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傅斯年去世74周年，特发一篇文章纪念！
01
“黄河流域第一才子”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聊城是个有趣的地方，出才子，也出豪杰。孙膑、鲁仲连都出生于此，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是聊城人，当然也包括傅斯年，而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渐也甚是了得，大清帝国的开国状元，官至兵部尚书。
山东自古出豪杰，聊城正是其一，当年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景阳冈即属聊城，程咬金的后人也定居于此，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就是聊城人。
傅斯年两者兼而有之，既是才华横溢的“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也带着一股梁山好汉的霸气、豪气甚至是蛮横之气。美中不足的是，这位大才子却偏偏长得肥头大耳，不然会是多少妙龄少女的心中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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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砸老师饭碗
胡适说，在北大，学生的学问是可以超过老师的，这里的学生指的就是傅斯年。
1913年，傅斯年入北大预科学习，三年后正式进入北大中文系。傅斯年学问了得，那是有口皆碑的，连黄侃这样恃才傲物的奇才也想把自己的章学衣钵传给他。
可傅斯年这人偏偏不知收敛，不但锋芒毕露，还要挑战权威，找老师的麻烦。要是老师讲错了，他便当面指出，还引经据典，说某某人在某某书上是这样讲的，搞得老师甚是难堪，却又无可辩驳。
聂湘溪曾回忆说：“当时有些教授就怕上他的课。”胡适就差点丢了饭碗。
1917年夏，胡适受蔡元培的邀请来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别人都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一个学期，还在商朝打转。胡适要立威，干脆就从周宣王讲起。问题是，北大的学生不好糊弄，对这位喝洋墨水的“海龟”甚是不服，想把他轰下台，却又找不着破绽。
有同学想到了傅斯年，怂恿他去听课，帮忙找点问题出来。傅斯年是好事之徒，一听就来劲了，跟着室友便去了。听完之后，傅斯年摇了摇头，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书读得是不多，还好路子没错，这话也算是绝了。同学们只好放过胡适，乖乖去上课，寻找下一个要弹劾的教授。多年以后，胡适才知道，自己能在北大站稳脚跟，傅斯年功不可没。
胡适的饭碗是保住了，朱蓬仙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朱蓬仙是章太炎的弟子，在北大教《文心雕龙》，教得不好，出了不少低级错误，学生要揭发，就要找证据。
有同学谎称复习，把朱大秀才的讲义借了出来，然后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元培，炮轰朱蓬仙。
蔡元培一看，先是一惊，如此内行的批注，竟会出自学生之手？然后一疑，难道是某些教授借学生之手攻击其他教授？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
学生毕竟还是学生，没见过大场面，校长一召见便开始慌了，害怕蔡元培要考，又害怕让傅斯年一人担责，于是每人分担几条，预备好了才进去。
蔡元培果然要考，学生却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元培一声不响，学生也一声不响。不久，这门课便被重新调整了，也是一声不响。有学问，敢做事，年纪尚幼的傅斯年却已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崭露头角。
03
《新潮》迭起
自从听了胡适的课，傅斯年便跟着胡适走到同一条道上了，成了胡适麾下天字号猛将，不但读起了《新青年》，还时不时在上面发表文章，唱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歌。
以傅斯年的性格又怎甘心长期寄居在他人地盘之上，他也要办杂志，要有自己的阵地。于是便纠结了一群同伙，包括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虽是学生，却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办杂志要钱，傅斯年去找胡适，好先生胡适一听，钱是没有，但我对你们的行动举双手赞成，还愿意无偿担任顾问；陈独秀是不太乐意的，你这是来拆我《新青年》的台？
傅斯年斗胆去找蔡元培。蔡元培一听，扶了扶镜框，毫不犹豫地说：“你每月去北大的经费中领400块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知道了，说：“孟真啊，我从图书馆腾个房间出来，给你们当办公室用吧。”
就这样，一份叫《新潮》的杂志很快就火了起来，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这样写道：“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潮》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新青年》，陈独秀的担忧竟成了先见之明。
如果说《新青年》代表了老师一代的最高水准，那么《新潮》便是学生一代的突出代表了，而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正是这两代人共同推进的结果。
04
“富于斗劲的蟋蟀”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学潮—— “五四运动”，整个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充斥着风起云涌的高亢和嘈杂。
傅斯年正是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之一，与罗家伦、段锡朋并称 “五四三驾马车”。对于傅斯年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石舒波这样写道：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着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
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在北大院内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对于火烧赵家楼一事，傅斯年并不赞成，觉得过于激进。当大家正准备推选傅斯年做临时主席时，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冲了上来，往傅斯年的脸上就是一拳，连眼镜都被打飞。
傅斯年大怒，晃动高大的身躯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骑在胡霹雳的背上照准头部狠狠地抡了几拳，胡霹雳当场就被击晕。后来有人问傅斯年打架取胜的诀窍，傅斯年不无得意地认为靠的是自己肥胖的体积乘以速度，如此结合便能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
也就是这一拳，让傅斯年与“五四运动”彻底断绝了关系。当然，背后另有隐情，傅斯年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有序的游行来推动变革，而不是武力与暴动，而运动到后面已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和挥舞拳头面红耳赤的游行青年相比，傅斯年有着更为冷静的社会思考，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吐狂言之上。
1919年夏天，傅斯年毕业离校。
05
留学风波
毕业后的傅斯年决定出国留学，1919年秋天，他参加了山东省教育厅主持的官费留学考试，成绩不算太差，全省第二名。本以为出国留学板上钉钉，官方却以他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为由，拒绝录取。
他们对外的解释是这样的：要是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是法兰西共和国，一言不合，岂不率领一帮弟兄拿上粪叉子、镰刀斧头加锤子，将白金汉宫和巴黎圣母院掀个底朝天？
幸好一名叫陈雪南的科长看不过眼，挺身而出，据理力争： “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正是这席话，才最终保住了傅斯年的一份名额。
这年冬天，意气风发的傅斯年拖着他肥胖的身躯踏上了驶往欧洲的邮轮，开始了他为期六年的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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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
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对于权威，傅斯年从来就不曾畏惧，要是遇到同样狷介的鲁迅，那又会是怎样一种场面呢？
1926年，留学归国的傅斯年接受了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前往任教。不久，鲁迅也受聘于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系主任。此时的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天下，朱家骅、戴季陶都是党国要员，看不惯鲁迅那一套：“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
傅斯年与朱家骅是挚友，对于鲁迅并无好感，短兵相接正式开始。顾颉刚就成了一点就爆的导火索。
原来鲁迅和顾颉刚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过节，顾颉刚说鲁迅抄袭，鲁迅说他血口喷人，两人便怼上了，鲁迅还专门给顾颉刚起了个外号——红鼻。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教书，顾颉刚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抽了，也跑去厦大了。人家板凳都还没坐稳呢，他就跟着去了，鲁迅有些不爽：“你这是存心找茬儿？”
既然你来了，那我走还不行，于是鲁迅牵着他的学生许广平去了中山大学。傅斯年的“大炮”脾气犯了，既然你鲁迅来了，我要是把顾颉刚也拉来，你该如何？
傅斯年真这样做了，还把这个决定象征性地通知了一下鲁迅这个教务主任。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立马火了：“鼻来，我就走！”傅斯年不吃这套，索性将鲁迅晾在一边，而顾颉刚也真的来了。
鲁迅哪受得了这套，立马提出辞职。傅斯年一看，你用辞职来要挟，我难道不会？傅斯年也要辞职。刚来的顾颉刚看到如此凶险的局势，自觉不应趟这浑水，也要走人。
校方只好和稀泥，让学生选，学生说留谁那就留谁。结果学生觉得一个都不能少，三个都是大师，都要留。
鲁迅去意已决，最后悲愤离去。
性格温和的顾颉刚骨子里却倔得很，不愿任人驱使，受不了傅斯年的霸气强势，两人分道扬镳，不久后，顾颉刚也离开了中山大学。
傅斯年的“大炮”性格再次爆发，指责顾颉刚忘恩负义：“你若离开中大，我便到处毁你，使得你无处去。”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山大学也因人事矛盾而变得冷落稀疏。
此事虽不免刻薄，倒也符合傅斯年的为人和性格，哪怕是文坛巨鳄，也照样我行我素，只是文坛上又多了段恩怨是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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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7
北大“功狗”
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没吃到好果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第二天，教育部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劝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是对其能力、资历以及声望的最好肯定。傅斯年拒绝了，理由是，论资历、论名望，有胡适在前，我傅斯年尚有自知之明，只要老师一息尚存，这北大的第一把交椅就非他莫属。
此时，胡适尚在美国，朱家骅颇感难办。几经来回，傅斯年勉强答应就职代理校长，待胡适归来，便自动让贤。
代理校长期间，傅斯年做的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伪 “北大”教员问题，这其中包括他曾经的老师周作人。
1945年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是否与伪“北大”教员来往，陈雪屏说仅有一些礼节性的来往。傅斯年大怒：“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1945年11月28日，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再次发表声明：“北大将来复校时，绝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职员！”
作为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周作人，此时颇为紧张，犹豫再三最终致函傅斯年，为其抗日时期变节一事“辨伪”，请求特殊处理，并指责傅斯年的作为过于苛刻，信中写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傅斯年大为光火，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却绝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的，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12月8日，傅斯年将重庆对记者的长篇谈话公之于众，在问到如何惩办周作人、钱稻孙之类汉奸时，傅斯年答道：“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责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这个话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在民族大义面前，傅斯年的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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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
在学界，傅斯年混得是风生水起；在政界，也同样是游刃有余。1946年初，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知道傅斯年的臭脾气，对蒋说：“他怕不干吧。”
蒋介石不相信，请他做官他难道还有不乐意的？你们去劝劝他吧。然后说客就去劝，傅斯年死活不答应。蒋介石没辙，只好找胡适干，胡适有点动心，傅斯年就写信给胡适，劝他不要去：一入政府，就没了说话的自由，也失去了说话的分量。并说道：“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不是自降身份吗？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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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傅斯年这样不给面子，也不妨碍蒋介石把他奉为“座上宾”，还时不时地请他去总统府吃个便饭，商议国家大事。有一次，在机场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其他人站在旁边，傅斯年却坐在蒋介石的旁边。不但坐着，还跷着二郎腿，捏着大烟头，一边抽，一边对着蒋介石指手画脚。连李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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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其一生，傅斯年都秉持着“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则，参政，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责任，尤其在民族危难关头；不从政，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那才是文化自信的年代，在强权面前，他们始终坚守着一份文 化人的自信和尊严，不为所动，终不低头。
09
赶走两任行政院长
傅斯年的厉害之处，还不在这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赶走两任行政院长的事了。
1937年傅斯年就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真正发挥起知识分子 “参政而从政”的作用来，对于孔、宋家族贪污腐败的现象，傅斯年深恶痛绝。这一年，傅斯年两次致函蒋介石，揭发行政院长孔祥熙腐败、贪污的问题，并从才能、威望、用人、外交、礼教五个方面历数孔祥熙德不配位，蒋介石却不为所动。
1941年，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和女儿孔令俊竟用营救在香港的社会名流和学者的专用运输机运输自家的家私和洋狗，致使陈寅恪、何香凝等名流滞留香港，此举激起社会义愤，傅斯年更是忍无可忍。
要想扳倒孔祥熙，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傅斯年开始着手收集。功夫不负有心人，傅斯年终于找到孔祥熙等人参与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案的证据。
据程沧波回忆：“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物。”
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再次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并指着孔祥熙的鼻子说道：“我们法院见！”
就这样，孔祥熙被赶下了台，由宋子文接任。然而，宋子文依旧是劣迹斑斑，“傅大炮”又将炮火对准了宋子文。
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公开撰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文中写道：“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这之后，傅斯年再开两炮，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连轰宋子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像当年的孔祥熙一样，卷铺盖走人。
作为一位有骨气、有气节又不怕死的知识分子，傅斯年用行动践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尊严。
10
小钢炮气死傅大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此时，国民党的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
1950年12月20日下午2时，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回答关于教育行政方面的质询。下午5点40分，以好勇斗狠著称的郭国基突然蹦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一些问题。
傅斯年极其恼火，却不得不再次登台讲话：“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大约6时10分，傅斯年走下讲台，陈雪屏见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赶紧上前搀扶，傅斯年说了句：“不好！”便晕倒在陈雪屏怀中。
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等人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为脑出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
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双眼，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终于苏醒。医师赶忙过来，按了下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双眼。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的学者、名流陆续涌来，殡仪馆几乎无立足之地。
记者于衡回忆道：“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蒋介石亲自为其撰写挽幛：“国失师表。”
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傅斯年功不可没，而他所秉持的知识分子之人格，亦值得所有国人肃然铭记。
或许于右任的挽联是对其一生功绩最好的总结：“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本文摘自《用孤独和世界对谈》
作者| 国馆
今天是傅斯年去世74周年，特发一篇文章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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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流域第一才子”
傅斯年，字孟真，1896年出生于山东聊城。聊城是个有趣的地方，出才子，也出豪杰。孙膑、鲁仲连都出生于此，国学大师季羡林也是聊城人，当然也包括傅斯年，而傅斯年的祖上傅以渐也甚是了得，大清帝国的开国状元，官至兵部尚书。
山东自古出豪杰，聊城正是其一，当年武松赤手空拳打死猛虎的景阳冈即属聊城，程咬金的后人也定居于此，著名抗日将领张自忠就是聊城人。
傅斯年两者兼而有之，既是才华横溢的“黄河流域第一才子”，也带着一股梁山好汉的霸气、豪气甚至是蛮横之气。美中不足的是，这位大才子却偏偏长得肥头大耳，不然会是多少妙龄少女的心中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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砸老师饭碗
胡适说，在北大，学生的学问是可以超过老师的，这里的学生指的就是傅斯年。
1913年，傅斯年入北大预科学习，三年后正式进入北大中文系。傅斯年学问了得，那是有口皆碑的，连黄侃这样恃才傲物的奇才也想把自己的章学衣钵传给他。
可傅斯年这人偏偏不知收敛，不但锋芒毕露，还要挑战权威，找老师的麻烦。要是老师讲错了，他便当面指出，还引经据典，说某某人在某某书上是这样讲的，搞得老师甚是难堪，却又无可辩驳。
聂湘溪曾回忆说：“当时有些教授就怕上他的课。”胡适就差点丢了饭碗。
1917年夏，胡适受蔡元培的邀请来北大讲中国哲学史，别人都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一个学期，还在商朝打转。胡适要立威，干脆就从周宣王讲起。问题是，北大的学生不好糊弄，对这位喝洋墨水的“海龟”甚是不服，想把他轰下台，却又找不着破绽。
有同学想到了傅斯年，怂恿他去听课，帮忙找点问题出来。傅斯年是好事之徒，一听就来劲了，跟着室友便去了。听完之后，傅斯年摇了摇头，说：“这个人虽然读书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
书读得是不多，还好路子没错，这话也算是绝了。同学们只好放过胡适，乖乖去上课，寻找下一个要弹劾的教授。多年以后，胡适才知道，自己能在北大站稳脚跟，傅斯年功不可没。
胡适的饭碗是保住了，朱蓬仙就没有这么好的运气了。朱蓬仙是章太炎的弟子，在北大教《文心雕龙》，教得不好，出了不少低级错误，学生要揭发，就要找证据。
有同学谎称复习，把朱大秀才的讲义借了出来，然后交给傅斯年。傅斯年一夜看完，摘出三十几条错误，由全班签名上书蔡元培，炮轰朱蓬仙。
蔡元培一看，先是一惊，如此内行的批注，竟会出自学生之手？然后一疑，难道是某些教授借学生之手攻击其他教授？于是突然召见签名的全班学生。
学生毕竟还是学生，没见过大场面，校长一召见便开始慌了，害怕蔡元培要考，又害怕让傅斯年一人担责，于是每人分担几条，预备好了才进去。
蔡元培果然要考，学生却回答得头头是道。考完之后，蔡元培一声不响，学生也一声不响。不久，这门课便被重新调整了，也是一声不响。有学问，敢做事，年纪尚幼的傅斯年却已在人才济济的北大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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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潮》迭起
自从听了胡适的课，傅斯年便跟着胡适走到同一条道上了，成了胡适麾下天字号猛将，不但读起了《新青年》，还时不时在上面发表文章，唱起了新文化运动的高歌。
以傅斯年的性格又怎甘心长期寄居在他人地盘之上，他也要办杂志，要有自己的阵地。于是便纠结了一群同伙，包括毛子水、罗家伦、顾颉刚、俞平伯等，虽是学生，却都是一等一的高手。
办杂志要钱，傅斯年去找胡适，好先生胡适一听，钱是没有，但我对你们的行动举双手赞成，还愿意无偿担任顾问；陈独秀是不太乐意的，你这是来拆我《新青年》的台？
傅斯年斗胆去找蔡元培。蔡元培一听，扶了扶镜框，毫不犹豫地说：“你每月去北大的经费中领400块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知道了，说：“孟真啊，我从图书馆腾个房间出来，给你们当办公室用吧。”
就这样，一份叫《新潮》的杂志很快就火了起来，在《新潮发刊旨趣书》中，傅斯年这样写道：“一则以吾校真精神喻于国人，二则为将来之真学者鼓动兴趣。”很长一段时间里，《新潮》的风头甚至盖过了《新青年》，陈独秀的担忧竟成了先见之明。
如果说《新青年》代表了老师一代的最高水准，那么《新潮》便是学生一代的突出代表了，而中国近代的启蒙运动正是这两代人共同推进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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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于斗劲的蟋蟀”
1919年5月4日，中国爆发了近代历史上最著名的学潮—— “五四运动”，整个北京的街头巷尾，都充斥着风起云涌的高亢和嘈杂。
傅斯年正是这场运动的总指挥之一，与罗家伦、段锡朋并称 “五四三驾马车”。对于傅斯年在这场运动中的作用，石舒波这样写道：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中，有一位威武的山东大汉高举着大旗走在大家的最前面，他不时地带领大家一起振臂高呼，又偶尔暂缓脚步，与身边的几位同学低声交谈——他，就是这次游行队伍的总指挥、北京大学国学门学生、素有“大炮”雅号的傅斯年。
在火烧赵家楼、痛打卖国者之后，游行的学生在北大院内开会，商讨下一步行动计划。对于火烧赵家楼一事，傅斯年并不赞成，觉得过于激进。当大家正准备推选傅斯年做临时主席时，一名叫胡霹雳的陕西人冲了上来，往傅斯年的脸上就是一拳，连眼镜都被打飞。
傅斯年大怒，晃动高大的身躯一脚便把胡霹雳踢于台下，接着又跃下台阶，骑在胡霹雳的背上照准头部狠狠地抡了几拳，胡霹雳当场就被击晕。后来有人问傅斯年打架取胜的诀窍，傅斯年不无得意地认为靠的是自己肥胖的体积乘以速度，如此结合便能爆发出一股所向无敌的力量。
也就是这一拳，让傅斯年与“五四运动”彻底断绝了关系。当然，背后另有隐情，傅斯年最初的设想是通过有序的游行来推动变革，而不是武力与暴动，而运动到后面已是另外一番模样了。
和挥舞拳头面红耳赤的游行青年相比，傅斯年有着更为冷静的社会思考，而不仅仅停留在口吐狂言之上。
1919年夏天，傅斯年毕业离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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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学风波
毕业后的傅斯年决定出国留学，1919年秋天，他参加了山东省教育厅主持的官费留学考试，成绩不算太差，全省第二名。本以为出国留学板上钉钉，官方却以他是“凶恶多端的学生示威活动的头头”“打砸抢烧的危险激进分子”为由，拒绝录取。
他们对外的解释是这样的：要是傅斯年到了大英帝国或是法兰西共和国，一言不合，岂不率领一帮弟兄拿上粪叉子、镰刀斧头加锤子，将白金汉宫和巴黎圣母院掀个底朝天？
幸好一名叫陈雪南的科长看不过眼，挺身而出，据理力争： “成绩这么优越的学生，不让他留学，还办什么教育！”正是这席话，才最终保住了傅斯年的一份名额。
这年冬天，意气风发的傅斯年拖着他肥胖的身躯踏上了驶往欧洲的邮轮，开始了他为期六年的留学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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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鲁迅的恩恩怨怨
对于权威，傅斯年从来就不曾畏惧，要是遇到同样狷介的鲁迅，那又会是怎样一种场面呢？
1926年，留学归国的傅斯年接受了中山大学校长朱家骅的邀请，前往任教。不久，鲁迅也受聘于中山大学，任教务主任兼中文系系主任。此时的中山大学是国民党的天下，朱家骅、戴季陶都是党国要员，看不惯鲁迅那一套：“这里是党校，凡在这里做事的人，都应服从党国的决定……”
傅斯年与朱家骅是挚友，对于鲁迅并无好感，短兵相接正式开始。顾颉刚就成了一点就爆的导火索。
原来鲁迅和顾颉刚还在北京的时候就有过节，顾颉刚说鲁迅抄袭，鲁迅说他血口喷人，两人便怼上了，鲁迅还专门给顾颉刚起了个外号——红鼻。后来鲁迅离开北京去厦门大学教书，顾颉刚也不知道是哪根筋抽了，也跑去厦大了。人家板凳都还没坐稳呢，他就跟着去了，鲁迅有些不爽：“你这是存心找茬儿？”
既然你来了，那我走还不行，于是鲁迅牵着他的学生许广平去了中山大学。傅斯年的“大炮”脾气犯了，既然你鲁迅来了，我要是把顾颉刚也拉来，你该如何？
傅斯年真这样做了，还把这个决定象征性地通知了一下鲁迅这个教务主任。鲁迅一听顾颉刚要来，立马火了：“鼻来，我就走！”傅斯年不吃这套，索性将鲁迅晾在一边，而顾颉刚也真的来了。
鲁迅哪受得了这套，立马提出辞职。傅斯年一看，你用辞职来要挟，我难道不会？傅斯年也要辞职。刚来的顾颉刚看到如此凶险的局势，自觉不应趟这浑水，也要走人。
校方只好和稀泥，让学生选，学生说留谁那就留谁。结果学生觉得一个都不能少，三个都是大师，都要留。
鲁迅去意已决，最后悲愤离去。
性格温和的顾颉刚骨子里却倔得很，不愿任人驱使，受不了傅斯年的霸气强势，两人分道扬镳，不久后，顾颉刚也离开了中山大学。
傅斯年的“大炮”性格再次爆发，指责顾颉刚忘恩负义：“你若离开中大，我便到处毁你，使得你无处去。”曾经风光一时的中山大学也因人事矛盾而变得冷落稀疏。
此事虽不免刻薄，倒也符合傅斯年的为人和性格，哪怕是文坛巨鳄，也照样我行我素，只是文坛上又多了段恩怨是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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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功狗”
而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也没吃到好果子。
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投降。第二天，教育部长朱家骅找傅斯年谈话，劝其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是对其能力、资历以及声望的最好肯定。傅斯年拒绝了，理由是，论资历、论名望，有胡适在前，我傅斯年尚有自知之明，只要老师一息尚存，这北大的第一把交椅就非他莫属。
此时，胡适尚在美国，朱家骅颇感难办。几经来回，傅斯年勉强答应就职代理校长，待胡适归来，便自动让贤。
代理校长期间，傅斯年做的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就是清理伪 “北大”教员问题，这其中包括他曾经的老师周作人。
1945年10月底，傅斯年由重庆飞往北平，陈雪屏等人到机场迎接。傅斯年走下来的第一句话就是问陈雪屏是否与伪“北大”教员来往，陈雪屏说仅有一些礼节性的来往。傅斯年大怒：“汉贼不两立，连握手都不应该！”
1945年11月28日，傅斯年在《大公报》上再次发表声明：“北大将来复校时，绝不延聘任何伪‘北大’之职员！”
作为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的周作人，此时颇为紧张，犹豫再三最终致函傅斯年，为其抗日时期变节一事“辨伪”，请求特殊处理，并指责傅斯年的作为过于苛刻，信中写道：“你今日以我为伪，安知今后不有人以你为伪！”
傅斯年大为光火，痛斥道：“今后即使真有以我为伪的……却绝不会说我做汉奸；而你周作人之为大汉奸，却是已经刻在耻辱柱上的，永世无法改变了。”
1945年12月6日，周作人因汉奸罪被捕入狱。
12月8日，傅斯年将重庆对记者的长篇谈话公之于众，在问到如何惩办周作人、钱稻孙之类汉奸时，傅斯年答道：“我不管办汉奸的事，我的职责是叫我想尽一切办法让北大保持一个干干净净的身子！正是非，辨忠奸！”“这个话打死我也是要说的。”
在民族大义面前，傅斯年的眼里容不下半粒沙子。
08
敢在蒋介石面前跷二郎腿
在学界，傅斯年混得是风生水起；在政界，也同样是游刃有余。1946年初，蒋介石与陈布雷商量，要在北方人士中补充一个国府委员。蒋介石提议说：“找傅孟真最相宜。”陈布雷知道傅斯年的臭脾气，对蒋说：“他怕不干吧。”
蒋介石不相信，请他做官他难道还有不乐意的？你们去劝劝他吧。然后说客就去劝，傅斯年死活不答应。蒋介石没辙，只好找胡适干，胡适有点动心，傅斯年就写信给胡适，劝他不要去：一入政府，就没了说话的自由，也失去了说话的分量。并说道：“借重先生，全为大粪堆上插一朵花。”这不是自降身份吗？正是这句话，打消了胡适的念头。
即便傅斯年这样不给面子，也不妨碍蒋介石把他奉为“座上宾”，还时不时地请他去总统府吃个便饭，商议国家大事。有一次，在机场的会客厅里，蒋介石坐在沙发上，其他人站在旁边，傅斯年却坐在蒋介石的旁边。不但坐着，还跷着二郎腿，捏着大烟头，一边抽，一边对着蒋介石指手画脚。连李敖都佩服得五体投地，称之为“真正的夹缝里面的自由主义者”。
终其一生，傅斯年都秉持着“参政而不从政”的原则，参政，是作为一个文化人的责任，尤其在民族危难关头；不从政，则是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独立和尊严。
那才是文化自信的年代，在强权面前，他们始终坚守着一份文 化人的自信和尊严，不为所动，终不低头。
09
赶走两任行政院长
傅斯年的厉害之处，还不在这里，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莫过于他赶走两任行政院长的事了。
1937年傅斯年就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真正发挥起知识分子 “参政而从政”的作用来，对于孔、宋家族贪污腐败的现象，傅斯年深恶痛绝。这一年，傅斯年两次致函蒋介石，揭发行政院长孔祥熙腐败、贪污的问题，并从才能、威望、用人、外交、礼教五个方面历数孔祥熙德不配位，蒋介石却不为所动。
1941年，孔祥熙的妻子宋霭龄和女儿孔令俊竟用营救在香港的社会名流和学者的专用运输机运输自家的家私和洋狗，致使陈寅恪、何香凝等名流滞留香港，此举激起社会义愤，傅斯年更是忍无可忍。
要想扳倒孔祥熙，就必须有足够的证据，傅斯年开始着手收集。功夫不负有心人，傅斯年终于找到孔祥熙等人参与中央银行国库局舞弊案的证据。
据程沧波回忆：“在重庆时期，有一次在参政会前，我好几次到聚兴村他住的房内，看他拿着一个小箱子，藏在枕头下面，寸步不离。我问他里面是什么宝贝，他很紧张地说，这是他预备检举某大员的证物。”
1943年的国民参政会上，傅斯年再次对孔祥熙提出了质询，并指着孔祥熙的鼻子说道：“我们法院见！”
就这样，孔祥熙被赶下了台，由宋子文接任。然而，宋子文依旧是劣迹斑斑，“傅大炮”又将炮火对准了宋子文。
1947年，傅斯年在《世纪评论》上公开撰文《这个样子的宋子文非走不可》。文中写道：“用这样的行政院长，前有孔祥熙，后有宋子文，真是不可救药。”“我真愤慨极了，一如当年我在参政会要与孔祥熙在法院见面一样，国家吃不消他了，人民吃不消他了，他真该走了，不走一切就垮了！”
此文一出，舆论一片哗然，“各地报章纷纷转载，举国注目”。这之后，傅斯年再开两炮，接连写了两篇文章，连轰宋子文。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宋子文像当年的孔祥熙一样，卷铺盖走人。
作为一位有骨气、有气节又不怕死的知识分子，傅斯年用行动践行了一个知识分子应有的责任和尊严。
10
小钢炮气死傅大
1949年1月20日，傅斯年就任台湾大学校长。此时，国民党的覆灭不过是时间问题。
1950年12月20日下午2时，作为台大校长的傅斯年列席台湾“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回答关于教育行政方面的质询。下午5点40分，以好勇斗狠著称的郭国基突然蹦起来质询有关台大的一些问题。
傅斯年极其恼火，却不得不再次登台讲话：“我们办学，应该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不让他们有求学的安定环境，而只要求他们用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大约6时10分，傅斯年走下讲台，陈雪屏见其脸色苍白，步履踉跄，赶紧上前搀扶，傅斯年说了句：“不好！”便晕倒在陈雪屏怀中。
6时30分，台大附属医院院长魏火曜等人赶到现场，经诊断傅斯年为脑出血，当即采取急救措施。
11时23分，仰躺着的傅斯年突然睁开了双眼，床前众人惊喜交加，以为终于苏醒。医师赶忙过来，按了下脉，抬手合上了傅斯年的双眼。
12月22日，傅斯年遗体大殓。自早晨7时起，前来吊唁的学者、名流陆续涌来，殡仪馆几乎无立足之地。
记者于衡回忆道：“傅斯年先生逝世，是我采访二十五年中，所见到的最真诚、最感人的一幕。”蒋介石亲自为其撰写挽幛：“国失师表。”
对近代学术体制的推动与建设，傅斯年功不可没，而他所秉持的知识分子之人格，亦值得所有国人肃然铭记。
或许于右任的挽联是对其一生功绩最好的总结：“是子路，是颜回，是天下强者；为自由，为正义，为时代青年。”
本文摘自《用孤独和世界对谈》
作者| 国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