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5期
内容提要
关于奥斯曼帝国为何做出参加一战的决策及其战败解体的历史影响的探讨，已持续逾百年。近年来，学术界尝试运用跨学科方法和不断更新的史料，从多元视角解读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的战略决策、影响帝国做出参战决策的国内外因素、帝国解体带来的影响以及战后土耳其共和国与欧洲关系等问题。相关论争的焦点在于，究竟是何种关键因素促使奥斯曼决策者深信，只有通过与德国结盟才最有可能保证帝国避免被沙俄肢解的厄运；如果奥斯曼帝国以谋求“中立”为底线，并且不懈地通过外交途径与协约国达成某种妥协，是否能够避免加入德奥阵营，进而挽救帝国解体的命运。本文结合学界最新的研究成果，运用克劳塞维茨的相关战略决策理论，对奥斯曼帝国决策者在战略判断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行实证主义分析，尝试为分析一战前奥斯曼帝国战略决策误判的原因提供新的视角。
关键词
奥斯曼帝国；一战；战略决策；克劳塞维茨
作者简介
正文
围绕有关奥斯曼帝国为何选择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影响其决策因素的研究和讨论已逾百年。由于历史原因，欧美学者在研究奥斯曼帝国方面依然占据着文献、语言和话语权优势，并业已形成相当的学术规模和相对完善的研究体系。基于对过去欧美学者完成的政策评估报告和部分较有见解的学术成果的梳理，本文将奥斯曼帝国加入一战的原因归纳为以下四种观点：第一，传统的欧洲历史学者或外交史学人，如莫沃特、汤因比、泰勒、斯米斯等认为，历史上，任何衰落的帝国必须面对来自政治经济、社会思想等领域的压力和挑战。然而，地缘政治带来的危机感构成了奥斯曼帝国最终倒向德国的主要原因，尤其是德国对沦为“近东病夫”的奥斯曼帝国提出的迫切需求予以了坚定支持。自19世纪末，奥斯曼帝国精英面对国内改革、边疆危机，尤其是来自近邻沙俄的威胁，在权衡利弊后最终选择加入强大的德奥阵营。第二，近代思潮的冲击迫使奥斯曼帝国向欧洲列强学习。19世纪末，奥斯曼精英深受泛伊斯兰主义、西方化的奥斯曼主义和土耳其主义（“突厥民族之家”）等思潮的冲击，于是开始宣称振兴奥斯曼帝国的唯一办法是通过学习欧洲经验来改革自身社会制度，其中关键是建立一支装备精良、训练有素的近代化军队，以及一套高效的行政制度和教育体系。显然，德国模式备受当时奥斯曼帝国激进派的青睐并成为其最终选择。第三，国内改革的方向与需求驱使奥斯曼帝国精英阶层决定倒向德国阵营的原因很多，其中包括帝国决策者深信当时俄法英三国已在密谋彻底肢解奥斯曼帝国，以此保证在未来对德国的战争中沙俄能够与英法站在一起。第四，一战前德国对奥斯曼帝国形成的深刻影响让奥斯曼精英阶层对德国军事力量的羡慕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除了其强大的军事能力和先进的工业体系外，德国确实被认为是当时“唯一”尊重奥斯曼帝国主权及其领土完整的欧洲列强。
近年来，中国学者在此领域也逐渐有所建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术成果是陈功和卢宇嘉合写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奥斯曼帝国：研究的回顾与展望》一文。文章详细回顾并归纳了学者对于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的原因、战争过程、战时政策、战后安排等内容，并对现阶段研究进展进行了评述，认为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奥斯曼帝国在一战中的研究相对较少。作者指出，此后随着档案的开放和学术兴趣的增加，研究取得了显著进展，出现了许多挑战传统认知的新作。土耳其学者也正在从依赖欧美学者成果及其学术视角，转变为努力拓展奥斯曼帝国自身文献和本土话语权的学术进步。该文还对奥斯曼帝国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研究进行了展望，并指出之后的研究需要更加重视战争准备、安纳托利亚地区以及经济相关的课题，同时探索如俄语和波斯语材料等新的历史资料。
自20世纪初至一战前夕，国际局势正在发生激变。守成国家与崛起国家之间的矛盾日趋紧张。显然，国家实力固然重要，但是其他因素同样不可缺失。美国国际战略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指出，任何国家决策者应该意识到，其战略政策的出台、执行和调整都离不开决策中心，尤其是核心人物对战略形势的审时与度势。这是因为，决策层如何进行战略评估和战略抉择以及进行战略动员，都将对国家的战略执行产生深刻且重要的影响，包括如何塑造国家的战略能力。以美国发动海湾战争为例，奈指出，尽管当时美国的能力不足，如人力（地面部队）、关注度（国内民众反对长期战争）以及联邦财政（公共开支）等，但美国政府最终巧妙地使用同盟、伙伴以及外交手段，得到了当时苏联领导人的默认。相比之下，回顾当年奥斯曼帝国决策者在决定关乎帝国命运，是否加入“欧洲战争”的问题时，并不具备中国文化所推崇的“审时度势造势”的战略思维、政治决断和准备进行长期战争的物资、思想和心理的准备。战略决策及其战争行为是一个由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复杂过程。最新公开的历史文献以及中外相关研究成果，为深入探究奥斯曼帝国决策层的意图、决心和领导力提供了可贵的便利。
本文认为，只有深入运用社会科学理论及其研究方法，历史地阐释奥斯曼帝国决策者当年身处现实环境中的心理活动，才能够帮助当今读者全面了解决策者的战略决策及后果。为此，本文将运用克劳塞维茨的战略理论对奥斯曼帝国决策者在战略判断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行实证主义分析，从而重新评价帝国加入一战决策的历史影响。
一、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决策理论
奥斯曼帝国决策者及其精英集团决定参战的缘由极其复杂，梳理促使其做出参战决定的影响因素尤为重要。现有的历史文献和学者解读通常侧重奥斯曼帝国为缓解国内改革以及边疆危机所带来的压力，而外部因素则是来自沙俄对其构成的地缘威胁。由此，奥斯曼帝国决策者们在反复权衡之后，最终决定加入德奥同盟，从而开启了关乎国运的决战。
历史上，确有国家面对国势衰微之际，期望通过对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安全诉求，并为此铤而走险，但结果却非如期所料。一战前夕，奥斯曼帝国决策层不仅设法通过外交渠道与欧洲列强进行纵横捭阖，同时积极加强自身的军事实力，似乎并不需要一定进行对外战争就可以保护帝国的安全。由此，传统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能够保持中立，没有参战的必要；因此，奥斯曼帝国最终决定加入德奥同盟，实属以恩维尔、帕夏等为代表的亲德派和主战派领导层的一意孤行。近年来有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认为奥斯曼帝国与德奥同盟联手的决定并非是孤注一掷。相反，正是由于来自沙俄的直接威胁，英法两国对奥斯曼政府的冷漠，同时本国精英开始对独立自主和现代化的追求，这些因素聚合一起让奥斯曼帝国决策者相信，与德奥合作是维护他们核心利益——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民族复兴的最佳途径。此外，有学者从国际法角度对奥斯曼帝国的决策进行解读，认为加入同盟并非意味着直接参战；相反，“同盟状态”可以使得帝国有更多的谈判筹码维持“中立状态”，从而拖延参战时间直至最有利的时刻。
众所周知，“没有历史根基的理论是空洞的，然而，没有理论阐释的历史同样是苍白的”。通过阐释德国历史与战略学家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在其名著《战争论》中提出的思辨方法与战略哲学，本文意在探究当年奥斯曼政治精英是如何做出影响帝国命运的战略决策的主要因素和考虑。之所以选择克劳塞维茨这位被誉为“对战争总体进行客观思考和研究的第一人”的理论去分析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决策，主要在于克劳塞维茨坚持认为：战争不是国家间的赌博，战争决策绝非仅指战场层面的战术与作战方式，而是战争包含的“社会、政治、军事、心理等诸多要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决策者应有实践经验形成的智慧与判断”。如保罗·肯尼迪所说，克劳塞维茨认为真正成熟的战略决策，应依靠由经验形成和优化的“克劳塞维茨…最尊重的两样无形的东西——智慧和判断力”，以及“战争和战略努力最强调的东西——智力和情感力的创造性运用”。
首先，“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或曰是以另一种手段实施的政治关系。归根结底，因为政治意图是目的，战争本身只是手段，故没有目的的手段是永远不难想象的”。其次，“战争的动机愈强烈，战争的动机对整个民族生存的影响愈大。与此同时，战争的目标与政治的目标就愈加一致。反之，如果战争的动机与政治所规定的路线日渐疏远，政治的目标与理想的战争目标之间的距离就愈大”。再次，在任何情况下，切忌把战争看作是孤立的事情，而应当看作是服务于政治目的的手段。只有这样，“决策者”才能把政治目的与战争目的有机而系统的联系在一起。对此，列宁写道：“由于战争的动机以及产生战争的情况各不相同，战争的目标和最终结果也不相同。”最后，战略包含的一切都非常简单，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都非常容易。虽然“从政治状况出发，一场战争要实现什么和它能够实现什么得以确定，规划路径就并非难事”，但“为了坚定地实行到底，为了贯彻计划，为了不被数以千计的牵制和干扰甩出轨道，就需要（战略决策者）性格的伟力，连同头脑的清澈和精神的坚毅”。
一战前夕，奥斯曼帝国内部充斥着分裂、腐败、柔弱和边疆危机，由此产生了深深的不安全感。尤其是一战爆发前夕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爆发的局部战争，让奥斯曼帝国相信它必须与欧洲两大军事同盟中的一方为伍，否则难免出现克劳塞维茨告诫的“战争目的与政治目标相脱节”的困境。历史上，帝国往往由于自身衰微的恐惧导致对其邻国实力的增长产生恐惧，由此希望通过结盟解除威胁。然而，战略决策不是凭空产生，而是基于对具体事物的判断。这种判断不仅要尊重实际环境，而且受到突发事件或纯粹的意识形态的困扰。只有对包括历史案例在内的错综复杂的乱象进行审慎的思考和分析基础，决策者才能最终做出明智和具体的方略。
综上分析，运用社会科学理论解释历史上的宏大决策必须做到“逻辑一致性和准确性的结合”。顾名思义，“战略决策”（strategic decision-making）通常指高层决策者为解决全局性、长远性和决定性的重大战略问题而谋划的决策。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审时度势造势”在决策者战略判断中的重要性，著名案例不胜枚举。随着世界各国相互交往日益密切和复杂，“战略”概念已广泛运用于其他领域，即指一切对全局性、关键性重大问题的长远谋划与指导。毋庸置疑，战略决策必须明确行将开始的战争要实现什么目标以及如何实现该目标的规划和路径。为此，克劳塞维茨写道：“战争是一个整体且由三要素组成，其一，须有激情而理性的民众支持；其二，指挥军队的统帅部须具有即时应对能力；其三，最高决策层的治理经验和判断能力。”换言之，相关决策层必须能够在极端复杂的情势（scenario）下制定可行的战略计划并准确把握全局、预测方向和评估行动风险。这要求战略决策者具有必要的政治睿智和判断能力。笔者在广泛查阅现有历史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运用克劳塞维茨的相关战略决策理论，对奥斯曼帝国决策者在战略判断过程中的心理活动进行实证主义分析。其中，文章将着重分析奥斯曼帝国对待与德国联盟后将面临的风险的考虑以及对改变战争进程的“意外因素”的判断。显然，奥斯曼国内精英没有认识到与德奥盟友的战略协调事关“国运之战”的输赢；同时也忽视了美国介入的可能性以及经济因素在现代化战争中的关键作用。这些问题恰恰是撰写此文的出发点。
二、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体系
1914年8月，奥斯曼帝国最终决定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了探究这一决定背后的根本原因，有必要追溯奥斯曼帝国与欧洲国家之间存在长达400多年的历史演变。
1453年，奥斯曼人挟雷霆万钧之势攻陷君士坦丁堡。随后，奥斯曼人通过持续的扩张和宗教输出，建立起一个覆盖欧亚北非三地的奥斯曼帝国。然而，此时哈布斯堡王朝等欧洲国家已经关注并控制了地中海经济利益及其势力范围，从而导致奥斯曼与欧洲国家形成了复杂的地缘博弈关系。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坚持文化宗教自成一体；另一方面，奥斯曼帝国分别与欧洲国家签订了一系列双边条约。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条约激励了奥斯曼帝国继续扩张领土并使其合法化。但与此同时，奥斯曼帝国对南欧地区构成了直接的地缘威胁，西欧国家开始在东欧诸国中寻求安全伙伴，最终促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国家体系。18世纪末，“奥斯曼不仅成为第一个被纳入欧洲国家体系的非基督教帝国，而且是最早接受欧洲外交机制与理念的非欧洲国家”。对此，荷兰外交官维克福特（Abraham De Wicquefort）写道：“驻在伊斯坦布尔的欧洲外交使团，正在悄悄地改变奥斯曼人对欧洲外交惯例及其常驻机制的看法和态度。”
然而，此时欧洲政治的演变以及工业革命催生的经济与科技进步，让因循守旧的奥斯曼帝国逐渐成为欧洲列强不得不关注的“东方问题”。历史上，变革时代往往充满着挑战与不确定性。奥斯曼帝国期待继续从欧洲列强那里得到应有的尊重与合作。面对现实中可能出现各种挑战与危机，任何帝国的改革者都需要持续的定力与奋争精神。可是，奥斯曼帝国决策者不具备这种特质及战略眼光。他们似乎没有洞察到自维也纳和会后，欧洲局势有利于帝国推行改革。面对奥斯曼陈腐的政治制度与社会精英表现出来的愚钝，欧洲列强进一步蔑视地称呼他们为“近东病夫”，并且坚持认为“未来控制博斯普鲁斯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奥斯曼帝国的命运，必须由欧洲大国通过集体协调决定”。由此可见，欧洲国家对奥斯曼帝国的担心已经不是由于其此前的强大而产生的威胁，而是因其不断衰落可能导致不堪设想的后果。1848年后，欧洲大国开始讨论“东方问题”，其核心是一旦奥斯曼帝国解体，欧洲列强如何本着“均势原则”处置覆盖欧亚北非大陆的帝国遗产，以及地区“均势”能否稳步恢复。
1854～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是欧洲外交史上维护“均势”的教科书式案例。战争结果表明，奥斯曼帝国在欧洲体系中的存在与地位必须有欧洲大国支撑。之后，欧洲列强不仅呼吁维护奥斯曼帝国的政治独立及领土完整，而且以维护“均势”为名，阻止沙俄单边控制两海峡与周边地区。这表明，一方面，奥斯曼帝国难以应对欧洲民族主义思潮引发的边疆危机；另一方面，随着双方在外交、贸易以及人员和思想上的交往，奥斯曼统治精英目睹了欧洲列强在全球扩张中确立起来的实力地位以及迅速膨胀的势力范围。相比之下，此时帝国内部的社会、民族矛盾正在威胁着奥斯曼统治的合法性。
1875年,奥斯曼帝国统辖的塞尔维亚地区爆发了斯拉夫民族起义，这场起义的主要目的是反抗外族统治以及抵制本地地主推行的伊斯兰教改宗政策，但却遭到了奥斯曼帝国的无情镇压。整个塞尔维亚族出于援助起义同胞和保护自己自治权的双重目的，正式对奥斯曼帝国宣战。这一连串的冲突事件，迫使欧洲列强在“东方问题”上的分歧和斗争变得公开化。奥匈帝国出于对本国斯拉夫民族可能效仿起义的担忧，主张支持奥斯曼帝国的镇压行动，以保持自身的稳定现状。然而，俄国则视这场起义为历史机遇，希望通过支持巴尔干斯拉夫民族的自治运动来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进而控制战略要地——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以及伊斯坦布尔。英国则出于对俄国扩张主义的警惕，担心俄国威胁到自己在埃及、苏伊士运河以及通往印度的海上航线的安全，反对俄国的干预。此刻，作为“三皇同盟”的一部分，德国感到有必要介入调停，主张通过协商解决列强之间的矛盾，以便共同规划对巴尔干地区的未来治理。
1877年至1878年间，奥斯曼帝国内部冲突导致其与沙俄之间的紧张关系再次升级，引发了历史上第十次俄土战争。战争的结果导致奥斯曼帝国不得不与俄国签订了《圣斯蒂法诺条约》。该条约不仅迫使奥斯曼帝国承认了罗马尼亚、塞尔维亚和黑塞哥维那的完全独立，还确认了保加利亚的广泛自治权，并允许沙俄军队在该地区驻扎两年。这样，俄国获得了比萨拉比亚以及土耳其东部的卡尔斯和阿尔达汗等战略要地。这些事件严重削弱了奥斯曼帝国在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领土控制力。是年，为了重新平衡各自的利益，欧洲主要国家在柏林召开了一次重要的和平会议——柏林会议。该会议明确支持巴尔干各民族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独立出来的趋势，这与此前巴黎条约中关于维护奥斯曼帝国领土完整和独立的承诺形成了对比。这一转变标志着欧洲列强在处理“东方问题”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即开始以分割奥斯曼帝国的领土为主要目标，同时也为奥斯曼帝国与英国和法国之间关系的恶化埋下了隐患。
奥斯曼帝国在战场和外交上失败动摇了它对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的统治，随后大量穆斯林居民为逃避异族统治，迁徙至伊斯坦布尔和安纳托利亚高原等地区。这一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奥斯曼帝国社会与人口带来了负面后果。其一，帝国内部的少数民族分离主义情绪持续加剧。19世纪初期，非穆斯林居民占帝国总人口的比例约为40%，而到了现在，这一比例已经下降至20%。尽管帝国政府实施了坦齐马特（Tanzimat）改革，旨在为非穆斯林少数民族提供一定的权利和特权，但这些措施并未能有效遏制基督徒民族主义者追求独立的倾向。其二，在迁移过程中，穆斯林群体遭遇种种挑战，这些经历增加了他们对天主教徒的敌意，从而在当地社会中埋下了不稳定的种子。
奥斯曼政治精英中不乏睿智的改革者。早在巴尔干和高加索地区发生军事冲突期间，他们开始意识到帝国进行包括购置先进的军事装备、规范军事组织等诸项军事改革的必要性。这必然要求奥斯曼政府需要从社会各阶层中征收更多的人力、财政资源投入到军事现代化当中。毋庸置疑，挽救衰落的帝国意味着要建立一个与时代同步的新型国体，但无论是19世纪的“新军事改革”，还是20世纪初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社会改革的推动者“青年土耳其党”，都未能及时提出切实可行的军事、财政和社会改革整体计划，更谈不上颁布合理的社会经济利益再分配的法令，尤其是如何限制国内腐败的既得利益集团。
简言之，战前奥斯曼帝国经历了一系列由经济、政治及边疆危机导致的旧制度崩溃与新制度尚未建立的剧烈震荡。这不仅进一步削弱了帝国实力，而且暴露出其精英阶层缺乏政治远虑和外交主动性。当欧洲两大军事阵营陷入全面战争时，奥斯曼政府理应谨慎地避免加入任何交战方。但是，出于对沙俄觊觎它核心利益的担忧以及对英法两国的猜忌，激进的青年土耳其党在拯救帝国的冲动下选择了德国作为盟友，并期待德奥同盟能够帮助振兴奥斯曼帝国。可是，战争的结局不仅让曾经辉煌一时的奥斯曼帝国沦为历史概念，而且战后诞生的土耳其共和国也未被欧洲国家所接纳。
三、帝国的战略抉择
传统观点认为，一战前夕，奥斯曼帝国政治核心中存在不同派系的权力斗争。但在维护帝国主权与安全问题上，这些不同派系一致认为，帝国的命运取决于继续在欧洲列强中间进行纵横捭阖借以维系均势。而此时在奥斯曼政坛上风生水起的“青年土耳其党”则深信，工业革命的成就及其对武器装备的改进在战场上证明，只有军事胜利才是维护国家安全与尊严的决定性手段。况且，随着奥斯曼国势的日渐衰微，帝国已经很难继续在欧洲均势中扮演其昔日的角色。因此，尽管战前奥斯曼政府没有提出加入欧洲某个军事阵营的要求，但在战争爆发不久后便主动接近德国，并于1914年9月9日正式决定加入德奥同盟。上述观点已经成为教科书式的定论。
毋庸置疑，奥斯曼决策层对于帝国命运的看法也不是铁板一块。虽然执政三巨头中的帝国陆军大臣恩维尔、内政大臣兼财政大臣塔拉特和大维齐尔赛义德·哈利姆帕夏都支持与德国结盟，但是亲英集团中的杰马尔在内阁也拥有很大的影响力。况且，内阁和议会中一直存在不同派系的反德势力。直至1914年8月2日德土条约正式签订之前，奥斯曼帝国内阁会议还没有做出“最后”参战决定。然而，三个“偶然因素或巧合”被认为甚至只能解释为是“蓄意所为”。
第一，当英国当局推延交付已经在英国船坞建造好的两艘新型战舰时，德国军事代表团频频送出橄榄枝。这一巨大反差加上“德国军事无敌”的神话，客观上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加入德国阵营的决心。第二，根据所谓的“秘密情报”，英法俄三国密约同意沙俄占领伊斯坦布尔，这让奥斯曼帝国的决策层认定帝国被肢解已经为期不远。第三，开战前夜，德国战舰“戈本”号（Geoben）和“布雷斯劳”号（Breslau）在英军追踪下逃至奥斯曼帝国，引发外交博弈。英国起初未重视，但随后坚持德舰应由土耳其接管。德国提议出售战舰给奥斯曼，解决了僵局。德舰更名为“素丹·栖林·雅武斯”号（Sultan Selim Yavuz）和“米迪利”号（Midilli），德国船员换装奥斯曼制服，实际上仍控制舰只。这一事件提升了德国在奥斯曼帝国的声望，为奥斯曼帝国加入同盟国铺路。
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一系列外交博弈中，欧洲列强对奥斯曼帝国心存的蔑视，及其骨子里的“白人责任”等傲慢心态所起到的负面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其实，德国政府在与奥斯曼帝国签订同盟条约后，仍然同意它继续保持“中立”。然而，傲慢的协约国则要求奥斯曼帝国必须是“严格中立”，或曰“倾向英法俄的中立”立场。这一霸权行径至今没有质的收敛。
历史上，但凡涉及国家安全与主权等重大议题时，任何国家领导者都不会将其战略决策简单化。相反，他们会谨慎考虑地缘安全和历史因素，并对相关的利弊因素进行全面的权衡，最终制定出一套被认为“最符合国家安全利益”的战略决策。奥斯曼帝国也不例外。基于地理毗邻和历史原因，奥斯曼帝国决策层优先考虑并分析了欧洲局势对其核心利益的影响走向。当然，这也是双方通过几百年的博弈让彼此积累了各个层面的相互了解，包括宝贵的经验教训。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列强逐渐形成了德奥（意）同盟国对阵法俄英协约国的格局。然而，它们在积极扩充各自的势力范围的同时，并没有主动邀请奥斯曼帝国加入自己的阵营。同样，纵然奥斯曼军队在巴尔干战争前后暴露出诸多的致命弱点，它们也没有明确提出加入哪一个欧洲军事阵营以拯救衰微的帝国。可是，在扑朔迷离的地缘政治环境下，“青年土耳其党”坚信法英两国为了能够与沙俄共同对付德奥同盟，已经与沙俄秘密协商并准备接受战后肢解奥斯曼帝国的要求。鉴于此，帝国政府应该放弃期待法英两国“制衡”沙俄的传统方略，转而寻求德国的帮助来提升捍卫帝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力。
倘若当时奥斯曼政府尽力保持中立，或者通过外交途径与协约国达成某种“体面”的妥协，是否会出现截然不同的结果呢？答案似乎是否定的。尽管战前英法企业和银行在奥斯曼境内拥有可观的经济利益，但两国政府不会为这些有限的经济利益而疏远沙俄这个最具潜力的强国。况且，法国势必对德国复仇以洗刷当年蒙受的“色当耻辱”。对此，它不得不附和沙俄坚持的战略目标。同样，英国决意维护它在世界秩序中的既得利益及其守成大国地位。为此，大英帝国霸权的守护者——伦敦金融财阀与皇家海军——为了遏制德国的崛起而不惜失去它在欧洲的最大贸易伙伴德国。根据1856年签署的《巴黎和约》，英法等国曾承诺以维护均势原则为由，确保奥斯曼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但无论如何，1914年英法两国不会放弃与沙俄结盟共同对抗德奥同盟的既定战略。换言之，随着法英两国在地缘战略上对沙俄的依赖程度越高，它们在法律或道义上恪守维护奥斯曼的承诺就越脆弱。可见，正是地缘政治驱使奥斯曼帝国于同年9月9日宣布加入德国阵营。
除了欧洲因素外，奥斯曼边疆地区的紧张局势同样困扰着帝国的决策者。自19世纪末以降，奥斯曼帝国的领土包括巴尔干的大部地区、希腊、阿拉伯地区和地中海东部岛屿（如克里特和塞浦路斯）。此时，帝国所属巴尔干地区构成了其社会经济、政治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起初，由于深受欧洲思想与技术进步的影响，帝国改革派希望通过制度改革形成一个经济发展、社会有序的近代国家，包括建立多民族融合、多宗教共存的稳定边疆。但是，毗邻的巴尔干国家坚持以战争方式解决历史争端，况且，欧洲列强的博弈始终推动着奥斯曼境内少数族群或异教群体的反抗。鉴于此，奥斯曼改革派相信，既然无法扭转帝国衰落的趋势，那么只有尝试激发穆斯林民众对帝国辉煌时代的“热忱”来捍卫奥斯曼国家的安全、主权和尊严。但是，他们忽视了十分关键的一点，即奥斯曼帝国是由多民族组成的帝国，民族主义思想在唤起内地穆斯林民族热忱的同时，也同样激发了边疆少数族群、尤其是行省民众的种族认同与追求独立的要求。由此，奥斯曼帝国陷入了危机四伏的局面。帝国不仅面临着欧洲列强对其构成的地缘威胁，还受到来自巴尔干民族解放运动的挑战以及国内少数族群的激烈反抗和怨恨。
实际上，欧洲列强不会怜悯奥斯曼帝国的合法权益与诉求。诚然德国没有肢解奥斯曼的明确计划，时任德国驻伊斯坦布尔大使冯·比尔博斯坦声称：“德国对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政策旨在保护其安全与完整。”但同时，德国在担心与奥斯曼联盟可能要承担的不必要“责任”：这不仅违背了开国老臣俾斯麦的忠告——在现实政治中必须奉行“有限责任”原则，而且实际上奥斯曼不具备阻止边疆危机和自我保护的能力，更谈不上与协约国在军事上较量。况且，奥斯曼帝国不仅跨越欧亚大陆，并且形成了多民族群居、多宗教共存的社会，不同民族之间的武装冲突很难简化为国内矛盾还是国际纠纷。因此，历史上，奥斯曼境内的民族问题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常常伴随暴力，甚至有可能导致帝国解体。这是所有欧洲强国在评估和奥斯曼帝国的外交活动中必须考虑的问题。
20世纪初，奥斯曼帝国的改革派一直尝试着欧洲模式的近代国家建设，即建立一个领土完整、政治与经济独立的国家。同时，“新奥斯曼”也应追求在国际体系与国际法中应享有与其他列强平等的权利与地位。由此，以帝国战争部长恩维尔·帕夏为首的军中少壮派和民族主义政治精英，积极宣传即将到来的战争是“帝国觉醒”的历史机遇。大战前夕，他们大肆渲染帝国“生死决战”的唯一目的是免于欧洲列强的瓜分并废除存在已久的不平等条约。因此，奥斯曼帝国必须避免类似哈布斯堡王朝在“克里米亚战争”期间表现出的优柔寡断而失去重要盟友，最终导致在“巴尔干战争”中深陷的孤立困境。因此，军事力量是阻止帝国解体或沦为强权政治附庸的唯一手段。然而，战争绝非单纯的军事较量。克劳塞维茨曾明确指出，战争中，最终胜利需要三个关键要素：即国内民众的支持，军队的实际作战能力包括参谋系统的专业能力，以及最为重要的决策者本身具备的政治经验和判断能力。
就民众的认同度而言，当时奥斯曼帝国境内流行的主要思想学派是“伊斯兰主义”、“奥斯曼民族主义”和“土耳其主义”，这在一定程度上唤起了奥斯曼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但在具体的语境下，这些思想流派时常相互排斥。中国学者昝涛指出，首先，根据奥斯曼帝国的官方统计，穆斯林占了人口中的大多数。但是，当时的巴尔干极端民族主义者和欧洲民众一般把穆斯林人口视为“入侵者”，无视他们的事实谱系。其次，“奥斯曼主义”代表的是一种“平权主义”的改革精神，即打造一种类似近代欧洲民族国家的“奥斯曼国家”而不论其民族、族群和宗教背景。显然，其目标是将“奥斯曼境内各民族在发展现代化的共同追求中团结起来，以便在外交上共同应对西方列强的欺凌。”最后，“土耳其主义”亦称“突厥主义”，它是在奥斯曼主义作为意识形态失势之际产生的一种新的思维模式或替代的政治学说。其核心论点是，如果多民族的奥斯曼国家难以维系的话，那么以突厥文化为纽带的“突厥之家”应该成为现代土耳其国家的基石。然而，现实环境与奥斯曼社会的承受能力证明，上述意识形态是无法真正唤起“整体”民众的民族主义热忱。
当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实际改革努力未能解缓边疆危机和社会矛盾时，巴尔干战争带来的失败和羞辱进一步迫使奥斯曼政治精英意识到，在强权政治面前，只有强大的军队才能捍卫国家尊严与主权完整。1908年，联合进步委员会（Committee of Union and Progress）在推翻苏丹阿卜杜哈米德二世（Abdul Hamid II, 1876～1908年）政府后，曾一度寄希望通过欧洲顾问的集体协助进行全面军事改革。但是，这种“集体监军”的方式并不理想。随后奥斯曼政府决定聘请德国将军李曼·冯·桑德斯负责军改事宜，结果却导致了1913年的一系列外交纠纷。这一系列事件表明，奥斯曼帝国对于自己能否驾驭军事改革或稳定周边安全已经失去了能力甚至信心。简言之，奥斯曼帝国面临诸多危机，尤其是民族主义运动对帝国统治的冲击影响巨大，加之沙俄一直觊觎两海峡以及实现控制俄国海军进入大洋战略通道的夙愿。
长期以来，由于西方学者在国际学术界中的话语地位及其影响，其他国家的学术群体在探讨非欧国家外交政策时难免陷入被动，研究奥斯曼外交政策也是如此。然而，由于历史等诸多原因，关于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及其战败解体产生的影响的论述和研究方法至今仍以不同的论述形式由西方学者所支配。例如，他们强调，当俄法英三国通过外交照会敦促奥斯曼帝国承诺，在战争期间保持“中立”以换取对它领土完整的保证时，奥斯曼统治集团居然傲慢地拒绝了这一要求。然而，根据战后土耳其学者的研究，1914年8月，法国外交部长维维安尼（Rene Viviani）在与沙俄驻法国大使伊兹沃尔斯基（Alexander Izvolski）谈话中，讨论了欧洲局势以及奥斯曼帝国未来地位问题。伊兹沃尔斯基大使当即表示，大战在即，对奥斯曼政府做出任何主权与安全的书面保证不符合三国预定的战争目标。沙俄立场得到了当时法国主战派的支持。他们甚至还鼓吹“设法让土耳其人加入德奥同盟，这样在战争结束时可以有充分理由肢解奥斯曼帝国”。当时奥斯曼政府曾按照外交惯例，尝试通过外交渠道要求协约国重申1856年《巴黎条约》中有关维护两海峡现状的保证，并呼吁交战方不得把欧洲战火蔓延到中东和北非地区。但是，协约国间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包括在战后和会上肢解信奉伊斯兰教的奥斯曼帝国。由此，奥斯曼政府的外交努力才未能取得想要的结果。
以此而论，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的决定既不是对时局的“误判”，也不是对德国军事实力的狂热推崇所致。相反，帝国决策者遵循“现实政治”（realpolitik）原则，在综合考虑各方实力以及自身核心利益的基础上，缜密做出对时局的基本判断和相应的战略决策，即在动荡的国际局势中如何确保帝国主权与生存是帝国的唯一诉求。奥斯曼帝国战争部长恩维尔在谈及与德国同盟关系时毫不掩饰地说：“如果德国向奥斯曼军队提供武器和财政支持，那也是出于它自身利益的考虑。如果奥斯曼与德国并肩作战，同样是为了帝国自身的安全。除此之外，我们不应抱有任何非分的幻想。”那么，谨慎行事的奥斯曼决策者做出的参战决定最终与预期结果大相径庭，战略误判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四、战略误判形成的原因
基辛格在《领导者》一书中写道，每当在历史转折时期，领导者都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一论述与当年克劳塞维茨的政治战争观点有着异曲同工之处，即战略决策过程中领导者自身具有的政治经验和判断力是最重要的。克劳塞维茨之所以如此强调决策者的作用，是因为其认为各国领导人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具体到奥斯曼帝国的战略抉择，在战争伊始，奥斯曼领导者深知与德国缔结同盟不是一个单纯的条约问题，而是卷入一场世界战争的血盟。面对国内反对派的质疑，主战派声称与德国缔结同盟具有两点好处。其一，在安全问题上，通过与德奥结盟，奥斯曼帝国至少避免了欧洲列强对它的“集体瓜分”。其二，在财政问题上，奥斯曼政府可以获得德国资助，进而保持国家机器的运转，包括支付军人和文职人员的薪水。在随后整个战争中，德国一直支撑着奥斯曼帝国的绝大部分财政支出。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新领导人亟需从这场亡国之战中学习必要的教训，以警示年轻共和国在国家重建过程中避免或少犯错误。为此，他们在旧政府档案中发现了当年奥斯曼帝国战争部长（恩维尔）、内政部长（塔拉特）和海军部长（萨玛尔）对参加一战的决定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被称为是一群野心勃勃但缺乏实际经验政客，为了追求一时的虚荣和一己私利将国家命运当成赌注，结果导致奥斯曼帝国的最终解体。奥斯曼决策精英在1914年铸成这一历史性错误的主要原因包括以下六个方面：
其一，奥斯曼决策层对欧洲强国的外交战略、经济规模乃至社会舆论的了解是非常浅显的，尤其是对即将到来的代表着世界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即第一次世界大战缺乏基本的认知。当然，欧洲各交战国对这场战争的长期性、复杂性、以及战争将导致的惨烈程度同样缺乏了解，所以当时几乎所有国家认为这次只是在重复欧洲史上的大规模战争而已。而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其空前的残酷性和持久性成为人类历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战争波及全球，涉及数十国，动员了数百万士兵和数千万平民，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和社会经济破坏。新式武器如机关枪、毒气、坦克和飞机的使用，极大提高了战争的杀伤力。西线战壕战的长期对峙，使得士兵在恶劣环境中苦撑，同时战争的长期化导致资源枯竭和民众疲惫。战争不仅在物质上造成巨大损失，也在心理上给参战者和平民留下深刻创伤。
其二，奥斯曼决策层对国际战略及其走向的分析十分有限。1914年11月11日，奥斯曼政府向协约国正式宣战是一个主权国家行使其合法权利，并且是通过外交渠道回应了此前协约国对奥斯曼的宣战。但是，奥斯曼帝国决策层没有拿出具体详实的作战计划和相关的实施方略。其初始认定的战略目标很简单，即通过与德国联盟并且希望它赢得战争来阻止沙俄吞并奥斯曼领土，同时在战后可以分到更多的战利品。事实上，正如前文所述，奥斯曼帝国的决策层是由于一系列的巧合才最终加入了战争——如果英国没有对奥斯曼帝国的中立立场持怀疑态度，并且没有扣押奥斯曼帝国投入巨资购买的两艘战舰，同时德国在地中海执行任务的两艘战舰也没有驶入达达尼尔海峡，弥补了奥斯曼帝国的损失，从而赢得了土耳其人的情感倾向，那么奥斯曼帝国可能不会那么积极地倒向德国。在德土同盟条约的框架内，双方的结盟主要是为了防御俄国的威胁。然而，土耳其的参战意味着它加入了一场反对整个协约国集团的全球性冲突，而这远超奥斯曼决策层的初始战略决策预估。
其三，奥斯曼帝国精英层对宗教动员能力产生了误判。1914年末，即土耳其正式成为同盟国一员之前，德国的中东考古学家马克思·冯·奥本海姆（Max von Oppenheim）提出一项策略，即激发中东地区的穆斯林群体发起“圣战”。这一策略的目的是为了实施一种非对称战术，不仅在欧洲战场上与协约国进行正面交锋，而且意图在协约国的殖民地区域内引发动乱，以此分散协约国的注意力和资源，使它们在多线作战中耗竭精力。奥本海默曾作为考古学家和外交官根植中东地区20年，其关于组织“圣战”的报告也深得德皇威廉二世的赏识。11月23日，参战之后的奥斯曼政府根据德国的计划和伊斯兰宗教仪式，盲目自信地呼吁伊斯兰世界发动一场“圣战”，以摆脱英法列强在阿拉伯世界的殖民统治和异教压迫。但事实上，大多数穆斯林无视“圣战”，无论是在印度、埃及，还是在俄国“圣战”的号召都没有得到认真的响应。同时，英国分化阿拉伯地区的计划却大为成功，在“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号召下，大批的穆斯林士兵纷纷加入了英法军队，随后阿拉伯行省的奥斯曼臣民趁机宣布脱离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事实证明，奥斯曼政治精英仍在使用传统方式评估欧洲国家的实力。可是，此时的国家实力已经不仅仰仗一国的军事技术，更取决于统治阶层进行经济社会治理所采取的方式与效果。
其四，奥斯曼帝国高估了与德奥同盟在战略层面的相互协作。首先，奥斯曼帝国境内交通设施与后勤管理十分落后，工业生产设施更是落伍。其次，德国提供给的军事物资不仅数量有限，而且随着协约国对德奥等国的经济封锁逐渐超过国际法规定的范围，奥斯曼帝国能够得到的实际援助在大幅削减；加之德奥两国在地理上与奥斯曼帝国隔离，双方均未在军事行动上形成实质性的配合。这无疑严重削弱了同盟战略的目的——“集合同盟国各方的可控力量应对共同威胁”。最后，与对手协约国相比，德奥为首的同盟国在军事上各自为战，在战略资源与工业生产整合方面同样没有实质性合作可言。当战争进入尾声时，德奥两国及其盟友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都面临武器、食品和生产用品供应的严重短缺。
事实上，奥斯曼军队在战场上并非一败涂地。虽然奥斯曼军队没有驰援欧洲战场协助德军的攻势，也未能够成功地开辟苏伊士运河战场，但毕竟迫使英法联军于1916年初不得不撤出加里波利（Gallipoli）。同年4月，他们再次迫使被围困在库特-阿马特地区的英军将领汤森德率全部士兵投降。虽然这两场胜利不足以决定整个战争的胜负，但不仅证明了奥斯曼军人保卫家园的决心，而且打破了欧洲殖民帝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尤其是新式军人穆斯塔法·凯末尔在临危受命后，由他指挥的奥斯曼军队一直固守在高加索及其东线的整个战场上。他们甚至在德奥两国提出停战要求后才与协约国签署了《穆德罗斯停战协议》（Armistice of Mudros）。
其五，奥斯曼帝国决策层对经济要素在战争中作用的认知相当有限。近代以来，国家间战争与冲突逐渐扩大到经贸领域。国际政治学者通常把经济战理解为通过运用贸易、金融或投资等一系列经济措施对目标国造成损害，乃至削弱其进行战争的能力和潜力。由于经济战直接服务于战争目的，经济战发起国能够通过对交战对象施加足够的经济压力来影响战局，包括切断后者与外界的经贸联系。20世纪，最先进行经济战的典型案例就是一战期间协约国对同盟国（主要发生在英德两国之间）的全面制裁。当时，英国最大限度地利用其海上优势通过经济战手段实现了战争胜利。为此，英国公然排斥甚至践踏中立国家为维护战时贸易权利所采取的措施。
历史上，英国在经济上十分依赖一个开放而稳定的全球市场。从18世纪开始，它便长期致力于限制各国的海上交战权利，以确保战时中立贸易的平稳运行。20世纪初，为缓解英德军备竞赛造成的财政和军事压力，英国政府进一步扩大中立权利，并把海外贸易的安全与稳定视为英国外交清单上最具优先度的事项之一。然而，随着英德军备竞赛的日益加剧，英国海军当局意识到单纯依靠远距离封锁的方式对付德国而忽视相关中立贸易的存在，将无法实现使用经济战工具的预期效果。因此，从1912年开始，英国便集中研究战时如何有效地切断英德之间的一切商贸往来外，同时还要采取决定性步骤干预比利时和荷兰的过境贸易。一战爆发后，英国政府提出对有条件禁运品的管制计划，并且逐步扩大禁运品清单的范围——橡胶、磁铁矿石、生铜和甘油等一大批物品。德国经济与社会生活开始受到影响。作为反制，德国开始实施无限制潜艇战攻击协约国的商船队。
1915年初，英国宣布将所有运往德国的商品视为禁运品，意在切断德国与外界的一切商业联系。起初，由于担心中立国家为了维护其合法权益和尊严而做出激烈反弹，英国勉强同意在执行中可以通过协商保证正常交易。尽管如此，当年德国的国民经济还是明显陷入困境。虽然德军所需作战物资还基本能够得到保障，但其平民的食品和日用品供应都已十分紧张。英国战时政府意识到经济战开始发挥作用，即刻成立战时封锁部门负责处理与经济战决策事务相关的各方面事宜，其中包括对中立国实行强制配给。此外，英国率先开启历史上“实行黑名单制度”，即把那些与德国进行贸易往来的中立国公司列入黑名单，严禁本国公司同它们开展正常贸易，同时拒绝为其船只提供航运途中所需的燃煤和保险业务。虽然这些举措增加了英国国内农产品的供应压力，但同时严重破坏了德国经济支撑战争的能力并使其丧失了潜力。正是由于英国实施的经济战致命地破坏了德奥同盟及其盟友的社会经济状况，德国政府被迫于1917年恢复无限制潜艇战。最终，世界头号经济强国美国决定直接参战，使欧洲战场形势发生了根本性转折。
最后，奥斯曼帝国对影响战争进程的“意外因素”产生了误判。与德国和奥地利等欧洲传统国家结盟一样，奥斯曼帝国除了未能与其盟友进行必要的战略协调和低估了经济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外，更严重的是忽视了美国作为域外超级大国，一旦参加欧洲战争将会起到的决定性作用。美国的政治文化与主流文化均来自欧洲。虽然美国长期奉行“孤立主义”政策，但在社会经济、历史人文等方面一直属于欧洲体系的重要部分。19世纪形成的“大西洋经济圈”进一步证明了美国与欧洲的“血缘纽带”。一战爆发后，美国最初声称保持“中立”，但美国摩根财团随即开始向法国政府提供私人贷款，此举着实有悖于中立原则。仅1915年一年，纽约银行就提供给英法两国5亿美元的贷款。当美国政府决定参战时，协约国已经得到超过23亿美元的现金和信用证；而同时期的德奥两国仅得到不足3,000万美元的贷款。尽管有参众议员指责英法两国政府从美国私人银行借贷是出于政治目的，但其也承认只有当美国正式加入欧洲战争时，德国才有可能被打败。
相比德奥领导人的孤傲和奥斯曼帝国政治精英的愚钝，英法领导人则对这场战争具有深刻的理解：这场战争不同于欧洲历史上任何一次战争，它是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总体战”——各国军队的背后不仅有本国政府的全力支持，而且有整个社会经济的积极参与。鉴于此，英国不仅随意改变着国际社会遵循的“航海自由”原则和包括“禁运品”等在内的相关规定，还稳步地“诱惑”美国向它们提供进行战争所需要的一切，包括从粮食、原料到包括军火在内的工业制品。英国认为，谁能控制与美国的贸易，谁就能够拥有进行战争所需要的必要资源；谁能吸收美国的贷款，谁就能够获取物资上的绝对优势；谁能左右美国舆论，谁就能够占据人心和道义上的制高点。结果，谁能做到上述三点，谁就能够赢得未来战争的最后胜利。历史证明了这一点。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与其欧洲盟友没有做到，最终导致了战争的失败与帝国的解体。
五、结语
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及其战败解体产生的影响至今仍以不同的论述形式存在于历史教科书和人们的想象中。“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美国国际关系史学者特拉亨伯格认为，“研究历史的目的首先是提供一部实用的指南”。但是，如何做到从历史经验中汲取“必要的教训”则非易事，“人类往往从他们所犯的错误中学会的是重犯更大的错误”。奥斯曼帝国一战前的抉择不仅具有学术探究的价值，还对后世产生着警示效用。鉴于此，本文试图通过解析奥斯曼帝国决策者的心理活动与战略判断，论证导致奥斯曼统治精英做出致命误判的原因 。
本文的完成得益于现在开放的文献和相关学者的贡献。但是，尽管相关猜想与研究存在很多，但要从中选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仍需不断挖掘史料或采用新的研究方法。常规解读往往追溯到欧洲划分为两大敌对同盟体系及其后果。其间，奥斯曼帝国逐渐失去了在欧洲列国间纵横捭阖的可能。同时，欧洲跨界流动的各种思潮学说既有不同程度的建设性，也具有一定的破坏性：民族主义在唤醒被压迫族群的同时，也鼓吹着对别国的仇恨和蔑视；地缘政治学说则把国家追求权力和利益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业；社会达尔文主义更是进一步“科学地”将人类社会当作自然界的物种一般划分等级，使得各国不只是推崇、信仰社会“进化”和所谓的科技“进步”，甚至奉为国家间残酷斗争的规律。因此，在国际权力的博弈中，大多数国家只能为了所谓的荣誉毫不退缩和绝不示弱。
历史实践证明，正确的战略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以及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联贯起来的思索。对于奥斯曼帝国参加一战的决策，帝国的统治精英们负有难以推卸的责任。虽然目睹帝国日渐衰微的决策者依靠直觉接受了西方的科学器械，尤其是军事装备等器械，但是他们没有能够深刻认识或理解，维护国家安全与利益不但需要更具破坏性的武器装备以及民众的热忱和支持，更需要杰出的领导者。理论上，与欧洲列强有着几百年过招经验的奥斯曼帝国应该不乏伟大且富有想象力的政治精英，而且能够在危机关头毅然承担起领导者的责任与压力。而事实上，当欧洲战争的阴云笼罩奥斯曼帝国时，它的决策者对20世纪总体战知之甚少，对工业革命和全球化背景下大国博弈中的经济因素也知之甚微；在决策环节上或是怀揣侥幸心理，或是盲目依赖德国实力，似乎完全忽视了当时世界第一经济和工业大国——美国对这场战争的潜在作用。相反，他们在昔日骄傲且狭隘的心态的支配下，想象自己在拥有西方人发明的武器后，能够重振帝国雄风继而置身于欧洲强国之列。
奥斯曼帝国与历史上欧洲列强一样，在最终做出参加一战的决定时，都没有真正考虑本国民众的核心利益以及他们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限度，这是导致奥斯曼帝国战略失败的根本原因。对此，中国学者时殷弘指出，每个国家的政府在关注国际事务之际，必须首先关怀它自己的人民。否则，以任何“理由”把整个国家投入一场决战，都将是危险和不明智的。这既是本国政府必须承担的责任，也是政治家把握治国理政的核心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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