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多元喧嚣与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转向”的问答、评议与讨论

2023年4月26日，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毛巧晖研究员为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的学生做了题为“多元喧嚣与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转向”的讲座。2023年5月10日，学生们围绕讲座内容进行了讨论，本文即为师生互动的内容。

     一、问答

李涛（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2021级博士研究生）：您在讲座中强调了民间文学恢复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开端，我注意到，在本专业方面，钟敬文、贾芝等人此时也在筹备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所以说民间文学的辉煌和兴盛，是不是既有原来本学科的背景，又有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的开端？

毛巧晖：民间文学的恢复肯定有整体性的本学科大背景，但因为之前对这方面的讨论比较多，却很少把视野放在少数民族民间文学会议，所以我认为把“兰州会议”、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专门提一下是有必要的。

张佳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2021级博士研究生）：您为什么会把20世纪80年代划分为一个独立的研究时段？

毛巧晖：这样划分既有学科外部的因素，也有学科内部的因素。我刚才也提到了，我是为了参加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举办的“重聆‘短20世纪’的尾声：1980年代的文学史与改革史工作坊”，所以对20世纪80年代的民间文学进行了一次梳理。另外我在写作《20世纪下半叶中国民间文艺学思想史论》的时候，也是把20世纪80年代作为一个独立时段。对于民间文学来说，20世纪80年代是文化学的多元走向以及理论研究繁盛的一个时期，但是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有了一些改变，因此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是可以作为一个独立时段来讨论的。

邵妍（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21级硕士研究生）：您怎么看待少数民族文学、民间文学和当时政治环境之间的关系？我们是需要去回避这种影响，还是不用太在意？

毛巧晖：我认为从学术内部来说，这就是学术的一部分，是没办法回避的，比如少数民族文学学科的出现，就受到新中国民族政策的影响。又比如20世纪50 —70年代的民间文学，需要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中国、塑造社会主义“新民”这个层面去理解和讨论。所以无论是哪个时期，政治文化规约都是无法回避的，并且这也是我们学术研究的一部分，本身对学科、学术都有一定的建构意义。

李思羽（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老师您好，像新民歌运动、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它们目前主要是现当代文学学科的研究对象，民间文学学科研究比较少，这部分是否能够纳入民间文学学术史，甚至是民间文学研究当中？

毛巧晖：我近两年一直在做的，其实就是民间文学学术史上割裂出去的部分，比如说新民歌运动，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期，作家文学领域对此做了大量的反思和讨论，民间文学领域反而很少。但以前并不是这样，比如20世纪80年代初期，《民间文学论坛》发表过几篇相关文章，对新民歌运动进行反思和讨论，但后来为什么隔绝出去了呢？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民间文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向，导致我们用民俗学的视野和范式来框定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认为新民歌运动中很多的内容并不是民间创作，比如韩起祥的说书，再比如更早的“到民间去”运动时期，一些文学创作者对民间文学的利用和改编创作，以及这些作品在民间的传播，都不被当作民间文学研究对象，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研究的立足点和逻辑起点与当时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之所以又重新讨论新民歌运动以及20世纪20年代到40年代革命话语的改变，革命话语如何演化到了人民话语，等等，是因为我认为如果我们想对整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有一个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一部分是不能被区隔出去的。

陈可涵（北京大学中文系民间文学专业2021级直博研究生）：您觉得应该如何把握民间文学学科和思想界、学术界整体思潮之间的关系？如何在不断的嬗变转型当中，找到自己的定位，而且守好自己的定位？

毛巧晖：民间文学在每一个时期，难免要受时代思潮影响，包括政治文化背景的规约，但是民间文学还是有和其他学科不一样的地方，有民间文学的学科本位。建设好学科本位的理论研究很重要，也是学术界一直在讨论的话题。

我们对学术史、学术遗产的总结和反思，一直是很不够的，在一个时段我们反拨的力度很大。20世纪80年代各个学科都出现过这个问题，但是民间文学情况特殊，作为一个文学类型，民间文学的功能性是很强的，所以不管是左翼文学运动时期，还是延安时期，民间文学的价值和功能都被特别关注，但是其实也没有形成独特的理论总结和思考。20世纪80年代，学术界开始接受一些新的理论，民间文学意义和价值的研究就被抛弃了。我认为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研究的范式，甚至更往前，20世纪40年代研究的一些理论话语，我们还是要做深度总结，逐步形成能够解决民间文学基本问题的基本话语。

石子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您觉得我们应如何用人民性、搜集整理这些民间文学基本话语，来回应当今时代的问题？

毛巧晖：对人民性话语的阐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间文学领域其实是有一定理论成就的，做出过一定的贡献。当下又出现了对人民性话语的新阐述，但没有在前期的基础上进行，没有从学术史的深度上去挖掘。比如，周扬在20世纪50年代河北省宣传部召开的全省文艺理论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就提到了民间文学，做了一些关于民间文学领域人民性的讨论，但到后来基本上就没人再提起相关的讨论。

一些民间文学基本话语，包括“搜集整理”，都没有从学术史的长河中延续到当下，所以我们回应一些问题有着强烈的时代性或者即时性，更多的是跟随着主流学科的讨论在进行，而不能产生一些有学科特色、学科本位的讨论，我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思考的。

关是宇（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2020级博士研究生）：老师您好，民间文学学科可能有两条发展的线，就是民间文学的学术理论和文本，在20世纪80年代，学术理论层面转变可能会比较大，但是在文本层面，地方文化工作者在学术思想上的转变是很慢的，他们遵循的是政策性的东西，但是他们却恰恰拥有最丰富的民间文学的基层文本，所以拥有这批民间文学文本的人，多大程度上是受到这些学术史比较重要的一些发展节点的影响呢？如果他们的转变不是特别大，我们学科的转型是不是也不够完全？

毛巧晖：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民间文学工作和民间文学理论研究是一体的，但是慢慢地研究层面可能和工作层面就完全剥离了。

当下对于民间文学文本的讨论，比如说对“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还有20世纪80年代采录和搜集整理的大量民间文学成果，在理论研究领域来说是不够重视的，为什么？就是认为它的文本的采入是不够科学的，所以很多人是不用的。

复旦大学郑土有教授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指出应该关注“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时期乃至更早时候一些民间文艺的搜集整理者，特别是一些当时文化馆的工作人员。在民间文学文本搜集工作方面，民间文学的学术史还有另外一个脉络，我可能比较重视研究概貌的发展，对于作品搜集这一块确实是没有去做专门的梳理。我想可能未来大家也会进一步看到这方面的资料和价值，进行重新发掘和研究。

赵佩汶（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2022级直博研究生）：您觉得应当如何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纳入系统的民间文学学科学术史当中？另外也像您提到的，像吴雪恼这样的作家，作品中会直接运用一些民间文学的材料，对于这一类的作品，该怎么样把它纳入民间文学的研究当中？

毛巧晖：对民间文学发展史的梳理应该把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纳入进来，在民间文学领域整体的讨论中，也需要打破口头和书面分野的传统。

但是少数民族文学的民间文学和作家文学的关系更加复杂多样，像刘亮程写的《本巴》，最后有几十页是《江格尔》的史诗译本，当然作者都做了标注，但是很多人还是有疑问：附加了这么多民间文学的东西，还是他自己的创作吗？对此我是认可的，新中国成立以来，少数民族的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的关系就是这样的。

有很多文本，如果按照传统意义上来说，并不属于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少数民族文学更加复杂，现在没有民间文学学者专门研究《本巴》，但是它其实可以作为当下史诗学者研究的一个对象纳入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中。一些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者也开始反思这个问题，大家共同对一个问题进行讨论，可能就会产生一些推进。

王敏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2021级博士研究生）：想请教您一个有关学术史书写的问题。您不仅采用官方的报告、发言等，还用了很多私人的口述访谈材料，在您进行学术史的整理和书写时，如何平衡和统筹不同材料之间的关系？如何凝练出立体多元但有其脉络的学术史？

毛巧晖：我最初研究延安时期民间文学的时候，主要使用了民间文学视域能看到的资料，也受当代文学史料的影响。撰写博士后报告的时候，再回顾这一段时期，就发现了很多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的，特别是一些作家个人的回忆，当然我也翻阅了《贾芝日记》，包括一些口述史的回忆，在这些私人性的表述中，确实能够发现一些互证材料，当然这些肯定都是要有互证的，不能只用某一个人的资料。我后来发现还要翻阅《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如果不利用这个资料，对国家层面的一些顶层设计就没办法理解。

刚才说到“一五”计划，我之前做学术史时就没有用这个材料，2022年在写关于采风和搜集整理文章的时候，重新读了贾芝的《采风掘宝，繁荣社会主义民族新文化》，我突然发现他的一个论述点是我过去忽略的，他说民间文学不能仅仅看作学术研究，因为当时是被纳入国家文化层面的，顺着这一线索，我就去查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实看到了专门对民间文化发展的规划，包括少数民族文化发展的规划。

又比如，我对十二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的关注，是因为曾经有一位其他学科的学者，提到自然科学领域完全是按照十二年规划发展的，但是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十二年规划几乎就没有执行，我才去找这个文本，很多文件和资料都是这样被发现的。

资料庞杂给学术史研究带来了很大的难度，而且要经常修正，不过当很多资料彼此互证，学术史、思想史脉络就很清晰，主线就出来了。另外，各个学科的发展是有联系的，所以学术史还要关注其他一些学科的重要节点性事件。

     二、评议

毛巧晖老师以“多元喧嚣与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转向”为题，以学术会议和学术期刊为核心观察对象，阐释了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学术繁荣背后的复杂因素和民间文学研究重心的变迁主线。

从博士期间研究延安时期民间文学，到博士后期间研究20世纪下半叶民间文艺学思想，毛老师一直关注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这次讲座的缘起是因为参加清华大学的工作坊，聚焦于梳理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学术史，工作坊的名称是“重聆‘短20世纪’的尾声：1980年代的文学史与改革史”，整体关怀“1980年代的多重复杂性和深厚历史意义”，因而，作为工作坊讨论的一部分，毛老师也受总主题的影响，更加关注复杂性、历史脉络和历史意义。放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就可以理解，毛老师这次讲座并不追求完成一个体大思精、面面俱到的学术史综论，也不仅仅关注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研究的恢复与兴盛，而是着眼于背后的复杂因素和研究重心转向的脉络。

（一）民间文学在少数民族领域的恢复

第一部分是民间文学的恢复，主要切入视角是几次会议，尤其是两次少数民族文学会议。毛老师首先梳理了1949年—1966年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重叠交织的学术史，主要是解释为什么民间文学研究的恢复会以少数民族文学开端。

毛老师指出，“兰州会议”是对少数民族文学教材编撰的讨论，但因为中国很多少数民族没有自己的书面文学，而是以口头文学为主，所以民间文学成了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这次会议更重要的是对民间文学研究恢复的倡导。另一个重要的会议是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座谈会，毛老师指出，虽然是关于少数民族民间歌手、诗人的会议，但从参与的人员、学科及其影响来说，此次大会都可以说是民间文学研究恢复的一次盛会。毛老师也补充说，20世纪民间文学的恢复当然并不仅与这两次会议相关，比如在这两次会议召开前，贾芝、钟敬文等就已倡议恢复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的工作等。

学者们实际上是有意识地利用这两次少数民族文学会议来恢复民间文学的。这两次少数民族文学会议对民间文学学科恢复的意义，此前学术界是较少提到的，因而，通过发掘这两次会议的重要地位，展现出了民间文学学科恢复的一些不易被注意到但在学术史上具有重要作用的线索。

第一部分的另一个主线是民间文学与少数民族文学的聚合与分离，在1983年学科规划中，就出现了民间文学、少数民族文学分离的倾向。

（二）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研究取向

第二部分是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研究取向，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少数民族文学研究中，民间文学处于重要位置。关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少数民族文学的研究取向，毛老师首先以《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和发文为切入点，梳理中国作协副主席冯牧在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会议上的报告、《民族文学研究》的创刊宗旨以及创刊之初民间文学的发文情况，体现了民族文学研究中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并重甚至民间文学更重要的情况。1985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少数民族文学中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产生了区隔。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创作兴盛，《民族文学研究》的少数民族作家文学研究发文量开始陡增，民间文学研究发文量则大幅减少。

其次是从少数民族作家文学对口头文学的创编或使用来看两者的关系，20世纪五六十年代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对民间文学的创编、再创作较为成功，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少数民族作家更注重“创作”，虽然依然使用口头文学，但只将其视为自己作品的“增色”之处，少数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逐渐呈现出由聚合到分离的趋势。

毛老师还介绍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研究的两个趋势。其一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特色文类尤其是史诗研究及其理论趋势，最初重视对史诗文本的整理，主要分析史诗的主题、英雄形象等，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则转向对其民族学、人类学、宗教学等意义的分析，与民间文学研究的转向趋势相似。其二是少数民族民间文学领域的比较文学研究方法。

（三）民间文学研究对民俗学传统的接续与社会科学化趋向

第三部分毛老师讲到了民间文学研究对民俗学传统的接续与社会科学化趋向，以往提到这个趋势，学者往往以学人思想为切入点。在这次讲座中，毛老师以《民间文学论坛》和《民间文艺季刊》这两本刊物作为核心观察对象，定量与定性相结合，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考察。

两本刊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办刊理念的变化，民俗学学科建制曾长期被取消，20世纪80年代初期，两本刊物都在民间文学研究领域开始恢复民俗学研究，强调两者的密切关联，有接续20世纪20、30年代民俗学传统的趋向，此时虽然强调民间文学与民俗学的“血缘”关系，但依然坚持对民间文学本身的特点和规律做深入细致的研究，而不是用民俗学来代替。

从《民间文学论坛》办刊理念和发文数量来看，1983年第3期《民间文学论坛》发表钟敬文的《建立新民间文艺学的一些设想——四月十一日在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上的讲话（摘要）》，接续民俗学传统的趋势更加凸显，从发文量来看，1986年起，民俗学的论文越来越多，到1987年“纪念民俗学会六十周年”，《民间文学论坛》所刊发的民俗学相关论文占了绝对优势。

毛老师也提到，钟敬文先生提出把民间文学纳入民俗学的范畴，虽然编辑部有争议，但《民间文学论坛》发布的民俗学论文占比后来还是不断加大。在这部分，毛老师主要是通过定量分析来谈民间文学研究对民俗学的接续，但恰如她在讲座一开始所说的，不管是量化还是其他的数据，背后还是有人的因素。

另一本刊物是上海的《民间文艺季刊》，罗永麟和姜彬都主张民间文学应该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而存在，不认同民间文学是民俗学的一部分。但《民间文艺季刊》1986年更名改版，并发表陈勤建《论民俗的特质及其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体现了当时《民间文艺季刊》对于民俗学及用民俗学方法审视文学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更加重视多学科交叉研究。

可见，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两个刊物都认可了民俗学的重要性。当然，南北学者似乎还是有一些差异，《民间文学论坛》是要把民间文学作为民俗学的一部分，《民间文艺季刊》则强调采用多学科视域研究民间文学，并坚守民间文学本位。

两本期刊之外，毛老师分析了民间文学社会科学化的几个时代背景。最后，毛老师提到了民间文学基本话语表述和阐释方式的转变，田野作业逐步代替“采风”等话语表述，单一文学研究范式被反驳，学术界强调“科学化”阐释，也展开了民间文学应不应该归属于民俗学的讨论。通过分析学术基本话语的转变，清晰地展现了民间文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向。

统观全文，在第一部分，毛老师以两次少数民族文学会议为切入点，捕捉到了不为学术界所注意的隐藏线索，补充了学术史研究空白；在后两个部分，毛老师以《民族文学研究》和《民间文学论坛》《民间文艺季刊》三本刊物的办刊理念和发文侧重为切入点，通过详细的数据分析和丰富的资料梳理，分别勾勒出20世纪80年代少数民族口头文学的研究取向和民间文学的社会科学化趋向，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立体多元的面貌。

     三、讨论

张佳伟（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毛老师在梳理民间文学学术史的过程中，重点强调了其与民族文学学术史不可分割的关系是否与其在民族文学所工作有关？这段学术史的发展过程是否还有其他更为重要的因素？另外，民间文学的发展在20世纪80年代的转向，与当时作家文学的新思潮——寻根文学、现代派写作等，有无关系？

李涛（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我觉得一方面有毛老师个人的因素，毛老师在民族文学所工作，更重要的是一直关注政策文件、会议报告等学科顶层设计，也关注日记、口述史等私人著述，因而发现了民间文学恢复在少数民族文学领域开端的材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学确实存在着长期的联系。关于其他重要因素，毛老师课上也有过回应，她强调了本学科内部的因素，但是之前学术界对此讨论很多，却很少有人提到民间文学恢复和少数民族文学的关系。我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学转向有学科内部接续民俗学传统的因素，应该也是受到了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影响。

赵佩汶（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2022级直博研究生）：文学研究本身包含文化的取向，民间文学本身也兼具“文本”和“语境”的属性。除了对文本的分析，对民间文学生存与变异的语境的调研（前提是以文学为中心而非仅仅将文学当作辅证的材料）是否也算是一种“本位”研究呢？那么“社会科学化”或许反而是为民间文学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研究领域？

李涛：我认为确实是这样的，“社会科学化”给民间文学带来了更广阔的研究领域，也带来了更多的理论创新，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的繁荣，实际上也与“社会科学化”颇有关系，不过这一趋势给20世纪90年代甚至后来的民间文学研究可能既带来了繁荣，也带来了一些潜藏的问题。我们需要回过头来看看这段学术史，在总结分析学术遗产的基础上，回应时代命题，以更好地判断未来本学科何去何从。

周思睿（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2022级硕士研究生）：针对毛巧晖老师的讲座内容，再结合民间文学学术史的发展脉络来看，为什么民间文学总是在学术发展的过程中被“高高地举起，轻轻地放下”，轰轰烈烈地被提出、动员，但在研究发展过程中，又逐渐被边缘化，被新文学、少数民族文学、民俗学所取代？为什么民间文学总是难逃这样的“宿命”，从事民间文学的学者要有怎样的危机意识，如何摆脱民间文学被民俗学，或未来可能新兴的学科取代、被学者转移关注的尴尬地位？

李涛：毛老师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因为20世纪80年代我们对民间文学学科的反拨非常激烈，此前的学术遗产没有被很好地延续、整合，导致学科本位意识进一步缺失。我认为这一观点很有道理，民间文学学科要加强对学术遗产的梳理和继承，要在跟其他学科学习交流的同时，强化学科本体意识。

石子萱（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民间文学专业2021级博士研究生）：毛老师在讲座中提到，“人民性”“搜集整理”等20世纪50 —70年代期间的民间文学学科基本话语没有被整合进新的研究范式，这种现象所造成的后果之一是民间文学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依赖”其他学科理论，并且这种影响似乎至今也没有被完全消弭。我在课堂上向老师请教过相关问题，毛老师的回答很有启发。我想和大家讨论的问题是，我们如何把握“发展独立的本体理论”和“能尽量多地和其他学科展开对话”之间的关系呢？比如，我们需要区分民间文学研究的田野调查理论和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理论吗？

李涛：课程上毛老师多次提到关于民间文学“搜集整理”的问题，提到20世纪50 —70年代的“搜集整理”，20世纪80年代后逐步被“田野调查”所取代，当时学者们将“田野调查”引入民间文学，应该是受到人类学、社会学的田野调查理论很大的影响，“搜集整理”可能是学术史上本学科内部生成的重要话语，没有被很好地延续或者反思、整合，也是本学科的遗憾。民间文学为了更好地发展而不被其他学科取代，在和其他学科开展对话的同时必须坚持本位。

     小 结

通过丰富的材料、细致的研究和严谨的判断，毛老师成功展现了20世纪80年代民间文学学科的立体多元面貌及其内在的发展脉络，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学术资源和分析视角，对于我们理解民间文学学科史、反思现实以及探索未来的发展具有非常强的启示作用。本场讲座及讲座后同学们的讨论，比较关注的话题是民间文学和民族文学的关系、民间文学学科本位、民间文学学科边界以及民间文学“社会科学化”转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