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已经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消费开始成为压舱石，起到至关重要的稳定作用。2010年以来，我国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在5成以上，且自2014年起连续六年成为首要增长引擎，但与发达经济体对比，仍有提升空间。从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看，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70%至80%之间。理论上，一个经济体经过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呈现“U型”曲线趋势。当经济发展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中速增长阶段，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因此，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扩大，中国经济发展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将是必然趋势。展望未来，消费将日益稳定地成为中国经济新阶段的主推力。在当前经济转型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期，我们可以期待政府将中国向消费社会的转型特征有效融入经济政策之中，推出一系列围绕财富增长预期改善、信心培育、商业基础强化、税收改革等内容的消费系统性政策，这些政策要形成正向循环，并叠加良性价值引导，而不仅仅是简单的刺激政策！下文我们将通过回顾我国经济发展、分析当前经济情况，并与发达国家对比，探讨在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过程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可关注的方向，具体内容详见正文！自加入WTO以来，中国经济深度参与全球化进程，奠定了“世界工厂”的地位，需求上依赖投资，供需关系上以生产为主。随着经济持续增长，社会财富积累增加，城市中等收入阶层的规模扩大，个人资产也在不断增长。在此背景下，消费已逐步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主推力。
在拉动经济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消费起到至关重要的稳定作用，2010年以来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在5成以上，且自2014年起连续六年成为首要增长引擎。2020年疫情爆发导致消费大幅萎缩，最终消费支出、资本形成总额和净出口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分别为-22%、94.1%和28%。2021年，消费再次以65.4%的贡献率成为经济的主要动力。2022年，疫情冲击加剧，消费贡献率降至32.8%，低于投资的50.1%。但自2022年疫情管控放松以来，消费增速迅猛反弹，2023年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82.5%，再次成为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2024年前三季度，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为49.9%，投资和出口分别对经济增长贡献26.3%和23.8%。![]()
（资料来源：iFinD）
理论上，一个经济体经过前工业化、工业化、后工业化阶段，消费率呈现“U型”曲线趋势。在经济起步阶段，由于创造的总价值有限，大部分需要用于满足基本消费，导致消费率偏高而投资率偏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成熟，新创造的价值在满足基本消费后仍有较多剩余，加之对经济增长的强烈追求，社会资源更多地被分配到积累和投资上，使得投资率上升而消费率相对降低。到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工业高度发达，产品供应充足，人们收入水平提高，社会的关注点从生产转向消费，消费模式也从满足基本需求转变为追求享受，这导致消费率上升，投资率相应降低。以疫情前的2019年为例，可以看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资本形成率高于中等偏下收入国家及低收入国家，也明显高于高收入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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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
从中国经济发展阶段看：2000年至2010年是我国工业化的重要阶段，工业投资持续加大；同时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市场规模显著增长，刺激投资的快速提升。到2010年后，在同等市场规模下，大量投资趋于饱和，投资率逐步下降，消费率逐步提升。到2012年，我国服务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达到45.5%，首次超过工业，这表明服务业开始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而服务业的重点在消费。2013年至2023年，我国居民年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比由39.7%提升至45.2%，随着我国新发展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历史性变化，居民消费结构开始优化升级，城乡居民的服务消费需求快速提升将是必然趋势。2023年疫情放松管制以来，我国经济复苏弱于市场预期。从当前我国经济形势来看，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逐渐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应对我国经济复苏缓慢，内需不足等问题，政府已经出台一系列刺激政策，包括9月24日一揽子金融政策，以及11月8日的10万亿化债政策。11月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宣布将推出10万亿大规模债务置换措施，具体来看，本次大规模债务置换措施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新增债务限额全部安排为专项债务限额，一次报批，分三年实施，2024-2026年每年2万亿元；另外，从2024年开始，将连续五年每年从新增地方政府专项债券中安排8000亿元，专门用于化债，累计可置换隐性债务4万亿元；同时明确，2029年及以后到期的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仍按原合同偿还。此次政策有助于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大幅减轻，可以发挥更多的力量支持投资和消费、科技创新等，进而促进经济平稳增长和结构调整。但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债务置换能够减轻地方政府的财政压力，使其卸下重担，但在当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下，地方政府可能会出现“轻装上阵却寸步难行”的问题。地方政府在偿还债务之后，需要进一步投入有效的公共项目以推动发展，但受疫情三年的影响，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途径已逐渐失去效果，不仅难以找到合适的投资机会，投资回报的预期也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使中国经济发展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
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随着经济从快速增长期过渡到中速增长期，投资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先是提升随后降低，而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则表现出相反的趋势。目前，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般在70%至80%之间。以美国为例，在20世纪初到中叶的高速发展时期，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工业产能扩张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量。政府和企业大量投资于铁路、公路、工厂建设等领域，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持续走高。例如，在罗斯福新政时期，政府通过大规模公共工程投资刺激经济，大量资金投入到水利、电力设施和公共建筑等项目，这一系列举措有效缓解了经济危机，并为后续的经济复苏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投资在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长中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随着基础设施的逐渐完善和工业体系的成熟，投资的边际效益开始递减。与此同时，美国居民收入水平大幅提高，消费市场开始蓬勃发展。在20世纪后半叶，特别是70年代以后，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日益凸显。汽车、家电等耐用消费品以及娱乐、旅游、金融等服务业消费成为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以汽车产业为例，随着居民生活水平提升和消费信贷的发展，汽车消费需求持续增长，不仅带动了汽车制造企业的发展，还拉动了相关的零部件生产、销售、售后服务等一系列产业链的繁荣，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逐渐超过投资。![]()
（资料来源：华创证券）
日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呈现出类似的趋势。二战后，日本经济迅速崛起，投资在经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国家大力发展重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大量的资金投向钢铁、化工、铁路等领域，投资对GDP的贡献率一度高达40%以上。但进入20世纪70年代，随着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投资的比重开始下降。此后，日本国内消费市场逐渐活跃，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尤其是在电子消费产品领域，如索尼、松下等企业推出的电视机、随身听等产品在国内外市场大受欢迎，带动了消费升级和相关产业发展，消费成为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消费在中国经济增量中的贡献大幅上升，标志着中国经济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从结构上看，中国的经济增长长期依赖投资拉动，但未来将更多地依赖消费。如果政策制定者忽视消费导向，未能围绕消费来制定政策，可能会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从2023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着力扩大国内需求，到今年陆续出台的以旧换新等扩内需、促消费政策，也反映政府将消费摆在了优先位置。根据前文复盘我国经济发展情况，我们可以发现，中国近年来消费贡献率的提升也受到经济增速和投资增速放缓的影响，这导致消费相对地位上升。根据专家估算，若剔除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若真实的最终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应保持在60%以上，中国将稳健向消费型社会转型。进入消费社会对中国意义深远，系统性的变化将随之发生，其中之一是，未来中国经济增长将更多依赖民众的消费支出，而非政府投资。随着收入水平提升，中国步入“收入提升-消费增长”的新阶段，生产端也需要适应这一转型，决策层提出的“有效供给”，正是基于这种需求变化的回应。从过往的数据来看，投资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超过消费的年份，往往是中国遭遇内外部冲击，政府采取大规模投资拉动经济的时期，而一旦经济环境趋于正常，消费便恢复到正常水平。（1）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中国政府实施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规模投资于基础设施建设。例如，加大对交通领域的投入，兴建了大量的高速公路，如京珠高速等部分路段在这一时期加快建设进度。（2）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的出口大幅减少，中国政府推出了四万亿的经济刺激计划，通过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和房地产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3）2020年新冠疫情冲击：政府为稳定经济，加大了对新基建领域的投资，包括5G基站建设、特高压、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等领域。展望未来，消费将日益稳定地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核心驱动力，这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政策制定者应认识并尊重这一规律，将中国向消费社会的转型特征有效融入经济政策之中。中国经济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将打开，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在这一过程中，我们需要避免错误理解消费型社会，以及把握好消费型社会的投资方向。
首先，向消费社会转型过程中，消费拉动并不意味着放弃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现代工业。发展消费与制造业发展并非对立关系，反而相辅相成。消费的增长和结构升级，可以激发投资的增加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实现消费与投资之间的相互促进和协调发展。当前，稳定经济需要增加投资，但投资的增加要适应消费结构升级的趋势，建立在投资效益提升的基础上，并以服务消费拉动投资，在产业创新的条件下，实现投资与消费两旺。
其次，消费拉动并非提倡无节制的物质追求。消费拉动经济是承认合理的社会消费需求，消费的多元化和个性化趋势也促使资源更合理地在各个产业间分配，形成更健康、更具活力的经济生态，促进各产业的发展和经济的全面增长。
消费拉动经济增长更具稳定性和可持续性。投资是一个快变量，波动幅度相对较大。相比之下，消费拉动的经济增长更具稳定性。从2001年至2019年我国的数据看，最终消费的波动最小，投资稍大，净出口的稳定性最低。这表明，消费率上升将提升GDP增长的稳定性。同时，在过去以投资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下，我国以工业领域投资为重点，在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产能过剩、生态环境等问题。与以投资为主不同，以消费为主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是以服务业为重点，发展方式更绿色、环保，更可持续。
展望未来，预计政府将会继续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推出一系列围绕财富增长预期改善、信心培育、商业基础强化、税收改革等内容的消费系统性政策，具体可以关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要加快服务业市场开放和服务贸易发展，加大高质量的服务消费供给，促进服务消费快速发展；二是要扩大绿色消费、数字化消费等新型消费，进一步壮大消费新动能；三是要适度提升公共消费水平，以释放潜在的消费需求，并刺激市场活力；四是要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系的改革，培养更大规模的中等收入人群，提高居民的消费能力；五是要优化消费环境，保障消费安全，稳定居民消费预期。
结论：消费型社会是中期提振经济
改善民生的重中之重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经济增长方式逐渐从过去的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面对我国现阶段经济复苏缓慢，内需不足等问题，政府已经陆续出台一系列经济刺激政策，超预期加大化债力度，地方政府的化债压力将大幅减轻。但需要注意的是，地方政府在偿还债务之后，需要进一步投入有效的公共项目以推动发展，但若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效果已经难以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有的已经是负反馈！而真正能够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是，从根本上转变发展模式，使中国经济发展从投资拉动转向消费拉动。中国经济向消费社会转型的过程中，未来经济长期增长的空间将打开，经济增长的空间依然是巨大的。展望未来，预计政府将会继续把恢复和扩大消费摆在优先位置，推出一系列围绕财富增长预期改善、信心培育、商业基础强化、税收改革等内容的消费系统性政策，这些政策要形成正向循环，并叠加良性价值引导，而不是简单的刺激政策来带动市场化自驱性的大消费时代！具体结果表现为服务消费、绿色消费、数字化消费、公共消费、娱乐消费等方面持续发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