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
《阿拉伯世界研究》2024年第5期
内容提要
冷战后，日本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外交行为由“消极”转变为“积极”，但影响外交行为变化的外交情感认知及动机尚未明确。关于日本对中东主要国家的外交情感认知，量化文本分析结果表明，日本对巴勒斯坦保持了较高的“积极”情感且高于以色列；对伊朗的情感认知相对稳定；对伊拉克的情感认知以2013年为转折点，由“积极”下滑为“消极”。日本对中东地区外交情感认知的变化，整体上由“消极”转向“积极”。从影响日本对中东地区外交情感认知的动机来看，1990～2000年“不安”和“恐惧”的情感动机明显，2001～2010年转变为“同情”和“野心”的情感动机，2011～2023年在“不安”和“野心”上增加了“骄傲”的情感动机。受“野心”等利己主义情感动机影响，日本在中东地区将继续扩大其政治与经济影响力，谋求成为中东地区秩序的构建者。本文的分析结果可为进一步理解日本的中东外交政策提供参考。
关键词
日本外交；中东地区；情感认知；情感动机；量化文本分析
作者简介
和紫章，博士，西安外国语大学日本文化经济学院讲师
正文
冷战后，日本介入中东的外交方式由“弱”转“强”，其外交风格发生了质变，尤其是近年来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外交活动越发活跃。在安倍第二任期，日本就明确表达了积极参与中东地区事务的态度。在菅义伟政府时期，时任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在2021年8月对中东八国进行了穿梭访问，发起了日本近年来对中东国家罕见的“外交攻势”。在岸田文雄政府时期，受俄乌冲突影响，2023年7月，岸田访问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三国，就能源供应、地区安全等议题，与三国领导人深入交换意见。可以说，冷战后中东成为日本外交新的重要地区。
通过对已有研究的梳理，本文发现，冷战后日本重视开展中东外交的动因包含两大方面。首先，已有研究大都从经贸角度出发，认为日本能源匮乏，绝大部分石油进口自于中东，维护石油供应安全成为贯穿二战后日本对中东外交政策演变的主线。其次，也有研究从政治角度出发，认为日本经过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高度发展成为经济大国后，开始在国际社会中谋求与其经济地位相匹配的政治大国地位，而海湾战争、伊拉克战争等一系列战争引发了中东地区的政治安全问题，日本决策层认识到，应利用这些契机与中东国家发展双边乃至多边关系，以此扩大日本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因此，有研究指出，日本中东外交的风格在冷战后从“消极型”或“被动型”转变为“积极型”或“主动型”。
现有研究都是从国家决策层的理性认知对日本开展中东外交的动因进行分析，但正如郭景萍所说，“理性有情感化的一面，情感也有理性化的一面”，国家行为体之间的理性认知都包含情感的因素。经济学家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 Ewart Boulding）指出：“复杂的政治组织行为取之于决策，而这些决策又取决于决策者的心理意向。”关于政治行为体的心理特点，政治心理学家马库斯（George Marcus）认为，政治行为体的心理和行为中都含有明确且重要的情感因素，情感有助于理性并可辅助理性决策。但是，情感研究长期被国际关系学界所忽视，直到冷战后，特别是2000年以来，才出现为数不多的相关研究。尤其在日本对中东外交的已有研究中，鲜有分析外交情感的研究。此外，从研究手法来看，相关研究几乎都是使用案例分析法等定性分析手法进行实证，这让本身就模糊的情感因素缺少“可视性”。
基于此，本文提出两个关键问题：第一，基于中东地区是日本外交战略重要组成部分的事实，从外交情感认知角度来看，日本对中东国家的亲疏程度是如何变化的？第二，何种情感动因影响了日本对中东地区外交情感认知的变化？对此，本文拟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核心的量化文本分析法（quantitative text analysis method），先明晰冷战后日本政府对中东主要国家以及对整个中东地区的“情感认知指数”的变化，再结合日本介入中东地区的外交案例，明确其外交情感认知背后隐藏的情感动机，为探析日本中东外交特征的演变提供有力解释。
一、日本对中东主要国家的亲疏关系分析
亲疏关系与“情感”紧密关联。“情感认知”这一概念最初始于心理学，反映人类心理活动的基本过程，主要表现为个人对外界所表现的理解程度和表达方式。“情感认知”这一概念的应用范围较广，逐渐受到国际关系领域的学者关注并被用于解释国家决策层的对外情感变化。因此，若能明确情感变化，就可判断出一国对他国的亲疏程度。
（一）国家情感认知分类的梳理
田庆立、尹继武、黄真等学者将国家的情感认知分为两个方面，即“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其中，“积极情感”包括接受、信任、博爱、团结、感激等情感；“消极情感”包括仇恨、恐惧、仇恨、羞愧、悲伤、不安、愤怒等情感。
虽然国际关系研究对如何明确国家对外情感认知的性质（积极性和消极性）尚未形成统一共识，但学者们进行了多种尝试，这些尝试大体可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认为，安全议题是一国决策者决定对外情感认知性质的重要因素，因此投入了时间和精力来发展和测试有关安全和威胁的情感认知模型。例如，有学者基于军事开支、参与军事化州际争端（MIDs）的倾向等国家能力或行为指标构建了模型，认为一国会对威胁指标高、安全指标低的国家持有“消极情感”，反则持有“积极情感”。第二种方式强调主观因素的重要性，特别是政治精英对潜在对手的实力和野心的看法。这种方式利用大量文本材料，如民调、新闻报道、外交电报、个人文件和议会会议记录，通过话语分析或文本内容分析来明确政治精英对外情感认知的性质。
然而，这两种方式都存在不足之处。首先，在主要国家中并不是每个国家都会定期公开军事开支等相关数据，而根据军事指标制作的对外情感认知仅对“安全领域”有说明力，缺少对一国外交整体情感认知的解释力。其次，使用新闻报道等文本材料衡量国家的对外情感认知的研究，一般会将国家对外认知分为“高威胁”“中威胁”“低威胁”三种消极程度。然而，不同机构在制作数据时采用的样本、设计思路及出处均存在差异，领导人与政府发布的声明虽具有权威性，但难以定期获取且数量较少，在数据可获取性及一贯性方面也存在一定不足。此外，报纸等媒体的新闻报道与政府官方的情感认知并不是长期保持一致，这也导致两者间会出现认知偏差。
基于上述梳理，若能明确国家的“积极情感”和“消极情感”的变化，就可以揭开情感的神秘面纱，对一个国家的对外情感认知进行大致判断。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运用量化文本分析法分析国家的对外情感认知。即使在数字数据难以获取的情况下，这种分析法可将文本作为文字数据进行分析，也可通过分析文本对政治现象进行解释。在关于日本外交的研究中，使用日语政策文本进行量化分析的现有研究较少，这为本文研究中东主要国家情感认知的变化提供了空间。
（二）中东主要国家情感认知变化的量化文本分析步骤
日本《外交蓝皮书》是由日本外务省编写并公开的年度日语政策文本，具有一贯性和权威性，可为解析日本政府对外情感认知的变化提供可靠依据。同时，它还是日本外交政策的“晴雨表”，是阐释日本政府对外认知及未来日本外交走向的重要资料。日本外务省官网公开了《外交蓝皮书》全文，文本数据易获取。
本文选取日本《外交蓝皮书》为量化文本，对冷战后（1990～2024年）涉及“中东主要国家”的内容进行量化文本分析。需要说明的是，这里的“中东主要国家”是基于文字数据的可获取性进行选取的。《外交蓝皮书》中冷战后涉及的中东国家和地区共19个，但对多数中东国家和地区并非每年都提及，有的国家虽提及但具体内容较少。本文定义的“中东主要国家”是根据某国家或地区在《外交蓝皮书》中提及的频度和《外交蓝皮书》对某国家或地区文字描述的篇幅选取的。具体而言，本文选取时间跨度超过27年的文字描述且文字篇幅超过400字的国家和地区进行量化文本分析。经过筛选同时满足上述两个条件的中东国家共四个，即伊朗（33年）、伊拉克（33年）、以色列（34年）和巴勒斯坦（34年）。由此，本文对这四个中东主要国家进行过分析，以下是量化文本分析的步骤。
第一步，抽出和整理日本《外交蓝皮书》中涉及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文章。从1990～2024年共34年的《外交蓝皮书》中，通过关键词检索，搜索它们的日文名称（イラン/伊朗、イラク/伊拉克、イスラエル/以色列、パレスチナ/巴勒斯坦），尽量抽出每年日本政府阐述与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相关的文章，并分别将其保存新建文档。历年《外交蓝皮书》中几乎都有关于这四个国家和地区形势分析以及日本政府立场的相关论述，因此每一个新建文档中都包含这四个国家和地区的相关论述文章。
第二步，对相关词汇进行模型建构处理，进而对这些词汇完成情感数值化分析，并生成日语情感极性新词典。
第三步，对相关文档进行解析处理，计算日本政府对中东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情感指数。首先，对第一步保存的日本政府对中东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文档进行预处理和形态素解析。其次，将其分别导入第二步已制作的新词典中，计算出每个文档的情感数值平均值，即情感指数变化轨迹（见图1）。
图1 日本政府对中东主要国家外交情感认知的变化（1990~2023年）
（三）中东主要国家情感认知变化的量化文本分析结果
图1中的横轴代表年份，竖轴代表情感指数。情感指数越高，意味着日本政府对中东主要国家（伊朗、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使用的积极词汇比重越高，由此可推断出日本对中东主要国家的积极情感认知程度越高。反之，可判断日本政府对中东主要国家的消极情感认知程度越高。从图1可见，1990～2023年，日本对中东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情感认知根据时期不同，情感认知指数高低不同，亲疏关系也不同。
将日本对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情感指数数据输入SPSS 22.0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经Kolmogorov-Smirnov检验后，各组数据均服从正态分布，故采用平均数±标准差表示。日本对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情感指数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进行比较，使用Bonferroni法进行事后比较，显著性水平为P<0.05（见表1）。
表1 日本对中东主要四国的情感指数比较结果
伊朗 | 伊拉克 | 以色列 | 巴勒斯坦 | |
情感指数 | 0.081±0.031 | 0.084±0.050 | 0.086±0.029 | 0.113±0.039** |
注：*：P<0.05；**：P<0.01；***：P<0.001.
表1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比较，日本对四个国家和地区的情感指数结果具有显著性差异（F(3,130)=5.343, P=0.002<0.01）。Bonferroni事后检验结果表明，与巴勒斯坦相比，日本对伊朗的情感指数极显著降低（P<0.01），日本对伊拉克的情感指数显著降低（P<0.05），日本对以色列的情感指数也显著降低（P<0.05）。其他比较结果（P>0.05）均无统计学意义。
根据图1，在大部分时期，日本对巴勒斯坦的情感指数高于其他三国，情感认知呈现较强的积极态势。其中，1995年日本对巴勒斯坦的情感认知指数高达0.18，其余大部分时期均在0.1～0.15之间。大部分时期日本对巴勒斯坦的情感指数高于以色列，这暴露了日本开展的“平衡”外交具有一定的“偏向性”。
政治上，尽管日本尚未承认巴勒斯坦的主权地位，但在国际社会事务中尊重巴勒斯坦的政治立场，构建了相对友好的双边关系。2012年11月，日本赞成联合国决议给予巴勒斯坦观察员国地位。2017年12月，日本在联合国大会投票赞成敦促美国特朗普政府推翻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获得了巴勒斯坦的高度评价。2023年10月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后，日本罕见地未追随美国的“亲以”立场，而是主张巴以双方可共存的“两国方案”，并向巴勒斯坦加沙地区提供了6,500万美金的人道援助资金。2024年5月，日本在联合国大会第10次紧急特别会议中，面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反对，投票赞成认为巴勒斯坦符合《联合国宪章》规定，应被接纳为联合国会员国的决议。
经济上，日本以支援巴勒斯坦经济建设为由，将援助项目融入中东区域经济合作项目中。2006年，时任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在访问巴勒斯坦时提出“和平繁荣走廊”倡议，得到了以色列、约旦以及巴勒斯坦三方的赞成。该倡议的旗舰项目“耶利哥农业加工基地（JAIP）建设计划”持续至今，已进入第二阶段。2013年2月，日本主导召开了第一届“东亚国家合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会议（CEAPAD）”部长级会议，至今已召开四届。日本通过该会议呼吁参会的亚洲国家支持中东和平谈判，强调帮助巴勒斯坦经济发展对中东地区实现和平至关重要。
如图1所示，日本对伊朗的情感指数大部分时期相对稳定。20世纪90年代，
日本对伊朗的情感认知指数在0～0.1之间，2018年之后在0～0.04之间，其他大部分时期稳定在0.05～0.15之间。
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情感指数均出现下降态势，且低于巴勒斯坦和以色列，表明这一时期日本对伊朗和伊拉克的消极认知较强。日本政府在《外交蓝皮书》中提到海湾战争结束后，美国克林顿政府开始实施对两伊的“双重遏制”政策，即在制裁伊拉克的同时，也动用手段打压伊朗。由此，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对接近伊朗持慎重姿态。日本政府在《外交蓝皮书》中还多次提到伊朗推动经济改革是为了实现经济增长，但改革效果并不理想，较高的通货膨胀与石油收入的下滑使日本对伊朗经济持悲观态度。
1997年8月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就任伊朗总统后，开始提倡“文明间对话”以及重视“法治和民主”，日本将哈塔米定位为改良派人物，对其内政和外交方针产生了期待，因此在2001年至2003年的《外交蓝皮书》中日本增加了对伊朗积极词汇的使用。根据图1，2003年日本对伊朗的积极情感指数超出其他三国，达到0.1。然而，2006年至2012年，虽然日本对伊朗的积极情感认知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整体有所提升，但仍低于其他三国。安倍第二任期的2013年至2016年期间，日本政府加强了与伊朗的友好关系，日本对伊朗的积极情感认知指数超越以色列和伊拉克，达到0.12 。安倍的这种外交转变在《外交蓝皮书》中亦有所体现。然而，2017年特朗普上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并重新启动对伊朗的制裁，这迫使日本与伊朗保持距离，日本对伊朗的情感认知指数出现下滑。拜登上任后，美伊之间的分歧未得到根本性缓和，这导致日本对伊朗的情感认知指数自2019年以来处于四国中最低。
图1可见，日本对伊拉克的情感指数以2013年为转折点，由积极态势下滑为消极态势。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伊拉克的情感指数大部分时期垫底，在-0.02～0.05之间，2002年至2012年，日本对伊拉克的情感指数从0.03升至0.18，2013年情感指数开始急速下降，2020年一度跌至0.03，之后虽有所回升，但还是较低。
1991年8月，时任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因海湾战争爆发，正式撤回日本驻伊拉克大使，日伊关系严重恶化，这导致日本对伊拉克的情感认知降低。2002年至2012年，受伊拉克战争的影响，日本国会正式通过《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案》。该法案允许日本向将战争尚未结束的伊拉克派遣自卫队支援其重建，为日本自二战后首次向作战地区派遣军事人员开辟了道路。这种不断突破海外派兵限制的行为使日本保守派政客认为，日本正朝着“政治大国”这一目标有计划地迈进，也使日本保守政客对伊拉克的积极情感认知所有上升。但2013年至2023年间，日本对伊拉克的消极情感认知增强。由于伊拉克国内暴力冲突加剧，以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的迅速崛起，日本担忧伊拉克陷入困乱局面，以及丧失对伊拉克重建投入的资源。
二、日本对中东地区外交情感认知变化的特点
上述仅对《外交蓝皮书》中同时满足本文设定的两个条件的中东四个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分析，但难以揭示日本对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情感认知的变化。《外交蓝皮书》几乎每年都有相关栏目针对“中东地区”的局势和日本的应对策略进行文字描述，对这些文字数据进行量化文本分析具备数据条件，这有助于揭示日本对整个中东地区外交情感变化的特点。
和前文分析步骤一样，本文先对1990～2024年《外交蓝皮书》中“中东（中東）”一词进行关键词搜索，收集相关论述文章并构建34个文档。需要说明的是，这34个文档是“中东地区”的文字数据，剔除了日本单独针对中东某一国的文字数据。在此基础上，对相关文档进行解析处理，利用生成的日语情感极性新词典，计算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情感指数（见图2）。
图2 日本政府对中东地区外交情感认知的变化（1990～2023年）
图2横轴代表年份，竖轴代表情感指数。情感指数越高，意味着日本《外交蓝皮书》中对中东使用的积极词汇比重越高，由此可推断日本对中东的积极情感认知程度越高。反之，可推断日本对中东的消极情感认知程度越高。
如图2所示，冷战后日本对中东的情感认知指数上下浮动不是很稳定，但整体呈现积极态势。这与日本的外交方针相符，即虽然中东地区存在多种不确定性因素，但由于日本90%的原油都是从中东进口，因此维持和强化与中东地区的良好关系对日本的和平和繁荣极为重要。此外，图2中的情感认知指数变化有三次上升时期，分别为1990～1999年、2002～2011年和2013～2022年，且在每一次情感认知指数上升前均发生过影响中东乃至世界政治经济的事件，如1990年爆发的海湾战争、2001年的“9·11”恐怖袭击事件，以及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
有学者认为，这三次国际事件改变了日本的外交战略观念，为日本决策层提供了重新审视日本外交方针的“机会窗口”，使日本的中东外交更加“积极化”。图2表明，这三次国际事件发生后，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情感认知呈现积极化趋势，本文的量化文本分析结果也实证了这一定性研究的观点。然而，量化文本分析结果虽明确了日本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情感认知变化，但无法解释由何种情感动机导致？由此，笔者认为需运用外交行为背后的“情感动机”概念，结合日本对中东地区的相关外交案例进行定性分析，从而明确影响日本中东外交行为的情感动机。
三、日本对中东地区情感动机变化的特点
国家的“情感动机”大体可分为两类，并可产生多种行为。冷战后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情感动机呈现多样化特征，日本外交行为也随之发生变化。
（一） 国家的“情感动机”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动机”一词意指引起和维持个体活动的内在作用。在国际关系领域中，虽然有一段时期学者们认为国家行为的动机基本属于理性动机，而情感属于非理性动机，但进入2000年后，学者们开始重新探讨情感和理性的关系。随着计算机科学和情感认知科学的发展以及先进科学仪器的出现，学者们对情感和理性形成了两类观点：一是情感是理性产生的必要因素，二是情感可以发挥战略性效果。在此基础上，有学者主张国家的理性和情感是一体且共存的，两者都可以影响外交行为。黄真根据法国哲学家奥古斯特·孔德（Auguste Comte）的学说，把国家情感动机分成两类，即利己主义情感动机和利他主义情感动机。
首先，利己主义情感动机有三种：一是不安、愤怒和恐惧；二是野心和贪婪；三是骄傲和荣耀。这三种情感动机又分别对应产生三种行为：自我保护保存；满足军事和经济利益；支配他国和获取他国赞同。第一种行为如马丁·怀特（Martin Wight）所指出的，与追求进步、有序的国内政治不同，国家在无序的国际社会中的首要欲望是自我生存，这属于本能行为，而第二种和第三种行为更多是属于在满足本能行为基础上，谋求实现国家战略目标。其次，利他主义情感动机也有三种：一是博爱和仁慈；二是同情；三是慷慨。这三种情感动机又分别产生三种行为：建立世界主义规范和人类共同体理念；对任何情绪都保持同类情感；不求回报的赠送和不利用对方弱点损害双方利益。黄真认为，这六种具体的情感动机可以影响国家的外交行为。那么，图2所示日本对中东地区外交情感认知变化的背后存在何种情感动机？这些情感动机是否会影响日本外交行为？以下，结合冷战后日本外交案例进行分析。
（二） 情感动机变化下的外交特征分析
冷战后，日本愈发关注中东局势，加强了介入中东地区的力度。从情感动机角度来看，日本对中东地区“积极外交”的情感动机受外界影响较大，且利己主义较强。
1. “不安”和“恐惧”动机下摆脱“不露脸”经济援助外交（1990～2000年）
冷战结束后，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迫使日本决策层重新选择外交路线。日本学者五百旗头真认为，与冷战期间日本坚持的“吉田主义”外交路线不同，冷战后的“吉田主义”外交路线分化为两种立场。第一种是站在自由主义国际政治观上的和平发展主义，主张日本必须发挥作为“经济大国”和“全球性民生大国”的作用；第二种是坚持现实主义观点，主张为保护日本的安全和维护国际秩序，日本需以日美同盟为主轴，在安全保障领域扩大国际影响力，彻底摆脱和平主义的束缚，成为一个所谓的“正常国家”。由于冷战后日本政坛保守化、右倾化以及革新势力的衰退，日本外交路线逐渐偏离第一种立场，朝着第二种立场迈进。小泽一郎作为持“正常国家论”政客的代表人物，在其著作《日本改造计划》中主张，日本只有成为“正常国家”才有出路，为此，日本不仅有必要修改宪法，在一定条件下实现自卫队的海外派遣，还要通过立法使日本成为拥有“个别自卫权”的国家。
“正常国家论”主张的外交路线对20世纪90年代日本外交政策的制定产生了深刻影响，并成为以自民党为代表的日本保守政党的基本外交路线，但这种外交路线的形成既有日本国内原因，还受国外因素的影响。其中，1990年8月爆发的海湾战争对日本外交路线产生了深刻影响力。
如图2所示，海湾战争使日本对中东地区产生了消极情感认知。海湾战争期间，日本向以美国为首的盟军提供了财政支援，整体援助金额占战争总费用的16%。但日本的巨额支出却没有换来科威特政府的感谢，也没能完全获得美国及其他西方国家的认可。因此，日本各界质疑对中东的外交政策，认为这种外交方式使日本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侮辱。
然而，日本决策层感到“羞辱”的背后透露出日本可能被国际社会“抛弃”的不安情感，对外政策会议亦流露出日本官方对“不露面”外交的忧虑。例如，1990年10月，自民党众议院议员杉浦正健指出，由于日本“国家理念和国家目标”暧昧，才会被他国嘲讽为“不露脸的日本”，他还批评了花费巨额的日本对外援助政策也缺乏“理念”。1991年1月，公民党众议院议员石田幸四郎指出，“和平宪法”下的“不露脸外交”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随着海湾战争的结束，日本国内批判日本政府的中东政策是“无作为”的舆论日益高涨，日本主流媒体敦促日本政府要抛弃“不露脸外交”，在海外“流汗出力”。这种不安的情感动机，一方面让日本决策层强烈意识到以“重经济、轻武装”为特征的“吉田主义路线”的局限性，另一方面还为日本转变外交方式提供了契机，增强了日本外交自我保护的色彩。
为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日本开始通过“国际贡献”这一概念改变其外交形象。有研究指出，“国际贡献”这一词汇自海湾战争之后不断出现在日本国会和主流媒体中，出现频率逐步上升。该词汇的出现，为日本解决以往“不露脸外交”提供了一种可接受的“答案”和“借口”，还为日本加大介入中东外交提供了重要契机。因此，在海湾战争结束后的1991年4月，日本就迅速向波斯湾派遣6艘扫雷艇和510名官兵组成的扫雷舰队执行扫雷任务，这是二战后日本自卫队首次走出国门。1992年6月，日本国会参众两院先后通过《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PKO法案）》，拉开了日本自卫队奔赴海外参与联合国国际维和行动的大幕，为日本在海外“流汗出力”找到了合适路径。
随着“国际贡献”这一概念成为日本中东外交的重要理念，日本也开始调整其外交战略的大方向。1994年8月，参议院外交防卫委员会的樋口广太郎提交的“樋口报告”提出“多边安全保障合作”构想，指出日本除继续深化与美国的情报交流、夯实日美同盟外，还需在国际安全保障方面加强与联合国维和任务和地区军备管理的安全对话。为推进“多边安全保障合作”，日本在1995年出台《防卫计划大纲》、1996年签署《日美安保联合宣言》、1997年公布《日美防卫合作指导方针》，1999年5月通过《周边事态法》。同时，1995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村山富市以政府首脑身份首次访问以色列，开启“新中东外交”，摆脱了日本持续已久的“亲阿拉伯外交”，开始转向重视阿以双方关系的“平衡外交”。1996年2月，日本向戈兰高地派遣自卫队，维护当地秩序和提供后勤保障服务。2001年1月，时任日本外务大臣河野洋平访问卡塔尔期间提出日本“与海湾国家构建多层次关系的新构想”，强调要与海湾国家建立一种超越石油外交的多元化关系，在巩固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拓展与不同立场和不同价值认同的中东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这种新构想成为日本“多边安全保障合作”的主要方向，日本中东外交开始摆脱被动状态。
综上，20世纪90年代，受海湾战争影响，日本的中东外交表现出“不安”与“担忧”的利己主义情感动机，这种利己主义的情感动机驱动日本中东外交开始脱离“不露脸外交”，转向侧重中东和平等政治安全议题的“多边安全保障合作”外交。如图1所示，日本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情感认知相对不稳定，但逐渐表现出积极态势。
2. “同情”和“野心”动机下强化“对美协调”外交（2001～2010年）
20世纪初，小泉执政期间，在政治上将政府与执政党的权力集于一身，在经济上进行大刀阔斧的“构造改革”。在外交上，小泉在其任期内六次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中国和韩国民众的感情，导致日本对华、对韩关系陷入“政冷”状态。在小泉的外交理念中，其深信只要日美同盟不断强化，日本与中韩的关系就不会坏到哪里去。因此，小泉利用“9·11”事件的契机，打着“反恐大旗”派兵海外，在反恐领域执意跟随美国的中东战略，打破了日本在美国和亚洲之间尽可能保持平衡外交的传统。
从情感认知角度来看，“9·11”事件使日本中东地区的外交情感认知出现了负面态势，这种负面认知包含了利他主义下的“同情”动机和利己主义下的“野心”动机。在这两种情感动机的驱动下，日本开始更加注重在日美同盟框架下开展“对美协调式”的中东外交，并以此谋求突破宪法制约，提升其政治影响力。
如图2所示，2001年日本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情感积极指数不仅低于以往，且处于冷战后最低点，本文认为这印证了“9·11”事件对日本中东外交情感认知产生的重大影响。该事件打击了日本在中东地区萌芽的外交积极情感，改变了21世纪初的日本中东政策。与20世纪90年代单一的“不安”与“担忧”利己主义情感动机不同，这一时期日本的外交情感认知由两种情感动机相互交织。
第一种是利他主义下的“同情”动机。“9·11”事件是发生在美国本土最为严重的恐怖袭击行为，造成美国在内的多国民众遇难，严重削弱了民众对美国政治和经济的安全感。时任美国总统小布什在事件发生当日晚发表全国电视讲话，表达恐怖袭击的批判和愤怒，以及美国采取军事行动打击恐怖分子的决心。对此，多数欧洲国家也表达了愤怒并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作为美国的同盟国，日本也加入了批判恐怖袭击的阵营。“9·11”事件发生次日，时任日本首相小泉在记者发布会中指出，“此次恐怖事件是极其卑劣、令人难以容忍的暴行，也是对美国乃至民主主义社会的重大挑战，令人感到愤怒。”2002年9月10日，小泉又发表了题为“21世纪的日美同盟——三个挑战”的演讲，谈及反恐时他强调，“在美国的领导下，国际社会团结一致，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威胁。日本也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措施提供帮助”。在同月举办的日美首脑会议中，小泉进一步明确了强化日美同盟的必要性，得到了小布什的认可。可以看出，“9·11”事件后，小泉在公共场合不仅表达了与小布什相同的愤慨情感，还表达了对美国的同情心，这些情感使日本加大了对美合作力度。
第二种是利己主义下的“野心”动机。经历20世纪60年代的高度经济成长后，日本逐渐成为世界经济大国，同时也开始注重提升其国际影响力，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然而，二战后宪法第九条的存在长期制约日本军事力量的发展，弱化了日本安全外交的“自主性”。尤其在海湾战争后，日本决策层意识到，若要改变“政治侏儒”的现状，就需突破宪法第九条的限制。有研究也认为，对日本来说，修改“和平宪法”从而扩大军事行使范围，是其摆脱二战后“历史阴影”成为正常国家的重要一步，并可推动日本成为政治大国。这种渴望军事利益的野心，从小泉的话语中也能看到。例如，小泉出任日本首相后不久，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主张，“今后需要对宪法第九条进行改变”，并在日本放送协会（NHK）的电视节目中表示，“我们不能为了坚持几十年前的解释，就损害国家利益”，间接表达了政府应修改宪法解释，以允许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观点。在国会上，小泉也强调，为杜绝恐怖袭击行为，自卫队需要为国际社会做出贡献，如果现有法律无法支持海外派遣自卫队的话，则需在已有宪法解释基础上制定新的法案，让自卫队可以接受海外相关任务。也有学者认为，小泉这些行为的背后更多的是利用“9·11”事件在国际社会上形成的“反恐氛围”作为外部压力向日本国内施压，谋求给集体自卫权“松绑”。
受“9·11”事件引发的“同情”和“野心”这两种情感动机影响，日本开始调整对中东外交策略，开始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多元化外交转向以美国为中心的对美协调外交。为此，日本开始推动国内立法，为日本成为美国的“协作者”提供法律支持。比如，2001年10月日本通过《反恐对策特别措施法》及其修正案，开始将自卫队派遣至印度洋，为美军和其他国家海军在中东执行任务时提供水、燃料等大量后勤补给。2003年7月通过的《伊拉克复兴支援特别措施法》首次允许日本政府向处于战争中的外国领土派遣自卫队，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不久，日本就将陆上和航空自卫队派遣至伊拉克，为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提供水、武器弹药以及燃油等补给物品。2004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成立“安全保障和防卫力量恳谈会”，首次出台的报告指出需构筑自卫队的“多功能弹性防卫力量”，强调为应对恐怖袭击等威胁，自卫队需加强与他国军队的国际合作。报告还认为，需以盟国美国为中心，进一步明确日美同盟的责任分担构筑有效的同盟框架。
综上，尽管在安全保障领域，日本自卫队的这些军事行动为日本的中东安全外交树立了“积极”典范，同时也暴露了日本借反恐之名谋求自身军事利益，企图介入中东政治外交的野心。图1实证了21世纪初日本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情感持续呈现积极态势。
3. “不安”、“野心”和“骄傲”动机下输出利于日本外交的价值观（2011～2022年）
21世纪第一个十年给日本外交带来重大影响的首相当属安倍晋三。安倍政府在日本宪政史上出现过两次，两届任期有一个共同的政治理念，那就是“摆脱战后体制”，在安全、经济等领域试图让日本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独立国家”。
安倍在其2006年与2013年出版的著作中都写道：“尽管日本在1951年签署《旧金山和约》后正式恢复了主权，但包括《日本国宪法》和《教育基本法》在内的日本战后重要立法，都是在美国占领时期制定的。起草宪法的先人确实有理想主义的热情，但盟军的初衷是束缚日本，使其无法再成为一个大国。因此，日本国民要用自己的双手构筑国家骨骼，恢复真正的独立。”可以看出，安倍渴望“甩掉”二战后盟军阵营为了防止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给日本制定的规则和约束，以加强其政治权力的权威性，发挥日本外交的自主性。
2016年，安倍在非洲发展国际会议上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旨在“摆脱战后体制”。2020年8月，安倍辞职后，该战略构想被后任首相菅义伟和岸田文雄基本继承。安倍的“印太战略”强调日本也是“海洋国家”，以“法治、航行自由、贸易自由”为支柱，呼吁具有相同价值观的国家与日本共同维护以美国为中心的国际秩序。“印太战略”正式提出后，中东地区就成为该战略的重要连接点，在中东地区构建以日本为核心的经贸与能源体系，扩散日本的政治理念及价值观，培育认同日本政治主张的支持者。
然而，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和日本“3·11”大地震，使日本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情感认知再次陷入消极态势（见图2）。从情感动机来看，消极化背后隐藏的是利己主义色彩的“不安”动机。
“阿拉伯之春”运动导致整个中东地区陷入混乱和动荡。日本政府认为，这场社会运动带来的秩序混乱会冲击中东石油供给的稳定性。加之，2011年日本发生的“3·11”大地震迫使当时的民主党政府不得不关闭核电站，重新探讨和制定依赖火力发电的能源政策，这使得日本对石油的需求量上升。对此，日本开始加强经济外交，谋求中东诸国政治局势的稳定。同年9月，时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新增总额约10亿美元的日元贷款用于改善中东地区的基础设施建设。为缓解“阿拉伯之春”运动引发的叙利亚人道主义危机，2013年1月，成立不久的第二次安倍政府表示准备向叙利亚政府和国际机构无法援助的民众提供跨境援助，援助金额截至2022年已积累至33亿美元。此外，日本政府还担忧依赖美国的中东政策会陷入存在感危机。2008年后，美军在中东地区逐渐收缩战略，中国等域外国家对该地区的政治影响力开始上升，减弱了21世纪第一个十年日本中东外交政策的有效性。安倍2012年底再次上台后，在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发表演讲，强调日本不做二流国家，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日本决策层的危机意识。
然而，2012年后日本中东外交的情感认知开始呈现积极态势（见图2），其背后隐藏的是“野心”动机。在安倍看来，美国霸权在中东地区的相对衰落，是日本追求“自主外交”、提升国际影响力的契机。有学者指出，安倍治下的日本政府战略野心愈发膨胀，不满足已有的国际地位，还渴望成为国际政治博弈的参与者和国际秩序的制定者。安倍极力维护日美同盟，却不肯承认日本二战战败以及战后被盟军占领的事实，他希望通过修改宪法和革新外交，推动日本摆脱“二战后的秩序”，实现“真正的独立”。由此，安倍提出“积极和平主义”和“俯瞰地球仪外交”新概念，以重构日本外交政策。“积极和平主义”强调在国际协调主义和日美同盟的基础上，日本应积极做出贡献。“俯瞰地球仪外交”是安倍外交的基本方针，在长达七年八个月的执政期，安倍访问了80个国家和地区，提升了日本在国际社会的存在感，频繁出访的中东国家多达12个，在该地区宣扬“积极和平主义”和“俯瞰地球仪外交”理念，扩展了日本外交的影响力。
在经济方面，首先，安倍政府延续了以往重视与沙特阿拉伯、阿联酋两个主要石油来源国的外交关系。2013年5月，安倍访问沙特，表达希望继续深化两国能源合作伙伴关系的愿望，双方发表《日沙加强全面伙伴关系的共同声明》，这成为日本与中东国家建立全面、多层次关系的转折点。安倍访问阿联酋期间，双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扩大了日本企业向中东国家出口核电设施的渠道。2018年4月，安倍再次出访阿联酋，双方对现有核能源合作表示满意，并同意在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领域进一步加深合作。2020年1月，安倍再次访问沙特，沙特国王萨勒曼和王储穆罕默德表示今后会向日本持续稳定地供应石油。其后，安倍飞往阿联酋，与时任阿布扎比王储穆罕默德共同签署两国《石油储备合作备忘录》，在未来三年内阿联酋增加对日本的石油储备供应。这足见中东地区在安倍外交板块中占有重要地位。
其次，日本以沙特和巴勒斯坦为试点，强势介入中东地区的经济秩序建设，以图构建更深层次的经济纽带。2017年3月沙特国王萨勒曼访日时，两国签署协议文件《日本与沙特“2030愿景”》。双方就经济特区建设、投资促进等多领域开展项目合作达成一致。但近年来，日本开始担忧其在中东的野心受到中国崛起的影响。尤其是2023年3月，中国通过斡旋外交，成功促成沙特和伊朗两国恢复外交关系，日本感受到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逐渐增强。同年7月，日本首相岸田访问沙特时，以加强能源为主的经济合作为由，谋求阻止中沙关系进一步深化以及中国在中东地区影响力的扩大。
再次，在日本、巴勒斯坦、以色列、约旦四方合作的推动下，日本倡议的“和平与繁荣走廊” 构想，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里取得新进展。2017年，“和平与繁荣走廊”构想的旗舰项目“杰里科农产品加工园区（JAIP）”建设颇具规模，数家企业也入驻园区开始运营工作。同年12月，时任日本外相河野访问该加工园区，表示今后将致力于信息通信技术（ICT）领域的合作以及物流的改善。截至2022年末，杰里科农产品加工园区内已有14家巴勒斯坦民间企业开始运营，创造了约200人的就业岗位，这些成果在第六次“和平与繁荣走廊”构想部长级会谈中，得到了巴勒斯坦、以色列以及约旦三国的高度认可。
在军事方面，安倍将中东地区视为突破和平宪法以及向海外派兵的主要场所，以彰显日本的军事力量，为日本成为“政治大国”奠定基础。2014年7月，安倍通过内阁决议案推翻了“自卫权发动三条件”，解禁“集体自卫权”，提出了新“武力行使三条件”。虽然该决议案的逻辑与法理遭到日本各界的质疑和批判，但却为日本向海外派兵、行使武力提供了法律依据。2019年6月，日本在阿曼湾运营的两艘油轮遭到袭击，安倍按照新的“武力行使三条件”，向中东海域派遣了约260名海上自卫队队员及相关舰艇和巡逻机。面对国会质问，安倍表示派遣自卫队前往中东是为了保护日本船只的安全，此举并不违反宪法。此次自卫队的派遣标志着今后日本政府可不经国会审议，直接由内阁决议派遣与否，这极大简化了自卫队外派程序，缩短了反应时间，但也导致日本卷入海外军事冲突和区域纠纷的风险上升。
2012年后，推动日本中东外交的积极情感认知的另一个动机是“骄傲”。这种情感动机在第二次安倍政府期间表现明显。安倍曾在自己的著作中表示要将日本建设成为一个“美丽的国家”，有学者认为安倍是要让日本人对自己的国家充满自豪和骄傲。2013年2月，安倍访问美国期间发表题为“日本回来了”的演讲，宣传日本政府的新经济政策——安倍经济学，誓言要“夺回强大的日本”。安倍认为日本具备强大国家应有的基因，并为日本感到“自豪”。
2013年4月，安倍出访沙特、阿联酋、土耳其三国，提出与中东国家建立超越以能源为中心的传统关系。安倍主张与中东国家需在三个领域实现价值观共享，即政治安全上“协动”、经济上“共生与共荣”、文化和人员交流上“宽容与和谐”。为避免日本与中东国家的合作成果不再受“9·11”事件或“阿拉伯之春”运动的负面影响，2015年1月，安倍访问埃及时发表“中庸为最善”的演讲。演讲表面上是为宣传日本中东政策的“中庸”性，背后的真正意图是使日本成为中东秩序的参与者和塑造者。
此外，安倍政府还利用与中东国家的对话，输出有利于日本外交立场以及国家利益的价值观，以期获得中东国家的支持。2013年12月，安倍政府在第三届“日本和阿拉伯经济论坛”上表示，对中东地区的长期民主化进程进行支援，首次把“民主化”一词写入论坛发表的共同声明中。2016年5月，第四届“日本和阿拉伯经济论坛”发表的共同声明强调，双方一致认可日本是推动“共生与共荣、协动、和谐与宽容，以及中庸”价值观融入中东地区社会治理不可或缺的存在。
安倍政府充分利用“日本阿拉伯政治对话”这一部长级外交平台，宣传有利于日本的政治理念，试图拉拢阿拉伯国家站队。在朝鲜问题上，2017年9月，安倍政府在第一届“日本阿拉伯政治对话”会上，谴责朝鲜核试验及弹道导弹发射行为，强烈要求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在海洋安全保障问题上，2021年4月，安倍政府在第二届“日本阿拉伯政治对话”会上，呼吁阿拉伯国家要遵守“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构想所倡导的“法治下的自由与开放”的海洋秩序，得到部分国家支持。之后的岸田政府继承了“安倍外交路线”，2023年9月，在第三届“日本阿拉伯政治对话”会上，针对俄乌冲突，主张禁止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侵占领土，呼吁冲突双方尽快在乌克兰实现全面、公正和永久和平，这暗示岸田政府不希望阿拉伯国家倒向俄罗斯。
综上，2011年“阿拉伯之春”运动之后，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情感认知虽然短期内呈现出消极的一面，但在“不安”“野心”“骄傲”情感动机的作用下，日本开始加强“自主性”外交，注重与中东国家的经贸合作，并向中东国家输出自身政治理念与价值观，日本在中东的外交自信超越以往，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情感认知也呈现积极态势。
四、结语
本文使用自然语言处理技术为核心的量化文本分析法，对冷战后影响中东主要国家以及中东地区外交行为的情感认知进行了可视化分析，明确了日本对中东地区情感认知背后隐藏的多种情感动机。
从日本对中东主要国家亲疏关系来看，不同时期各有特点，但大部分时期日本对巴勒斯坦保持较高的“积极”情感，表明巴以冲突问题在日本中东外交中占据重要地位，且日本在巴以局势中更加“偏向”巴勒斯坦。在大部分时期，日本对伊朗的情感指数上下振幅不大，情感认知相对稳定。日本对伊拉克的情感指数在2013年前一直逐步上升，情感认知呈现积极态势，2013年后情感指数开始下滑，消极认知增强。
从日本对中东地区外交情感认知变化来看，整体上由“消极”转向“积极”。本文的定量分析结果为部分定性研究观点提供了实证。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情感认知，每当国际重大事件发生时，如海湾战争、“9·11”事件、“阿拉伯之春”运动等，中东地区都会陷入混乱局面，随之会增强日本的消极认知，这意味着日本的中东外交认知受外部因素影响较深。
从影响外交情感认知背后的情感动机来看，利己主义动机大于利他主义动机。尤其是重大国际事件发生后，日本对中东地区的情感认知大都具有“不安”动机，这是因为，日本担忧中东的外交成果受损进而动摇其外交政策。同时，日本决策层又“野心”勃勃地干预中东事务，谋求提升日本中东外交战略的自主性，这使得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外交呈现多元化特征。在“不安”和“野心”的情感动机相互作用下，冷战后日本对中东地区的外交情感认知整体呈积极态势，本文通过案例分析实证了这些情感动机对日本外交行为变化产生的影响。
近年来，受安倍寻求“外交自主性”和谋求“政治独立性”的外交理念影响，后安倍时代的日本实施“政治大国化”外交战略，这在中东地区也不例外。然而，这种所谓的“独立自主”外交模式却在日美同盟“美主日从”的格局定位下陷入矛盾和困境。比如，2023年10月7日，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武装袭击，导致日本的“自主外交”再次陷入困境。日本一直以来致力于缓解巴以紧张局势，保持相对中立立场，武装袭击发生后，日本最初表明希望调解双方矛盾，但由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先后都支持以色列行使自卫权，最终日本还是追随美国步伐，决定对哈马斯干部实施制裁。可见，尽管日本决策层在中东外交战略上虽有“野心”和“骄傲”等利己主义情感动机，但仍无法完全按照本国意愿开展“自主外交”，特别是在重大外交事件中还需顾及美国的立场。
最后，探析情感动机对日本外交行为影响的研究尚在初步阶段。国际形势变化和中东局势动荡，将继续影响日本决策层对中东情感认知的变化，随之会产生新的情感动机，使得未来日本的中东外交持续保持多元化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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