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豸清廉说】清正廉洁，为政为民

徐特立，187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新中国建立后，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徐特立始终把自己当作一名普通公民，从不因为年纪大、地位高、贡献大而居功自傲，搞特殊。

1957年1月，徐老去长沙出席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期间，有关领导建议说：“您老都80高龄了。为了您的健康，小组会您就不用参加了。”徐老却说：“我这次回来，正是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好机会。我虽然年纪大了，但仍能听、能记、能思考，回京以后还要整理材料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不参加会议怎能行？”就这样，每次小组会议他都提前10分钟到，认真听，认真记。那时正值隆冬，长沙的天气又阴冷，徐老患了感冒。同志们都劝他休息，但他仍坚持天天到会。

1949年进城后，组织上为徐特立配备了专车，可他却很少乘坐，经常是步行外出，有时还乘坐公共汽车。为这事，警卫员对他意见很大。徐老知道后，对警卫员说：“你知道小车进一次城要用多少汽油，要花多少钱吗？……我们国家刚解放不久，自己还不能生产汽油，要靠从外国进口。我们进次城，来回的汽油钱，就等于你家一个月的人均收入。现在群众生活还很困难，我们怎能随便增加国家开支，加重人民的负担呢？要是我们干部的生活水平与群众的生活水平相差太大，群众是会有意见的！”徐老又接着说，“少坐车，多走路，至少有三大好处：既可以锻炼身体，又能为国家节约开支，同时又密切了同群众的关系。”警卫员听了徐老这一番话，想想自己也是名共产党员，心中豁然开朗了。

1968年11月，徐老在弥留之际，把自己多年的积蓄交给了组织。他对孩子们说：“你们应该继承的不是我的财产，而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精神。”

谢觉哉同志是著名的“延安五老”之一，被人们尊称为谢老。新中国成立后，曾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等职。虽身居高位，但谢老从不以元老自居，而是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及亲属，带头树立良好家风。

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始终将自己视作人民公仆、普通共产党员，从没有什么特殊要求，对子女和亲属更是严格约束。他经常告诫儿女们：“我是共产党人，你们是共产党人的子女，不许有特权思想。”

不许子女特殊化，是谢觉哉家风的特色之一。早在延安时期，有一次他的孩子到机关食堂玩耍，正遇到开饭时间，管理员想留孩子吃“小灶”，谢觉哉坚决反对，马上要求孩子回家，并嘱咐他们以后少去“小灶”食堂。担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期间，因工作需要，公家配给谢老一辆小车。有一次，偶然发现儿女用了车后，谢觉哉非常生气，“国家给我的汽车是工作时才使用的，你们没有权利叫司机开我的车外出”。随后，谢觉哉叫家人付了车费，还在一次党组织生活会上，就孩子动用汽车的事作了自我批评。

谢觉哉参加革命前在湖南老家育有4男3女。新中国成立后，湖南老家的儿女们纷纷希望在京“做大官”的父亲给予“照顾”，走出农村到北京工作。谢老写信劝他们不要来，他说：“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焦官’（湖南方言，指不挣钱的官）。是的，‘官’而不‘焦’，天下大乱；‘官’而‘焦’了，转乱为安。”他还作诗一首：“你们说我做大官，我官好比周老官；起得早来眠得晚，能多做事即心安。”将自己比作家乡村子里一辈子在地主家做长工的周老官，这显示出谢老的人民公仆本色。后来，有的儿子不听劝阻来京要求安排工作，谢觉哉依旧铁面无私，他说：“全国刚刚解放，下头更需要人，你有文化，还是回家乡工作好。”面对妹夫提出介绍工作的要求，他则回应道：“你要我安排你的工作，除非我回去当老百姓，你来当部长。”

1949年后，谢觉哉曾三次回到湖南，有两次到南馥冲老家。在老家，谢老对子女和家乡干部们的浮夸接待、农村山林环境的破坏、老百姓生活困顿的情况很有意见，他批评教育道：“修车路，不是对我的尊敬，而是对我的不尊敬，人民看了，要说我谢胡子是个官，是个架子很大的官，这是浮夸风的反映。”并坦言：“我两次回乡，都不很称意。我还想回乡一次，不过有三个条件：第一不要派人包围我，要让我行动自由；第二农村要容易买到猪肉；第三要看到到处是幼林。”言语中体现出老一辈革命家清廉正派的风骨。

谢觉哉生活非常节俭，常常是一件衣服、一双鞋子一穿就是十几年，每当家人要给他买新衣、做好吃的时，他总是说：“我们的吃穿已经很好了，再好就要过分。”谢老不仅自己生活节俭，还经常教导子女保持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20世纪60年代，谢老家中人多，孩子们吵吵嚷嚷地喊着要换房子。为此，谢老给儿女们写了一封家信。信中写道：“有一个观点必须更正：这个房子是很好的，不要因有点点子毛病，就叫嚷起来。”他以“有的人一家子住在一间房里，农村的老百姓有的一年吃不到油，北京市的居民也只能分到4两油，鸡蛋、肉也很难买到”等例子告诫子女“要看过去，看别人，要工作在先，享受在后，当广大人民还十分困难的时候，我们过着这样的生活，应该感到不安，而绝不应该感到不足”。

罗瑞卿同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在廉洁自律方面，罗瑞卿堪称楷模，他的秘书罗家祯回忆：

罗瑞卿同志1949年6月从军队到公安部任职，1950年住宅迁至南池子缎库后巷甲1。这是一个独门小院，罗家住楼房七间，另三间为办公、会客、餐厅。院内的附属房为秘书和公勤人员居住，他家人口多，一个孩子已工作，独立生活，七个孩子上学，一个烈士子女(邓发之女)也在上学，五个亲属，加上他们两口子，最多时有16口人。1953年实行工薪制，他是行政四级，月薪400元。他又是公安军司令员，大军区级，本可拿军队较高薪金，但他以主要工作在公安部为由，坚持拿地方工资。他的夫人郝治平行政十二级，月薪200元，全家每月生活开支及学费、服装和日杂开支，所剩无几。他常穿有补丁的内衣，孩子们的衣服多是大的穿过小的穿。他从未接受过组织上的特殊照顾，也从未接收过部属的馈赠。他为人热情，常自费请熟识的同事到饭店吃饭。他有一个妹妹在四川老家，偶尔也给些经济支援，但对她提出安排子女工作的要求，坚决拒绝。他到外地考察工作时，关照秘书要付饭费、按标准吃，莫要特殊化。可以说，他家的生活是一般常人的生活水平。

人的眼睛里容不了一粒灰尘，罗瑞卿胸中容不下一点腐败。他嫉腐如仇，毫不手软。1952年“三反”运动，公安部揭发出行政处长宋德贵有严重贪污浪费行为。经过专案审查，证据确凿，经法庭审理，判处死刑。正当大会公审前夕，我接到一个电话，反映宋德贵在红军东征时作战有功，负过伤，意思是在审判中是否注意到这个情节。我不敢怠慢，立即向他反映。他听我说完后，脸色变得十分严厉。立即召集公安部党组同志开会，说枪决宋德贵，是党组集体讨论决定，并经法院审判定案的。现在有人动摇，说宋德贵东征有功，负过伤，他的功再大，比得过刘青山和张子善吗?党组同志同意罗瑞卿的意见，决心已下，不应动摇。我当时虽颇为难堪，但对罗瑞卿嫉“腐”如仇的精神有了深刻的印象。

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部长时，是执法的领导同志，也是守法的普通公民。有一次，他和两位随行同志去火车站接客人，因为时间晚了，随行同志来不及买站台票，便领着罗瑞卿直接到了检票口，对检票员说了句我们是公安部的，来接客人，便进了站。在回来的路上，罗瑞卿想起了进站的情景，忽然问道：“进站买站台票了吗？”随行同志摇了摇头。等把客人送到住处之后，罗瑞卿立即对那位随行同志说：“现在你马上到车站去补交三张站台票钱，公安人员应当做守法的模范，不能有特权思想，要知道中国古人有一句话叫不以恶小而为之，不以善小而不为，要防微杜渐嘛。”

有一次苏联顾问伊凡诺夫由莫斯科经乌鲁木齐到北京，在乌鲁木齐拉了一些哈密瓜，请人送一些给罗瑞卿。罗瑞卿立即吩咐转送给病号。有时，南方一些省市送来一些时鲜果品，他总是一面让送礼的人今后不要再送，一面将东西送到医院去。1957年冬，罗瑞卿去苏联访问，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送给他一台带有点唱机的落地式收音机，他回来后即送给部机关团委，供他们开展机关文化娱乐活动之用。在全国第九次公安会议期间，有些地方代表带来了苹果、葡萄等土特产，罗瑞卿在大会上宣布：“各地带来的东西，一律带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