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班摸鱼，苏东坡比我们专业多了

可真敢辞职的或是休年假的毕竟是少数。

于是，为了“适度放松“，上班“摸鱼”就成了最好的选择。

有的人小心翼翼，左右为难；

有的人则正大光明，毫无顾忌。

其实，“摸鱼”古而有之。

老祖宗们身为公务员，有些和我们一样满腹牢骚，而有些则摸着摸着就跃了龙门。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老祖宗们 “摸鱼”的三种类型，以及分别造成了什么了不得的后果。

为何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困啊！

《诗经·齐风·鸡鸣》中就写道：

鸡既鸣矣，朝既盈矣；

东方明矣，朝既昌矣。

鸡已经在打鸣，上朝的人也都到齐了；东方的天亮了起来，朝廷上也热闹起来。

相信现在大部分的上班族，都觉得早起比晚睡可怕的多。

可你知道吗，在古代，公务员们在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要整齐地站在朝堂上了。

在清朝：

勤奋如雍正皇帝，四点就要爬起来，这还是在自家院里上班。

至于住外面的大臣，算上梳洗、着装、赶路的时间，最晚3点也得起了。

而在唐朝，则更要命：

除了过节外，周假实行的是上9休1。

所以，“睡懒觉”在古代公务员身上，真算是相当奢侈的爱好了。

公元802年，唐德宗贞元十八年，30岁的中年才俊白居易，终于通过层层考试，捧起了梦寐以求的铁饭碗，在长安担任校书郎工作，类似现在体制内的小编辑。

作为一名没有亲戚投靠的“长漂”，白居易首先要考虑的就是住宿问题。

在长安这个唐朝最繁华的城市，米都比其他地方贵，更不要说住房了。

买是买不起了，先凑活租吧。

于是，白居易与元稹、周谅等人合租在了比较僻静的永崇坊华阳观。

距离当时上班的大明宫大约8-9公里。

当时的交通工具只有马，一路小骑也得40分钟才能到宫门口。

要知道，在唐朝，上班迟到不仅要扣工资，还要挨板子，甚至可能蹲大牢。

因此，白居易每天都得早早起床，不敢怠慢。

本来上班早就容易困，若碰上值班，剩下自己一个人待在办公室处理公务，更是百无聊赖。

这很难不走神啊。

于是，值班期间的白居易开始学起了“摸鱼“，经常拿起毛笔就在草纸上划拉起来。

比如下面这首《直中书省》：

丝纶阁下文书静，钟鼓楼中刻漏长。

独坐黄昏谁是伴，紫薇花对紫微郎。

“今天起得过早，来丝纶阁时候灵感没跟上，文章写不出来也是很正常嘛。四周静悄悄的，唯一能听见的就是钟鼓楼上那刻漏在默默数着时间，滴答滴答，慢得像蜗牛爬。

这黄昏时分，我独自坐着，享受这份难得的宁静。不过要是有位小伙伴能来聊聊天那就更好了。可惜，只有窗外的紫薇花和我这个‘紫微郎’在这儿大眼瞪小眼。”

夏天还能望着紫薇花出神，若碰上又湿又冷的秋雨，牛会躲进窝棚，马会跑到棚里，牛马们则会想尽办法出门上班。

润气凝柱础，繁声注瓦沟。

仍闻放朝夜，误出到街头。

在这首《和韩侍郎苦雨》中，暴雨天的景象，巧妙地融和了其在极端天气下仍需上班的烦躁心情。

暴雨带来的湿润气息和雨水倾泻在瓦沟上的声音，压抑而繁忙。

在这暴雨之夜，本应放朝（即官员不必上朝），我却误以为自己需要上班，于是冒着暴雨走到了街头。

看得出来，此时这位大文豪已经有上班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的苗头了，就算下刀子我也得去上班。

唐代严苛的考勤制度，让白居易苦不堪言。

只能在偷得清闲的时候在纸上写写诗，发发牢骚，释放自己心中的压力。

而他也就靠这么坚持不懈地“摸鱼“，生生写成了诗王，登上了唐诗创作数量第一的宝座，留下了3800多首诗词。

相比之下，同时期的李白只有900多首留存，杜甫也只有1400多首。

看来如果把“摸鱼”的时间投资在爱好上的深耕，真的可以大有作为。

这一点，相信《三体》的作者刘慈欣也很有同感。

相比于白居易踏踏实实地从基层做起，文学天才苏轼的仕途则平步青云的多。

1061年，24岁的苏轼先是在凤翔市政府做判官，1065年调任回京，担任判登闻鼓院的馆阁职。

登闻鼓是设置于宣德门南街西廊的一面大鼓，供大宋子民敲击，可以直达圣听。

而登闻鼓院则是负责管理登闻鼓的机构，苏轼作为判登闻鼓院的官员，对照今天的职务，大致于国家信访局的局长或主任。

这个官职够清贵，待遇也不错。

只要老板能把情绪价值和工资给到位，哪有不努力的打工人呢，何况是刚入职场的小白。

在京期间，苏轼每天除了自己的本职工作，还要埋头苦写部门材料，妥妥的卷王。

据统计，他一生写过工作材料1700余篇，囊括了当时的各种公文类型。

可是，吃苦能干并不是成功的充分条件，工作方向没搞对，干啥也是白搭。

努力的小苏在京城没待几年，就被贬去了周边当知州（相当于现在的市长）。

地处偏僻，人少，事也少，每天都清闲度日。

一般人练成了屠龙刀却没了用武之地，多少会有些失落与无奈。

可苏轼却很是怡然自得，毕竟他终于可以开展古代公务员的奢侈爱好了：

睡懒觉。

任徐州知州期间，他在《南乡子（自述）》里写到：

凉簟碧纱厨。一枕清风昼睡馀。睡听晚衙无一事，徐徐。读尽床头几卷书。

搔首赋归欤。自觉功名懒更疏。若问使君才与术，何如。占得人间一味愚。

初秋的黄昏，碧纱帐里一觉醒来，枕边微凉的秋风也吹不尽浓浓的睡意，于是继续躺在凉席之上。

听外面公堂一片寂静，这意味着今晚不用上堂处理公事了。

抓着脑袋吟诵起归隐的诗句，好像对功名利欲已经没多少兴趣。

假如有人问起我的能耐如何，只不过是一个愚字罢了。”

从这首词看出，苏轼对此时的生活是相当满意的，虽然每天都有早衙，但是其余时间完全由他自己支配，这悠闲是在京城无法拥有的。

被贬的十多年里，苏轼不仅兴建学校、抗击外敌、修缮水利，做了人们爱戴的父母官。

还充分利用上班的空闲，研究美食、徒步旅行、吟诗作赋，获得了美食家、旅游达人、唐宋八大家等头衔。

这些爱好补充了苏轼工作上的空虚，也丰富了他的人生，更练就了“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豁达。

上班时认真努力，摸鱼时也尽情享乐。

还有比这更肆意的人生吗？

刘邦，出生在战国时期沛县丰邑中阳里（今江苏徐州）一个普通农民家庭。

作为农民的子嗣，他并不爱好农业劳作，而是喜欢在家看书，并且热衷于结交豪杰。

在家人眼里，他当时就是个不务正业的混子。

公元前223年秦国灭掉楚国，中年的刘邦靠着识字的能力和年轻时期攒下的人脉，做上了沛县泗水亭长（派出所所长）一职。

负责地方治安和民事管理。

还娶了吕雉为妻，育有一儿一女，一家四口过着安稳的生活。

当时的秦朝还在迅速地发展壮大，有很多不完善的制度存在：

比如上班。

秦始皇刚刚大一统，要忙的事情太多，根本没有给公务员设置假期，也没有任何成文的休息制度。

如果官员实在是家中事出紧急，也必须要提前请假上表请奏，经上级批准后方能“开缺请假”。

《史记》记载嬴政：

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

秦始皇嬴政每天批阅的竹简奏折都有一石（每“石”约一百二十斤），并且看不完不睡觉。

领导都卷成这样，下面的人哪还敢休假？

巧了，刘邦敢。

据《史记·高祖本纪》记载：高祖为亭长时，常告归之田。

婚后的刘邦，经常“摸鱼”，去田里帮着媳妇干农活。

可这样的快乐日子没有持续多久，时间来到公元210年，刘邦为县里押送一批百姓去骊山修陵，路途中大部分人都逃走了。

可见这位亭长对看管队伍这项工作，真的不是十分上心。

秦朝律法残酷，劳役少了这么多，即使把剩下的押到骊山，自己也难逃一死。

于是刘邦干脆破罐子破摔，等一队人走到丰县西的涸泽地带就停了下来，一醉解千愁。

后来更是直接把剩下的所有徭役都放了。

自己也跑到芒砀山（今商丘）中躲了起来。

并最终扛起了起义的大旗，推翻了秦朝。

不搞个好制度让我好好“摸鱼”，那我重建一个制度总行了吧。

待汉朝建立后，刘邦明确立法“吏五日得一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每五日休假一天，这一天称为“休沐日”。

除此之外，每逢冬至夏至、初一十五等重要节气，均有不同长度的休假。

官员可以回家探望父母亲友、宴请宾客，外出游览山川美景，或是处理个人私事。

从此，汉朝的公务员不仅有了固定的假期，为了贯彻落实休假制度 ,有的领导甚至会亲自下基层监督属下的休假情况。

《汉书薛宣传》中记载，西汉有一位主管治安捕盗的基层工作者，名叫张扶，总是在休息日上班。

一方面因为责任心够强，一方面因为工作确实多。

他的上级御史中丞（监察长）薛宣知道了，就跑来对他一顿教育。

到了规定的休息日，官吏们就应该依照法令应当休假。

家中亲人也期盼着你们能给予他们一些私人的关怀，你不应该辜负亲人的期待，快回家与他们团聚，摆设酒宴，邀请邻里，欢笑娱乐，这样做才符合人性！

张扶听后感到言之有理，飞奔回家休假。

汉朝对公务员人性化管理，对百姓减轻徭役赋税，使得劳动矛盾比秦朝减轻不少，整个社会也和谐稳定的存在了400多年。

这一切都得归功于爱“摸鱼“的刘邦，以身入局，为大家谋到了真福利。

当然，说了这么多，十点君最后还是要强调：

工作本身，要高质高量地做好。

要有契约精神。

但如果实在抑制不住地想要摸鱼，不妨先想想摸鱼背后深层的心理诉求：

你是不是对这份工作厌倦了。

如果是的话，能换一个吗？

能的话，尽快换，别浪费自己的热情和时间；

不能的话，不妨自洽一点，在工作完成的前提下，多做些自己喜欢的事情。

工作永远只是生活的一部分。

别把自己始终放在高压的环境下，那样不仅成不了钻石，还容易碎一地。

适当摸鱼，怡情怡身。

你有什么上班“摸鱼“的心得吗？欢迎来留言区聊一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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