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国际关系】摇摆的平衡：土耳其与叙利亚跨界河流水博弈分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5期

中东地区水资源短缺与分配不均导致跨界河流治理面临难题，甚至出现安全化和政治化趋势。土耳其与叙利亚共享幼发拉底河与阿西河水资源，却并未爆发大规模军事冲突，其主要原因是遵循国家动机、策略选择与差异化互动行为所致。在土耳其与叙利亚的水博弈互动中，流域位置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的动机选择。相对上游国家倾向于持有欲望动机，采取投机化的策略行为；相对下游国家则兼具恐惧与情感动机，趋于执行安全化与社会化的互动策略。两国的动机与策略决定了竞合博弈的互动过程与结果，它并非完全冲突或完全合作，而是竞争与合作并存。土耳其与叙利亚在两条河流流域中大致实现了优势角色的互换，在动机与策略选择上形成了动态博弈，在互动结果上呈现出一种摇摆的平衡。对土叙两国水博弈的机制性讨论为跨界河流互动提供了可供借鉴的思考路径。

土耳其；叙利亚；跨界河流；幼发拉底河；阿西河

章捷莹，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2021级博士研究生

中东地区河流众多，包括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约旦河等主要河流，但该地区长期面临水资源总量短缺、区域性分配不均以及跨界河流治理困难等现实问题，引发了诸多纷争。例如，在尼罗河流域，埃塞俄比亚和埃及因水源分配问题长期对峙；在约旦河流域，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对水源的争夺构成了引发第三次中东战争的重要诱因。1992年美国五角大楼的报告认为，土耳其与叙利亚的跨界河流是世界上最易爆发冲突的地点之一，但两国不仅未因水资源问题走向冲突，而且还在1987年签订协议保证流域内国家用水，以外交手段避免了爆发冲突的可能性。事实表明，同为中东地区国家，不同河流流域围绕跨界河流问题，不同的上下游国家采取了差异性的互动方式。据此，本文欲探究的问题是：土耳其与叙利亚在跨界河流问题上为何能够管控分歧，取得有限的合作？两国对于跨界河流的博弈遵循何种机制？

一、土耳其与叙利亚跨界河流的分布格局与研究述评

中东地区的跨界河流众多且分布广泛，这也为水政治、水外交、水博弈等行为提供了客观基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是中东地区重要的跨界河流，孕育了古老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居于上游的土耳其与位于下游的叙利亚是流域内主要的行为体，两国关于水权的争夺成为水博弈的主要场所。阿西河（al-Asi）亦是跨越土叙两国边界的主要河流，但位于上游的叙利亚和位于下游的土耳其之间的互动，为土叙两国提供了区别于两河流域的水博弈场域。一般认为，“水博弈”是指对水资源规划和利用的争夺与谈判。由于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地理条件与位置分布的差异，导致水资源规划和利用的立场存在分歧，并引发了两国的争夺、谈判等水博弈行为。

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长期滋养着美索不达米亚的土地与文明。但受到气候等因素的影响，域内水资源分配存在显著分歧。土耳其长期水资源相对丰沛，而叙利亚半数土地面临干旱缺水。加之土耳其位于两河流域上游，叙利亚处于相对下游的位置，由此产生了诸多现实性矛盾。第一，自然条件下的水资源分布不均。由于气候和地理位置差异，土叙两国水资源占有量差异明显。土耳其拥有相对较为丰沛的水资源，其人均水资源占有量超过3,000立方米。而叙利亚水资源的自然境况相对恶劣，幼发拉底河是唯一一条流经叙境内具有稳定年流量的河流，约占其国内可用水总量的86%。对流域水资源依赖程度极高；第二，人为条件下的水资源分配与利用不公。占据位置优势和权力优势的土耳其有机会亦有能力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河流流量，并用其服务于自身的工业发展和农业灌溉，甚至将水源向其他国家出口。相比之下，受制于位置和权力现实，叙利亚的用水问题受到诸多限制，其工农业发展和发电经常受到水短缺问题的困扰。尤其是自土耳其提出并执行其东南安纳托利亚计划（Güneydoğu Anadolu Projesi, 简称GAP）以来，为争夺水资源和相关开发权益，土耳其与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开展了持久的水博弈，竞争态势明显。

阿西河是分析土耳其与叙利亚水博弈不容忽视的重要流域。阿西河的大部分水源被作为灌溉用水分配给了三个国家，即叙利亚、土耳其和黎巴嫩，叙利亚作为相对上游国，享有绝大部分的流域范围和水源。阿西河对叙利亚的工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其对农业的贡献率达12.7%，并支撑着叙利亚西部40%的工业用水需求。阿西河对于土耳其而言同样至关重要。土耳其高度依赖该河的水源供应以满足其位于哈塔伊省（Hatay）的沿海城市安提阿（Antioch）的生存和发展需要。据此，土耳其先后在阿西河流域建造了多座大坝以保证水资源利用，包括雅尔塞利大坝（Yarseli Dam）和卡拉姆纳利大坝（Karamnali Dam）等。然而，受到地理环境与上下游位置安排的限制，土耳其在该流域的水利开发计划频频受挫。一方面，叙利亚位于流域的相对上游，土耳其位于下游，叙利亚多样化的水资源利用实践导致土耳其难以获取足够的生产生活用水；另一方面，叙利亚的密集灌溉与严重的城市工业污染，导致流入土耳其的阿西河的水质威胁了土耳其的实际用水安全。位于下游的土耳其有理由与叙利亚在阿西河流域开展水博弈，以获取更多的水权益。

基于上述事实可以发现，无论是两河流域抑或是阿西河流域，土耳其与叙利亚均呈现较为严峻的水资源争端状态，但两国互动却走出了不同于中东地区其他跨境河流流域的行为模式。就这一问题，学界已经给出了各种类型的解释路径：第一，水资源总量相对丰裕。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土耳其与叙利亚所处的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两河流域）的水源总量与分配结构为两国提供了较为丰富的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和国内可用水资源总量。与约旦河流域不同，两河流域水资源的既有分配结构并未直接威胁人民生存安全和国家安全。第二，议题联系提升了叙利亚与土耳其平等谈判的能力。叙利亚在与上游国家土耳其争夺水资源权利时，将库尔德问题引入水外交中，形成了相互依赖、彼此抗衡的局面，提升了其在水源分配中的话语权，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在跨界河流中爆发冲突的可能性。第三，对水资源共同管理的现实需要为两国合作提供可能。持此观点的学者从供需视角的需求侧出发，认为无论是土耳其还是叙利亚均存在水资源共同治理、利用的需要，强调水问题的突显源自国内水资源的分配而非国家间的互动，由此认为居于流域主导地位的土耳其可以凭借其优势塑造流域内的“罗马治下的和平”。

但是，既有研究在以下三个方面仍有进一步提升的空间。第一，物质性与社会性不协调。通常认为，实践性行为是物质性与社会性的统一。特别是在建构主义看来，行为体的行为是在客观基础上进行的社会性建构。因此，仅强调两河流域水资源相对丰沛的现实基础恐难以直接有效解释土耳其与叙利亚不发生水冲突的行为结果，缺少了对两国社会性互动的关注和理解。第二，土耳其与叙利亚互动链条不完整。既有研究讨论了议题联系在跨界河流水资源互动中的作用，但并未能指出土耳其与叙利亚两国的互动逻辑和过程，造成解释两国互动行为的机制框架不甚完整，降低了解释力度。第三，解释范围相对受限。既有研究多从历史案例入手理解土叙两国的互动过程，整个研究过程多以时间截面的方式呈现，较大程度上受到时空限制，具有相对静态性。据此，对于不同时期两国互动行为的解释力度相对有限。例如，虽然土叙两国并未爆发基于水资源的军事冲突，但存在关系紧张与合作时期不同的行为变化，原因为何？据此，本文试图通过国家动机与策略选择的分析框架对上述问题进行解释。

二、国家动机、策略选择与差异化互动结果

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地理环境与位置差异导致两国互动频仍、竞争频繁。但土叙两国并未像约旦河流域一样爆发真正意义上的冲突，这或可归因于两国的互动动机与博弈策略选择。本文认为，差异化的互动动机决定了不同的互动策略选择，最终影响国家间的互动结果。具体而言，合作、冲突和竞合博弈的互动结果源自流域国家持有的欲望、恐惧和情感动机以及投机化、安全化和社会化的策略选择。

（一）流域国家互动的可能动机

欲解释中东地区不同跨界河流流域的差异化互动结果，需要探究流域内国家的互动动机。通常而言，目标动机是策略行为的基础。基于对水权力和水资源对人类生存必要性的认知，众多学者关注流域内互动的水霸权和水安全化等策略行为。水霸权视角认为流域内具有强大物质性权力优势的国家拥有对流域的控制权并主导着水资源的分配与利用。水安全化视角则将水资源作为影响国家生死存亡的重要因素，并将其政治化以动用国家资源进行维护和获取。可以发现，无论是水霸权视角还是水安全化视角大多立足于水安全议题。换言之，上述研究体现出流域内国家行为体均致力于实现对水资源的绝对占有以免遭水安全威胁，即出于恐惧的目标动机。

但在国际社会的现实互动中，国家总是具有多样性的动机并付诸多样化的实践。关于动机与行为的讨论，人类动机理论认为人类存在五种动机目标，即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理查德·内德·勒博（Richard Ned Lebow）认为国家存在三种动机，分别为恐惧、情感和欲望，并以财富、地位和权力为工具手段。还有学者认为国家的动机目标包括生存、发展和价值，以此为依据展开国际互动。本文认为，在流域国家互动的过程中，国家亦可能存在三种动机选择。在欲望动机的影响下，国家以发展和利益为主要目标进行策略选择。在勒博看来，欲望是对利益和财富的追求，是基于秩序与非暴力的互动行为。换言之，欲望动机为基于利益的合作和制度建构提供了合法性。在跨界河流互动的过程中，欲望动机可能表现为各种围绕水资源的互动多从“理性人”的视角出发，考察互动行为的预期收益。在恐惧的动机指导下，国家以生存和安全为主要目标进行策略选择。区别于欲望动机下的利益合作，恐惧动机下的策略选择更倾向采取显著冲突性和排他性的实践行为。在流域互动中，恐惧动机更多表现为对水资源安全地位的强调和追求对水资源占有与利用的更大优势。勒博认为，情感动机是国家为获取地位和荣誉目标而催生的价值感和自尊。在水资源互动过程中，情感动机大多与权利相统一，强调民族自尊与自豪价值、坚持国家平等拥有对水资源开发和利用的权利。

（二）流域国家互动的策略选择

流域内国家的互动动机决定了国家的策略选择。围绕跨界河流问题，国家的互动动机包括欲望、恐惧和情感，这决定了可供国家选择的策略行为亦有三种可能，分别为投机化（opportunization）、安全化（securitization）与社会化（socialization）。

国家的欲望动机推动其采取投机化的策略行为。投机是金融领域的概念，系指对短期内高额收益的追求。将其扩展至国际社会，更多指涉国际关系行为体在机会主义意识的作用下追求自身利益的策略行为。胡萨姆·侯赛因（Hussam Hussein）等学者认为，在围绕水资源的互动中，投机化是一种特殊社会实践。在这种社会实践中，行为体的行为主要受到欲望（机会）的驱使。例如，当一个国家主观上认为在流域互动中的某一实践行为有利可图时，一旦其有机会或具备采取行为的相关基础，它就可能倾向于采取投机化策略进行互动。杰伦·华纳（Jeroen Warner）同样认为，如果行为体主观认为存在获取更多利益的机会，投机化的策略行为就会成为其落实行动的一种必要的逻辑选项。从具体操作来看，投机化强调“机会”这一关键时间节点的重要作用，从投机化的生成机制来看，欲望动机突出互动行为体的理性主义立场，认为利益最大化与预期收益是行为的出发点和目的归宿。正是由于欲望动机的利益导向和投机化策略行为的机会主义考量，使得在此条件下行为体间的互动进程呈现明显的合作导向，并可进一步推动实现跨界河流流域治理的制度化。

国家的恐惧动机推动其采取安全化的策略行为。安全化是跨界河流互动研究中的常用路径。水安全化系指将水资源这一非安全目标作为安全指涉与国家安全相联系的战略举措。从具体的实践行为来看，主要通过符号话语传播的方式加以实现。符号是承载意义的媒介。在安全化策略的执行过程中，决策者可以将需传递的讯息或意义转换为话语、音声、文字或其他视觉传达进行符号传播，以使公众对接收到的符号加以理解和认同，主要包括两种具体方式：第一，将水安全与国家的发展安全相联系；第二，将水安全议题提升至国家的生存安全范畴。在安全化框架下，国家对水资源的争夺集中于占有和使用两项权益。占有的权益指涉国家的生存安全，即为国家日常用水提供必要的供给保障；使用的权益指涉国家的发展安全，即为国家的工农业发展提供必要用水，并为国家电力供给等提供必要保证。国家的恐惧动机推动国家采取水安全化的互动策略，且在高政治领域的安全议题下多以冲突导向的互动为主。

国家的情感动机推动其采取社会化的策略行为。社会化是国家在对外交往中常用的互动策略，系指行为体为在某项议题领域获取相对优势，引入其他相关议题作为筹码，试图以此影响互动进程中的力量对比关系，由此，松散联系或不同的议题间会形成相互作用，从而形成良性互动关系。在经济学看来，议题联系实质是将利益再分配纳入考量，有利于促进国家达成互惠共识的合作。事实上，议题联系是社会化的一种策略，是对互动行为体在不同议题领域相互依赖甚至非对称性相互依赖状态的客观描述与实践呈现。从类型学的角度来看，议题联系大致可分为策略型议题联系、碎片化议题联系和实质型议题联系。策略型议题联系多指将原本松散或不相关的议题纳入到谈判框架中，形成“一揽子”解决方案；碎片化议题联系指行为体内部难以达成一致性共识，但出于凝聚力考量，其内部成员选择暂时搁置争议的行为方式；实质型议题联系多指将原本独立的议题进行整合，推动利益最大化的处理方式。在跨界河流互动中，议题联系多指策略型和实质型议题联系，指涉相关行为体通过引入不同议题的方式获取水权益的互动过程，主要包括两种形式：第一，将水资源议题与其他领域议题相联系；第二，将单一流域内部水资源问题与其他共享流域水资源问题相联系。无论何种议题联系，流域内行为体的目标追求是获取平等拥有和使用水资源的权利，是对平等地位和公平权益的维护。因此，流域内国家议题联系策略行为的选择一定程度上源自其所持有的情感欲望。虽然合作是以对地位和权利追求为主的议题联系策略的主要行为所导向，但基于不同行为体对利益差异化和紧迫性的不同认知，导致冲突并不必然被排除在行为选项之外。因此，议题联系的策略选择呈现冲突—合作导向。

总之，在跨界河流互动中，国家的欲望、恐惧和情感三种类型的互动动机，推动国家分别选择投机化、安全化和议题联系的策略行为，并最终影响跨界河流互动的结果（见表1）。

（三）流域国家互动的可能结果

跨界河流国家互动的结果源自国家的不同策略选择，根植于差异化的互动动机。换言之，国家的动机影响国家的策略选择，不同国家的策略行为互动最终塑造了国家间的互动结果。当流域内国家在恐惧和欲望的互动动机影响下采取安全化与投机化的策略选择时，存在三种差异化的互动结果，即合作、冲突与竞合博弈（见图1）。

图1 跨界河流国家投机化、安全化的策略选择与互动结果

当流域内行为体1与行为体2均持欲望的互动动机和投机化的互动策略时，两国以获取利益为目标，在理性主义作用下多达成合作的互动结果；当行为体1和行为体2均持恐惧的互动动机和安全化的互动策略时，生存威胁与安全困境贯穿互动始终，因此，两个行为体的互动结果多以冲突为主；当行为体1和行为体2持不同的互动动机和互动策略时，即一个行为体持有欲望动机和投机化策略，另一行为体持有恐惧动机和安全化策略，两者的互动结果多呈现竞合博弈。

当流域内国家在情感的互动动机影响下采取社会化的策略选择时，流域国家的互动结果以竞合博弈为主。如前所述，社会化的策略行为伴随冲突—合作的互动导向。依据各行为体在不同议题领域的相互依赖程度不同，差异性的相互依赖有利于实现“优势互补”，即所谓的“补偿支付”（Side Payments），进而促进互动行为体合作的达成。但基于对地位和权利追求的目标动机，若社会化难以达成既有目标，则国家亦存在推进水安全化的策略选项。换言之，社会化策略是一种居于安全化（冲突）和投机化（合作）之间的行为方式。因此，在国家采取社会化策略时，最终的互动结果亦存在冲突、合作和竞合博弈并存的可能（见图2）。

如图2所示，社会化策略作用于行为体1所在坐标轴两端的投机化和安全化之间的任意位置，而行为体2的策略行为亦存在投机化、安全化和社会化三种选择，故两者最终的互动结果构成了四边形ABCD范围内的任意一种可能，即合作、冲突和竞合博弈。总之，流域国家存在三种可能的互动结果，分别为合作、冲突和竞合博弈。在跨界河流互动中，最终出现何种互动结果受到国家互动动机和互动策略选择的影响。这也为更好理解土耳其与叙利亚两国的跨界河流互动提供了理论框架。

三、幼发拉底河流域的水博弈

土叙围绕幼发拉底河流域水资源的博弈起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此之前，上下游国家围绕防洪和灌溉等问题进行了密切的合作，通过谈判、缔约等路径和谐地解决了河水利用等相关问题。本文对土叙两国围绕幼发拉底河进行水博弈的讨论主要关注1960年至2011年的互动阶段。土耳其与叙利亚分别位于河流的上下游，上游国家土耳其的水利使用及开发行为影响着下游国家叙利亚获取水源的质量和数量，由此引发了两国间的一系列博弈互动。

（一）土耳其的动机与策略

就土耳其而言，在流域互动中持有欲望动机，即强调对发展和利益目标的追逐。正如其跨界水政策所强调的，旨在增加农业生产和粮食安全；满足农村和城市地区以及工业部门对水资源日益增长的需求；减少对进口能源的依赖；增加社会福利。土耳其的跨界水政策目标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划制定的，是对利益获取与未来发展的追求。20世纪70年代，严重依赖石油进口的土耳其面临石油危机带来的能源供应威胁，政府着手实施本土资源开发计划，特别强调水力发电对进口石油的替代作用。跨界水资源的有效利用关乎土耳其未来的经济发展与能源安全，对短期和长远利益追逐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也正是对欲望动机的客观呈现。在欲望动机的指导下，土耳其进行了投机化的策略选择，采取了一系列实践行动。为配合国家发展的能源供给与灌溉需要，土耳其实施了幼发拉底河下游项目（Lower Euphrates Project），其中以1965年开始建设的凯班大坝（Keban Dam）为代表。1964年，土耳其政府启动了关于该项目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并向叙利亚和伊拉克进行了通报。为了向叙利亚和伊拉克官员提供有关大坝的最新进展，土耳其相关人员向叙利亚和伊拉克技术人员提交了凯班大坝项目可行性报告的副本。在1964年举行的会议上，土耳其代表团宣布，在凯班大坝蓄水期间，若自然条件允许，土耳其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大坝下游的泄水量达到350立方米/秒。这一姿态也表明，土耳其并未完全将水资源安全化，而是在投机化策略的基础上给予了下游国家用水权利。该项目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逐渐发展为综合性的GAP项目，该项目覆盖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包括22座大坝建设项目和19座水力发电设施建设规划，灌溉土地面积达170万公顷。1989年，为配合GAP项目的实施推荐，土耳其成立了GAP地区发展部，着力提升流域水源在水能和灌溉等方面的实际效能。由此，GAP被视为土耳其“即将到来的黄金时代的使者”（the messenger of Turkey’s coming golden age）。1990年1月，在GAP的标志性项目阿塔图尔克大坝（Ataturk Dam）完工并开始进行蓄水。基于流域内1月基本无灌溉用水需求的事实，土耳其暂时减少了幼发拉底河的流量，以注满阿塔图尔克水库。对此行为，土耳其已于1989年11月之前向其下游邻国进行了通报，并在一份通信中解释了该行动背后的技术原因且提供了弥补损失的详细计划。此外，土耳其还在停水前两个月放出了相较平时两倍的水量，并派代表团前往下游地区解释采取行动的必要性以及所采取具体的措施。土耳其前总统图尔古特·厄扎尔（Turgut Ozal）就指出，土耳其在区域和国家层面均处于前所未有的发展风口上。流域内水利设施的修建将给土耳其社会发展带来巨大的能源供给，为农业灌溉提供大量的水资源支持，最大限度提升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上述建设项目不仅为土耳其带来能源和灌溉供给，同时还提升了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1996年5月，土耳其呼吁与叙利亚就水资源问题进行谈判，土耳其希望根据灌溉耕地的实际需水量划分水资源。上述种种事实均表明，从动机与策略选择来看，土耳其采取投机化的策略行为呈现合作导向。

（二）叙利亚的动机与策略

对叙利亚而言，幼发拉底河流域为其提供了65%的地表水源供应和27%土地资源。长期以来，叙利亚的主体经济是农业经济。因此，叙利亚的水政策重点是农业发展，目的是实现粮食自给自足。在复兴党的领导下，叙利亚始终将政策重点置于发展农村地区等方面。农业灌溉用水对叙利亚农业发展而言极其重要。基于叙利亚相较于土耳其位于幼发拉底河下游的位置劣势且自身水资源相对匮乏的事实，土耳其的水政策深刻影响着叙利亚的用水自由，甚至影响了叙利亚的国家生存与发展安全。因此，叙利亚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互动中更趋持有恐惧动机，即担心水源供给不足导致自身安全受到威胁。面对土耳其的GAP项目，叙利亚意识到一系列大坝一旦建成，土耳其将控制两河流域50%的水量，而叙利亚最大的塔布卡大坝（Tabqa Dam）的水力发电和农业灌溉能力将被严重削弱，直接威胁着国家的发展安全。针对1990年土耳其阿塔图尔克水库蓄水的事实，叙利亚表达了十分明确的不满情绪，并引发了两国之间的危机。有叙利亚官员表示，土耳其一定不会将幼发拉底河恢复至此前正常的流量水平，阿塔图尔克大坝将使幼发拉底河流量减少三分之二，幼发拉底河未来将不复存在。叙利亚还长期通过“议题联系”手段维护自身水资源安全，争取更多水权利。1992年，土耳其与叙利亚签订了一项协议，双方承诺合作打击恐怖分子，但叙利亚在此后的行为中并未受到这一协议的约束。直至20世纪末期，这个问题始终主导着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关系。叙利亚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对土耳其进行武装袭击，目的是通过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库尔德国家来破坏土耳其的稳定，以确保未来的水权和对哈塔伊省的主权。2023年2月，发生在土耳其的毁灭性地震导致叙利亚大坝坍塌，造成叙西北部数万人死亡和伊德利卜省7,000余人流离失所。一些国际地质专家和农业专家认为，土耳其在地震活动区域内建造大坝的行为使地震发生的可能性激增，这也加剧了叙利亚国内民众对土耳其水利开发项目的强烈恐惧与不满。同时，叙利亚还担心土耳其利用其优势地位将水资源作为地缘战略和政治工具，以此对叙利亚造成威胁。据此，叙利亚选择采取安全化的互动策略。叙利亚宣称上游国家的水利项目将使其自幼发拉底河流域获得水资源减少40%，并严重威胁着执政党在国内统治的合法性，甚至表明“单方面建造新的大坝可能导致争端升级和武装对抗”。叙利亚将水资源安全与国家经济发展安全和国内政权安全相结合，叙利亚前工业部长努雷丁·里法伊（Nureddin AlRifai）曾表示，土耳其在幼发拉底河的开发项目攸关叙利亚的未来。据此，叙利亚主要采取了两类行动。第一，开始实施基于自身安全诉求的流域发展计划，通过将水资源蓄积在水库中来增加其战略储存能力以保证水资源的可获得性；第二，叙利亚协同流域下游国家伊拉克开展一系列国际外交活动，以尽可能地阻止、修改或推迟上游国家土耳其单方面推动的流域开发项目。在安全化策略下通过与土耳其进行互动，使其明确有必要“达成一项公平的幼发拉底河流域水资源分配方案”。叙利亚在流域互动中的安全化策略呈现一定程度的冲突导向。

（三）幼发拉底河流域的社会化策略与互动结果

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叙利亚还持有情感动机，即突出强调其相较土耳其而言的平等地位与权利。一直以来，在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互动中，土耳其长期宣传坚持绝对主权（absolute sovereignty）的原则，土耳其前总理苏莱曼·德米雷尔（Suleyman Demirel）曾表示：“幼发拉底河的水资源属于土耳其，水问题事关主权，我们具有完全的处置权利，叙利亚和伊拉克无权提出要求。”在土耳其开展GAP项目之后，叙利亚联合伊拉克给予强烈的反对，并宣称叙利亚享有使用幼发拉底河水的历史权利。阿拉伯国家同样宣称叙利亚和伊拉克享有平等使用幼发拉底河水的权利，与土耳其具有平等的流域内地位，在水资源分配中需要坚持每一方各取三分之一的原则。因此，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叙利亚出于强烈的情感动机维护自身公平占有、使用水资源的权利。在情感动机影响下，叙利亚采取了社会化的策略。叙利亚支持库尔德工人党（Kurdistan Workers’ Party）开展一系列活动被认为是社会化的典型措施。库尔德人是生活在土耳其东南部地区的古老游牧民族，长期持有独立建国的诉求，组建的库尔德工人党被土耳其认定为分裂主义组织。正因如此，自20世纪80年代初起，叙利亚开始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发起的针对土耳其的颠覆性活动，欲给土耳其造成政治压力换取其在幼发拉底河水资源使用及分配问题上的让步。

如前所述，在幼发拉底河流域互动中，土耳其采取投机化的策略行为，因此，互动结果可能为合作或竞合博弈，即总体上存在竞争与合作两种可能。1987年，土叙两国签订《土耳其—叙利亚经济合作议定书》，土耳其承诺确保幼发拉底河自土耳其流出的水量达到每秒500立方米，试图以此缓解因库尔德问题带来的两国关系紧张升级。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据称库尔德工人党已经转移至哈塔伊省，土叙两国再次因库尔德问题激烈竞争甚至行至战争边缘，土耳其宣称，如果叙利亚继续支持分裂主义，其将采取军事行动。此后土耳其长期向叙利亚施加压力，直至1998年《阿达纳协议》的签署，叙利亚承诺停止支持库尔德工人党对土耳其进行的领土分裂活动，并驱逐库尔德工人党领导人阿卜杜拉·奥贾兰（Abdullah Öcalan），由此推动两国在2002年的关系回暖及军事、经济、水坝合作项目等协定的达成。

关于土叙两国的互动结果，如图1所示，土耳其选择投机化的互动策略，叙利亚采取安全化的互动策略，两国的互动呈现竞合博弈的结果。从合作视角来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土叙两国以及流域内三国开展了多轮谈判协商，并达成了一定的成果。1964年，土耳其与叙利亚举行会议，双方就凯班大坝和塔布卡大坝项目的最新进展交换了意见，并提议召开流域三国共同参与的联合会议。1972年10月，在土耳其倡议下，流域内国家创立了联合技术委员会（The Joint Technical Committee）的制度化谈判框架以协调流域治理。2001年8月23日，土耳其与叙利亚签署了一项联合公报，该公报致力于推动双方在水资源研究、技术交流以及项目实施等领域进行合作，旨在推动该地区土地和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并在地区一体化及社会经济发展的背景下实现水资源管理。2009年至2010年，叙利亚与土耳其先后签署了51项协议，其中包括与水资源有关的协议多项。2009年，土耳其和叙利亚签署了一项被称为“战略合作委员会协议”的文件。两国一致认为，水是两国合作的重点，重点是改善水质，建设抽水站（在底格里斯河的叙利亚段）和联合水坝，以及发展联合供水政策。2010年双方签订了在阿西河上建设友谊大坝（friendship dam）的谅解备忘录，成为两国水资源合作的典范。

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在20世纪60年代，土耳其凯班大坝开工伊始，叙利亚便在苏联的帮助下着手修建塔布卡大坝，与土耳其展开水资源竞争。1977年，为应对土耳其减少幼发拉底河流量的决定，叙利亚决定暂停对土耳其的石油供应。1989年，土耳其认为叙利亚没有遵守1987年签署的《共同安全协议》（Mutual Security Accord），继而宣布自己将不受1987年协议的约束。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土耳其为阿塔图尔克大坝蓄水导致幼发拉底河水量下降，土耳其与叙利亚的竞争行为甚至一度走向冲突边缘。此次危机以双方大使馆交换官方立场文件和官方照会得以收场。整体而言，土耳其与叙利亚之间的流域水互动并非完全冲突和完全合作，而是竞争合作并存的博弈行为。

四、阿西河流域的水博弈

阿西河是土耳其与叙利亚互动频繁的又一跨界河流。如前所述，阿西河流域由黎巴嫩、叙利亚和土耳其三个国家组成，分别位于流域的上、中、下游。由于该河的绝大流域面积覆盖在叙利亚领土，位于中游的叙利亚成为该流域事实上的水权优势国，在流域互动中掌握主导权。据此，土耳其与叙利亚基于不同的水资源诉求与动机形成了差异化的互动策略。

（一）叙利亚的动机与策略

就叙利亚而言，在流域互动中持有欲望动机。阿西河对叙利亚农业发展至关重要。叙利亚每年用水量约为150亿立方米，其中20%来自阿西河流域，但从该河流中每年抽取的总水量多达273亿立方米，其中223亿立方米用于灌溉，32亿立方米用于家庭生活，27亿立方米用于工业生产。叙利亚的执政者认为，有效的农业灌溉是实现粮食供给和农业发展的重要保障，因此，政策制定需优先考虑为农业提供充足的灌溉用水，致力于在流域互动中获取相关收益以达到提升产业发展与自身经济水平的目标。据此，叙利亚在与土耳其的互动中选择投机化策略行为，即以自身利益为考量的行为模式。阿西河在叙利亚境内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使得叙利亚得以对其进行较大程度地开发以满足自身工农业发展的需要。例如，在卡蒂纳湖（Lake Qattinah）上建造的炼油厂和在该湖西部建造的化肥生产厂，以及阿西河上的里斯坦大坝（al-Rastan Dam）、马哈德大坝（Mahardeh Dam）和泽祖恩大坝（Zeyzoun Dam）等水利设施。1939年5月19日土叙两国签署《最终议定书》（Final Protocol to Determine Syria-Hatay Border Limitation）划定边界，其中规定构成两国边界的阿西河水资源将由双方平等使用。1950年，叙利亚便积极与世界银行接触，筹集加卜项目（Al-Ghab Project）所需资金。该项目占地近5万公顷，致力于为叙利亚农民提供稳定住所和生产生活用水，对发展国家农业经济至关重要。

此外，长期以来，叙利亚一直否认阿西河作为跨界河流的定位，坚称其是叙利亚的内河。1965年，土耳其与叙利亚、伊拉克共同举行了三方会谈。土耳其提出，就幼发拉底河水资源达成协议的前提条件是，叙利亚必须承认土耳其对两国另一条跨境河流即阿西河流经的哈塔伊省拥有主权权利。叙利亚始终表示，阿西河是其国内河流，事关主权问题不存在谈判空间。1993年，在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的双边会谈中，土耳其再次将这些问题带到了谈判桌上，但叙利亚方面再次拒绝谈判。但在2004年时任叙利亚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ssad）访问土耳其时，两国签署《避免双重征税及相互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Agreement on Avoidance of Double Taxation and Agreement on Reciprocal Pro-motion and Protection of Investment），却事实上认同了两国既存河流边界的事实。因此，叙利亚基于自身利益考量背景下进行了投机化策略行为选择，突显了两国关系回暖背景下“关键时间节点”的重要作用。体现出在投机化策略指导下的实践行为具有合作导向。

（二）土耳其的动机与策略

土耳其在流域互动中持有恐惧动机。土耳其地处阿西河下游，土耳其主要利用阿西河水进行灌溉、畜牧业养殖和日常饮用。但土耳其面临较为严重的水资源威胁，包括水资源供给和水资源质量两个方面。在水资源供给方面，黎巴嫩和叙利亚等上游国家的灌溉项目使得阿西河水极少能在旱季流至土耳其；在水质方面，叙利亚修建的工业设施对废水的直接排放导致流至下游的水资源污染严重，难以实际利用。以上行为均深刻威胁着土耳其的水资源安全和地区生产生活的安全。此外，叙利亚长期以来对流域内土耳其哈塔伊省的主权声索一定程度上威胁着土耳其的国家安全。因此，土耳其持恐惧动机，追求水资源的安全供给和利用，选择采取安全化的流域互动策略。第一，1950年，面对叙利亚试图开展加卜项目建设的要求，土耳其表达了明确的消极态度，认为在项目施工期间，土耳其将面临频繁的洪水威胁，且该项目的落成将导致土耳其在灌溉季节用水难以得到供给保障。第二，1962年，叙利亚将阿西河相关项目委托给了荷兰工程咨询公司（NEDECO），但土方认为该项目没有考虑到土耳其的需求，在项目会议上，土耳其代表团指出应制定整个流域的流域开发计划，以应对流域内相关安全威胁。第三，1994年，叙利亚与黎巴嫩就流域内水分配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将土耳其排除在外。对此，土耳其表示强烈不满。作为下游国家，未被通知、咨询和征求意见，该协议严重影响了土耳其的用水安全和国家形象。总体而言，土耳其在恐惧动机影响下采取安全化的策略行为维护自身安全，呈现一定的冲突导向。

（三）阿西河流域的社会化策略与竞合互动

在阿西河流域，土耳其处于相对弱势地位，并未享有平等的流域权益。土耳其地处阿西河下游，上游国家的任何流域行为均会影响土耳其对流域水资源的获取与利用，特别是叙利亚在流域内的水坝建设以及工业活动，导致土耳其可获得的水量严重不足、水质较差。通过比较，土耳其声称相比于幼发拉底河给予了下游叙利亚以“质量可观”的水资源，阿西河的水资源在中上游已经完全被叙利亚和黎巴嫩消耗，严重剥夺了土耳其对水资源的使用。由此，土耳其持情感动机，选择采取社会化的策略行为。土耳其的立场认为，如若需要其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同叙利亚和伊拉克共享水资源，那么在阿西河流域的水资源同样需要由上下游共享，否则，土耳其更加没有理由和义务与其他国家共享幼发拉底河。1965年，在土耳其与叙利亚举行的关于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的会谈中，土耳其代表想要讨论阿西河问题，但遭到叙利亚的拒绝。对此，时任土耳其国家水利工程公司负责人奥兹登·比伦（Ozden Bilen）谴责叙利亚时表示：“其对阿西河流域下游国家的合理要求持置若罔闻的姿态。”由此可见，土耳其的社会化策略是将不同流域的跨界河流问题“一揽子”处理，欲凭借其在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的水权优势杠杆撬动阿西河流域现存的水资源不合理分配现状。

然而，叙利亚在阿西河流域的策略选择是投机化行为。面对土耳其关于多流域协同谈判的提议，叙利亚给予了明确的拒绝，坚持“我的河流是属于我的，你的河流是可以谈判的”的态度。虽然2004年两国签订自贸协定及带来的关系改善事实上打破了叙利亚对阿西河流域水权利的独占认知，并开始将阿西河视为和土耳其开展跨界河流合作的场所，尝试开展“友谊大坝”项目建设，将土叙两国流域水合作推向了新的阶段。但该合作项目被无限期搁置，流域内国家间水互动呈现“谈而未果、争而不战”的消极的稳定态势。

关于土叙两国的互动结果，与幼发拉底河流域的互动类似，叙利亚选择投机化的互动策略，土耳其采取安全化的互动策略，两国的互动同样呈现竞合博弈的结果。从竞争的角度来看，土耳其在阿西河及其支流规划建设了12个水利项目，其中4个正在运行，2个正在建设，6个项目处于规划阶段。这些项目旨在与叙利亚的水利设施进行竞争并争夺更多水源，同时调节阿西河及其支流的流量，以便满足自身灌溉、日常生活用水、水力发电等需要，并保护相关地区免受洪水威胁。叙利亚则长期将阿西河视为“本国之河”（National River）与土耳其开展话语博弈。该争端源于历史因素。1939年5月23日，法国与土耳其签订《土耳其和法国共同宣言》（The Common Declaration of Turkey and France）。同日，双方签署了《关于最终解决土耳其和叙利亚之间领土问题的协议》（The Agreement on the Absolute Solution for the Territorial Problems between Turkey and Syria）。在该协议中，哈塔伊省被纳入土耳其。对此，叙利亚长期拒绝接受，并表示阿西河流经黎巴嫩和叙利亚，并于叙利亚领土内注入地中海。由此产生了土叙两国关于领土边界和主权的长期竞争。

除竞争之外，土叙两国的互动亦存在合作。1939年5月19日，土耳其和叙利亚签署了《确定叙利亚—哈塔伊边界限制的最后议定书》（Final Protocol to Determine Syria-Hatay Border Limitation），该议定书规定，构成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的河流（阿西河、卡拉苏河和阿夫林河）的水资源将以平等的方式进行利用。1998年，土叙两国签订了《阿达纳协议》（Adana Security Protocol），并由此推动两国进一步关系向好发展。2004年两国签订的自贸协定更是直接推动双边贸易快速发展。在两国关系改善的背景下，双方重新设立联合技术委员会并建立高级别战略合作理事会（High-Level Strategic Cooperation Council，HLSCC），以此促进在水资源问题及其他领域的各类合作。在2009年12月召开的HLSCC第一次会议中，双方签署共50项协议，其中包含4项关于水问题的谅解备忘录，并提出计划在阿西河上建造一座耗资2,800万美元的叙利亚-土耳其友谊大坝。概括而言，土耳其与叙利亚在阿西河流域的互动亦是竞合式的博弈行为。

五、2011年以来土叙两国的互动状态

2011年叙利亚战争爆发时，由于干旱加剧了当时的社会经济困境，水成为引发冲突爆发的重要因素。自2011年以来，叙利亚国内局势持续动荡，位于叙利亚西部的阿西河流域地区受冲突影响最为严重。2013年以后，叙利亚亲政府武装和反对政府武装各自控制着阿西河流域约40%的土地。在冲突影响下，阿西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水利基础设施受损，饮用水供给出现严重困难，灌溉农业用水短缺，灌溉用地面积急剧下降，农作物产量减少了70%以上，水力发电供应严重短缺。至2023年，叙利亚西北部地区仍由多个反叛组织控制，故土叙两国政府间围绕阿西河跨境河流流域的互动博弈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由于多个省份以及约450万人口处于反政府武装的控制之下，叙利亚已无力对哈塔伊省的主权以及阿西河水资源问题进行争夺与博弈。此外，叙利亚分裂为多个派系，各派系都企图将水资源武器化，以达到自己的军事及政治目的。在冲突期间，水利基础设施经常被占领以便交战各方得以控制水电供应。例如，2012年至2016年在阿勒颇的长期战斗中，叙利亚国内敌对势力就通过不断争夺关键水源，从而切断通往敌方控制区城市的交通。

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土叙两国的互动逐渐失去了就水资源分配与跨境水资源权利等问题进行争夺的兴趣，叙利亚无暇他顾，土叙两国就水资源分配议题的争夺自2011年以来基本告一段落。但为了实现对地区恐怖主义的打击，土耳其时常将水资源“武器化”，即将水资源作为工具而非目标进行单边行动，而不是与叙利亚政府进行互动博弈。例如，2019年10月，土耳其和受土耳其支持的武装力量在叙利亚东北部的军事进攻中控制了阿卢克水电站。此后，土耳其一直利用该水电站向库尔德领导的当局和该地区其他政权支持的叛乱组织施加压力，土耳其始终将这些地区视为恐怖主义的聚集地并多年来一直将其作为攻击目标。总之，2011年之后土叙双方的水博弈互动超越了前文的分析路径。此前，无论是国家动机还是策略选择，均致力于实现争夺水资源的目标，而2011年之后的行动表明，水资源不再作为目标而是以手段存在。

基于前文的分析可知，幼发拉底河与阿西河是中东地区重要的跨界河流流域。两条河流滋养了众多人口，且其流域范围均超越一国边界，由此带来了不同国家的互动与博弈。土耳其与叙利亚是上述两条河流流域内的主要博弈方，两国在发展过程对于水资源的需求与依赖导致双方在流域内互动频仍。但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在约旦河流域的互动不同，土叙两国在上述两个流域内的互动均未造成军事冲突，这种差异性事实为学术讨论提供了兴趣点。通过分析发现，土耳其与叙利亚在流域内的互动可能遵循国家动机、策略选择与差异化互动行为的解释逻辑。该逻辑框架认为，流域国家可供选择的动机包括欲望、恐惧和情感，在不同动机的影响下，流域国家会分别选择投机化、安全化与社会化的策略行为，由此产生差异化的互动结果。在幼发拉底河与阿西河流域的互动中，土耳其与叙利亚的博弈大体遵循上述逻辑（见表2）。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土耳其居于上游位置，持有欲望动机，并采取投机化的策略行为；叙利亚具有流域的相对下游，持有恐惧与情感的互动动机，选择了安全化与社会化的互动策略，由此塑造了两国在该流域内的竞合博弈过程与结果。在阿西河流域，叙利亚居于上游位置，持有欲望动机，并采取投机化的策略行为；土耳其具有流域的相对下游，持有恐惧与情感的互动动机，更趋采取安全化与社会化的互动策略，最终同样塑造了两国的竞合博弈过程与结果。由此可以得出结论：第一，居于流域相对上游的国家更趋偏好利益的维护与获取，居于相对下游的国家则更趋偏重对安全的维护；第二，土耳其与叙利亚没有爆发关于水问题的军事冲突的原因可能是不同互动动机与差异化策略选择的结果；第三，土耳其与叙利亚在两条河流流域中大致实现了优势角色的互换，在动机与策略选择上形成了动态博弈，在互动结果上大致呈现出一种摇摆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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