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在临床上，医生们更加关心的是具体病例中直接遇到的分析家的欲望、象征界、对象a之类的，而非文学探讨里的一些纯理论内容。本书介绍了一些基本概念：三界理论；需要和要求；爱；幻想；原乐；主体和客体；大他者；能指和所指；俄狄浦斯阶段的三种否定形式以及它们的临床结构；分析家的欲望；标点符号；可变时长会谈等。本书对拉康的介绍是中后期的拉康，即60至70年代。

欲望和精神分析技术

患者除非自己想不然根本不可能改变，这个是心理治疗的一般见解，这也可以从弗洛伊德的症状的防御性功能（代偿性满足）来解释。

在精神分析治疗中，分析家更多时候只是一个沉默的缺位的角色（除了精神病），而分析者才是真正工作的那个，因此无论分析者怎样想停止工作，分析家都应当给出一个讯息——要继续治疗，毕竟当分析者找上分析家的时候，就已经意味着分析者的欲望回路停滞，需要分析家来「继续」这个欲望。也因此，分析家需要直面转移，甚至于拥抱转移，要始终保持一个欲望的立场，欲望分析者说话、做梦、幻想、联想、解释；分析者也要将分析家放在能指的宝库的位置，认可分析家的身份，整个分析才能发挥效果。而拉康批评的反转移经常是分析家荒谬地预设了一个固定的分析者的结构，并且将这些考虑和情感未经反思地放到分析中去，这是一种运用情感的失败。

分析家的欲望应当是一种纯净的求知欲，仅仅关心分析的欲望。

欲望和精神分析技术

知识和欲望

尽管人们会接受精神分析，但是那些症状正是人不想改变现状产生的，当人瞥见自己更深层的动机时并难以接受时，他们往往会退却，这也是基本的neurotic倾向。拉康认为，分析者的基本立场就是拒绝知识，即一种“不想知道”的意愿，是一种不想知道自己的症状为什么和原因的激情。

而分析家的欲望正是用于战胜分析者“什么都不想知道”的持续状态，将“我想要”的欲望变成一种纯粹的“我想要知道”的求知欲。

满意度危机

既然人们是不想改变的，那么为什么还会寻求治疗？因为这些防御机制在社会中不是永久有效的，于是分析者就会处于崩溃的状态，症状的满足感被减弱，人们就会寻求治疗。针对症状这类似乎折磨自己的行为而获得的满足是出离快感原则的，使用“原乐”来形容这种概念比较好。那些在原乐危机中的人们寻求治疗是为了恢复症状的作用，而非解除症状。

但是，分析家刚开始并不会提供一个修补分析者症状危机的修补工具，而是一个转移，这也是所谓的满意度危机。面对这种危机，分析者可能会愿意妥协，接受延缓恢复症状带来的原乐，但是正是这种妥协，让「第一步可能」，即让分析者开始去求知。

让患者参与到治疗进程中去

初步会议：分析教学法

分析者和分析家的关系和所有其他关系都不同，因为这段关系会涉及转移。分析的早期阶段，分析家和分析者之间的没有相互关系，分析家会要求分析者说出任何想说的话，包括梦境、幻想、白日梦、瞬间的想法等等，即使它们看起来多么的没有意义，因为这些分析者日常不关注的荒诞的语言正反映了说的主体的结构。

初步会议：临床方面

临床上，一般分析家在初步会谈中会给分析者一个临时性诊断，这个诊断并非一个标签，而是让分析家能够快速确定患者的诊断标准。作为临时诊断，诊断中途分析家需要不断地进行证实以及修改，正如精神病和神经症结构之间的巨大差异，分析家若不能澄清结构而在错误的诊断上进行分析，就可能引起严重的后果，比如分析者的精神崩溃。

患者来要求分析时，可能只是为了去除某个部分症状，但是任何一个微小的症状其实都是大他者的哀嚎，是一个更大的问题，因此分析家绝不能孤立地看待分析者的症状，要让分析者将整个生活放到质疑之中，这个部分的症状才会展现为精神分析的症状，而这个让患者提出质疑的过程就是让分析者进行求知的过程。

初次会谈中，分析者需要见到分析家，人们不习惯在没有面孔的情况下交谈，并且假如分析者是精神病结构，没有面孔的分析家反而会让其脱离分析。因此，分析家不能让患者立即躺在沙发上，初步会议甚至以后的一些会议分析者都不能立即躺在沙发上。

初步会议：分析家的干预

在分析者真正进入了分析之前，分析家的解释没有任何益处，毕竟在分析者眼里，分析家也和他一样是人类。

标点符号

在初步会谈中，分析家也是需要干预分析者的言谈的，即对分析者的言谈下断点——标点符号，通过对分析者的言语提供有意义的“嗯！”或者重复一个或多个单词/声音，分析家对分析者的言谈下标点。这些表达符号都是在暗示分析者没有注意到的层次：说的主体的层次。

一开始，分析者可能对分析家的这种标点的行为恼怒，但是当分析家系统的标点后，会让分析者开始关注自己的无意识言谈，即自己并不懂自己的言谈。当分析者开始关系并分析自己的言语，分析家可以让分析者自行解释自己的无意识言谈，这也能避免过度全面的解释。

可变时间会谈

分析家从来不是中立的听众，而是清楚知道言谈中涉及无意识以及原乐向度的点是非常重要的。分析家通过强制中断分析者的言谈，让分析者重新重视自己叙述的部分，比如梦中的有关性的部分，是分析者会下意识避免的，而分析家就须要强调这些部分。且即便分析家不知道分析者自由联想背后的每个要素，但是重复与中断可以强调这些元素的重要性，通过强调无意识，分析家表现出自己想听这方面的欲望（d）。

因此，在会谈中，分析者谈论的内容不应当是日常聊天的那些东西，而将对话分段，可以让分析者明白哪些说的内容是重要的。当分析者沉迷聊日常的琐事的时候，分析家应当适当地改变话题，那些日常的痛苦细节并不一定会找到分析者分析上的症状。

也因为会谈有肤浅的要素（日常琐事）也有无意识的要素，拉康的可变时长会谈才是有道理的。

无意识的表现通常伴随着惊讶：当分析者口误时的惊讶，比如人称代词的转变、否定词的添加等。分析家通过在可变时间会谈中内让分析者感受到惊奇，才让分析者好奇，这种好奇让分析者重视无意识要素。并且可变时长会谈也让分析不会变成一种例行公事，通过让分析者保持警觉或失衡，任何他的无意识表现都会产生重要影响。相反的，提前设计好会谈时长会让分析者准备会谈的内容，将一些检禁的部分掩盖掉，这种回避、中和只会鼓励分析者的神经质。

当然，可变时长会谈不是万能的，分析者完全可以准备好一些内容来塞满会谈，让每一次会谈都变成精心排练的表演，这也是强迫神经质经常会采取的方法。面对这种情况，分析家完全可以采取极短会谈的策略，即立刻中断会谈，因为这种会谈不会有任何的作用。

表面上看不出什么

对于分析者提出的要求，分析家不能单纯地接受，因为这样就会陷入欲望的转喻中去，分析家甚至在一定程度要拒绝要求，以呈现出需求和要求之间的裂隙。同时，分析者在所述的层次上提出的要求在能述的层次上往往是恰恰相反的，正如SM中的一些话。

同样的，分析者往往可能会用一些理由来推脱治疗，面对这种推脱治疗的要求，分析家应当保持怀疑的态度。因为这些借口往往能体现在分析者心目中分析的工作在其生活中的比重——“我把一切都放在你上面！”，也因此，分析家可以采取强制收取错过的会谈的费用，来提高会谈的有效性。分析家在处理分析者的要求时不能表现得易于被掌控，分析家不能对分析者的欲望让步，若分析者经常要求重新安排时间，分析家可以明确表示自己不会按要求提供会谈。

意义从未显而易见

意义从不是显而易见的，分析家也不应该直接给予分析者“我知道你的意思”的反应，而是应当在某些时候让分析者尽力解释其表达的含义以及提供更多的细节。比如患者的“害怕性关系”意味“害怕其父母间的性关系”。

意义总是含糊不清

分析者的话向来是模糊不清的，因此重要的是他选择表达的词语：为什么他使用了这个词语而不用其他的词语。

病人经常会使用“我的意思是”诸如此类的话，这种话其实指的是病人当时有意识想到或者认为自己在想其他事情，从而否认其他事情，选择表达说出来的话，这个否认也就是对无意识的否认。对于不同临时诊断的病患也需要采取不同的强调重心，比如对厌食症而言，强调“把某物塞进某人喉咙”就可能是有效的，但这个强调对强迫症是没有意义的。

在关注病患的言谈时，要关注说的主体的层次的东西，因为话语本身的意义都是一些想象界的所指，它体现的是分析者想让我们知道的东西，而口误之类的才是无意识说的主体的东西，是分析家需要着重关注的。

当患者开始质疑自己的说的是什么，甚至谁在说话、和谁说的时候，分析者才真正开始参与分析，开始倾听无意识，这个时候也是欲望被激发的时刻。

分析者的要求总是重复的，因为要求与需求的断裂使得其永久把握不了需求。而当分析者对治愈的要求转为对无意识的探索时，这个要求就变成了某种欲望——当然总会产生新的要求，但是患者总会放弃某些要求，进入转喻的欲望中。

拉康将这种转变称为要求向欲望的转换，一种辩证法。在欲望的辩证法中，患者的冲动客体总在转喻式地不断滑动，欲望从固定的要求中解放出来。

而在某些时刻，患者不会对任何事情好奇，患者总只是表达自己的要求，无意识从未被其接受，这往往意味着两件事情：

1. 分析者是精神病结构。
2. 分析家没有让欲望凸显。

分析关系

知识和建议

在US，精分治疗师通常是全科医生、胃肠病专家、颈椎指压师、精神科医生和针灸师等一系列治疗无效后最后的选择，这不难看出精神治疗师在US是被贬低的职业，人们也往往不信任精神治疗师。

然而分析家在开始分析时需要作为“被假设知道的主体”（a subject supposed to know）入场，因此分析家向来时被假设知道的主体而非知道的主体。相反的，假如分析者过度认为分析家拥有知识，这反而会对分析产生不利影响，即分析者不愿意自己参与分析、参与求知。

主体应该知道

分析过程中最重要的分析者自己透露出来的无意识向度，而这个无意识向度的权威性是需要被分析家的权威性保证的，由此，分析家就占据了分析者无意识的位置，代表着无意识代表的对象a来呈现分析者的无意识。

分析家的人格

在初次会议中，分析家必须牢牢占据分析者无意识的位置，表现出来并不是一个社会中的他者，而是一个抽象的他者。这也说明，分析家必须在分析中将自己的个人喜好等全部排除在外，减少自己的对分析者的无意识的干扰。

如若分析家表现为一个与分析者一样的普通人，就会让分析者将其当作自己的自我理想，这种想象关系被对抗所主导，分析者会想象自己比自己的自我理想更优或者更劣等等，这就是拉康称作的反转移。反转移将分析者和分析家放在同一个层面——话的层面，这种想象的层面让分析家无法处于分析者的说的层面——象征的层面。

通常，分析者很难接受分析家并非如和他打交道的其他人一样，也只有当分析者发现分析家并非在所述的层面，分析才能正常进行。

象征关系

临床上，将象征关系视为分析者面对大他者构建的自我理想的姿态。象征关系还包含着与阉割焦虑相关的反抗，比如分析者不能追求他们想要的，是因为这些想要的是父母给他们设置的要求，他们呈现出对这些要求的抗议。

拉康的L图就是想说明分析家的工作就是通过移情穿越幻想关系。这里作者将AS线解释为象征关系，即这条割裂的穿越幻想的线在作者看来就是通过象征关系消解主体的想象关系，从而凸显象征关系。而想象、象征向来是关系在一起的，比如一个同性恋可能是那个客体与主体遭遇的象征大他者的位置类似。

因此，在1950阶段，拉康认为分析就是为了穿越想象关系，让分析者发现象征关系，也因此，分析家需要在转移种将自己投射为一个象征他者-大他者，而非a（当然转移上来就会将大他者投影为a）。

分析家作为裁判

分析家也往往会面对分析者要求对其进行评判，这往往是建立在分析者发现分析家不是与他生活里社交的想象关系的他者之后的。此时分析者往往会将分析家视为其进行赎罪的神父的身份，一个全知的能评判一切的大他者。

因为一旦权威人士做出评判，分析者往往会让自己的言语没那么自由，而精神分析治疗的唯一杠杆就是言语，言语的停止也就意味着分析的中断。且不仅仅是批评，甚至分析家的沉默、咳嗽、叹息也会被分析者认为是评判的符号，因为分析者向来被大他者阉割、做出了评判。

同时，分析家也要注意当分析者将问题归于分析家的不同意时要打断分析者，着力告诉他分析家从来没有接受或者拒绝分析者的这种联想，仅仅将分析者想象的分析家对他的观点当初一个需要阐释的领域，同时也要激发分析者去探索为什么会持这样一个观点。这种不接受也不拒绝的方式可以让转移（投影就是一种转移）继续，同时也不会因为下评判而让分析者不自由言谈，分析家也能通过分析这种投影而找到其根源。

分析者往往会对分析家产生一些固有印象，比如：严谨、成功、资本主义的、努力工作的等。分析家必须将分析者的这些偏见视作分析者自身的反应，而非将其接受。分析者对分析家的一些其他评价也通常如此，是一种偏见。分析者往往会试图满足分析家的欲望来满足自己的二阶欲望，这只是一种神经症策略，这种策略并不是导出分析者与分母式大他者的分离，而是更加的依赖。神经症会重复对父母大他者的依赖并转移到对其他人身上，并通过违背/满足来满足自己。

一旦分析家对分析者的行为表现出同意，分析者就依旧活在他者的评判里，依旧对大他者保持着依赖性。且这种依赖会延申到分析者的生活中，比如陷入“到底分析家是对的还是朋友是对的”这种问题中，而不去主动的独立思考、求知。分析家也不能表达出对分析者“「要」独立”的期盼，这同样让分析者陷入了奴役性的二元关系中，这对分析是百害而无一利的。

分析家作为原因

正如前文所述，当分析者放弃了想象中的分析家的身份后，分析者往往会将分析家视为一个评判一切的法官角色，这也是分析家需要被拒绝的。那么，分析家应该被视为分析者的什么身份？（想象、象征都排除了，可不剩下真实了么）

分析进入一段时间后，分析者往往对分析家说在梦中发现了分析家，这说明分析者发现了分析家成为了他的原因，这个原因也就是欲望因objet a。这里作者指出了三种相对于分析者眼中的分析家：

1. 想象关系下的镜子式的分析家：a；
2. 将分析家视作象征秩序的他者：A；
3. 将分析家视作真实的原因：object a；

当分析家成为了分析者的欲望因后，分析者往往会对分析家表现出抗拒、紧张的情绪。非拉康派的分析家会拒绝这种转移，且分析者也往往会在体验到这种感觉后中止分析，而拉康认为，这种转移才是正向的转移，是分析的关键。

转移后，分析者往往会对分析家表现出爱或者恨，分析家要立即指出这种爱/恨都是一种投射，即爱/恨并非是针对分析家的，从而降低某些强烈情绪对分析的影响。转移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分析者和分析家之间的战争的关键点，而分析家必须赢下这场战争。

将与家里人的冲突重复到与分析家的关系中，分析者才能发现内在的力比多冲突。如果分析只在言语上进行重复，分析者的症状仍旧会重复，只有处理好了转移，分析者才能真正处理好冲突。

转移也往往会让分析者将过去认识的一些人（父、母）等投影到分析家身上，处分这种投影已经严重危害到分析工作，分析家都不应该阻止或者鼓励这种角色投影，并且让不同角色的投影发生。

面对转移，分析家更应该通过提问的方式让分析者表达出投射的情感和思想，而非指出转移的事实。

解释：打开欲望的空间

要求VS欲望

分析者可能会因为一些外部要素（比如丈夫的勒令）而将分析的频次减少，此时分析者往往会暗示分析家拒绝这种减少的要求。

这里就可以看出需求和要求的差距：分析者因为自身的需求向分析家提出了要求，而这种要求的满足与否完全取决于分析家。正如观众可以通过笑声将一个严肃讲坛变成一个脱口秀，分析家在面对分析者的要求时的反应，也会影响到整个分析的质量。尽管分析者想向分析家传达自己的需求，但是最终只能由要求体现的需求的意义总是由分析家决定的。

因此，分析家在面对分析者的要求时要不断地将这种要求的陈述视作为不简单的要求，而是反应更加深层次原因的东西（比如丈夫的律令）、隐藏的动机等。

而对分析者的要求直接了当接受的结果就是分析者的欲望被阻隔，因为当所有要求都被满足，就没有所谓的禁止了。

解释：唤起欲望中的缺失

欲望起源于匮乏，满足埋葬了欲望。

分析家往往会清楚解释分析者的幻想、梦境等的含义，这与父母解释小孩子的梦境是一样的，这样的解释往往会舍弃掉其余的解释，而且这样的解释往往的目的是单一的——安抚分析者，正如父母安抚儿童。

预言性口语的解释

分析家与父母安抚小孩一样的解释是一种很有限的解释，而在拉康那里，解释应该是一种有特殊目的的解释。分析家应该在解释中创造更多的意义，而非固定一个意义，若只是固定一个意义，那么对于分析者来说，这个解释是类似于一个分析家给出的评判标准，ta应该去调整自己去符合这种解释。

将解释固定在一个意思上，是站在了大他者的法官的位置上的，然而在拉康那里，分析家一方面要充当大他者听东西而不是下命令，另一方面又要在解释时抛弃大他者的身份。给分析者一种消化好的解释会形成一种极难摆脱的依赖关系：分析家站在了知道全部知识的位置，分析者发现只要要求解释就能获得知识。这种关系就变成了父母和孩子、老师和学生的关系，使得分析变成无止境、婴儿化分析者的恶性循环。分析家进入这种恶性循环的一个经典标志就是分析家私下（会谈外）会花大量的时间去解释案例，来为和分析者的下次会谈做准备。分析家在解释中做到最重要的事情是激起分析者的求知欲而不是单纯的投喂意义，而只有激起分析者的求知欲，分析者才会去试图理解解释的含义。

因此分析家的解释一般都会神秘、多义，意识（理性）不喜欢多义、歧义，因此分析者还会在无意识层面上去理解解释。

解释不分对错、真假，而是分为有生产力的和无生产力的。真正重要的是，接收到解释后分析者在无意识中发现了什么。

分析家不能直接说出任何的解释，以免成为一个法官的角色。分析早期，分析家更应该避免在对分析者了解甚少的情况下（比如初次会谈）明确表述一些内容，这种情况下陈述越直接，分析越容易走偏；当陈述模糊时，分析家应该关注分析者是如何接受这些陈述的。

解释应该着重于分析者没有注意到的内容，解释应当让人惊讶、打乱分析者的思维关系。即便一些元素（比如性的主题）在被反复强调后分析者会主动去提及，也总有一些内容是没有提到的，分析家应该在这些方向上进行解释。

解释触及实在界

解释触及实在指的是在解释中，分析者发现了一直围绕着打转却又无法表达的东西（正如冲动回路的对象a）。就比如一个分析者对母亲的愤怒是因为长久以来母亲教唆她反对父亲，而最近她长期被压抑的对父亲的爱出现了，这里“愤怒的原因”就是那个长久以来无法表达的东西，当然这种解释（你的母亲让你反对你的父亲）并不只是字面含义，解释背后的意义与分析者自身息息相关，比如想和父亲结合——这种反对指的就是母亲反对她和父亲的结合，反对她成为阳具，因此这句解释就是有歧义的解释，也是能触及真实的解释。

实在必须通过分析而象征化：被说出来，转化为能指。分析将真实逐渐排放到象征层面，达到实在，帮助分析者的欲望停滞的原因说出来。

主体化是欲望辩证法中每一个机构的本质时刻

人们来进行分析时一般都是日常生活收到了影响，这些影响生活的状态都是在欲望、原乐上出现了问题。

就比如一个男分析者，他对女人提不起兴趣、拒绝所有女人的求爱，直到一个女人突然拒绝了他，他开始对女人倾注力比多。这里女人的拒绝就唤醒了男人的欲望，因此关键的不是女人是谁，而是女人的拒绝，拒绝就是男人的欲望因。

欲望总是被激发而非被对象吸引。

欲望辩证法

欲望没有对象

欲望被满足就会被扼杀，癔症和强迫症都是保持欲望的策略。强迫症渴望无法实现的东西，癔症报保持一个无法满足的欲望。

欲望的原因是对象a。

原因的固着

对象a的呈现方式有很多种，主要是以冲动对象的方式展现的。当有人因为恋爱关系来到分析家面前，却仍旧抓着这段关系时，通常情况下其伴侣被赋予了对象a的身份，放弃伴侣等于放弃欲望。

分析家需要找出为什么为什么这些人或物成为了分析者的欲望因，通过让其欲望付诸行动来动摇其固着的欲望因，让分析者的欲望固着到分析家身上来。

这种转移下，神经症就成为了转移神经症。

大他者的欲望作为原因

从小开始，父母的欲望是我们的动力，我们想成为他们想成为却不能的，“Man’s desire is to be desired by the Other”这里的大他者就是父母。我们将他者对我们的欲望视作自己的欲望。

与大他者的欲望分离

神经症就是未与父母的欲望分离，他们依旧是将他者的欲望作为自己的原因而存在，因此神经症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与他者的欲望分离，这也就是欲望的主体化。

基本幻想

幻想就是阉割主体固着-分离于欲望因，在这里，主体的位置与欲望因有关。

当分析家扮演分析者的欲望因时，分析者往往会继续以固着的姿态保持与分析家的关系——满足或者阻挠，即他者作为欲望因。但是分析家会颠覆分析者的这个想法，比如分析家并没有在分析者期望的地方打断&解释、分析家没有期待想听分析者想说的梦，分析家必须要做到这一点，禁止在分析中出现例行公事——那些满足分析者幻想的东西。

鼠人个例中，鼠人想要报复其父亲，“如果他的父亲死了，到他听说过的一种可怕的酷刑，即老鼠会钻进受害者的肛门，他的父亲正在遭受这种酷刑”。而在弗洛伊德工作中，鼠人无意中开始对弗洛伊德发泄愤怒、攻击，此时弗洛伊德便被放到了父亲的位置上，同时，他也期望弗洛伊德能如父亲那样对其反应进行殴打。这里，鼠人的欲望就是鼠人幻想的父亲的欲望——他幻想父亲的欲望是打他，满足了父亲这个欲望，鼠人就能获得父亲的关注。但弗洛伊德并没有去打鼠人，这样鼠人开始反思：也许只是他推动父亲去打他，而非父亲欲望打他。

分析家的欲望必须保持神秘、不可预测（设定为“X”），这样分析者才会去质疑他者的欲望，基本幻想也不会动摇。

基本幻想的重构

神经质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需求的层面，而没有达到欲望的层面。神经症的基本幻想是与他人要求相关的，而非与他人欲望相关的，他更期待能在他人的要求下做事，甚至是要求他做很困难的事情。

与他人欲望遭遇会产生焦虑，因为是不知道他人欲望是什么，就比如一个人带着一个面具，如果是黑的就会死，白的就会活，但他不知道是什么颜色，而此时处刑的人在向他走来。这种未定的焦虑感拉康称之为痛苦。

在这种焦虑下，人会将欲望转换为确定的命令，比如上述例子，与其不知道自己生或死，倒不如让处刑者告诉他要做什么为好。欲望没有对象，而要求是有的。这就有点像人不知道怎么才能活下去，于是不得不赋予活下去本身一个意义。

而在临床中，即便是同样生长环境的兄弟姐妹，他们对父母想要什么都是不一样的，这就说明，父母的想法从来无法被知晓，它们只能被解释，神经症只能想象父母的欲望、认同想象的父母的理想，并由此构建自己。弗洛伊德将自我理想等同于超我，并将其称为个体最重要的第一次认同。这也是神经症困扰的来源，他们的自我理想将他者的要求成为自己欲望原因，比如在分析中，分析者往往会向分析家请求他们要他们做什么。

在一些分析中，分析者往往被鼓励认同分析家强大的自我，这样下去分析者自我的欲望依旧没有产生，这样下去，永远不会达成弗洛伊德所说的“转移的清算”，分析家也成了“知道的主体”而非“假设知道的主体”。

就比如夫妻关系中，丈夫被妻子管制，他就是将自己的欲望因等价于妻子的要求，但实际上，妻子的要求总是被异化出来的，他认为得只是他认为得，一切实际上还是丈夫在想象。

神经症无法容忍的就是大他者的匮乏，大他者无法告诉他具体的要求。要求是富足的，大他者似乎可以通过要求的满足变得更加富有；而想要是匮乏的，大他者的想要是因为他们的匮乏。

分析家凸显欲望最简单的做法就是突然中断会谈，这里的欲望无法直接解读为要求，这种打破要求的恶性循环对神经症来说是创伤性的。

简言之分析家要做两件事：

1. 拒绝分析者的要求，鼓励分析者的欲望出来——欲望的辨证化；
2. 改变分析者对大他者欲望的解释，并改变基于这种解释下的主观立场——穿越幻想；

阉割和基本幻想

神经症不想做的，也是他在分析的最后一刻之前拒绝做的，就是牺牲他的阉割来满足大他者原乐，让它为大他者服务。

拉康将性满足的禁止称为阉割——不管是自体性还是向他人的，比如在公共摸生殖器。但是孩子依旧会私下去满足这些性愉悦，拒绝完全放弃这种满足。神经症对原乐的丧失——阉割的妥协为：若我放弃了这种满足，我可以保留其他的东西，对象a就是那个提供原乐的对象。

而对原乐的放弃似乎能带来更好的东西：禁止产生了淫荡感，越禁止越淫荡。而幻想公式：划杠S<>a就展示了主体和对象a的关系，对象a曾提供了现在被禁止的满足。自我恰恰渴望丧失的东西。

鼠人案：鼠人在小时候被父亲严重殴打，因为他与一名家庭护士进行了某种性游戏。鼠人因此得出结论，他的父亲打他是为了让他与所有女性进行性接触，而不仅是护士或者母亲。自此，他对女性的情感受到干扰，且不再手淫，直到他21岁父亲去世，几年后第一次与女人发生性关系，他觉得很棒。且他找女人也是为了违反他想象出来的父亲对他的禁令，且他父亲死后也在进行。比如：

❝

例如，晚上学习时，他有时会打开前门，想象父亲的幽灵来看他，发现他在努力学习，但同时也试图在同样的幻想中肯定自己的性欲。

❞

这些都说明鼠人没有与自己的阉割和解，一直为自己的快感的牺牲而遗憾。神经症的分析家也是如此，他们将某种原乐交给了父母大他者，但是永远不会停止后悔，并且拒绝让大他者享受主体放弃的东西。

神经症做出了牺牲，但试图在大他者面前做出补偿性的满足——手淫、偷窃等等，这些逃脱的非法满足就是在精神经济中能夺回的被排出的快感。用弗洛伊德的话说：女性永远不会停止怨恨她们的母亲剥夺了她们的阴茎，通过补偿这种想象中的损失而提供的爱和尊重被认为是不够的。面对他们认为是重大人生决定的事情，男人永远无法克服阉割焦虑，并且觉得无论他们做什么，他们永远无法满足他们的父亲——他们父亲的期望、要求、标准和理想。他们的父亲所给予的认可被认为始终以成就为条件，而一个人无论取得多少成就，都永远不能休息。

分析家就需要动摇、重构这种神经症基础的幻想——我失去了，你也别想好过的这种基础幻想，从而幻想穿越，让分析者的欲望与大他者的欲望分离。

与分析家的分离

分析的最终目的是让分析者承担TA的阉割责任（对a的放弃），而不是向大他者要求补偿。分析者必须被引导到一个地方，不再寻求补偿/报复，同时当分析者面对分析家要求他进行分析的要求，分析者可以自行做判断，而不是依赖于分析家的愿望。

因此，分析应该在一个斗争中结束——分析者不需要分析家了。

诊断和分析家的立场

一个拉康派的诊断方法

拉康派的诊断有三个类别：神经质、精神病、倒错。用于神经症的技术不能适用于精神病。压抑是神经症的特征，除权弃绝是精神病的特征，倒错的特征是否认。

除此以外还有一些子类，比如：神经症有癔症、强迫症、恐惧症三个子类。

精神病

排除和父性职能

除权弃绝是将象征集合中某个作为象征秩序基础的元素排除在集合之外，拉康称这个元素为父之名。这里的父亲不一定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生物学的父亲，只要是能发挥父姓功能的即可。

父亲阻止孩子和母亲不分离，阻止孩子成为母亲或者与母亲保持一体、阻止孩子和母亲的一些满足。父亲保护孩子免受“母亲的欲望”的影响。父亲在家里制定规则，告诉母亲和孩子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这其实就是一种权威主义。

父姓功能是象征功能，他能发挥作用也仅仅是因为他是父亲，而并非他是某个领域真正的能者。

母亲有时候也可以削弱父亲的作用——“我不会告诉你爸爸的”、“你爸爸不懂他在说什么”，通过违背父亲的方式。（这么说起来，父亲功能的体现往往反而是母亲口中得到的。）

父亲功能失败的后果

父姓功能要么全有、要么全无，不存在中间态。父姓功能要么发挥作用，要么永远不会，因此精神病永远都是精神病，成年人无论如何进行多少分析工作都不会改变精神病结构。

精神病最经典的现象：幻觉。

幻觉

广泛的幻觉是一种回溯性的体验，比如婴儿饥饿时对吃饱的幻觉，这种广义的幻觉存在于所有结构中，因此幻觉不能作为结构的证明。

因此需要区分精神病性幻觉（真正的幻觉）和普通幻觉。这也是难点，就比如神经症也会产生幻觉，在某些时刻无法区分幻想和社会构建的现实，就比如癔症。

精神病确信ta的幻想，这个幻想不一定是ta看到或听到的为大众所熟悉的现实，这个相信的东西总是涉及ta自己，比如：总书记和我打电话提拔我、教员复活了之类的。ta相信的内容的接收方总是ta自己，这些内容的意义不言自明——总是ta自己。

而神经症的幻想总是涉及怀疑。神经症无法确定内容：也许那个人在那里也许不在；也许听到了声音也许没有；这些内容也许有和他相关的意义，也许没有。就比如：总书记和我打电话是想让我做什么？神经症总会比精神病走的远一点——要试图知道幻想背后的意义。

就比如癔症的幻觉，通常要称为幻想或者白日梦，他们通常很难说明什么真的、什么是虚构的。强迫症的幻觉通常是听觉引起的——惩罚性超我声音，通常是父亲的声音。

因此分析家在面对分析者的幻觉，要进行细致分析：到底是确定的精神病性幻觉还是普通幻想。

语言障碍

语言的异化：我们只能通过学习大他者的语言来表达自己。

我们往往会在语言系统找到自己的位置，为了保持自己的独特性又会说一些让自己独特的语言。

神经症往往生活在语言中（语言子集中），总有部分的语言被神经症内化为自己。精神病则感觉自己被外来的语言支配，他们认为自己的思想是被某种外在的力量或者实体放在脑中的。

象征界覆盖想象界的失败

镜子阶段除了理想自我，还有自我理想。自我理想即儿童将想象的父母对自己的看法内化到自己心中，并通过这些形象来评判自己。

此时就存在一个覆盖：想象的东西——比如图像之类的幻想被符号性的父母对儿童的词语所覆盖、重写，符号性秩序代替了之前想象的秩序。

而精神病不会有这种覆盖重写，因为精神病的自我理想没有构建，在精神病中，想象界占据主导地位，而象征界只要被同化就会被想象化。

自我理想的建构失败会让人觉得自我不稳定。就比如自我和他者的混淆，很难确定谁在说话，感觉是另一个人或力量试图篡夺自己的位置。

无法创造新的隐喻

精神病无法像神经症那样创造新的隐喻，而只能使用已有的隐喻。这种无法使用隐喻的原因是因为精神病父姓隐喻的失能（母亲的欲望被父之名替代的公式没有发生），又或者说弗洛伊德原初压抑（第一次压抑）失败。

父姓隐喻的作用类似如下，他充当了禁止原乐的人：

原初压抑就是涉及忘记与母亲实现某些满足愿望的渴望，且男生往往被压抑的更多（父亲对男孩的禁止更多），孩子会慢慢发现与母亲的亲密变得恶心、不得体。这种禁止已经发生了意义产生（我对母亲的欲望是错误的），通过被父亲禁止的方式，同时因为禁止而引发了对母亲的欲望，这个第一个意义是牢不可破的基础。

父亲告知孩子的禁令就是拉康所谓的缝合点，这个缝合点让能指和所指联系不会断裂。

中断的句子和新词

精神病常听到的声音是中断的句子或者短语，这是因为父姓隐喻的失灵，最重要的部分中断了，患者就觉得有义务提供给缺失的部分。

一个例子：一个精神病害怕某个人“strip her of her assets”，她关注到这个短语和“Strip District”、“New York Strip Steak”相似，她困惑于“strip”这个词本身的多重含义（隐喻失败）。还有一个精神病认为“词语是不容践踏的宝石”，对他来说，词语是可以践踏的东西。

此外，创造新词也是精神病的一个特征，因为无法使用隐喻而创造新词。

想象关系的占优地位

神经症往往会提出一系列的冲突——与像ta那样的他人的冲突，然后分析家往往在最初几个会话就知道这个冲突「实质」是与象征大他者的冲突，比如对父母、权威人物、社会期望、自尊问题抱怨，这些都表明患者认为自己与自我理想之间存在冲突——认为自己不足、不成功、有罪等。

精神病则与同龄人、竞争对手、恋人发生冲突，这些冲突并不与被某个法官式的角色的认可有关，相反，这些冲突者似乎在褫夺精神病的位置。

被迫害的想象是偏执狂的主要特征之一。只有患者没有获得语言及其潜在结构的象征性才会遇到纯粹的想象他者，这个他者否定了他。但是我们也不能因为患者报怨有人试图杀害他就诊断为精神病，而是一定要结合语言障碍的症状来下判断。

原乐的入侵

精神病中，冲动从未被身体层次化，因此不会遭受神经症遭受的阉割（原乐牺牲），因此力比多并不会从整个身体转移到性欲区。

神经症眼中的身体是符号化的，只有极少数的区域是性感带、是真实的，只有在这些区域原乐才能抵达。而精神病不同，身体大部分都摆脱了原乐禁令——整个身体都是可以原乐的。

因此当患者说起自己身体的愉悦感，比如“整个身体无法言喻的狂喜或电流感”、“无法找到的难以言喻的刺痛”，这大概率就是精神病的一种症状（宗教主义者也可能获得类似的感觉，这里需要注意），因为象征无法重写身体，想象对身体的建构是容易崩塌的。

缺乏对冲动的控制

神经症往往表现为被超我/extensive ego对冲动的控制。当神经症要做出一些物理性的攻击性时（打架、推人之类的），往往需要喝醉了或者其他类似的状态。神经症往往很拧巴，很难直接而有效地行动。

相反的，没有父姓隐喻的精神病更容易采取直接行动，并且在做了违背道德的行为后没有内疚感。内疚需要压抑，只有一个人知道自己会造成伤害且秘密享受时才会内疚。而精神病没有压抑，也因此没有秘密可言。

女性化

男性精神病通常也会发生女性化。比如谢伯例中，谢伯将自己看作上帝的妻子。

两种父亲：

1. 专制的父亲，与儿子建立了竞争、敌对的关系，提供了某种分配的法则，比如：这是你的、这是我的；你母亲是我的，除此以外你可以和别的女人在一起。
2. 无拘无束的父亲：父亲永远无法满足，作为要求者与被要求者间没有边界 比如不听儿子行为的原因。因此他们永远无法满足。此时，儿子面向的所谓的父亲还是母亲这样一个想象界的、混乱无序的角色，因此，他会在想象父亲面前扮演女性角色。

这种女性立场精神病可能会长期隐藏，比如认同他的兄弟、朋友，模仿他们扮演为一个男人，当精神崩溃时，精神病的女性立场就会重现，并声称自己从小就是女人。这类精神病最有可能进行性别转换手术。

精神病的女性化并非时父亲不存在，而是一个父亲与儿子建立了想象关系而非象征关系。精神病也会描述自己屈从于语言，被语言侵犯、控制。

一个问题的匮乏

欲望是一个问题，而分析家有时候并不能在分析中让分析者产生问题、进行思考，这种情况，要么是分析家没有让分析者的欲望显露，要么是欲望并不像我们所知那样在神经症中存在。

欲望受到语言特有的辨证运动的影响。

在欲望辩证法的促使下，分析中的神经症往往会发现自己完全相反的倾向（不断变化的欲望），比如：大男子主义者的同性恋倾向、家庭倡导者与父母决裂等。自我认同奔溃，新的自我认同又形成。

而精神病则相反，精神病的特点是惰性、思维/兴趣缺乏辩证运动。虽然强迫症也不断抱怨、想着一件事情，但是对这些事情的看法往往会在治疗中改变；而精神病只是单纯的重复同样的话语，重复取代了解释。精神病没有人类的欲望——因为他们没有语言结构、没有压抑。精神病不会质疑自己过去、动机，甚至于思想和梦想，它们只是呆板地存在。

精神病治疗：一个个例

精神病象征界缺乏的父之名无法在已有的认知范围内修补，但是可以用另一个秩序支撑、补充，即用想象。比如前面说的，精神病通过想象，模仿他人成为男性，当精神崩溃时，精神病的女性立场才会重现。因此，精神病治疗简单来看，就是使想象恢复到精神崩溃之前的稳定状态。

在这个例子中，一个精神病被两个不同的心理治疗师治疗，该个例是有一个让-克洛德·沙特泽尔用法语写的一个名为《青铜头盔》中的个例。

这个患者名为Roger Bronzehelmet——一个化名，这个“Bronzehelmet”就是“青铜头盔”的来源，也一如其名字在斯拉夫语的含义。Roger的父亲完全被其妻子母亲控制，以至于Roger认为其外婆是这个家庭的父亲。在Roger四岁时，其外婆去世，其父亲允许妻子像她的母亲那样控制他。Roger的父亲注意力全部放在了比Roger大7岁的姐姐上，Roger的母亲则全部放在了Roger上。Roger出生于1943年，无精神病史，在童年时期也没有看到相关记录，而在1960年中期的大学生活中，Roger表现出明显症状。

在通年，Roger会和他的姐姐玩性游戏，这种游戏性质不清楚。在成年后大学时期，Roger在面对性时变得疑惑：一个住在Roger公寓的寡妇邀请他去拜访她，Roger变得焦虑逃离了公寓。最终Roger开始寻求心理治疗的帮助。

在治疗中，Roger说了许多与其父亲名字有关的事情。他认为他的父亲的名字代表着“偷猎者”、“骗子”，比如他认为他的父亲希望他扮演警戒员的角色，而非传统的儿子必须尊重父亲律法这样的关系。Roger毕生都缺乏来自父亲的认可和关注，他请求父亲能从头处理父子关系，但是他的父亲回应是“我宁愿喜欢一只狗”。

Roger这种试图和父亲重建关系的动作似乎和神经症类似，但是Roger追求的更见全面、重要。在被拒绝后，Roger试图否认这个父亲、认为这个与他母亲同居的不道德男人的并非他父亲，比如：

❝

去县记录员办公室查看自己的出生证明和父母的结婚证书，以便亲眼看到签署它们的人的名字，即为了确定他真正的父亲的名字。但尽管他看到了，他仍然不确定那个黑白字迹中出现的人就是他的亲生父亲，或者他看到的名字是否与与他母亲住在一起的恶棍的名字相同；换句话说，他仍然不确定他是那个男人的儿子。

❞

他希望获得一个身份，一个作为某个儿子的关系。神经症可能会希望一个别的人成为他的父亲，但并不会像Roger一样疯狂痴迷于质疑他当前的父亲。

Roger开始为自己创造一个秘密名称来获得身份，最终导致他认为可以通过结合他的名字和治疗师的名字来获得一个新的名字以获得重生，通过这种重生，Roger获得了无法言喻的喜悦。

Roger在第一位治疗师会诊中记录每个诊断、记录自己的梦境并在会谈中的背诵他们，这种丰富的文学创作是精神病的常见特征。治疗师允许Roger长期在治疗中背诵他的梦，直到有一天，Roger背诵了一个梦：梦中，他在一个铺满玫瑰的镀金笼子里被治疗师观察。治疗师给了一个很不有效的解释：这个梦是Roger当前生活的隐喻，他像在镀金笼子里看世界，一切都是美好的，他被他的医生钦佩。

这种解释可能会导致精神病发作，因为治疗师通过这种解释暗示了Roger梦中有他不知道的含义。通过这种干预，治疗师将自己放在了大他者的位置，而不是作为一个见证者、存储者。

在与神经症的工作中，分析家需要将自己放在大他者的位置，这样才能使意义成为问题，让分析者意识到有无意识。在神经症中，这个位置已经存在了，分析家只需要通过某种操控占据它。然而在精神病中，这个位置不存在。在这个案例中，分析家试图超过想象轴，带一些东西到与想象界的象征对立中。

L图是分析家试图完成的图示，但是Roger只处在单轴的状态，Roger不存在一个能够回应大他者的主体。在这种情况下，Roger开始将被分析家给出意义的东西赋予一种威胁——在分析家给意义之前它们不具备意义。Roger绝对相信解释，并且开始出现了妄想：比如分析家治疗室内的一本杂志里有“学生疯了吗”的文章，Roger开始认为这个问题是针对他的。

尽管Roger试图将这第一个治疗师塑造为父亲，但是仍然告诉他第二个治疗师沙泽尔，他的第一位治疗师“对我来说就像母亲”。当分析家试图在Roger想象的“安慰作用的母亲”式的角色和他这样的二元关系中（纯想象界的）充当为第三方的象征性的“One Father”角色时，导致了Roger精神病的发作。

很显然，对父亲除权弃绝的精神病是无法接受有一个象征父亲的，他们活在想象界中，这与实在界是一个层面的。

Roger在面对这个试图扮演Other的分析家后，开始寻找一个新的名字，来让自己存在，然后，他否定了之前做的将自己名字和分析家名字结合起来的做法，并在大学教授的建议下自己选择了一个新的治疗师。

新的分析家名为让-克劳德·沙特泽尔（Jean-Claude Schaetzel），沙特泽尔知道Roger患有精神病，很重视Roger的一些幻想，比如他的梦境阅读、文学创作。Roger和沙特泽尔说，他无法找到一个能够表达含义的单词——他的所指从能指上脱落了，意义永远在滑动。在沙特泽尔的治疗下，Roger几乎停止背诵梦境，沙特泽尔不会试图引爆Roger心理言语意义的点。

沙特泽尔的治疗方式主要是肯定Roger的幻想为主。比如Roger在说一个数字“203”（deux cent trois）时，沙特泽尔会说这个数字和“没有3的2”（deux sans trois）类似，以此来暗示不需要三元组，二元组也可以成立，分析家也不会扮演他的父亲，愿意与其保持二元母子关系。

Roger童年时没有颁布律令的父亲出现，在他长大后为时已晚，无法再构造出这么一个父亲，这也是很明显的拉康所谓的对父之名的哦排除（foreclosure）。因此，分析家无法再构建一个三元组，只能让Roger的想象关系更加牢固。

同时面对精神病，沙特泽尔也积极地鼓励Roger进行理解——这与对神经症的治疗截然相反，神经症总是看到自己想看到的，因此分析家打破神经症过快理解的能力从而让其意识到无意识，而面对精神病，分析家需要鼓励意义创造的活动，因为ego是精神病唯一在世界的位置。

在第一个分析家的治疗下，因为给出了解释导致Roger没有产生像Schreber那样的新的宇宙观/世界观，当妄想自由发展不被打断就会产生拉康称的“delusional metaphor”——“妄想隐喻”。在这种新世界观下，妄想隐喻代替了父姓隐喻，使得能指和所指能够相对绑定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中，意义能够相对稳定。在Roger个例中，沙特泽尔则没有去帮助其构建一个妄想隐喻，而是帮助其构建一个可以维持的生活意义。

从父亲到更糟

越来越多的单身母亲故意生育、女同性恋抚养孩子，以此在回避二元关系中的大他者的引入，又或者淡化父亲功能，无疑这些行为受到某些现代女性主义话语的鼓励，父亲功能似乎在某些社会环境中面临灭绝。

拉康从不声称父亲功能的至高无上，并且拥簇因此可能产生的权威主义，但是他警告对父亲象征功能的排除会导致更加危险的后果——精神病的发生率的增加。在两种罪恶中（父亲和对父亲的排除），对父亲的排除是更糟糕的。

对鼓励消除父亲功能的挑战主要就是：如何在没有父之名的前提下建立类似父亲隐喻的东西，提供能指和所指的联系，若不行，如何有什么办法三角化母亲——孩子的关系来避免精神病。

神经症

压抑

神经症的基本机制是压抑，而这是精神病不具有的，因此从某种角度来说，精神病没有无意识。压抑只会发生在现实已经在某种层面上被心理接受，而在精神病中，现实被拒绝，而在神经症中，现实被接受但是被压抑到了无意识。

拉康认为压抑的是与感知相关的思想，而思想只能用语言表达，因此压抑在无意识中的也是能指，与此伴随的是思想和情感的分割。

癔症通常在思想被压抑时任然感受到情感，比如自己感到沮丧、抑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而强迫症通常会回忆到一个记忆但是不会产生任何情感。在这些情况下，压抑分割原本与思想关联的情感来发挥作用，分析家要做的就是将被分割的情感转移到分析当下。比如，弗洛伊德在鼠人个例中确信鼠人在童年时期怀有对父亲的憎恨，但是他的记忆没有出现这种情感的映像，于是弗洛伊德允许分析者将憎恨的情感再生产并设置到弗洛伊德身上，这导致了情感凸显。

被压抑者的回归

被压抑的想法不会潜伏，而是会以与其相关的思想连接起来，并在梦、口误、笨拙的行动和症状等方式中表达出来。被压抑和被压抑的回归是一个意思，因为我们能发现压抑就是从其回归中找到的。

❝

神经症症状扮演了语言的角色，在这种语言中压抑可以被表达出来。

❞

「转换性障碍（conversion symptoms）」，就是身体的反应，因为身体也是被象征化的、被语言书写的。比如《癔症研究》的安娜个例中，她右手僵硬，而她在梦中想象她的父亲在被蛇威胁，需要她右手僵硬就可以拒绝保护她的父亲，换句话说，她的身体症状反映了她和父亲的关系，并且她希望父亲去死。

强迫症是被压抑物在大脑中回归，癔症是被压抑物在身体回归，当然这不是硬性规定，因为强迫症似乎越来越容易出现与压力有关的身体疾病。

压抑物的回归是被语言控制的，不管是想法还是身体都是语言的场所、大他者的场所。在临床中，转换性障碍可以反映了癔症，但是任然需要进一步诊断。

拉康的主体立场

大类别是由压抑机制下主体的不同立场决定的，而不是由症状本身决定的。

美国的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倾向于处理表面问题，并且将每个模式分为最小的部分，比如：抑郁症、双相障碍、恐慌症、多动症、催眠状态、心境低落和多物质依赖等，将他们在逻辑上视为独立疾病，这是很糟糕的，因为这些分类法忽视了主体的压抑本身。

比如一个厌食症女性可以被诊断为进食障碍，但是当我们知道她是癔症结构，我们就可以把进食障碍放在心理结构的更大背景中。比如，我们可以看到她青少年时期的厌食症所起的作用可能与她小时候的呕吐、二十岁出头时的入店行窃以及晚年作为股票经纪人的高压力、高交易量所起的作用相同。

神经症的诊断子类也是结构性的，它们不是特点症状组合，因为相同的症状能在不同结构中出现。

癔症和强迫症

弗洛伊德早期定义癔症和强迫症的方法是基于性经验的；强迫症的反应是内疚和厌恶，而癔症的反应是恶心或反感。在实际的临床中，区分癔症和强迫症通常不会基于身体症状、强迫性仪式等来进行，举个例子，一个厌食症患者通常被认为是癔症结构，但这个厌食症其实是因为其内疚感引起的：她对母亲感到内疚，于是控制自己的卡路里。

问题在于，为什么会有两种神经症（实际是三种）？即癔症、强迫症、恐惧症。

拉康的工作表明，神经症的定义在于深层次的结构上。

结构定义

要严格区分癔症和强迫症，需要回归到幻想公式，即。神经症症的幻想关联于对象a，但是他拒绝承认这个客体a和大他者有。在主体与大他者分离的时候，对象a就会消失，神经症拒绝承认对象a和大他者的任何亲姻关系。

举个例子，母亲的乳房最初是婴儿的主要满足来源，在图中，婴儿就是左侧的主体，母亲就是右侧的大他者，婴儿就是交集的对象a。刚开始，婴儿会觉得乳房是自己的一部分，但当婴儿发现自己与母亲分离，乳房就失落了，因为乳房带来的最初的满足来自于分离之前的状态。在断奶带来的分离中，婴儿失去的不是母亲大他者，而是爱欲对象，这个爱欲对象提供了充分的原乐。婴儿无法忍受这种失去，它会试图弥补这种损失。

（癔症和强迫症都是拒绝这种分离而产生幻想）

强迫症的幻想中，他会克服或者弥补分离，因为主体在与乳房的关系中构成自己，乳房成为了他的欲望因。但是，强迫症会拒绝承认乳房来自母亲大他者，或者与成为另一个强迫症的性伴侣的女性有关系。

如图所示，强迫症拒绝承认大他者的存在，更不用说大他者的欲望，这个公式就说明了强迫症寻求中和或者消灭大他者。

癔症则在分离中，将母亲大他者的loss作为自己的loss，她认为她的母亲大他者没有自己就不完整，因此将自己作为客体来弥补这种不完整。如果这种关系没有得到父之名的三角化，就会导致精神病；但是当被三角化了，癔症就会将自己建构为使得大他者欲望的对象，因为当大他者欲望了，癔症的位置才能得到保障：她作为客体在大他者内部证明。

癔症的图示：

试图洞察大他者的欲望，并成为特定的对象，当这个对象缺失时，就会让大他者产生欲望，她在图示中是作为对象a的。

强迫症试图克服或者扭转主体受到分离的影响，而癔症试图客服或逆转分离对大他者的影响。

与强迫症的基本幻想公式不同，癔症的基本幻想公式应该写成：。即在癔症基本幻想结构中，与其幻想关联的对象是作为缺失的大他者。因此，癔症的伴侣不是与其一样的想象中的他人，也不是她的欲望因，而是一个象征性的大他者或者主人：一个充满知识/权力的人，无论男女。

存在于思想（强迫症） VS 成为原因（癔症）

神经症的根本问题是存在问题：我是谁？或者说，为什么他们要生我？他们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神经症在基本幻想中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癔症和强迫症面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方式是不同的。癔症面对的问题是“我是男性还是女性？”，强迫症面对的问题则是“我是死了还是活着？”。强迫症只有在有意识思考时才会确信自己存在，若他沉溺于幻想、沉思，或者停止思考（比如性高潮时候），他就会失去存在的信念。强迫症强有力地确保自己是自己命运的主宰，他试图获得对自我的控制。

这种控制最典型的场景就是，强迫症会忽略掉无意识成分，比如口误：强迫症会认为口误是没有意义的，他能够意识到自己的所有思想，他最多只是勉强接受别人在帮助到意识到思想。

强迫症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主体，即，没有被阉割为的。强迫症不会认为自己是依赖于大他者的人，并且试图保持一种幻想关系，在这个关系中，强迫症与不依靠任何人的欲望因保持联系（即a不和A有关系），因此强迫症偏爱自慰。强迫症认为自己是完整的，在这个维度上，强迫症的幻想关系可以写成，即一个未被阉割的S与a保持既合又离的关系。因此，当强迫症与其他人发生性关系，他更倾向于将他人定义为对象a的容器或者中介，在这个意义上，每个伴侣都是可替换的。他被迫消灭任何实际的伴侣，确保他们不会成为性冲动的原因。而真正的伴侣则被他幻想为圣母的形象，这个与弗洛伊德称的爱的领域的贬低相关，即强迫症创造了两类女性：可以做爱的妓女（对象a的承载者）以及可以爱的圣母。

相反，癔症强调伴侣或者大他者，癔症将自己成为大他者的欲望来掌控他。在癔症幻想中，大他者只有将癔症视为欲望的对象时，在癔症认为合适的时间和方式下大他者才能随意表达欲望。癔症会将大他者的欲望保持在无法被满足的状态，将癔症持续地视为对象。大他者是癔症的提线木偶，癔症是由一个未被满足的欲望定义的。

不满足的欲望（癔症） VS 不可能的欲望（强迫症）

强迫症会追求一个不可能的欲望。Colette Soler的例子：一个强迫症遇到一个女人，他勾引女人并和她做爱，但是他喜欢边和女人做爱边和另一个女人打电话，通过这种打电话的方式，强迫症将和他做爱的伴侣消解了，并因为在打电话，强迫症在性高潮时也不会失去意识。

强迫症幻想否定大他者（比如这里在做爱时将女人定义为绝对他者），这样，当他和女人做爱又与别人关联时，他就可以否定和他做爱的伴侣的重要性。强迫症里，欲望是不可能的，因为强迫症越接近他的欲望，大他者越可能代替他、将他作为主体掩盖掉。为了避免大他者存在，强迫症极端的一个行为就是爱上一个完全无法接近的人（比如性冷淡的女人），或者潜在地将情人标准设置的非常严格。

癔症则将自己放在了无能的大他者（划杠A）欲望对象的位置。同时，癔症也认同她幻想的担任大他者角色的伴侣，她的欲望就是她就是大他者一样，也就是她的男性伴侣。

在弗洛伊德的屠夫的妻子个例中，妻子发现自己的丈夫迷恋一个很瘦的女人，这与她之前认为的她丈夫只喜欢和她一样丰满的女人的想法相悖，于是她做了一个梦，在梦中她将自己放在了她丈夫所欲望的瘦女人的位置上。同时，通过对其丈夫的认同（同一化），妻子渴望自己的女性朋友，因为男人的欲望就是大他者的欲望，妻子的欲望变得和她丈夫一样。

在癔症中常见的军事同盟式的同性恋关系就是如此，即一个女人是另一个女人渴望的女人：

癔症的欲望依赖于大他者的欲望，通过经过男人的欲望路线，她像男人一样欲望女人。

癔症塑造了男人，同时也扮演了男人的角色——癔症让男人成为其所是的人，揭示了大他者的欠缺，但同时也占据了大他者的位置。这里就很明显引出了癔症的谜题：“我是男人还是女人？”即成为了欲望因，又认同了欲望主体的大他者，癔症的性别究竟如何确定？

屠夫妻子个案中，妻子试图保持自己的欲望不满足，比如她喜欢鱼子酱但是她让丈夫不给她买，癔症可以在自我剥夺中得到快乐，这也是癔症导出厌食症的一种可能。同时她还要挑逗大他者的欲望，来保持自己的欲望，比如她会和丈夫说，她想每天都是吃鱼子酱三明治，然后紧接着说她不想让大他者在她身上花这么多钱，来限制欲望的满足。

癔症还会在伴侣最满足的时候，激发伴侣对其他东西甚至人的欲望，就比如屠夫妻子认为的瘦的女人。癔症似乎故意（尽管通常不是有意识地故意）寻找另一个女人，她可以与她一起将她的伴侣卷入或诱入欲望的三角循环中。

神经症对大他者原乐的态度

癔症试图成为大他者欲望的原因，但不是原乐的原因，癔症要保持大他者欲望的不满足以避免达到原乐成为原乐的对象。举个例子，在进行性行为时，她们会想象有另一个女人在和男人做爱（而她是别人活在别处），又或者这个男人是另一个男人，这样她就不是大他者原乐的原因，而是别人是。

这样性交就出现了一个有趣的现象，作为强迫症结构的男性在和作为癔症结构的女性做爱时，他会幻想另一个女人（这样就可以将作为其大他者的女人变成对象a），而此时和他做爱的女性又会幻想这个时候是另一个女人在和他做爱，这就是拉康常说的性关系不存在的一个例子：男人不是在和当前的女人发生性关系，而女人并没有参与到这个性关系中去。

女性癔症往往会以三角关系来结构涉及男人的关系来保持她的欲望，并且往往会幻想自己从这个三角关系中排除，然而她也可能会在与女性的性关系中找到巨大的性满足。癔症无法在同一段关系中同时找到满足和欲望，这个是结构的结果。

神经症还会试图掩盖这些情感，比如强迫症会在忘记妻子后去想自己为什么没有性欲了（但实际上是性欲并不指向那个妻子），癔症会试图牺牲掉自己与同性在一起的满足感，因为这不符合她作为异性恋的要求。

强迫症也同样拒绝让大他者获得原乐，比如他的自慰行为就是在消灭大他者。强迫症和癔症都拒绝成为原乐的原因，这样才能保持欲望，因为原乐其实就是死亡。

大他者的律令其实就是原乐的律令（只有一种冲动，就是死亡冲动），超我就是一种命令式。超我是一种“淫秽的、残忍的角色”， 它会把“一种无意义的、毁灭性的、纯粹压迫性的、几乎总是反对法律的道德”强加在神经症主体的身上。

分析中的强迫症和癔症

强迫症试图中和大他者，他越强迫越不可能进入分析。强迫症往往是那些参与分析后任然坚持“自己能解决问题”的人，他可能会理智上接受无意识，但是会试图进行自我分析、记录梦境、写日记等，他不接受没有他人帮助就无法获得无意识的观点。强迫症的整个人生可能都是试图在反抗父母的意愿，比如会说“我这样做是因为xxx，而不是因为父母让我yyy”。

强迫症通常只会在发现大他者的欲望时才会因为焦虑来接受治疗，比如自己在自己的父母死亡后进入了一段热恋，这些事情引发了强迫症的震惊，它们引起强迫症对大他者的关注，开始了癔症化——对大他者敞开。

但是强迫症的癔症化往往时短暂脆弱的，因此分析家就需要保持强迫症经常面对分析家的愿望来维持癔症化。强迫症往往会忽视分析家的标点、解释等，更愿意分析家保持一个死亡的状态（就和强迫症的伴侣一样）。分析家要提醒强迫症大他者存在和大他者的欲望才能维持癔症化，分析家必须破坏强迫症在分析中试图忽视分析家的欲望来达到忽视大他者欲望的幻想。

癔症则会不断挑战分析家的缺失、空白，这样才能让自己成为被排除的角色，来补充大他者的缺失，这样癔症反而成为了分析家的主人。面对分析者类似于“告诉我我怎么了？”这样的疑问，分析家必须对其发问“你想要什么？”癔症必须改变话语，停止期望从他人那里得到知识。面对癔症，分析家的做法应该是不满足其要求，让大他者的位置空出来，比如癔症会提出使用分析家厕所、喝口水、延迟支付等。

强迫症的分析往往需要自言自语，因此会躺在躺椅上，而癔症则不然。癔症对大他者的欲望往往会体现在特点的人身上，她会很难忍受对着空白的墙说话，她需要感受大他者的目光，以获得说话的支持。

当然，并非癔症一定是女性，强迫症一定是男性，比如可以将一定数量的男同性恋和异性恋视作癔症结构。

一个强迫症个例

具体案例

案主名为罗伯特，是一名在高科技设备领域的故障排除员工，他考虑接受治疗一段时间，最终在他与朋友创业的公司正在失败时决定接受治疗，因为他认为这个失败是因为他的不足和惰性导致的。他说他从未努力过，是一个骗子，他总是能“蒙蔽别人的双眼”（pull the wool over people’s eyes），但现在他却被朋友“追究责任”（called to account）。

接受治疗两周后，罗伯特表现出一种最终需要对自己行为负责而欣喜（比如被取消薪水），他希望没有人能帮助他摆平这些事情。罗伯特会在当命运没有实现他幻想时会考虑其他能引发命运的方式，比如他害怕向老板请假，当需要工作时才请假以期许被解雇。他开始拖延，不进行学习，并认为他还不知道的事情他永远都不知道了。

在开始，罗伯特试图让分析家帮助他停止拖延并开始工作，他为自己制定了一些项目，比如打扫卫生，他希望分析家为他布置这些项目这样他在完成后可以获得成就感，当然分析家并没有如其所愿。不久后，罗伯特告诉分析家，如果他按部就班的按照清单做事，他会觉得自己是一个机器人、没有自由。

罗伯特描述了他的无能为力在和女孩的交往时的表现。他总是等待女人主动，在一个梦中，他和一个妓女在一起，而另外两个妓女在旁边观看并可能加入进来——他说一个女人不够，他会想“I can have any girl I like.”。罗伯特说关于女人和生活的可能性是无限的，他不能在这些可能性中做选择以防止错过其他可能性。罗伯特倾向于行动之前考虑所有后果，即便他知道这是不可能的。

罗伯特的爱情生活主要由与不同国家的女性的短期关系组成，有时候他没有情人，有时候同时有好几个情人。罗伯特的认为的最合适的伴侣通常是让他遭遇勃起障碍的人，比如在开始治疗之前他遇到的一个名为桑德拉的女人，这个女人是他姐姐最好的朋友，而他与一个“virtually punk”的女孩出去时就不会有困难。

在和桑德拉一起一周后，罗伯特认为桑德拉变得不完整了，他侵犯了她，好像在桑德拉与其在一起之前更加完整，而他夺走了桑德拉某个东西。他和伴侣在一起似乎太容易了，就像他和他的大学女友一样。他开始对性没有兴趣，在开始性时，他总是先淋浴并要求他伴侣也这样做。（神圣的母亲和妓女一样的母亲）

罗伯特幻想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理想化的女人，因为这个女人在神坛上，所以罗伯特可以自由地对她进行幻想，然而在梦中，这些神圣的女人最终会像桑德拉一样屈服。

罗伯特讲述了一个梦，在梦中，他看到一个男人朝相反的方向拉着一个醉酒的女孩，这个女孩露出了一个乳房，罗伯特抓住了它，并摸了几下。罗伯特说，由于这个女孩是别人的女孩，因此这个抚摸更令人兴奋，同时因为处于醉酒状态，这个乳房更加可用。罗伯特讨厌女人有所主张，他典型性行为之一就是把女孩压住让她不能动弹。罗伯特在性关系中需要“Complete control”。

罗伯特只会想着控制那些他爱和关心的女人，这些女人对他来说往往是难办的。比如那个朋克女孩，他刚开始只是当她作性伴侣，他不会想着控制他，而当他们分手后他再遇见那个女孩，那个女孩表现出推脱他时，他想着强奸这个女孩。

在另一个梦中，罗伯特扔石头给一个披着黑色斗篷绻缩的女人。对于这个女人，他第一个想法是一个与她男性朋友同居的理想化女性。他一方面对梦中的暴力行为震惊，另一方面在描述梦境时表现出了满足。

罗伯特很少谈论自己的母亲，相反，他将自己的姐姐作为合适的伴侣典范。他认为自己与自己的姐姐近乎近亲结婚，因为在梦中他总是于自己的姐姐性交。他将自己的母亲形容为一个阴险、沉默的人，他认为自己的母亲想要完全的控制，而他唯一的反驳方式就是不听从。罗伯特的父亲是一位严格的天主教徒，他认为他的父亲对他不满，但总是把感情藏着，他认为他的父亲和母亲一样，都是保持了沉默的阴谋，用非语言的方式警告他。

他将与父母的这种印象转移到了与分析家的关系上：当分析家没有任何意图时，他也能从分析家口气中听出批评，并试图让分析家责备他，比如挑衅分析家。

同时，罗伯特也不愿在分析家面前表现出“女性”的一面，他可以在某些女性面前哭出来，但是必须为了表现出一个男性的形象。他说他的父亲不接受他女性欸对一面，同时，他一个情人告诉他说他有男人一面但是没有表现出来。

罗伯特曾将自己的父亲视作一个强大的人，而长大后，他认为自己的父亲无能、无力和无效。他也将这些情感转移到了分析家身上，刚开始他认为分析家是一个“rock”，而后面他认为分析家是一个可以挑衅的人。

分析家的诊断

案例中，罗伯特视合作伙伴为大他者，这个大他者想让他牺牲，想象征性地阉割他。而桑德拉，则被罗伯特是做一个理想女性大他者，当桑德拉表现出与其建立关系和性交的愿望时，罗伯特阳痿，这构成了一种满足危机。

罗伯特的内心纠结于一个高标准的理想和道德的原则集合，这个集合关于他应该做什么和成为什么——即惩罚性超我或者自我理想，他想要成为，但是无法实现。许多强迫症结构都致力于唯一真理、唯一的正确之路，这些理想是很高的以至于不可能实现，因此，他们什么都不做。罗伯特的理想虽然不是像许多强迫症那般非常宏伟，但是他采取了和强迫症一样的反抗态度，他口头表示支持但同时又低质他们。

强迫症很乐意将内部的命令声音外化，这样可以有一个外部敌人来让他们集中注意力对抗。对强迫来说，内部冲突是需要花费很多精力，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强迫都表现出死气沉沉的状态。罗伯特这里，他就需要一个分析家来作为外部对抗的权威角色。他以尊重律令的立场存在，他的一些内部冲突和呈现的做法都是为了以一些罪行的方式来附加他一直存在的罪恶感，这些罪恶感可以追溯至俄狄浦斯冲突。

罗伯特对女性的立场是很明显的强迫结构，即一种分裂：神圣的女性和淫荡的女性。他知道理想化一个女的方式：她必须是另一个男人的女人——罗伯特无法对女性做出评价（因为分裂），所以他必须寻求另一个男人（父亲大他者）的帮助。

罗伯特和父亲的关系：

和癔症一样，强迫的欲望也是大他者的欲望，但是这里的大他者是同性的，罗伯特渴望和那个“manly man”欲望的一样的东西。比如罗伯特在自慰时会幻想一个东西在入侵女人阴道，而不是他的阳具，这也表明了神经症幻想都有倒错的影子。这样的梦表现了罗伯特主体与女性大他者的双重定位：罗伯特即是执行者也是见证者。作为「执行者」，罗伯特用一个假阳具入侵一个完全顺从的女性，以免受到阉割失去主体位置（这样他也陷入了（基于控制阳具的）控制&被控制的状态）。罗伯特通过女性与父亲建立了关系，这是一种顺从和反判混合的同性恋式的张力——他可以通过幻想男人的女人来在男人手底下剥夺某种原乐。作为「见证者」，罗伯特会在女人高潮时也获得高潮，这时候罗伯特扮演了女人的角色，此时那个假阳具就不重要了，这样的高潮——原乐是独立于双方的，是一种大他者原乐（有种癔症的感觉）。

罗伯特和母亲的关系：

罗伯特会赋予一些女性神圣的角色，将她们理想化为母亲，使得性关系不可能，而正因为这种压抑的不可能，罗伯特可以持续地欲望着她们。可以推测，小时候罗伯特依恋于自己的母亲，而在自己的妹妹出生后他们之间间隙加大，罗伯特会觉得母亲更喜欢他的妹妹，并迫使他充满爱心地照顾自己的妹妹，当然，这些只是推测。

分析家的治疗

分析家试图让罗伯特对自己的行为动机问题化，能将“我想要”变成“我想要知道”，但是没有实现。罗伯特总是让分析家启发他并告诉他具体措施，当然分析家没有满足他的要求，并试图通过这些拒绝打开欲望的窗口。分析家没有表达他要求的不合理、无效，并通过一些技术来证明自己在倾听，同时表达自己的欲望——希望罗伯特能继续找他。

当罗伯特将自己的观点投射到分析家身上时，分析家不会定义自己面对这些观点的回应，而是继续让罗伯特去投射这些观点，通过这些方法，分析家试图让罗伯特将情感和一些具体事件关联起来，而不是单纯地让罗伯特释放自己的情感。在罗伯特身上，他压抑的点主要为他的叛逆和父亲的警告的间隙，以及他对父亲的厌恶和父亲对他的弱点、女性化一面的不满之间的间隙。分析家试图通过分析来分离罗伯特的欲望和父亲的欲望。

一个癔症个例

具体案例

珍妮进入分析是因为严重的婚姻问题，最终导致了她的婚外情并且经常考虑离婚。她通过工作认识了另外的男人，但是作为两个孩子的母亲，她认为离婚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法。珍妮刚开始似乎将治疗当作维持婚姻的支撑，她说她因为上一个心理医生而留在了丈夫身边。

珍妮是家中四姐妹的老二，在法国长大。直到珍妮七岁时，她的父母似乎和她一直住在一起，但是其实她的父母在她四岁左右就分开了，在那个时候，她的父亲破产了（尽管向母亲家里接了不少钱），然后她的父亲就离开了，没有留下联系方式，留下了三个女儿和妻子，直到一年后，母亲才找到并联系父亲。

此后，珍妮和母亲、姐妹在法国生活，生活贫困，她的父亲在北非虽然赚钱了，但是给家里寄钱很少，他将主要的钱用在自己身上，且很多行为表面她的父亲不关心家里。珍妮在北非时，有一个男人骚扰、觊觎她甚至试图绑架她的一个姐妹，她的父亲对此表示为极度嫉妒，对他的四个女人极度的保护——通过暴力的方式，比如醉酒虐待她的母亲、满口脏话。她的父亲欺骗她的母亲，对母亲不忠，在外面有情人和私生女。

珍妮的一些行为表示她认为自己是父亲的从未拥有的儿子，因此得到了偏爱，比如在在使用一些词语形容自己时，口误用了男性的词性。

珍妮的母亲往往会和珍妮抱怨她的父亲多么不好，但即便如此，她的母亲依旧忍受这种关系并且说虽然想离婚但是为了孩子她可以忍受，并且在夏季北非旅游时期，珍妮的母亲怀上了第四个孩子。

在珍妮17岁时，她的父亲永远回到了法国并且保证他会采取一些措施以确保珍妮有一个美好的未来。珍妮那时候花了三周以等待父亲的措施，但是父亲其实在外面四处游荡，也在那个时期起，珍妮开始自慰，并且这是珍妮记忆中仅存的自慰。

珍妮的父亲最终强迫症珍妮报名他曾经读过的商学院，尽管他知道珍妮喜欢艺术不喜欢商业，但是他坚持认为艺术是没出息的。珍妮搬去了商学院的城市，但是她从未学习，一直和男友呆在一起，而在那时候，她的父亲也从未给他承诺的钱，珍妮也曾因为父亲的冷漠试图在父亲的行驶的车中跳出去。

珍妮的父亲对自己的女儿有着极强的控制欲，每当自己的女儿可能被男人亲近时，他都会疯狂羞辱自己的女儿。珍妮作为一个十几岁的少女，对绝大部分对自己感兴趣的男人都不感兴趣，她仅仅感到受宠若惊并喜欢捉弄男孩。她曾被一个男孩吸引，而当男孩对她表白，她立刻失去了对他的兴趣，但不久后，珍妮就被另一个比她更无情、冷漠的男人——贝尔特朗吸引。

这个贝尔特朗就是他的丈夫，他们之间的情感矛盾却又被强迫式粘合在一起。比如，当珍妮和贝尔特朗吵架导致她想出门，贝尔特朗就会物理地阻止门。最终，贝尔特朗占据了上分，珍妮开始方案贝尔特朗的一切，并怀疑他和她的父亲一样都是在玩弄女性并把所有家庭财产花在自己身上。

珍妮开始出现了一些身体的症状，其中一些似乎在青春期就出现了，而大部分都是源于她将丈夫视为父亲延申导致的，她谈及了很多的病痛，包括背痛、胃痛、胸痛等，但是去医院、吃药又都没什么用。

在会谈的早期，珍妮除了父亲花了很多时间讲了她和大姐的竞争，在与她大姐竞争的时间大约在一年左右解决，随后她父亲/丈夫占据了她的思想。在治疗中，分析家上来就被珍妮视作为知道的象征大他者，珍妮从未将对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愤怒转移到分析家身上，仅有在梦中的时刻会表现出愤怒。她主要将分析家视作了她丈夫的辩证对立面。

尽管和丈夫关系很僵化，珍妮依旧不愿意违背丈夫的一些想法，只有在最痛苦的时候她才会去违背丈夫。珍妮痛苦加剧的一个症状就是当丈夫不在家，她偶尔会感到浑身发冷，在一段时间治疗后，她回忆起了一些“primal scene”。

在北非时，珍妮和父母的房间是邻近的，珍妮经常会听到父母在卧室争吵的声音。她为了能听清经常屏住呼吸保持安静来听以至于不睡觉，在回忆中，分析家加了一段话使得回忆变成父母在争吵完会做爱（这里是珍妮的真实回忆还是对回忆的重构是未知的）。在这段回忆后，珍妮说她相信她的最小的妹妹是这段北非行程导致的，并且在北非时，当她在地砖上走她感觉到了凉意——她看到父母卧室半开着，她往里看，她看到父亲在和母亲做爱，她当时感到了证据、恐惧和恶心。

在珍妮叙说完北非这段经历后，她的凉意的症状消失了，同时她另一个症状——胸部的紧、痛也消失了，这个症状的消失在于她补充了一个细节：在她看父母做爱时，她似乎看到了父亲将膝盖压在母亲身体上。在某种角度上，珍妮将自己放在了母亲的位置，比如她会在听母亲争吵和做爱时会保持僵硬好像以防止被打，她许多的背部、肩部的症状明显与当时听得状态有关。

珍妮在治疗早期将母亲叙述为一个受害者角色，而在后期，珍妮将注意力转向了她母亲这么做的动机。珍妮将自己的母亲描述为被动和自我放纵的，她让女儿做所有的家务活，不顾家，故意让父亲鄙视父亲，这些事情让珍妮相信她的母亲不爱自己的父亲，珍妮说，她的母亲喜欢所有的男人除了她的父亲。珍妮声称自己和母亲相反，她除了自己的父亲外没有爱国任何男人，她开始憎恨母亲，因为她的母亲禁止她对父亲的爱。而珍妮的很多行为都证明，她任然忠于自己的父亲。

珍妮在分析中，前后反差很大，刚开始，她认为父亲是自己生活中所有问题的根源，而母亲是自己的一边的，而后期，她将父亲视为唯一真爱，母亲为恶魔。珍妮开始重新叙说北非的事情，她说，父亲过于疯狂保护自己的女儿，但是至少她的父亲有所保护。

在自己的婚姻中，珍妮将丈夫视为父亲（因此迟迟不离婚），将自己比作自己的母亲成为了父亲的妻子，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是父亲的儿子。

珍妮的治疗在她的丈夫工作调动到法国时结束。

分析家的诊断

珍妮的聊天和罗伯特形成鲜明对比：珍妮的话题总是涉及其他人——重要的他人，而罗伯特几乎围绕自己的展开叙述。珍妮通过与人的关系定义自己。

珍妮的基本立场在于完成大他者：成为她父亲没有过的儿子；成为她父亲忠实的妻子；成为她母亲的丈夫的替代品。珍妮试图发现她生活中重要的人想要什么、缺少了什么、失去了什么，并成为他们。

珍妮的性取向很复杂，她即认同母亲也认同父亲。她将自己视作父亲未拥有过的忠贞的妻子，也将自己视作父亲没有过的儿子——她有时也会口误将自己比作男人，并使得女人为之倾倒。再比如，她经常去看脊椎相关的医生，因为她的父亲有一次误认为她的母亲与一个脊椎医生有染，经常去看脊椎相关的病，一方面是认可了父亲的判断，另一方面是认同了她母亲——可以见到一个更好的新的男人。

珍妮的性取向因此是模糊的，她拒绝、反感直接的、身体的性满足，成年后她几乎不满足丈夫的性要求、从不自慰，而她与丈夫的恋情也不是由身体需求和欲望主导。她对不满足的欲望有所欲望。比如在一个梦中，她的丈夫拒绝了她的性诱惑，似乎被拒绝能比性本身更令人兴奋。

珍妮监控着她丈夫的欲望，想知道她丈夫是否对其他女人有兴趣——另外的女人怎么可能被爱，尽管她的丈夫很忠诚，但是她无法控制的去搜集相关证据。

珍妮可以成为其丈夫欲望的原因，比如照顾家、对性的要求，但是她拒绝满足她丈夫的欲望，拒绝成为她丈夫性满足的对象。因此，癔症和其伴侣都是不满足的，其伴侣的不满足是被癔症决定的。

珍妮也会在梦中渴望成为一个妓女，这其实是癔症的一个普遍特征：通常在强迫的情况下，癔症才可以客服阻碍性欲的压抑，这种情况下，性愉悦是无法阻止的。在癔症中普遍存在强奸幻想，其基本思想是女性别无选择，只能进行性活动。

弗洛伊德往往会将对性的厌恶视作是癔症结构的先验基础，但实际上，「厌恶是女性自我理想的产物，而罪恶感是男性自我理想的产物」，压抑产生的地方，理想就会诞生。

分析家的治疗

正如前文所说，强迫是记得事件而忘记情感，癔症是记得情感而忘记事件，因此分析家在珍妮个例这里主要是通过解释的方式重建她过去的一些场景，让她“重新说出来”。

珍妮的治疗最终远未完成，她依旧没有做到与父母的完全分离：她任然支持母亲反对父亲，或者通过实现父亲的预言来保持对父亲的忠诚。

在治疗前，珍妮对父亲的爱被压抑，对母亲的愤怒则以别的方式表现——比如圣洁化自己的母亲，珍妮的基本幻想似乎是成为一个她父亲那样男人所虐待和爱抚的对象（这样才能同时满足对父母的认同），而在治疗结束前，这种幻想依旧没有被穿越。

病因考虑

强迫症和癔症并非是完全孤立的，没有一个强迫症是完全没有癔症症状的，也正如没有一个癔症是没有强迫症症状的。罗伯特的个例揭示了大他者男人的女人的重要性，珍妮的个例暗示了对性的厌恶、对性的罪恶感和原初环境的关系。

癔症和强迫症关于特征的分类：

这个只是特征的分类，而非病因的分类。

在Freud的治疗中，最重要的是病人对性行为的感觉，比如假设妄想症是早期性经历的过度愉悦和随后的罪恶感（这是第一要素），而后为了避免罪恶感引起了症状（这是二次经历的追溯效应）。厌恶、罪恶感并非从未同时出现，只是其中一个往往占据主导地位。

拉康并不关注第一原因，而是关注底层逻辑。压抑导致了能述主体和所属主体的分裂，那么强迫症和癔症的分裂也一定不同，这种不同也意味着强迫和癔症和语言、知识有不同的关系（四大话语）。

拉康会认为西方社会组织是以阳具为欲望的主要能指的，只要这个能指存在，这个结构就会很稳定。

恐怖症

焦虑的就是面对大他者，主体不知道大他者的欲望为何而产生的。而假如焦虑有了明显对象，就变成了“恐怖症”（就像拉康的螳螂的例子）。

按照拉康的说法，恐怖症并非是独立于癔症、强迫症的，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先于这两种神经症的。癔症和强迫症预设了父姓隐喻的建立，恐惧症则只能通过用某些东西来取消“母亲”而非父姓禁令或父之名来建立父姓隐喻。

恐惧症使得孩子和母亲的分离变得困难，因为父权能力很差。比如小汉斯个例中，汉斯父亲拒绝将他和母亲分开，汉斯因此受到母亲带来的融合、吞噬的不可知的欲望的焦虑困扰。而当汉斯将“马”作为一个代替父之名的能指，其恐惧症发展、焦虑减弱，父之名得以暂时建立。

恐惧症因此是一个对父姓隐喻丧失引发的焦虑的解决方案，它暂时的支撑起了大他者过于弱的父之名的能力，从而建立起了父姓隐喻。恐惧症没有一套自己的特征定义，但是似乎与癔症密切相关，因为癔症最初就是将自己构建为阳具来填充母亲大他者丧失的对象，而随着父之名的引入，母亲大他者丧失的想象菲勒斯成为了大他者的象征菲勒斯。类似的，恐惧症最初想象的是母亲大他者丧失之物，但是总会支撑起父之名（来阉割母亲），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恐惧症又有点像倒错，因为它和倒错一样，都是从母亲大他者的地方去解决大他者的问题。

性倒错

当代医学只是提出了一系列新词语来描述使人兴奋的特定对象：恋童癖、触摸癖、异装癖等，相比之下，拉康用结构的方式来解释性倒错。如果说，神经症是用一种使用弥补的方式的对阉割策略，那么性倒错就是试图支撑起原乐的边界（？）。在精神病中，律令是缺位的，在神经症中，律令完全建立，而在性倒错中，主体努力让律令存在——让大他者存在。

人类性欲核心

弗洛伊德的早期声明那里，任何不是为了繁衍的性行为就是倒错，那其实这么说，大部分的性行为都是性倒错的，因此，性倒错在人类性行为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

如果说正常的性行为是针对完整的个体而非个体的什么局部属性，那么大部分的性行为都是不正常的。比如强迫症将对象化约为对象a，癔症是渴望通过对象成为其缺乏的客体。因此，在拉康派这里，性的倒错本质是一个既定事实，话句话说吗，这种不正常反而是“正常的”。

而要严格定义性倒错的结构，则需要引入“拒认”（Disavowal）的现象：性倒错通过拒认的运作而区分于其他的临床结构。性倒错者拒认阉割，他发觉母亲缺乏阳具，但同时又拒绝接受此一创伤性知觉的现实。这一点最明显的就是恋物癖，在恋物癖那里，拒认的阉割的阳具成为某种可以贴给女性的东西。这里的拒认也揭示了主体的矛盾：一方面，主体承认阳具缺失；另一方面，主体为了拒绝承认阳具丧失而将别的什么东西替代缺失的阳具。

拒认

弗洛伊德发展拒认的概念主要用于解释一些小男孩面对女孩生殖器时拒绝承认女孩没有阴茎并声称她有，比如小汉斯就会说“Her widdler’s still quite small. When she grows up it’ll get bigger all right.”。同时一些成年男性也会持有一种双重态度，一方面，他们有感知到阉割，但是他们拒认这种阉割，并产生了症状，这里弗洛伊德举了个例子：

1. 一个男人害怕他的父亲因为他继续手淫而惩罚他；
2. 这个男人对自己的任意小脚趾被触摸都感到焦虑。

在《自我分裂》中，弗洛伊德似乎模糊了拒认和压抑的概念，这两者似乎合并为同一过程。在1938的一篇文章中，弗洛伊德认为在压抑中，与患者自己的一种冲动相关的思想被抛诸脑后（与冲动相关的性欲或情感的量被释放出来，随波逐流或被取代），而在拒认中，对“真实外部世界”的感知被抛诸脑后，换句话说，“内部世界的压抑”、“外部世界的拒认”，但是这个外部世界又是什么？拒认不像来也是内部世界吗？

总结下弗洛伊德对倒错中的拒认和神经症的压抑的区分：在压抑中，与患者自身的某种冲动相关的思想被抛诸脑后，而在拒认中，与对女性生殖器的看法、父亲所谓的阉割威胁（目的是让男孩远离母亲并阻止他手淫）以及患者对其阴茎的自恋依恋相关的思想或思想复合体被抛诸脑后。

第一个符号化

在性倒错中，被拒认到脑外的作为思想一定是一个能指，因此父亲作为象征的主宰已经介入了，这与精神病是不同的，但是又与神经症不同，这里父亲的象征化是不完整的。

拒认依旧是涉及到了父亲：父亲的欲望、父亲的名字、父亲的律令。在性倒错中，“我完全知道父亲强迫我放弃我的母亲以及她在场时的原乐（两种原乐），也没有放弃身体上的重压，但是我让另一个和父亲同样地位的人一起施行这个法律，并让他的律令代替父亲的”。从某种角度上来说，这样的描述也很适配受虐狂。

拒绝牺牲

弗洛伊德会认为神经症和性倒错的一种区分就在于分裂上的：神经症会将一些事情压抑到无意识中，而意识表现出相反的意识，此时自我没有分裂，无意识空间不会被感知到；而在性倒错中，自我分裂，他会即觉得女人有阴茎又觉得女人没有阴茎。神经症的前提就是压抑，也就是压抑，原初的我分裂成了自我和本我，而性倒错没有发生这个“分裂”，他以其他的一种形式分裂。

一个例子：有个男孩在被一个年长女性引诱而见到女性生殖器，后来与这个女性断绝关系后他开始自慰为乐，他的保姆发现后威胁他假如他继续自慰他的父亲就会切断他的阴茎，但是他挣扎一番后继续手淫，他拒绝在父之名的作用下放弃这种原乐。

强迫症面对失去原乐，即便会很不心甘情愿，但还是会放弃以换取尊重、认同，这也就是拉康所说的将想象阳具φ换成象征阳具Φ，正如在小汉斯个例中，拉康对小汉斯说，你需要放弃自己的阴茎以获得父亲更大的阴茎。

但是，性倒错不会放弃这种原乐，弗洛伊德往往会将这种拒绝放弃解释为性倒错的到原乐冲动比神经症更强烈，因此也更难控制。

性倒错往往发生的一个情景就是母亲对父亲不满，并从和儿子的生活中获得满足感。当母亲将原乐定位到阴茎上时，儿子也可能会开始将斗争围绕着他的阴茎。当然，面对女孩，假如父亲没有有力采取措施分离母亲和女儿，也会导致孩子出现性倒错特征的癔症，当没有采取措施，则会引发精神病。

因此，大部分的性倒错男性的父亲都没有完全发挥父姓职能，让孩子放弃想象菲勒斯，又或者是母亲的一些做法（比如在父亲转过身的那一刻，母亲就会向男孩眨眼，让他知道，他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将秘密地保持不受干扰）让父姓职能削弱。而在当代，父姓职能非常的弱，性倒错就会非常常见，就比如川渝地带的一些场景。

但同样的，作为一种防御机制，拒认也是在缓解与母亲大他者分离的焦虑。这种焦虑一方面害怕与母亲大他者分离，想保持原初的原乐，但另一方面，他又会发现母亲大他者在吞噬他，他需要与母亲大他者分离。

精神病没有阻止原乐的入侵，无限陷入原乐的痛苦中；神经症回避了原乐；而性倒错，试图去限制原乐。

存在和拥有，异化和分离

性倒错经历了原初压抑，即异化，但是没有经历分离（与母亲的欲望分离）。性倒错依旧认同母亲的欲望，渴望成为母亲代替的阴茎，而父亲干涉失败。

性倒错的图示如下：

在此，我们发现性倒错的欲望结构和癔症结构非常相似，对于母亲大他者的缺失，他会直接回答他就是母亲大他者缺失的东西（objet a）。这里，性倒错没有接受父之名，因此他没有获得象征给予的尊重地位，他停留在了为母亲服务的位置上。

性倒错限制原乐的方式就是通过为大他者提供原乐成为能够阻止欲望的对象。也因此，性倒错很难接受精神分析。在精神分析中，分析者需要将对象a放到大他者身上才有可能发生转移，继而让分析者直面自己的欲望，而性倒错往往会阻塞分析家的欲望的角色（从而减轻自己的面对原乐的焦虑），因此也很难通过分析家产生求知欲。

性倒错处理的不是母亲大他者的欲望而是她的要求，在母亲的缺乏之物被命名前（进入符号系统前，父亲介入前），缺失就不存在，也就是说孩子面对的是缺失的缺失（lack of lack）。只要母亲大他者不断提出要求，她的缺乏之物就没有被象征化。而只要“真正的缺乏”被命名（比如母亲对生活的不满，而她往往通过对儿子的溺爱来掩盖），那这个真实的缺乏就被言语中和了，比如母亲以开玩笑的方式说出一些话。这种命名就会导致孩子试图去寻找母亲的缺失之物，那个阳具能指吗，从而引发神经症。

而性倒错就是因为母亲大他者的缺失没有被言说，导致孩子一只面对母亲大他者的要求，不断成为阳具去满足这个要求。在性倒错中，母亲大他者的缺失问题往往围绕着母亲大他者的生殖器，即她与儿子的性差异。

父姓隐喻的两个时刻：

1. 禁止原乐；
2. 母亲大他者缺失的象征化；

只有2完成才是隐喻的完成，第一个时刻对应了弗洛伊德原初压抑、拉康的异化，第二个时刻对应了弗洛伊德次级压抑、拉康的分离。精神病二者都没经历，性倒错经历了1，神经症则都经历。

从原乐到分离

性倒错往往是想要限制原乐，而非很多神经症幻想的那样更多的关于原乐的满足。而在当代社会，父亲似乎往往是相信儿子是理性生物，需要被爱而非被权威恐吓，允许他的妻子削弱父亲的权威，也许可以以不同的视角来看待性倒错。

性倒错与律令

性倒错因此有一个矛盾的点：他们往往表现出无限制追求原乐的活动，但是这些做法的目的往往是为了使得律令成型从而限制原乐，比如受虐狂往往需要施虐者制定法律，并且这种法律往往以语言的方式呈现，这也印证了拉康的一句话：“jouissance is prohibited to whoever speaks”。

神经症往往想要僭越法律，而性倒错渴望制定法律、希望父亲能履行父亲的职能。

一些性倒错的结构

本书主要讲解恋物癖、受虐狂和施虐狂的性倒错结构。

恋物癖：一个个例的分析

这个个例来自于Rene Tostain的《对一个恐惧对象的恋物癖化》。

Jean和他的母亲生活在一起，在他的家庭中，他的父亲位置被削弱，因为母亲总是将Jean当作她缺少的东西。Jean的母亲刚开始在他生病时照顾他，到后来她假装Jean生病来表现Jean需要母亲的照顾，在这种极端医疗治疗下，Jean整个身体变成了一个红肿、流脓的物体，Jean将其形容为一个活生生的假阳具，他的母亲可以用它来随心所欲地做她想做的事。

Jean在和母亲的关系中没有象征性位置，他只需要成为母亲的补充，成为一个对象，这也是Jean的一些精神病的前提。但是在一次阑尾炎中，Jean醒来发现父亲拿着他的阑尾在笑，此时父亲的出现禁止/取消了母亲，建立了父姓隐喻，Jean因此没有变成精神病。

Jean的母亲总只是称赞他作为她的延申的象征性成就，从未称赞过他自己学习的速度，且总是说他的阴茎为小端（“ton bout”——你的端）来说明他的阴茎无法满足她的需要。

❝

他感觉到他的阴茎确实处于危险之中或与他与她的关系有关，因为六岁时，他在帮她穿衣服时体验到（二十年后他描述为）一种突然而痛苦的阴茎快感，一种性高潮。

❞

有一天，Jean无意中听到他父亲称他的母亲的生殖器为她的“button”，这似乎是对母亲称呼Jean阴茎的“ton bout”的倒置，这似乎是他的父亲第一次定义他的母亲的缺陷，但是因为父亲的命名的不确定导致了Jean的恋物癖。Jean「讨厌、恐惧」单个的纽扣（button），但同时他被大量的纽扣「刺激」，并被迫跟随穿着大量相同纽扣的女性。

❝

在分析过程中，他解释说，按钮越多，他父亲的贡献就越重要。按钮越多，他就越感觉到他母亲大他者的缺陷/欲望是难以衡量的。

❞

类比于分离中的公式：，Jean这里的公式可以描述为：

这里的Button带着双引号，因为它其实只是父亲说的“button”这个词语，但是能指决定所指，导致了Jean对纽扣的恋物癖，通过这个能指，Jean不必把自己的器官交给母亲，也不必因与母亲的关系中缺乏缺乏而感到焦虑：她的缺乏得到了命名，从而得到了界定。

从某种角度来说，Jean不断地尝试着完成自己的阉割的一步——分离，试图通过构建父之名来限制原乐。Jean试图让大他者存在，而不是母亲大他者，性倒错知道自己的父亲不是这样的大他者，于是通过性倒错行为让大他者存在。

这种知道大他者没有建立律令而又在重复执行那个定义律令的过程，就是拒认的意思。

母性菲勒斯

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对于Jean来说，纽扣就是他母亲的阳具，性倒错拒绝接受母亲没有阳具的事实，因为这会意味着她已经被阉割，因此他也可能遭 受同样的命运。可以这样理解Jean对单一纽扣的害怕：她有自己的阳具，不需要我的，因此在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我的位置。但实际上，用弗洛伊德的方法去理解，Jean应该对一个纽扣感到兴奋，因为这个纽扣代表了他的母亲的阴茎没有被阉割，他的原乐得到了保留。同时，Jean也没有被告知不能自慰，并且事实上，Jean从小就不断地自慰，患者对阴茎的自恋依恋与他父亲的阉割威胁之间没有冲突，这与弗洛伊德的理论是相悖的。

弗洛伊德认识到了性倒错与母亲的缺失有关，但是只是一个面，拉康会在更大语境解释这个问题。

关于性倒错的分析治疗

Jean接受了精神分析，但是他依旧是性倒错的结构，这说明父亲的作用必须在一定年龄前发挥作用，否则结构就会稳固，而Jean也因为阑尾炎的事情没有成为精神病结构。

受虐狂

看起来受虐狂通过满足大他者（伴侣）的原乐而不求回报，但其实他是在让大他者原乐。

受虐狂分离的策略是策划一个场景，在场景里他的伴侣扮演大他者的身份制定法律要求受虐狂放弃某种原乐，然而，这种法律的制定是延时的，受虐狂的必须推进事情到某个点，此时受虐狂的伴侣极度焦虑，虐狂才会爆发性地发出安全词（比如“停止”）。

❝

The masochist tries to bring something into being … by which the Other’s desire makes the law.

❞

尽管受虐狂似乎一心一意地致力于“取悦”大他者，但到了一定程度，大他者就无法接受：原乐变得无法忍受，伴侣最终会对其施加限制。通过让大他者焦虑（通过使自己成为大他者原乐的工具），受虐狂设法让自己受到指挥。

因此这里受虐狂发生了一种僭越：他想用自己地律令代替父亲没有生效的律令，他假装作为伴侣的大他者在制定法律，而他实际上才是法律制定者。受虐狂的拒认就体现在这里，但是受虐狂当然不能通过自己制定法律、完成分离，因此他也会不断重复受虐。

与通常的理解不同，痛苦只是受虐狂需要的一个副产物：痛苦证明了受虐狂被要求牺牲、付出代价，这是一种解脱。但是受虐狂无论如何都无法被告知律令，尽管伴侣提供了暂时法律并要求一些东西，但没有提供真正的分离作为回报。受虐狂依旧是母亲大他者的想象的欲望对象。

受虐狂眼里的父母也都是只表达欲望而不诉诸律令的，不会有人说“这是我的，那是你的”，在限制儿子的原乐的同时，也限制了自己的原乐。在受虐狂眼里，父亲那么做只是“因为那是我想要的方式”。

原乐和道德律令

与康德的客观的道德相反，弗洛伊德会认为道德和其他思想一样，除非被投注了力比多而充实，它才能在某人的心理经济中发生作用。

就比如超我：

❝

超我，作为我们从父母那里得到的批评的内化，不仅储存着父母传给我们的道德原则，而且储存着他们在训斥、责骂和惩罚我们时我们从他们的声音中感受到的那种严厉。

❞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们往往不能将父母的训诫与说话时的语气区分开，而这种声音往往来自于父亲的声音，孩子会认为这些道德律令是大他者欲望的表达，孩子会认为作为法律制定者的父亲需要他以某种和方式（而非另一种）发展。

受虐狂寻求大他者的欲望或者意志作为法律来代替父亲的律令，就比如萨达侯爵迫使他的岳母蒙特勒伊夫人表达了惩罚萨德的意愿，此时施虐者的欲望或意志必须作为法律为受虐狂服务。

在神经症里，父亲往往是死去的父亲，因此这个父亲的律令才能公平地对待所有人（包括父亲），这个父亲不能体验任何原乐，不能从律令的阐述中获得某种“倒错的”快感。

性倒错则从律令里发现了其背后的原乐，那些制裁罪犯的执行者为性倒错确定了原乐的存在。比如监禁，监禁就为受虐狂能够体验到的一种形式上的阉割，这样应了拉康的Recourse to the very image of castration can come as a relieving, salutary solution to [issue a] anxiety for the masochist。

虐待狂

虐待狂总是在制造其他人的焦虑而不仅仅伤害他们，伤害只是制造焦虑的副产品。在虐待狂心里，受害者的焦虑是制造快感的必要条件。

虐待狂和受虐狂也并非简单的互为倒置关系，虐待狂的幻想掩盖的是寻求孤立对象a。孤立对象a的意思就是制造与某个客体的分离从而制造永恒失落让其成为对象a，最简单的例子就是电影中反派虐待英雄的故事：反派将英雄绑了起来，如果他试图挣脱，他心爱的人就会掉进一池沸腾的酸液中，此时英雄就发现了女人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事情，而这件事情通常英雄不会发现，直到他看到她被吊在在酸液之上。「一个对象在面临被失去的威胁时就变成了对象a。」

焦虑实际就是指向了这个对象a即将孤立成为对象a的场景，焦虑总是表示对象即将丢失。而对象a的鼓励往往是被大他者的欲望/意志决定的，因此，虐待狂的目标不是焦虑本身，而是焦虑所证明的东西：律令作用的对象。

虐待狂的拒认（僭越）就在此，他确信大他者会孤立对象并夺走原乐，于是他在大他者律令没有生效的情况下扮演大他者并试图让对象孤立。虐待狂与受虐狂不同，受虐狂必须以某种方式安排事情，让他的伴侣宣告法律，尽管他是幕后操纵者，但虐待狂自己的意志可以扮演法律的角色，受害者的焦虑就是对象即将孤立的证据，同时也是法律存在的证据。当然，既然虐待狂需要受害者来宣告焦虑的存在，他也认同了受害者。

当然虐待狂和受虐狂一样都不会完成阉割，他仍然是母亲欲望的对象，“我很清楚他没有要求我这样做，但是……”——虐待狂的快感源泉就是不断进行的失败的阉割表演。

性倒错和原乐

似乎性倒错和神经症面对原乐的方式是相反的，神经症压抑原乐，而性倒错试图让大他者从他身上获得原乐。然而，性倒错的举动只不过是一个“屏幕”，在受虐狂和施虐狂的例子中，性倒错也往往不是直接表达自己需要一个律令的。性倒错并非在追求原乐，而是在防御原乐，他们让大他者制定律令（即使在虐待狂的情况下，虐待狂本人同时扮演大他者和受害者的角色）。

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的点：性倒错追求原乐却是以限制原乐为出发点的，他从这场手术的实施中获得满足，而这场手术要求他与满足的源泉分离。

阉割和大他者

• 精神病：感受到原乐入侵身体；大他者不存在。
• 神经症：试图避免原乐，保持不满足或不可能的欲望；大他者太笨重以至于神经症想让他离开自己。
• 性倒错：试图限制原乐来获得原乐；他们会希望大他者存在。

但是三者都离不开大他者，精神病会通过妄想让象征大他者存在，性倒错通过表演或者律令的施行让大他者存在，有些恐惧症也会把恐惧的对象放在父之名的位置上。

精神结构和母亲大他者的关系：

• 精神病：母亲大他者没有被父之名禁止，因此精神病没有自我。
• 性倒错：母亲大他者没有被禁止而必须被禁止，这样性倒错才能成为除了母亲欲望对象以外的存在。
• 神经症：母亲大他者被禁止，因此神经症能成为个体。

拉康主体三阶段和三个临床结构的关系：

• 异化：大他者占主要地位，孩子被引诱进入语言，在快感和原则和现实原则之间做选择，精神病没有经历异化。
• 分离：对象a占主要地位支配主体，性倒错没有经历分离，因为他们就在对象a的位置，不允许大他者欲望成为自己的原因。
• 穿越幻想：主体主体化了他或者她的存在原因（对象a），并以求知欲为特征，这在神经症中不会发生。

三种结构的演变：

精神病->异化->性倒错性倒错->分离->神经症神经症->穿越幻想->超越神经症

穿越幻想可以将主体带入超越阉割、超越神经症的领域。

最后是重提的三种结构的幻想公式拓扑图：

元-思考

和弗洛伊德的弑父神话类似，拉康也在某种程度上构建了自己的神话，他说明，弗洛伊德式父亲的父姓功能是以语言学为基础的，功能是象征性的。父亲的作用就在于通过命名母亲欲望和性别差异：隐喻它（父姓隐喻）。

父亲的真正作用就是这里稳定的象征作用。

作为解释原则的父姓隐喻

父姓隐喻作为解释原则的两个时刻：

1. 对于主体被带到世界上的原因和理由的解释。
2. 对于导致主体出生的父母欲望的解释。

小汉斯个例中，小汉斯的父母在刚开始并没有给小汉斯一个出生的正常的解释，但是小汉斯在自己去发现出生的原因——母亲作为主要原因将孩子带到世界。小汉斯的母亲总是允许小汉斯的僭越，比如绕过父亲的不悦让小汉斯上她的床。小汉斯能发现父亲的不悦，也能提出“母亲想要什么”的问题，这说明小汉斯已经异化出自我，不是精神病，但是他不能用自己以外的东西去回答母亲的欲望问题。小汉斯会去问父亲在生育的作用，但是他的父亲往往会将原因全部交给母亲，这导致小汉斯相信他只是母亲欲望的产物，他活着只是为了服务母亲。小汉斯从来不怕两匹马只怕一匹马，一种解释就是两匹马代表了父母，而一匹马只有母亲，此时没有父亲他找不到自己和父亲的位置，他直面了母亲的欲望（小汉斯这么名字成为了母亲唯一欲望的能指），于是他需要马来成为阻挡在他和母亲之间的那道屏障，这道屏障其实本来是父亲的位置：

小汉斯会认为，这个马赋予给他的情绪正如他在父母床上时父亲的情绪，这个恐惧对象在一段时间里降低了自己作为母亲欲望对象的焦虑。后面汉斯试图寻找一个方法解决母亲的欲望问题，但是这个方法不是永久性的（即用父亲隐喻去代替母亲欲望完成次级阶段），而是在他设想中重复父亲选择的找一个孩子来满足母亲的欲望，即：

于是hans创建了一个新的血统——一个新的家谱，在这个家谱中他娶了自己的母亲、他的父亲也同时娶了自己的母亲。在第四个研讨班结束时，hans被诊断为性倒错，而不是弗洛伊德所认为的神经症。

神经症被父母寄予的欲望往往和一些可以解释的故事有关，比如“我们想为你感到骄傲”之类的，这些解释让神经症获得了在世界的立足点，精神病的妄想性隐喻正是为了弥补这种解释原则的缺失。就像hans最终重塑的家谱，精神病的妄想就是为了让自己在这个世界有一个立足点，获得一个“目的”。

面对性倒错，分析家最需要做的点就是命名母亲的欲望，比如面对一个从小被母亲洗脑的分析者，分析家可以说一个解释“你父亲非常想要一个像你一样的小男孩，并要求你母亲生下他的孩子。自从你父亲去世后，你母亲一直非常害怕和不安，并把你作为她失去的丈夫的一个纪念/提醒”这样一个精心构造的谎言，通过这个不违背分析者认知的谎言，分析者可以将母亲要求孩子用自己的全部来满足她的生活的要求转化为一种对其他东西的欲望，对父亲（东西）的欲望。且无论如何，通过这样的方式，分析者获得了一个立足点，这个立足点就是他思考的根基，也就是拉康所说的阉割主体。

超越欲望的精神分析技术

从欲望到原乐

超越欲望：重访基本幻想

欲望是对焦虑的解救，焦虑是缺失的缺失。在拉康的早期，他认为精神分析的工作就是和大他者的欲望分离，摆脱其控制，不然在我们屈服于大他者的欲望时就会产生内疚。在此，欲望主体化就是超越神经症。

从欲望的主体到享乐的主体

到了后期，拉康发现无意识欲望不是革命性的力量，反而就从属于法律，法律所禁止的就是欲望所追求的，因此欲望完全依赖于法律的制定者——大他者。

欲望在大他者的一侧，而主体是一种欲望物（das Ding），其中交集即主体被象征化了的部分：

欲望和冲动的区别：欲望是反向的，它想越位法律；冲动是正向的，它想追求法律带来的不完满以外的完满（原乐）。因此，这里似乎就产生了对欲望的贬低。

后期，拉康将无意识主体和冲动相提并论，主体是一个追求满足的无头主体。于是，分析的目的就变成了改变支撑其欲望的幻想，在带来满足的对象a中重构自身，追求完满。

冲动在分析中的转变：冲动首先被大他者征服；然后被大他者的欲望征服；最终被解放，去追求对象a。

将三个阶段中的主体和冲动关系起来，原先的公式：

就变成了（这里冲动刚开始和大他者要求相关）：

这三个阶段可以解释为：

1. 受困于大他者要求的主体。
2. 作为欲望的主体。
3. 作为冲动的主体。

在最开始，分析者会要求分析家对他发出要求（也就是阶段1），通过拒绝回应，分析家打开了欲望的空间，屈服于大他者欲望的分析者的欲望凸显（阶段2），最终，通过扮演对象a，分析家使得分析者开始质疑大他者的欲望，不再压抑对完满的追求。

主体在这三个阶段的模式也是不一样的：

1. 在要求里，主体是扮演的对象a（和精神病类似），它停留在想象界。
2. 在欲望里，主体被阉割，它停留在象征界。
3. 在冲动里，主体遭遇了das Ding（以a的方式出现），它遭遇了实在界。

❝

在这个意义上，主体有一个想象的、一个符号的和一个实在的面孔，其中每一个都在分析过程中的某个时刻占主导地位，而分析的目的将是通过这些不同的时刻，把分析者带到作为冲动的主体——即作为实在的主体——出现的时刻。

❞

推进分析者的爱欲

（这里芬克主要使用的enjoyment我翻译成享乐，其实是想和jouissance区分开，因为enjoyment缺少了jouissance代表的那种性高潮的含义，也就是违背大他者的禁令的快感，我感觉享乐在这里更有一种主体自己豁达、持久地享受自己生活的感觉（享受自己的特异性）。）

“living out the drive”的意思并非是不断追求愉悦，而是让欲望不再压抑主体追求满足，「分析者最终能够被允许享受他或她的享乐」。这个“允许”是和“命令”、“禁令”相反的，这也就是说，分析者追求享乐是发自内心地走自己的路，并非是被要求、约束的。

于是大他者和主体的关系如：

主体的历险就变成了：被大他者的欲望压抑->追求自己的欲望（其实依旧是大他者的欲望）->欲望学会了闭嘴让位于享乐

分离也就变成了冲动将对象a带走，且一并带走了大他者创造出的欲望。

超越欲望的技术

分析不应该是一个无限的过程，而是一种姿态的转变，这里很像叔本华世界之眼的感觉，但是叔本华世界之眼带来的姿态的转变建立在抛弃欲望后并最终无欲无求，这里更像尼采式的姿态转变，抛弃欲望后用审美的东西来满足自己，这就很像拉康的摒弃欲望追求享乐了。

这里的技术就是一些常见的让分析家的欲望保持神秘感引起分析者质疑的技术，即切分、解释之类的。

暴露主体的原乐

当分析者提出一些能带来满足的活动时，即便他们说了对这些活动的不满意或者厌恶，分析家也应该强调这些活动，并且要清理掉强调中让分析者觉得他被指责以猎奇方式获得快感的要素。分析者的焦虑预示了一种满足，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不被接受或者令人不安的，分析家必须不失时机地指出分析者痛苦情感中的满足，让他/她发现原乐的来源。

分析家因此在解释时必须摒弃很多的东西：对分析者的要求、一些社会性的约束，也就是主人话语。

分析家要处理主体的冲动和大他者欲望之间的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