建义庄造福族人、乡人，尤以江南为盛——“吴中士大夫多仿而为之”。只有到了后世，人们才会将传统士大夫建设义庄的善举视为是“封建大家族为加强宗法统治秩序”，并加以批判。而这个时候，延续千年的义庄慈善组织，已荡然无存矣。除了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子孙正品立身外，范仲淹还亲定《六十一字族规》，制定《义庄规矩》，专门写《诫诸子书》教育自家子弟。后代依其训导整理形成了《范文正公家训百字铭》，教导儿孙后代做人要正心修身、积德行善，教导族人要和睦共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