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现代化是世界发展的历史潮流，实现现代化是近代以来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追求，是“全球南方”国家治理的重要目标。在百年变局背景下，“全球南方”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体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主体自觉意识，而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打破了“现代化等于西方化”的神话，用事实证明了实现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拓展了“全球南方”国家实现现代化的思路和途径，亦成为中阿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重要内容。在现代化视阈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具备深厚的历史基因、广泛的价值共识与有力的政治保障，且受到双方现代化发展的共同诉求、不断增强的经济联系及中国在中东和平大国角色等因素的推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以现代化发展合作为目标，加强两大文明的积极价值观互鉴，具体内容包括：加强道德观互鉴可为双方合作注入东方特色的价值观准则；加强包容性互鉴是学习对方现代化成功经验的真正精神动力；加强和平观互鉴可为双方现代化进程营造友好的外部环境；加强创新性互鉴可增强各自现代化进程的道路自信；加强生态观互鉴有助于探索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发展方案等。总之，以现代化发展合作为主轴深化文明价值观互鉴，有助于为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奠定稳固的共同身份基础。
关 键 词：习近平文化思想 现代化道路 全球文明倡议 中华文明 阿拉伯—伊斯兰文明
作者简介：韩建伟，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副教授；丁俊，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亚非学会副会长。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的探索体现出更强的主动性与主体自觉意识，但很多国家对走何种现代化道路依然充满迷惘与困惑。以阿拉伯国家为例，大部分国家仍在现代化道路上苦苦求索。而“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有与其他国家分享现代化经验的价值旨趣。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之一，就是“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展现了现代化的另一幅图景，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路径选择，为人类对更好社会制度的探索提供了中国方案。”文明间对话与交流是推动现代化经验分享与发展合作的重要路径，也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涵。2023年3月，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尊重不同文明的多样性，倡导文明间加强对话与交流以增进互学互鉴，其中蕴含着深邃的现代化发展观。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取决于文明的多样性，这是加强文明对话交流与互学互鉴的理论与逻辑支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在同世界其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丰富发展，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文明对话交流与现代化进程的关系本质上体现的是交往力对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基础性作用。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一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都取决于它的生产以及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交往力作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横线，与生产力一起共同创造了文明的多样性与共生特点。
交而通、交而和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互学互鉴、和合共生的历史主轴。由此，有关两大文明交往的历史进程及发展现状也受到国内外学术界关注。原哈佛燕京学社主任杜维明先生认为，从明清时期开始的回儒对话实践，即使在西方学界，也认可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之间相互借鉴、良性互动和真正合作的真实可能。马来西亚学者奥斯曼·巴克尔（Osman Bakar）曾专门探讨伊斯兰文明与儒家文明对话，他主编的论文集体现了一批国际汉学家与伊斯兰学者对两大文明对话的思考。沙特阿拉伯学者哈姆德·本·穆罕默德·阿里· 阿勒奈吉丁梳理了历史上中阿文明间开展的一系列交往活动，认为中阿文明都崇尚对话、富有智慧，两大文明长期平等、和平的交往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作出了重要贡献。兰德贾尔（T.Ladjal）与卜拉希米（T.Brahimi）在研究古丝绸之路时，发现中阿两种文明代表了和平合作、相互尊重的和谐共存典范，历史上形成的友好形象至今仍对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关系产生积极影响。本·辛芬德费尔（Ben Simpfendorfer）利用亲身经历叙述了中阿经济合作的加强源于双方现代化发展的共同需要，与之伴随的是语言、文化上的交流碰撞增多。然而总体而言，国际学界对中阿两大文明对话的研究较少，这也从侧面反映出西方主流学界对中阿文明交流的忽视甚至意识形态偏见。国内研究文明交往的代表性人物是彭树智先生，其“文明交往论”形成的主要理论来源就是基于古丝绸之路上中东地区与中国及周边国家发生的众多文明交往案例，从中得出了“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的根本性结论。近年来，中国学者围绕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新形态、全球文明倡议与现代化发展合作、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与交流等方面作了不少探索，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内涵、文明对话与交流推动现代化等问题上已形成理论化的认识，但结合具体案例的研究仍显不足。上述情况构成了本文写作的逻辑起点。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应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有关文明对话与交流互鉴精神的指引下，结合两大文明的整体性、连续性及可持续发展性，在现代化实践中进一步深化文明价值观互鉴。鉴此，本文拟探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为什么能在现代化视阈下进行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现代化视阈下双方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现实动力是什么？双方应主要围绕哪些文明价值观深化互鉴？
尽管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之间主要受地理及语言、宗教、习俗等文化因素的影响存在明显的身份认同差异，但双方基于中阿文明交流深厚的历史基因、价值共识与政治保障，厚植了以现代化发展合作为主轴、深化中阿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且在合作发展中有助于促进基于共同价值观身份意识的生成。
第一，古丝绸之路上的文明交往及近代以来屈辱的现代化探索为中阿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奠定了历史基因。中国与阿拉伯地区的交往最早可追溯至秦代。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了中国与中亚、西亚的商道，即陆上古丝绸之路；东汉时期甘英出使大秦，到达条支（当时对阿拉伯地区的称谓），使得古丝绸之路得到进一步的延伸。从汉代到蒙元时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商旅团队在古丝绸之路上络绎不绝，促进了双方的商品贸易、人员流动及文化融合。对古丝绸之路促进双方及世界文明发展的成就，习近平主席作出过精炼概括，“丝绸之路把中国的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经阿拉伯地区传播到欧洲，又把阿拉伯的天文、历法、医药介绍到中国，在文明交流互鉴史上写下了重要篇章。”明初郑和下西洋，是古代中国与包括阿拉伯国家在内的亚非地区文明交往的高峰。郑和下西洋多次到过忽鲁谟斯（今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及亚丁湾附近，同阿拉伯半岛诸国发生过直接的交往活动。阿曼历史协会理事会成员穆罕默德·本·赛义德利用翔实的阿拉伯文献，证明郑和船队曾5次到过阿曼并访问了多个城市，促进了中国与阿曼及印度洋区域的贸易、经济与文化交流。郑和下西洋奉行“仁和为先、宽容开阔、以义统利、太平共享”的精神，充分彰显了中华文明的和平性、包容性、平等性、利他性、共享性等特征。与同时代欧洲开启的大航海及殖民扩张运动相比，郑和下西洋代表的中华文明和平交往精神更显弥足珍贵。研究证明，历史上凡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与中国中原王朝建立经贸和文化联系的国家、地区和民族，在为古代中西或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做出贡献的同时，也促进了它们自身文明的发展。伊斯兰教科文组织总干事萨勒姆·本·穆罕默德·马利克认为，历史悠久的丝绸之路证明中国及其人民在人类交往的意志和智慧方面有先例可循，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见证，是连接不同文明的关键纽带，促进了沿线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发展。然而，主要受沿线国家政治动荡、战乱、商道关闭等因素的影响，古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15世纪以来，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古丝绸之路最终被取代。
近代以来，中东地区不断地遭受西方大国的侵略，逐渐沦为西方大国的殖民地。奥斯曼帝国从18世纪开始进行军事现代化改革，到19世纪中期发展为“坦齐马特改革”，试图通过对西方宪政制度的有限模仿挽救濒于危亡的封建王朝。但奥斯曼帝国的现代化运动并未扭转命运，西方列强采取“分而治之”政策，对其领土不断蚕食分割，帝国在一战后分崩瓦解。另外，在19世纪早期，埃及也发生了由穆罕默德·阿里领导的现代化改革运动，并在短期内令埃及的综合国力大大增强。马克思曾对阿里的现代化改革运动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当时埃及是“奥斯曼帝国唯一有生命力的部分”。然而，阿里改革终究是昙花一现，在英国的外部干涉下，埃及现代化运动被迫中止且沦为英国的保护国。中国比阿拉伯国家遭受殖民入侵的时间要晚，但在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与列强签署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为摆脱统治危机，晚清政府先后推行了“洋务运动”“维新变法”等一系列自上而下的现代化改革运动，但始终无法阻止西方殖民者的步步入侵。到这一时期，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几近中断，内忧外患下双方都丧失了对外交往的主动性与自主性。但在一战结束之后，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联系逐渐增多，在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中相互支持。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波建交热潮就来自阿拉伯世界。1955年，在印尼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总理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发表的“求同存异”演说，获得了与会阿拉伯国家的高度赞扬。万隆会议之后，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迎来建交高潮，双方经贸文化互动开始增加。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还在不结盟运动框架下加强合作，对美苏两极格局形成巨大的冲击。在冷战格局之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能够超越意识形态与政治制度差异实现相互尊重、平等友好的交往，一方面是基于历史上文明交往形成的深厚积淀，另一方面拥有共同的遭受西方殖民入侵及相似的屈辱性现代化探索经历，因此在反帝、反霸与谋求国家自主发展方面存在高度一致性的诉求。
由此可见，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正是通过古丝绸之路促进了两大文明的成长与进步；曾经相似的屈辱性现代化经历则为两大文明重新重视对话交流奠定了历史认同与身份自觉，并在文明对话与交流中融入了自主发展、共同发展、创新转化等价值内涵。
第二，发扬传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作用为中阿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奠定了价值共识。虽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有悠久的文明积淀，但现代化的开启并非源于自身文明的内在质变，而是在西方文明的强势入侵下被迫启动的。因此，在现代化进程的早期，中国与不少阿拉伯国家都曾将西方文明视为真正现代化的模式加以模仿。例如，中国从维新变法到辛亥革命，都以西方资本主义宪政精神与制度作为现代化标准进行效仿。埃及、伊拉克、叙利亚等阿拉伯国家在20世纪上半期都曾参照西方现代化模式，政治上实行政教分离制度，经济上走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但在没有真正独立之前，这些国家的现代化改革都是依附性的，因此成效不彰；这也导致这些国家在赢得完全独立之后，纷纷转向模仿苏联现代化模式，从而形成了阿拉伯社会主义道路。“阿拉伯社会主义并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一种思想成分复杂的特殊的社会主义理论，主要由阿拉伯民族主义、伊斯兰传统和科学社会主义的个别原理组成。”尽管阿拉伯社会主义同新中国成立初期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不尽相同，但中阿现代化模式仍存在某些共性，如都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经济上采取计划经济模式等做法。实践证明，模仿西方现代化或苏联现代化模式，给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带来了诸多弊端，尤其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衰落导致社会认同的虚无甚至断裂，由此催生了一系列的改革举措。
20世纪70年代末，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改革开放不仅是“开拓创新”，更准确地讲是“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平稳有序发展，离不开对中华传统文明价值的重视与弘扬。中华传统文明借助现代化的丰富实践实现了超越与创新，逐渐发展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两个结合”精神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哲学升华与理论总结，“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意义在于不盲目学习外来模式，立足于本国现实国情，将中华传统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结合转化，融会贯通为独树一帜的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习近平主席进一步强调“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意义，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赋予中华文明以现代力量，中华文明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深厚底蕴”。可以看出，习近平文化思想将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华文明视为表里映衬、不可分割的相互依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在文明传承方面的守正创新经验，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交流互鉴的理念基础。
到20世纪70年代末，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模式也在发生重大转向，即伊斯兰复兴运动进入了高潮。这股表面复古的运动，是对半个多世纪来现代化道路的反思与批判。伊斯兰复兴运动本质上是倡导走伊斯兰特色的现代化道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北非阿拉伯国家如苏丹、阿尔及利亚、突尼斯、摩洛哥等国，出现了形形色色的伊斯兰政党与组织。埃及穆斯林兄弟会在沉寂多年后，重新加强了组织活动能力。在约旦，具有伊斯兰背景的政党或组织在政府中的影响力也大大增强。伊斯兰复兴运动在各国的表现并不一致，但都主张以伊斯兰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治理与现代化的价值内核。然而，这种试图通过复兴伊斯兰传统思想来实施国家治理与推进现代化的实践，同样存在很多问题。上台执政的伊斯兰代表人物、组织或政党在国家治理方面通常存在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的问题，容易陷入治理失效的困境，即使掌握了政权也可能在短时间内被推翻。苏丹在2000年之后重新向世俗化道路回归；埃及在2013年曾由出身穆斯林兄弟会的政治人物穆尔西执政，但该政府在一年后就被代表世俗力量的军方势力推翻。虽然伊斯兰复兴运动的盛况不再，但其留下的对伊斯兰文明传承与现代化关系的思考仍在继续。总体看，将伊斯兰教包容进现代化并在世俗与宗教之间保持平衡的国家，现代化进程相对平稳有序；而将伊斯兰教排斥在现代化进程之外，或者全面伊斯兰化却不兼容世俗化合理诉求的国家，现代化进程比较动荡。从现代化视角审视海湾阿拉伯君主国会发现，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整体平稳有序，除了有丰富的油气资源作为物质基础外，它们大多自觉地将伊斯兰教融入了现代化进程。这些国家大体形成了以伊斯兰文明为本位，同时兼容吸收其他现代文明合理元素的现代化发展道路。
比较得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都需要面对传统文明与现代化关系的主题。传统文明不仅不能被排除在现代化进程之外，传统文明对现代化的适应与创新构成了古老文明国家现代化进程的精神内核与身份自觉。推进传统文明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这一现代化主题容易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间引发共鸣，从而奠定双方文明对话与交流的价值共识。
第三，新时代元首外交战略引领为中阿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提供了思想遵循与政治保障。进入新时代，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政治互信的不断提升与文明交往的不断深入得益于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与垂范作用。2014年以来，习近平主席连续5次面向阿拉伯世界发表重要讲话，历次讲话中都对中阿文明交往交流与互学互鉴作了深刻论述。2014年6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六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回顾了中阿双方悠久的交往历史，概括总结出“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2016年1月，在到访开罗阿盟总部时，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各成体系、各具特色，但都包含有人类发展进步所积淀的共同理念和共同追求，都重视中道平和、忠恕宽容、自我约束等价值观念。我们应该开展文明对话，倡导包容互鉴，一起挖掘民族文化传统中积极处世之道同当今时代的共鸣点。”这是习近平文化思想以交流互鉴促进文明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精神在中阿文明交流领域的具体体现。2018年7月，习近平主席出席中阿合作论坛第八届部长级会议，对中阿文明对话的重要性尤为关注。他指出，“文明的活力在于交往交流交融。历史上，中华文明与阿拉伯文明交相辉映。今天，我想要更多向对方汲取智慧与营养。”2022年12月，习近平主席在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要加强文明交流，高度概括了“守望相助、平等互利、包容互鉴”的中阿友好精神，明确指出要共同反对“伊斯兰恐惧症”，并提出了包括“文明对话”在内的推进中阿务实合作的“八大共同行动”，强调中阿文明交流“要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树立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的典范”。2024年5月，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了中阿构建包括“更广维度的人文交流格局”在内的“五大合作格局”，推动中阿命运共同体建设跑出加速度。概言之，习近平主席一系列重要讲话持续为新时代中阿战略合作与文明交流把舵定向，引航前行，也为推进全球文明倡议在阿拉伯世界的实践奠定了重要思想基础，同时引发了阿拉伯国家领导人和政商学界的广泛共鸣。埃及塞西总统在出席首届中阿峰会时，充分肯定了中阿文明交往的历史意义，“我们地区的法老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和其他文明，与中国古代文明代表了人类的方向；我们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因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兴起及与中国古代文明的人文与商业交流而增强。”值得一提的是，加强中阿文明互鉴、尊重文化多样性、反对对特定文明的偏见与歧视、反对文明冲突论等观点被列入首届中阿峰会联合宣言之中。苏丹前驻华大使加法尔也认为，“‘全球文明倡议’为人类文明长河注入了新的活力，促进了文明之间的良性和谐，造福于人、自然和地球的和平，营造了和平共处的全球环境……这一倡议也属于阿拉伯人民。”
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国同阿尔及利亚（2014年）、埃及（2014年）、沙特阿拉伯（2016年）和阿联酋（2018年）四国建立了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同卡塔尔（2014年）、伊拉克（2015年）、约旦（2015年）、苏丹（2015年）、摩洛哥（2016年）、吉布提（2017年）、阿曼（2018年）和科威特（2018年）八国建立了战略伙伴关系。中阿伙伴关系网还在继续扩大。2023年9月，中国与叙利亚建立“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5月31日，中国与巴林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政治互信为双方协商搭建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制度平台奠定了基础。中国已经与阿拉伯国家搭建了整体性文明对话机制。“中阿合作论坛”的整体框架就包含以发展促进文明对话的内涵。2024年5月30日，沙特外长费萨尔亲王在参加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时指出，“阿中合作论坛体现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共同合作的文明框架。以往双方所有的活动与项目都基于联合国宪章原则，旨在实现世界的和平、安全、繁荣与进步。”中阿合作论坛专设“中阿关系暨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机制，至2024年8月已举办10届，由中国与不同阿拉伯国家轮流主办。文明对话会的主题聚焦中阿文明交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同时结合双方现代化发展与地区热点问题，从文明对话角度商议解决之道。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中阿文明对话会围绕共建现代丝绸之路、去极端化与反对恐怖暴力、弘扬和平文化等方面由浅入深展开对话。实践证明，中阿文明对话研讨会促进了阿方对中国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积极认知，并增强了阿拉伯国家与中国进一步合作的动力。在第十届中阿文明对话会上，阿联酋国务部长艾哈迈德·本·阿里·萨耶格指出，“阿联酋与中国的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宽容、平等原则之上并致力于和平与稳定。两国有许多共同的目标，如促进可持续发展、增长与繁荣等。”
元首外交和中阿文明对话的制度化促进了多元平台的搭建。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孔子学院的数量在阿拉伯国家不断增多，截至2023年底已有近30所。孔子学院已成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开展文明对话的重要桥梁，如由孔子学院参与组织的“汉语桥”国际大中学生中文比赛项目，埃及已经成为参与该项目次数最多的阿拉伯国家。除此之外，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也形成了定期互办文化节机制。文化节内容形式丰富多样，最有代表性的是中阿合作论坛框架下的阿拉伯艺术节，截至2023年底已举办了5届。
综上所述，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曾在历史上通过交往促进两大文明走向共同繁荣，而交往的中断则成为文明衰落的诱因；在西方殖民入侵下两大文明经历的屈辱性现代化探索，构成了当代中阿重启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历史身份自觉。作为世界上最成熟、影响最悠久的两大文明体系，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都面临传统文化如何融入现代化的共有议题，这构成了两大文明深化对话、交流与互鉴的价值共识。而元首外交引领的政治互信与机制建设，则为中阿深化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奠定了坚实的政治保障。
立足当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源自双方现代化发展诉求的共同推动，得益于双方密切的经济联系及利益共同体的构建，同时受到中国在中东地区开展的和平大国外交的有力推动。
第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化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深受各自现代化发展诉求的内在驱动。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西方现代化主要依靠对外侵略与殖民扩张实现资本原始积累与发展资本主义的道路模式，也打破了亨廷顿“现代性意味着稳定，而现代化意味着动荡”的传统信条。中国式现代化表现出来的新文明形态，是中华文明崇尚和平、开放包容、和而不同、崇尚大同等理念对现代化进程的融合与塑造。中国式现代化认为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根源于世界文明的多样性。中国式现代化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中国方案”之一，就是启迪发展中国家要重视传统文明对现代化进程的基础性塑造作用，对外来模式的吸收、融合都要以本国传统文明及自身国情为本。中国式现代化的文明观，要求与世界其他现代化模式开展对话，通过文明交流互鉴，深入挖掘不同类型传统文明的当代价值，为现代化发展服务。与此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仍然是未完成的现代化，仍需要继续借鉴其他文明优秀成果，赋予现代化不断进步的活力。
与此同时，阿拉伯国家推进现代化的强烈愿望也增加了它们与中国深化文明对话与交流的意愿。从长时段历史看，中东地区二战结束以来就成为世界上爆发战争与冲突高发的区域。很多国家面临久不能解的安全困境，被迫将大量物力、财力、精力用于国防建设与军备竞赛，不能集中精力于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长期的动荡与冲突也促使中东国家开始反思，转而寻求国家间的和解与和平共处。近年来，中东国家间兴起一股顺应时代发展、谋求和平发展的“和解潮”。2021年初，沙特、埃及等国宣布与卡塔尔恢复外交关系，历时4年的卡塔尔断交危机获得解决；2023年初，中东两大宿敌——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该地区两大阵营长期对峙的局面得以缓和；同年，叙利亚重回阿盟，部分阿拉伯国家重新与之建交，标志着阿拉伯国家内部的和解进一步扩大。另外，沙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与土耳其也改善了一度恶化的关系。“和解潮”是对中东地区国与国之间出现的以和解代替对抗、以沟通代替猜疑、以合作代替竞争的新趋势的描述，在本质上反映的是中东地区秩序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型，其背后是对本国现代化建设的强烈安全诉求。迄今为止，中东也是世界上贫富分化严重、国家间存在巨大发展鸿沟的地区，地区国家都面临不同的现代化阶段任务与挑战。在现代化发展程度上，阿拉伯国家大致分4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以海合会为代表的富国集团。沙特、阿联酋、卡塔尔等海合会六国，属中东地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之列，但其现代化的任务远未完结。这些国家都希望在油气资源枯竭之前，加快经济多元化的转型。为了尽早摆脱对油气资源的依赖，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这些国家相继出台了中长期愿景规划，如沙特“2030愿景”、巴林“2030愿景”、科威特“2035愿景”、卡塔尔“2035愿景”、阿曼“2040愿景”及阿联酋“2071百年愿景”等。在世界各国致力于应对气候变化、促进碳减排的大背景下，新能源时代的加速到来给海合会国家的经济现代化带来了新的压力与动力。第二层次是中等发展程度国家，如埃及、约旦、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等国。这一层次的国家发展水平与海合会集团、发达国家及全球新兴经济体之间尚存在较大的差距。受制于自身或外部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它们的现代化进程普遍比较缓慢，但谋求发展的愿望十分强烈。第三层次的国家经历了长期的战争或内乱，希望重建国家并改善经济民生，渴望和平与发展，代表性的国家是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第四层次的国家至今仍处在战乱之中，尚没有能力与精力开展现代化，如也门、利比亚、苏丹等国。因此，从现代化发展阶段审视，几乎所有的阿拉伯国家都是“未完成的现代化”或需要“重新开始”的现代化。这是中东“和解潮”发生的重要经济与社会根源。
阿拉伯国家现代化与中国式现代化的目标殊途同归，都希望将本国建设成富强、文明、美丽的国家。阿拉伯国家希望中国的发展倡议与它们的现代化发展战略对接。沙特商业和投资部部长马吉德·卡萨比表示，中国致力于连接全球东西两端“丝绸之路”的努力，符合沙特“2030年愿景”。埃及总统塞西对中国多年来支持埃及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赞赏，并希望在推进产业本地化、技术转让等基础上，推动两国关系开启新阶段。另外，塞西政府推行的经济改革计划也积极效仿中国发展模式，希望加快本国现代化进程。黎巴嫩学者阿德汉·赛义德（Adham Sayed）认为，“中国式现代化走出了一条与西方完全不同的道路。中国模式强调‘共赢’，即在发展的过程中实现多方共同获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政府不仅仅关注自身发展，也考虑到了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利益。”由此可以看出，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正从经济务实合作发展到对彼此现代化模式的交流，这一趋势必然走向两大文明之间的深入对话。
第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不断深化的经济联系为加强现代化发展合作的文明对话与交流提供了动力源泉。阿拉伯国家是与中国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天然伙伴。阿拉伯国家人口众多，推动经济社会发展、改善人民生活是各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务。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致力于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中国式现代化的经验对于广大阿拉伯国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能源供需关系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建立纽带联系的基础。20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中国从能源出口国变为进口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石油大幅度提高。2000年，中国从中东地区进口的原油已占全部进口比例的53%。此后，中国从中东进口的原油比例一直保持在50%左右。沙特是中国第一大原油进口国，其他国家如阿曼、伊拉克、阿联酋、卡塔尔也是中国主要的原油及天然气供应国。但能源仅仅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深厚经济联系的一部分，双方广泛交织的经济关系逐渐覆盖到多个领域。中国海关发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对阿拉伯联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由2004年的3 038.1亿元增至2023年的2.8万亿元，增幅高达820.9%。当前，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已经深入到数字经济、绿色能源、现代金融、航空航天等高科技领域。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经济关系的深化促进了双方经济的共同发展。阿拉伯国家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将参与共建“一带一路”视为加速本国现代化的重要机遇。2022年中沙峰会期间，沙特与中国企业签署了35项投资协议，覆盖绿色能源、氢能、太阳能光伏、信息科技、云服务、交通物流、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沙特投资部部长哈立德·法利赫（Khalid Al-Falih）表示，根据沙特“2030年愿景”，沙特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投资机会，希望能够加强与中国之间的投资。而阿拉伯国家也日益认识到现代化发展合作对促进文化交流与文明对话的意义。2024年3月，沙特文化部长巴德尔·阿勒亲王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王储中沙文化合作奖颁奖典礼上指出，“沙特‘2030年愿景’和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正在创造巨大的机遇，我们可以共同投资以实现更大的文化融合。设立该奖项的目的是弘扬古丝绸之路的文化价值观，为促进两大文明的交流与合作做出贡献。”
综上，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已经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济利益共同体，而双方超越经济关系、对文化合作与文明对话的需求也在增强。当下，除了少数产油富国，大部分阿拉伯国家仍然徘徊在现代化进程的边缘，它们对中国创造的和平崛起、持续增长的现代化发展奇迹十分欣赏，对中国式现代化所体现出来的独特理念及其背后的文明逻辑也产生了更多了解的兴趣与学习的愿望，从而形成了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重要推动力。
第三，中国在中东发挥的和平大国角色是推动阿拉伯国家深入了解中华文明内在精神的现实动力。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习近平文化思想的重要内容。人民至上的价值情怀不仅体现在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内部统一体的构建上，也体现在协和万邦的共享理念的传播上。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体现在国与国关系上，就是以人民为本位的共享文明与协和万邦的天下文明的有机融合，是国与国之间相互依存、命运与共、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秩序的构建。
多年来，中国中东外交的基本原则是“劝和促谈”，为动荡中东注入了一股和平的力量。与美国在中东搞联盟政治与阵营对抗不同的是，中国与大部分中东国家都在平等、自愿基础之上建立了伙伴关系。伙伴关系与联盟关系最主要的区别在于，不以针对任何第三方为目标，是开放、包容、平等、互利的双边关系，两国之间的伙伴关系也可发展为多国参与的合作关系，是“真正的多边主义”。事实证明，中国在中东构建的伙伴关系网不仅没有加剧不同阵营的地区国家之间的对抗，反而促进了它们的和解。
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上秉持公正立场。以巴勒斯坦问题为例，几十年来，中国始终支持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正当权利和巴勒斯坦问题的和平解决。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坚定支持中东和平进程，支持建立以1967年边界为基础、以东耶路撒冷为首都、享有完全主权的巴勒斯坦国。”2023年10月7日，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中国政府随即宣布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最终途径是真正落实“两国方案”；在联合国担任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安理会举行巴以问题高级别会议。2023年11月30日，中国政府发布了《中国关于解决巴以冲突的立场文件》，提出了落实“两国方案”需要全面停火止战、切实保护平民、确保人道主义救援、加大外交斡旋、寻求政治解决的五点建议。随着加沙危机的持续，中国通过埃及向被围困的加沙难民提供大量人道主义援助。从文明观角度看，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外交立场体现了中华文明尚仁爱、重人道、讲公正、厚德行等传统伦理精神。阿拉伯国家也积极回应了中国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公正立场，阿盟秘书长盖特对中国在各种国际论坛，特别是联合国框架下根据政治与人道主义原则对巴勒斯坦事业的支持公开表示感谢。2024年5月31日，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会议发布了中阿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联合声明，呼吁国际社会“应共同努力推动加沙地带尽快停火止战，推动巴勒斯坦问题早日得到全面、公正、持久解决”。这一联合声明向国际社会充分彰显了中阿双方共建公平正义的国际政治文明、携手推进地区治理和全球治理实现善治的高度共识，对于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大现实意义。2024年7月21日至23日，中方邀请巴勒斯坦14个派别代表在北京举行和解对话，最终签署了《关于结束分裂加强巴勒斯坦民族团结的北京宣言》。它为巴以冲突的解决带来新希望，也为巴勒斯坦人民争取独立自由的斗争提供了重要的支持和助力。
无论是促成沙特与伊朗的历史性和解，还是推动巴勒斯坦内部签署《北京宣言》，均表明中国在中东热点问题的治理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上述两大事件还可从文明演进角度思考其背后的行为逻辑及意义，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喻示着伊斯兰文明崇尚宽容、中道、和平、安宁的传统价值观的回归，不同民族、教派、政治团体睦邻友好相处的团结和睦理念重新受到了重视。而中国促成沙伊和解、巴勒斯坦内部和解的行为，体现了中国外交寻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这深植于中华文明“尚和合，求大同”的和平主义价值观。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的和平大国角色，为该地区缓解安全困境、摆脱地缘政治冲突开辟了崭新的思路与实践进路。阿拉伯国家逐渐对中国外交背后的文明逻辑产生了更浓厚的兴趣，这就成为双方开展更广泛深入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重要动力。
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文明对话与交流虽然具备深厚的历史基础与现实动力，但进一步深化对话与交流仍然面临一些挑战，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阿两大文明的差异性及对彼此文明的认知不足决定的。文明本质上体现为一种独立的认同体系。例如，汤因比认为，文明是一个作为政治、经济、文化共同体的“社会”，文明之间存在形态上的差异，这奠定了其文明形态比较史观的基础。文明之间的差异也表明克服对方文明带来的异质感并增进彼此认同并不是一个容易达到的目标。不容置疑，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既具有共通性，也存在差异性。两大文明因所处地理环境及历史发展的条件与具体进程不同，在民族认同、宗教信仰、语言体系、风俗文化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并赋存于各具特色的政治体制、经济结构及社会生态之中。这种差异性使得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当前要加深对彼此文明的了解与认知并不容易。具体而言，一些中国人对阿拉伯国家历史与文化的认知过于浅薄甚至负面，而阿拉伯国家的不少民众对中华文明源流演变的认知也极其有限，双方学界对对方文明系统研究亦不充分。导致这一问题出现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双方了解彼此文明的渠道大多是从西方媒体获得的，因此彼此间不自觉地对对方文明产生了某些偏见。例如，西方国家长期炒作“伊斯兰威胁论”，甚至将暴力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教关联的做法对少数中国人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而近年来西方加大炒作不实的“中国威胁论”，包括污名化“一带一路”项目的行为，也令阿拉伯国家不少人士对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增长的影响力产生疑虑。除此之外，在西方中心论的长期影响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民众还存在对彼此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及所取得的成就认识不足的问题，甚至仍然将对方视为“边缘落后的文明”，没有意识到两大文明同在复兴及创新进程之中。但这也表明，中阿文明形态上的差异及相互认知不足使得深化价值观层次的对话与交流变得更加迫切。在现代化视阈下探讨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加强文明对话与交流，本质上是以双方共有价值观融合为基础构建基于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共同身份。换言之，双方政治交往与经济合作需要有共同价值观来夯实。只有深入文明底层的价值观对话，才能弥补因利相交所带有的短暂性、宜变性与不确定性，增加双方交往的理性深度与人文厚度，丰富中阿命运共同体构建的精神内核。这也同时说明，将两大文明的优秀价值观在现代化发展合作中实现深度融合，增强各自传统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传承、转化、创新能力并通过交流互鉴实现共生繁荣，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第一，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需围绕现代化发展合作进一步加强道德文明观互鉴。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有讲道义、重义轻利的优秀道德传统。囿于中阿双方经济合作相对活跃的现实，阿拉伯国家不少民众对当代中国人的印象主要停留在务实、理性与重商文化上，他们对中华传统文明的道德伦理观缺乏深刻的理解，或仅限于表面或形式化的理解。与此同时，中国对阿拉伯国家的传统道德伦理观的认知也有待继续深化。
中华民族自古尊崇仁德博爱之心，倡导“德不孤，必有邻”的精神追求，坚守“亲仁善邻、讲信修睦”的处世之道，奉行“义利并举、以义为先”义利原则。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对中国来讲，“一带一路”倡议不仅是经济合作项目，其蕴含的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是中华文明道德观向外传播的有形载体；其倡导的共商、共建、共享三大理念，是中华文明义利统一观的集中体现。与西方媒体不同，阿拉伯国家媒体对“一带一路”的认知从一开始就体现出客观、理性的特征，但同时也存在信任不足、疑虑犹存等问题。阿拉伯媒体最初完全持肯定立场的报道比例并不高，其中不乏持观望与质疑态度者，特别是卡塔尔半岛电视台受西方影响较大，对“一带一路”的负面报道偏多。也不容否认的是，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阿拉伯媒体对“一带一路”正面积极报道近年来有增多的趋势。尽管如此，质疑中国在中东不断增长的影响力及其意图的声音，在阿拉伯国家中仍不乏认同者，如对沙特智库的研究证明了这一点。由此彰显阿拉伯国家部分人士对中华文明的道德观还缺乏深入的了解。
鉴此，中国不但需要阿拉伯国家进一步了解中华文明的道德观，也需要更加深入了解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道德观。事实是，两大文明的道德观有很多相通之处，值得深入对话、交流与互鉴。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伦理思想，如提倡宽恕、诚实、公正、无私的个人美德，倡导人与人之间互助合作，奉行利他主义，要结交好人等。这些思想已经内化为大多数穆斯林行为规范的一部分。伊斯兰市场行为尤其强调道德与公正。伊斯兰国家要求其市场参与者，在市场交易过程中不仅能够符合教法规定，同时还能积极传播善行，成为敢为正义的勇士。善行意味着不仅仅要遵守公正、正义的要求，还要时刻助人为乐，心怀他人。例如，不少阿拉伯国家建立了以“利益共享、风险共担”为原则的伊斯兰银行制度，这源于伊斯兰教禁止收取利息、反对高利贷盘剥的道德传统。基于此，中阿双方应围绕现代化发展合作加强道德观对话，深入挖掘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与中华文明崇尚利他主义、集体主义等传统美德，为以利相交的经济合作注入东方特色的共有价值观准则。中方应更为积极地推动双方文明对话，通过政府与企业双层联动的具体合作，持续向阿拉伯国家传播中国讲诚信、重道义的伦理观，获得后者更强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为打造中阿命运共同体塑造共同身份基础。
第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需在尊重现代化道路多样性方面加强两大文明包容性互鉴。围绕现代化发展模式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的前提是尊重彼此现代化道路的多样性。毫无疑问，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表现出巨大的差异性，即使在阿拉伯国家内部，在共有的伊斯兰文化认同下，现代化道路也呈现出多元特征。因此，加强包容性互鉴是必要的，同时也是可能的。事实上，两大文明在成长过程中除保持自身特色以外，都曾兼容吸收过众多文明的精髓，彰显突出的包容性。
“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取向，决定了中国各宗教信仰多元并存的和谐格局，决定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兼收并蓄的开放胸怀。”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中华文明与世界其他文明不断碰撞、交流、融合，在取长补短、择善而从、兼收并蓄中丰富发展。中华文明强大的包容性，体现了“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和平性格、海纳百川的包容特质、天下一家的大国气度”。中华文明尚和合，“和合”的前提就是尊重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和而不同”既是君子之道的隐喻，也是中华文明的要旨，更是中国式全球化探索与重建世界秩序的价值基点。“和而不同”理念也使得中国对其他国家的现代化道路能够秉持尊重、理解、学习与吸收的包容态度。
与此同时，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也有很强的包容性。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其上升时期曾广泛吸收古希腊罗马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基督教文明的智慧与成果，被誉为“承前启后，沟通东西”的文明典范。早期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之所以能够兼容并蓄其他文明，是由其自身的开放性与求同存异的特性决定的。伊斯兰文明最基本的精神是中道思想，其引申意义包括和平、包容、忍让、团结、友善、求同存异等内容。其中“包容”的思想、方法和态度，在伊斯兰教义学特别是在认识论或知识论当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在实践中，伊斯兰文明有“以和为贵”的传统，尊崇求同存异、包容异己的精神。伊斯兰教主张对非穆斯林秉持宽容立场，允许与之结交，必要时予以帮助与支援。阿拉伯国家非常重视开展文明的包容性对话。阿联酋宽容部部长谢赫·纳哈扬·本·穆巴拉克指出，包容与宽容是阿拉伯国家与中国及其他国家加强文明交流、探讨共同价值观的基本原则。阿盟助理秘书长海法·阿布·格扎拉积极评价阿中关系和阿中文明对话成果，强调尊重文明的多样性是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源泉。
从以往文明对话的内容看，中阿之间并不缺乏对包容性的重视并以此为原则搭建对话的价值观基础。将深化文明包容性对话进一步引入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必要性在于，包容性应成为尊重各国选择不同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共识，而坚持包容性的最根本意义应是从对方现代化发展模式中自觉加强学习与借鉴意识，通过对方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反思本国现代化的不足并进行改进。包容性对话的核心精神类似于“拿来主义”，是能够借鉴对方现代化发展经验的真正精神动力，也是本国现代化进程不断获得外部智慧滋养并保持自我革新活力的重要源泉。
第三，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在现代化发展合作中加强文明和平观互鉴。从文明对话角度强调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和平性，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形势下具有特殊重要的意义。中国强调中国式现代化的和平发展性质，是由中华文明的内在基因决定的，而外部环境的复杂化趋势也促使中国必须进一步证明自身发展的和平性。
中华文明的核心精神就是“和”，即和平性的原则和理念。“和”既体现为人的心平气和，也是社会乃至世界化解冲突和对立，建立一种和平的秩序；同时也是多种价值和观念、多种文化和文明达到一种丰富而和谐、和平的理想状态。中华文明对和平的重视是中国自古以来几乎没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关键原因。中国历代先贤深知“穷兵黩武必亡”的道理，对战争的态度一贯是“慎战不战”。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和平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但当前，中国谋求和平的现代化发展进程面临的外部环境越来越复杂，特别是美西方国家将中国崛起视为改变现有世界秩序的重大威胁，不断对中国现代化发展模式与对外交往合作蓄意抹黑，如西方长期存在将“一带一路”倡议描述为地缘政治意图项目的话语叙事。中国需要利用各种国际平台，特别是与阿拉伯国家的合作对话机制，进一步彰显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和平性宗旨。
与中国相比，阿拉伯国家更需要对伊斯兰文明的和平性加强宣传。伊斯兰教本身是崇尚和平的宗教，在伊斯兰教经典著作里，有很多内容要求人们恪守和平的精神。但是阿拉伯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充满了暴力、动荡与冲突，其中既有极端组织以伊斯兰“圣战”之名实施的恐怖活动，也有不少国家内部发生政权更迭及地区国家间爆发冲突，导致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发展环境极其恶劣。这也促使阿拉伯国家对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和平导向十分关注。叙利亚政治分析家穆罕默德·哈巴什指出，阿拉伯地区的变革运动导致了冲突甚至部分国家的毁灭，这给阿中关系带来了更多的责任。他呼吁在文明对话框架内举行专门研讨会，中国作为世界和平的推动者，需要通过丝绸之路项目推进思想上的对话与交流，不应仅仅局限于贸易。卡塔尔多哈国际宗教对话中心董事会主席易卜拉欣·本·萨利赫·努埃米在第七届中阿文明对话会上指出，中阿之间的文明对话有助于打击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促进宽容价值观、和平文化的传播，有利于那些遭受冲突的国家回到发展与重建的道路上来。
当今世界各国现代化进程与大国竞争、地区性冲突交织在一起，使得维护和平、安宁的发展环境面临更多困难。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围绕现代化发展合作进一步开展和平观互鉴，不仅有利于为中国式现代化营造友好宽松的国际环境，也有助于破除西方对中国现代化发展路径、崛起意图的恶意抹黑，同时也能令阿拉伯国家进一步领略中国式现代化和平发展的文明底色，也能给它们带来更多的启发，促使它们充分发掘自身伊斯兰文明的和平基因，以理性、宽容、平和的精神处理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为现代化建设创造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
第四，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在现代化发展合作上加强文明创新性互鉴。“创新性”应是当前中阿现代化发展合作的重点方向，但创新性不应仅局限于实务领域的合作，从文明对话角度也有进一步深入挖掘的价值。这尤其关系到中阿两大文明能否在新时代现代化发展语境下树立文明自信的问题。在西方现代化语境下，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被视为“缺乏生命力与创造力的没落文明”。在这一错误认知基础上构建的话语体系，甚至也一度被中国与阿拉伯世界的一些民众接受。但事实是，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都曾是极富创造性的文明，同时都具有重新焕发创新能力的深厚基因。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几千年来，创新精神活跃于中华民族各个历史时期，体现在中华文明各个方面。”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华文明在现代化进程中面临外来强势文明的挑战，但并未丧失创新性，在经过多次对外来文明的选择性吸收之后，正在创新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
就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而言，早在阿拉伯大帝国的鼎盛时期，阿拉伯知识分子博采众先进文明之长，在宽容优越的学术环境中，创造出当时世界上高度发达、富有创新精神的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如在自然科学领域，阿拉伯世界的数学、天文学、地理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都具有极高的造诣，大大超出同期欧洲各国的水平。但自11世纪之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创制大门关闭，创新性下降，曾经开放进取的文明日趋因循守旧。在西方文明的入侵下，大部分阿拉伯国家经历了艰难的现代化进程，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创新性也在重新焕发。例如，以海湾君主国为代表的阿拉伯国家，正在实现伊斯兰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创造性融合，伊斯兰现代文明重新呈现出强大活力。因此，“尽管‘创制大门’有时关闭，排他性增强，导致兼容性丧失，然而开放终究再使之具有活力。”
时至今日，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共建“数字丝绸之路”初显成效，在数字基础设施、大数据、电子商务、物联网、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等领域取得了务实的合作成果，证明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创新性在共同推进现代化的进程中正在被激活。习近平主席在中阿合作论坛第十届部长级会议开幕式上，将“创新驱动格局”视为中阿现代化发展“五大合作格局”的主要内容之一，得到了阿拉伯各界的广泛认可。中阿现代化发展合作的创新性本质上体现的是两大文明创新基因的复兴与演进趋势。中阿文明创新性价值互鉴，应在从历史角度发掘双方古代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创造性贡献的基础上，进一步将创新性视为当代中阿现代化发展合作推动文明进步的重要引擎。中阿文明对话发掘创新性价值互鉴的意义在于，同作为古老文明的发源地，中阿当前的现代化进程已不再是西方现代化模式或前沿科技领域的跟随者、效仿者，正在从现代化的边缘走向创新性发展的中央。两大文明的创新性价值互鉴有利于增强各自现代化进程的道路与文化自信，培育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共同创新身份。
第五，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应在和谐生态发展观上寻找文明价值互鉴的基点。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的是保护自然与生态环境、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尊重自然规律、保护自然的理念有其深厚的中华传统文明根基。中华文明强调人与自然的神圣性，其要旨在于要建立人与自然相互默契的和谐共生关系，追求“天人和谐”的崇高境界。因此，“天人和谐”是中华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总则。在《易经》《老子》《孟子》《荀子》和《齐民要术》等众多中国古代经书典籍中，都体现了“天人合一”的思想，追求人类与自然界的和谐共生。其中，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思想，包含了“道法自然”的生态本体观、“天人合一”的生态自然观、“自然无为”的生态实践观，对当下中国式现代化的生态保护思想产生了积极影响。中华传统文明的朴素生态观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获得了创新性发展。中共二十大报告正式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列入中国式现代化的五个基本内涵之中。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进一步强调，“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加快完善落实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体制机制”。
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中也有相似的体现。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对人类有崇高的定位，认为全体人类是人间大地的“治理者”，肩负着治理世界的重大使命。自然界与人类一样，同为被造物，宇宙间的森罗万象，无不承担着辅助人类治理世界的使命。因此，大自然同样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性。破坏自然，就是破坏人的使命，损害自然，就是损害人的利益。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理念是：人既要尊重自然，敬惜自然，做自然的朋友，不可神化自然，崇拜自然，做自然的奴仆；同时，又要合理取用自然，享受自然，做自然的邻居，不可征服自然、侵害自然，做自然的主宰。总之，在阿拉伯—伊斯兰文明视野中，整个宇宙万象，都演奏着经久不衰的和谐之音。人类作为宇宙间最高贵的被造物，不仅不能危害和破坏这种和谐，不做自然的主宰，还要精心维护这种和谐，要与自然为邻、为友，善待自然界的一切。这些价值理念显然与中华文明的生态观有异曲同工之处。值得一提的是，中华文明的生态观已经引发了阿拉伯国家有关人士的共鸣。有阿拉伯学者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合一’‘和谐共生’，注重社会整体的利益和稳定……中国的成功经验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个有益的参考和借鉴。”沙特通讯社（SPA）发言人也提出，沙特愿借鉴中国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经验，增进各国相互了解和友谊。
由此可以看出，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都有尊重自然、保护自然、节约利用自然资源等相似的积极生态理念，双方的生态文明观具备充分的对话与交流互鉴条件。而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实现可持续发展方面的现代化实践，则为生态文明观互鉴奠定了现实基础。迄今，中国在防污治污、动植物生态保护、荒漠化治理等方面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不少阿拉伯国家在城市环境治理、污染防治、防沙治沙等方面也付出了大量努力并取得了一些成效。与此同时，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都面临因全球气候变暖、能源转型、城市化等带来的现代化可持续性发展的挑战。在全世界呼吁碳减排、积极应对气候变化的背景下，中国需要继续践行生态发展理念，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以期实现至21世纪中叶碳达峰及之后碳中和的目标；而阿拉伯国家，特别是能源生产国面临的能源转型任务更加迫切，亟需实现向可再生及绿色生态发展模式的转变。中国与阿拉伯国家，需共同探索传统文明的积极生态观，在此基础上制定契合本国国情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方案。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在人口规模巨大、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国家里，通过独立自主与和平模式实现的发展成就，打破了必须模仿西方现代化模式才能实现发展与进步的神话。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也推动着国际格局的转型，西强东弱的局面正在发生深刻的改变。中国式现代化是开放包容的现代化，其成功经验带有强烈的示范效应，证明广大发展中国家能探索出一条在尊重本土传统文明之上，以鲜明的身份自觉与主体意识为根本遵循的现代化道路，从而推动世界走向多元互鉴、和平富足、和谐共生的文明前景。中国与阿拉伯国家具备在现代化视阈下深化文明对话与交流的基础与条件，双方需要在共同推进现代化发展与合作的宗旨下加强文明价值观互鉴，塑造基于道义、包容、和平、自信、和谐等价值观的共同身份。中阿文明交流互鉴也能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之间开展类似的交流提供具有普遍意义的借鉴。当然，任何文明没有高低之别，中阿文明交流互鉴具有双向互动性。
从现代化实务层次的合作发展到文明价值观互鉴，是从“术”到“道”的提升，体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内在要求，也是中阿合作不断深化的必然趋势。自近代以来，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包括中华文明与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内的大部分传统文明都被标上“保守”“落后”甚至“野蛮”的标签，并在与西方文明的不平等交往中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对自身文明的自信，在现代化道路的探索中一度丧失主体性，同时对自身文明的未来产生了焦虑感。现代化视阈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通过交流与互学互鉴，能深入发掘两大文明的积极价值遗产，增强对自身文明的自信，提升对对方文明的欣赏，相互借鉴彼此之优点，深化合作与友谊，共同推动各自现代化进程。现代化视阈下中国与阿拉伯国家的文明对话、交流与互鉴，需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助力于推进构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并促进阿拉伯—伊斯兰文明的现代化转型，推动中阿增强共同的理念、价值与情感认同，促进作为中阿命运共同体的身份意识的构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