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广西建工站在了国企改革的风口浪尖，成为国务院国企改革“双百行动”企业，次年又跻身全国第四批混合所有制改革试点。彼时，绿地控股集团以35.76亿元的重金，取得广西建工集团66%的国资股权，实现了对这家省级建工领军企业的战略性控股。改革的号角声中，广西建工似乎迎来了发展的新契机，人们满心期待它能借助绿地的资本与资源，开启崭新的篇章，继续在建筑行业大放异彩。
然而，好景不长。2023年，广西建工的营收直接腰斩至650亿，相较于2022年的1021亿，这一数字的断崖式下跌，让人不禁唏嘘。曾经的千亿营收巨头，如今却步履维艰。营收的大幅缩水，只是冰山一角。在财务层面，广西建工的状况更是岌岌可危。截至2023年末，其总资产为1525.28亿元，总负债却高达1350.51亿元，资产负债率飙升至88.54%。如此之高的负债率，意味着公司几乎每100元的资产中，就有88.54元是通过负债得来的，财务风险之大，不言而喻。
旗下控股的一级子公司：
员工和退休职工的权益也受到了严重冲击。广西建工拖欠员工工资高达2.08亿元人民币，涉及员工人数多达671人。对于这些家庭来说，工资是维持生计的重要来源，突如其来的欠薪，无疑给他们的生活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困扰。而退休职工也未能幸免，他们的生活补贴被大幅削减，从每月530元减至134元。对于本应安享晚年的退休职工而言，这样的待遇无疑是雪上加霜，生活质量大打折扣，甚至可能面临基本生活保障的难题。
法律和监管问题也如影随形。重庆一家法院冻结了广西建工价值25.3亿元的股权，冻结期限长达三年，这一举措直接限制了广西建工在资本市场的融资能力，使其在资金周转上更加捉襟见肘。同时，集团因涉嫌挂证问题被南宁住建局列入黑名单，涉及多个下属公司的多名员工涉嫌挂证。挂证行为本就违反了行业规范，损害了建筑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如今被查实并列入黑名单，更是对广西建工的信誉和市场地位造成了沉重打击。
市场和行业的双重挑战也接踵而至。广西建工曾是广西省内最大的国有建筑企业，是广西建筑行业的领头羊。但在被绿地集团收购后，绿地集团自身的债务问题却像一块巨石，将广西建工拖入了债务的泥潭。绿地集团的资金链紧张，导致广西建工在承接项目、资金回笼等方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建筑行业本就竞争激烈，资金的短缺更是让广西建工在市场中举步维艰，难以与资金雄厚的同行竞争，市场份额不断被蚕食。
同样的命运也降临在了西安建工集团身上。2024年8月19日，西安建工因应收账款回款滞后，缺乏流动性资金，未能完成“21西安建工MTN001”本息的兑付，未兑付本息合计2.63亿元，构成实质违约。违约的背后，是宏观环境、行业下行及地产调控等因素的叠加影响。西安建工的信用等级也遭受重创，大公国际在一周内四次调降其主体及债券信用等级，自2024年2月以来，累计下调已达8次。信用等级的大幅下降，意味着公司在融资成本、市场信任度等方面都将面临更加严峻的挑战。
西安建工的困境同样与其混改后的股权结构有关。虽然有西安国资委持股，但绿地对其控制力度大，对公司进行了掏空。绿地集团的债务问题，也间接影响了西安建工的资金状况和业务发展。此外，西安建工在混改后大力拓展房建业务，承接了包括恒大在内的大量民营房企项目。民营房企大面积出险后，相应款项回收极为困难，进一步加剧了西安建工的财务压力。
曾经的风光无限，如今却资不抵债，绿地混改给各个建工集团带来的难题，是多方面的。首先，混改后的股权结构和控制权变化，使得建工集团在经营决策上可能更多地受到控股股东的影响，而控股股东的债务问题、资金需求等，往往会波及建工集团的正常运营。其次，混改后建工集团为了追求业绩增长，可能会过度扩张业务，承接大量高风险项目，一旦市场环境发生变化，或者合作方出现问题，就会导致资金链断裂、债务违约等风险。再者，混改后建工集团在内部管理、风险控制等方面可能存在不足，未能及时适应新的市场环境和经营要求，导致问题频发。
这些难题的出现，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混改模式在建筑行业的适用性和风险。混改的初衷是为了激发国企活力，提高经营效率，但如何在混改过程中平衡各方利益，确保国企的稳定发展，避免因控股股东的问题而陷入困境，是我们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同时，也提醒着建工集团在混改后要更加注重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审慎决策，稳健经营，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