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胡铁球教授，老师们、同学们：
大家下午好！
应胡铁球教授之邀，来到美丽的浙江师范大学，与各位青年教师、同学进行学术交流，我感到十分高兴。浙江师范大学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在江西师范大学领导岗位工作期间，曾先后两次来到浙江师范大学考察调研：一次是围绕教学改革与教师教育特色、学科与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开展学习交流。其中，贵校当时筹建成立不久的非洲研究院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另一次主要是聚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建设等问题，与贵校进行合作竞争式的良性互动交流。贵校的努力拼搏精神风貌和突出成就，同样给我留下深刻而美好的记忆。这两次考察调研虽然时隔十多年之久，但都历历在目，我至今感到亲切。今天，我以历史学研究领域专业学者的身份，第三次来到浙江师范大学，来到浙江师范大学历史系同各位青年才俊进行探讨交流，内心别有一番老友重逢的滋味。
下面，我将结合自身求师问学的经历，以及在史学研究过程中积淀的心得体会，与大家一起分享。
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哲学家艾萨克·牛顿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如果说我比一般人看得远些，那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上。”1这句话就把后人礼赞前人、敬畏学术的思想意蕴淋漓尽致地呈现了出来。历史学是后人在承继、研究前人及其学术思想基础上生成的专门性学问，用我的博士生导师章开沅先生的话说，就是“永无止境的远航”2。史学研究工作者如果没有礼赞与敬畏前人及其学术的自觉意识，那么，立足传承发展基础上的史学研究与创新就无从谈起，“永无止境的远航”也就无从谈起。
浙江师范大学与江西师范大学在同一年（2018年）获批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对于前者，在座的各位都很熟悉，我就以后者举例说明。应当说，从陈寅恪先生的弟子谷霁光先生，到去年作古的著名秦汉史专家黄今言先生，到著名明史专家方志远教授，到我这一代，再到年轻的下一代，用黄今言先生的话说：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寄托着数代师大历史人的重托和希望”3。
2008年12月底，我由湖北省社会科学院跨省调任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2009年暑假，时任江西师大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院长的方志远教授就将历史学学科带头人的“帽子”通过“湾里会议”，戴到我的头上。4自此之后，我便组织带领团队，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总结此前申报过程中学术资源调动、人才队伍聚合不利等经验，在因溃败而弥漫的消极氛围中，进行挽救式突破，十年磨一剑，直至2018年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成功获批；迄今为止，它仍然是江西省唯一的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江西师大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成功获批，是几代江西师大历史人接续奋斗的结果。直到现在，我依然清晰地记得黄今言教授在申报失利和总结教训时痛心疾首，在安慰和勉励后人重拾信心时的宽容、宽厚与宽和的场景；5依然清晰地记得我的老师章开沅先生及师兄马敏教授等，为此事所给予我们的亲切关怀与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直接指导与无私帮助，没有后人在前人积累基础上的通力合作，没有学校的全力支持和省委省政府的“圈”力支持，就没有当时江西师大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成功获批，就没有现在江西师大中国史学科的高层次育人平台和研究平台，就没有将来江西师大中国史学科的育人成果和再创辉煌。6对我个人来说，我把这件事视作我在江西十五年高校领导工作经历中的一个重要的时间和事件节点，弥足珍贵。
我已经从高校行政领导岗位上退下来，现在除了担任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和江西师范大学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的领衔导师、带头人等学术角色外，再无任何行政职务，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裸教授”。这为我对自己的学术人生进行阶段性总结，对自己的史学研究形成经验性认识提供了充足的时间和精力保障。我深刻地体会到我的老师们对我的熏陶与教诲是多么重要，借此机会，我也想向他们表示深深的敬意。古人说，“经师易遇，人师难遭”7。譬如，我在华东师范大学求学时的班主任老师王家范先生，也是在座的胡铁球教授的博士生导师，他对我从事教学科研工作启发和奖掖良多。王先生在当今史学界“被公认为江南市镇研究和江南社会经济研究的大家”8。他曾为我们那一届学生上过明清江南经济研究等课程，没有专门的教材，而是以他自己比较满意的几篇科研论文为讲义，譬如《明清江南市镇解构及历史价值初探》《明清江南消费风气与消费结构描述》等文9，讲起来十分生动，旁征博引，侃侃而谈，谈笑风生，非常具有感染力和启发性。我在《光明日报》发表的第一篇学术专论，就是在王老师的课堂上与他互动、受他鼓励的结果；基于王老师在课堂上对我的开示和认可，我结合自己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和史料后的心得体会，提出了作为古典形态和历史意义的中华文化，它定型于春秋战国之际，其在东亚大陆伸展开来的播射方式是呈矩阵性的，而非扇形的，其播射的主要途径是战争、生产力和文化制度三种渠道的思考。10这篇文章及其观点得到学术界认可，至今仍然被许多研究者所引证。应该说，我能够写出这篇习作，功劳首先应该归因为王家范先生在课堂上对我的勉励与认同。再比如以《专制主义统治下的臣民心理》专著闻名学术界的谢天佑先生，以《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享誉海内外的陈旭麓先生，以“一切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为学术使命的夏振坤先生，以《中华元典精神》《“封建”考论》《中国文化生成史》为代表作的冯天瑜先生，以在辛亥革命史和中外文化交流史等诸多研究领域久负国际盛名、荣获第七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的章开沅先生，等等名家名师，他们都是我学术经历与人生成长中的老前辈、好老师、大先生；他们的人生经验及学术思想为我们后学者提供了无穷的智慧与滋养，值得我们永远礼赞与敬畏。
礼赞前人，敬畏学术，从本质上讲，就是尊重人才，就是在与前人进行同情共感式的对话中，发掘他们的文化与思想宝库，发挥出领军人才强大的引领作用与聚合效应。人才就是生产力，人才就是竞争力，没有人才就办不成好大学、建不成好学科、带不出好队伍、育不了好学生。11讲到这里，我深有感触。在我从高校领导岗位退下来之前，十余所知名高校都诚恳地向我发出加盟邀请，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认可和认同，特别是我的母校之一的华中师范大学及其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诸位学友与领导，特别是学校主要领导，他们知道我怀揣反哺母校的夙愿，因而多次去到南昌看望我、邀请我、召唤我。“以诚相待，以心换心”，最终，我义无反顾地选择回归华师、回归桂子山。2024年3月28日下午，在华中师范大学逸夫国际会议中心二楼会议室，学校专门为我举办了隆重的聘任仪式，校长、著名学者彭双阶教授亲自为我颁发聘书，充分体现出母校尊重人才、礼遇人才的优良传统，令我动容！应该说，处在我这个年龄段上的人，从高校主要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后，还能够找到自己的学术定位、思想归宿和人生再出发的动力载体，这是值得骄傲的。正是因为如此，我把它视作我人生中的又一个重大时间节点，视作载入我学术人生史册的一个重大事件节点，十分珍惜。
与前面提到的聘任仪式同步进行的，还有“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揭牌仪式，这个研究中心因我而设、为学而设，由我担任中心主任和首席专家。这要特别感谢母校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前院长、我的好同学和好朋友唐鸣教授，不仅是因为我回归母校的源头在他，而且这一研究中心的拟名，也是他与我经过仔细商议和论证后一锤定音的。他对我所研究的领域十分熟悉，提出并全力支持我做我可以做、喜欢做、擅长做、能够做成的事业。看似平常最有情。他是我的知己。我们共同认为，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契合当代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多学科交叉研究的主潮流，有利于在学院内外、学校内外迅速聚合科研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科研团队，以历史学的功能、政治学的原理、中国式的治理为聚焦点，开辟历史政治学、政治文化学等研究新领域，并以此为基础打造原创性、基础性、综合性、战略性、开放性、创新性学术研究基地和思想智库，把中国之治上升为中国之理，把治国之理传播给世界。
各位青年才俊，我刚才花了不少时间，讲了许多与我自己有关的经历与事件，一方面可以说是对我自己的一个补充介绍；另一方面，更为重要的是，我想以此引起大家对礼赞前人、尊重学术的高度重视，这是我们史学研究工作者应当首先具有的基础性意识、主动性意识、自觉性意识。我认为，如果缺少这个态度，就搞不通史学研究、搞不成政治学研究，也就搞不好学术研究。
究竟该如何展开史学研究呢？或者说，开展史学研究应当注意些什么问题呢？这是一个涉及面很广的大问题，用简单的几句话是不容易回答好的。下面，我就结合自己指导硕士生、博士生的经历，以及我自己进行史学研究的方法和心得，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和认识。
古人说，“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12；“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13。这就表明，历史是中华民族进步的文化基石，历史学是一门“有用之学”；历史是“死的”，而历史学却是“活的”。14同时，这也揭示出史学研究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史料与理论如何有机结合起来，或者说“史”与“论”的关系问题。我在指导学生的过程中发现，许多学生在面对理论思维和运用科学理论时，存在着畏难情绪，对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认识不清、不深，特别是对史学理论的学习和重视不足。这是非常有害的。恩格斯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5基于对恩格斯经典论述的理解，我认为，对于史学研究来说，理论思维极其重要，它是中国古代历史研究兴盛发展的精神脊梁和文化支撑，是中国近代史学变革发展的动力与活力，是中国现当代历史研究进步的根本保障和创新依据；一言以蔽之，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16这是我最近一个时期以来深入思考的总结。顺便说一句，我在去年年底受邀参加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历史理论研究所举办的“历史虚无主义解析与批判”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结合自己长期的思考和研究心得，大胆地向学术界提出了我的这一观点及其理解，受到与会学者的高度重视。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思考的重大基础性学术问题。
史学研究以历史记录、历史资料、历史遗迹等史料为基础和前提，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没有理论作指导，没有理论思维，缺少理论阐述，那么，史学研究的成果，就会成为一具僵尸、一座雕像，或者是一本陈年流水账，就是一些碎片的堆积，难以得出“历史的启示”17，形成思想的穿透力。因此，我与史学界有的学者所持的观点有所不同。我认为，“史”与“论”之间不是一种谁先谁后、孰轻孰重的关系，而是一种同步重要、同等重要、兼容包容、融通汇通的关系。如果我们指望着先把史料搜集完，然后再去找些理论来予以解释，那就算等到黄花菜都凉了，也难以做到求真求知；又或者，指望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述中寻章摘句，以论带史、以论代史，这都属于一种机械式的教条化的史学研究。我对此是持反对意见的。史学研究的过程，是一个从“求真”到“致真”、从理论总结到借鉴运用的过程。求真就是对史料进行考辨，它以理论思维为基础，这就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它是史学研究的初级形式；致真就是在求真的基础上作复杂的、复合的整合工作，通过理论升华得出有思想深度的历史认识，“独寻真知启后人”18，它是史学研究的高级形式。在这个过程中，史料与理论始终是同步推进的、相互贯通的，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互动关系。换句话说，史学工作者在进行研究时，必须具备通史观念、通识意识、现世情怀，既要用史料说话，又要以道理服人，这样产出的研究成果，才有可能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也才有可能具有学术的厚度和思想的穿透力。
古人说，学术研究是慢工细活，要做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19。这是很有道理的。我之所以提出和形成前面所讲的观点和认识，这固然是我长期研究和思考的结果；同时，这也与我求学问道时所接受的教育与熏陶有着重要而密切的关系。我至今仍然对我在华东师范大学上历史专业本科时所学的“两史一论”课程记忆犹新。“两史”就是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一论”就是史学概论，它还包括历史文献学等内容。比如说，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使用的中国通史教材是由翦伯赞先生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并且配套有相关辅导读本，非常厚实厚重。我们当时除了在课堂上听老师主讲的知识体系之外，课后还都认真地啃教材、啃辅导读本之外的中国通史教材，譬如郭沫若主编的《中国通史》和范文澜编著的《中国通史简编》等，进行比较和汇通。这就是下传统的“死”功夫，练学术“童子功”，我们整整花了两年的时间，才把“两史一论”课程学完，由此养成了扎实的基本功。当然，这对于我们这一届学生牢固树立通史观念、养成理论思维，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素来以理论见长，体现“海派”学术风格。从吴泽先生、李平心先生，到郭圣铭先生、陈旭麓先生，再到谢天佑先生、王家范先生等等，皆是如此。他们在授课时都注重将理论贯穿其中，进行古今汇通、中西比较、新旧考辨，而不是单纯地讲史料，就事论事。前面提到的王家范老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他之所以被誉为江南经济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这是与其重视理论思维与加强理论修养密切相关的。由此可见，理论思维与理论运用在史学研究过程中是多么重要！具体来说，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需要梳理出史料孰先孰后、考辨史实真伪、考镜历史发展源流等问题吧？我称之为历史逻辑；需要认识其相互联系的问题吧？我称之为空间逻辑；需要在时间和空间考察中去粗取精，揭示其地位、作用等问题吧？我称之为价值逻辑；需要处理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关系等问题吧？我称之为主体客体逻辑。这些问题都是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它们统统离不开理论思维和理论运用。同时，在扎实的史学研究中进行理论思考，这也有助于形成一种百家争鸣的大好局面，内涵不同的史学家由此形成具有独创性的观点和看法，促进学术进步。比如，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问题、中国封建社会农民战争问题、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汉民族形成问题的讨论，形成了著名的“五朵金花”，就是史家主体在理论思维和理论运用下各抒己见、畅所欲言的结果。关于这一点，还可以举一个有趣的例子。我们说历史学永远是后人研究前人、后学研究前学的学术实践过程，所以，胡适先生在北京大学给学生上课时有一个著名的提法，他说，历史研究的乐趣就在于甲说、乙说、丙说……胡说。“胡”当然就是指胡适了；“胡说”就是指胡适针对前人的研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个典故，也是王家范老师在课堂上讲给我们听的。今天我讲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就总是不断地感受到好像王老师就在我们身边似的，得到灵感的启发和激发。
关于学习理论和重视理论，还有一个问题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那就是，史学研究工作者要善于进行经常性的理论反思与理论批判。理论反思可以说主要是侧重于对内，就像《论语》中提倡的那样，“吾日三省吾身”20，像《淮南子》中记载的蘧伯玉那样，“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21，如果每天都能够反思自己，那么，在进行史学研究时基本上就不会犯大的错误，就能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使自己在开展研究时掉入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西方历史中心主义、西方文化优越论、文化保守主义、“碎片化”研究，以及追求所谓“纯学术”研究的陷阱里面；理论批判可以说主要是侧重于对外，譬如对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问题，这个问题的始作俑者，我认为，实际上是德国哲学家黑格尔强加给中国的。黑格尔在他的名著《历史哲学》中提出，中国“这个帝国自己产生出来，跟外界似乎毫无关系”，“无从发生任何变化，一种终古如此的固定的东西代替了一种真正的历史的东西”，“只是预期着、等待着若干因素的结合，然后才能够得到活泼生动的进步”；22他还认为，世界历史作为世界精神的体现者，它的发展路线大体上同太阳东升西落一致，也就是说亚洲只是起点，欧洲则是世界历史发展的绝对的终点，这些观点在本质上宣扬了一种种族优劣论和欧洲文化中心主义的错误论调。23因此，从这一角度说，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这一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相较而言，理论反思（对内）是比较容易做到的，理论批判（对外）则具有较大难度。史学研究工作者要想具备这样的理论反思和理论批判能力，除了勤写多练之外，还须有一种十分基础和有效的方法与途径，这就是要注意经常阅读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家相关的经典论述，譬如范文澜先生的《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24、吕振羽先生的《怎样学习历史》25、翦伯赞先生的《史与论》26、嵇文甫先生的《关于历史评价问题》27，等等。我有一种感受，常学常新，常读有益。
各位青年才俊，我刚才列举了若干事例，提出了一些观点和看法，归根结底，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大家在进行史学研究时，不要仅仅将眼光放置在搜集史料方面，也不要生搬硬套式地罗列理论；在处理史料与理论的关系问题时，不能厚此薄彼、顾此失彼，更不能将两者分裂或对立起来。一般来说，大家对于史学研究中史料的重要性问题，认识得已经很充分了，所以，这也是我为什么在前面的报告中，着重指出理论思维在史学研究中的重要性，倡导大家学习理论和重视理论的原因。那么，究竟应当运用什么样的理论、怎样运用理论开展史学研究呢？这是我想和在座各位探讨的第三个问题。
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利器，进行“真理式”追问
恩格斯在总结和评价马克思的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贡献时，曾经指出：马克思的一生有两项极其重要且十分伟大的发明，一个是他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创立了唯物史观；一个是他弄清了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28我经常对我指导的学生讲，仰望学术星空，就像毛阿敏在《历史的天空》里唱的，“历史的天空闪烁几颗星”，马克思是最耀眼的那一颗星，他创立的唯物史观就是我们史学研究工作者的思想利器，要学会正确运用这把利器，在研究中进行“真理式”追问。
什么是“真理式”追问？“真理式”追问就要有浓厚的问题意识，具有不推进问题研究就决不罢休的那么一股子劲头；就要有浓厚的现世情怀，将理论与实际结合起来，提时代之问，有时代之思，发时代先声，具有推进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学者情怀和使命；就是要有学者的格律自觉，有自我要求，有学术追求，敢于并善于学术创新，勤学善思，当一名引领时代学术进步的优秀学者。我在来浙江师范大学前，刚刚受邀在南京师范大学参加由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理论研究所等单位联合主办的全国史学理论研讨会。这是一场规模宏大的学术盛宴、思想盛宴。今年是第26届，其首届由我的老单位湖北省社会科学院《江汉论坛》杂志社承办（1984年），那时我还没有入职。此后，我在《江汉论坛》杂志社、江西师大工作期间，也还参加组织过三届会议（1988,1991,2012）。这些经历，对我立学术之志、做有用之学、当经世学者很有裨益，对我们正在讨论的问题也具有很重要的启发性。人的学术思想总是在相互交流中不断得到提升的，学术视野也因此不断放大。没有宽广的学术视野，没有高远的学术追求，没有深厚的学术升华，没有强大穿透力的学术思想，是不可能开展“真理式”学术追问的。我所说的“真理式”学术追问，与中国古代史学优秀的学术传统所注重的史家必有史德、史才、史学、史识，是相通的，也是一脉相承的。29
我在参会期间，结合会上各位专家学者的发言和我自己对当今史学界的深入观察，形成了自己的一些认识。我认为，当今史学界在史学研究中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第一，学术资源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问题。大量的学术资源聚集在少量的部属高校、省属重点高校；反过来说，大量的非重点院校只占有少量的学术资源。这个问题距离我们要讨论的话题较远，我不展开讲；第二，研究主体的重视程度的不平衡性、不充分性问题。比如说，对史学研究的社会功能问题，在研究中的学术定力问题，以及历史观问题，不同的研究者在基础条件和主观认识上存在着较大差异；第三，研究成果的理论性、思想性不强问题。要么是埋首故纸堆，要么是深居象牙塔，要么是就事论事，不能运用理论将历史、现实与未来相贯通，对历史发展做本质性、规律性科学揭示，做理论性、思想性、时代性深刻总结和阐释。这一点与第二点的关系十分密切。其实，这些问题或者说是不足的产生，最集中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史学研究者不能全面系统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理论与方法，在研究领域进行“真理式”追问，把自己要研究的问题问到底、问到穿、问到透为止，体现出用史料精细、说道理深刻的“史家本事”30。
这里有几个点需要引起在座各位的注意和思考。首先，“真理式”追问就要体现浓厚的问题意识，带着问题意识进行史学研究，这是史家主体的一种追本溯源性的自我追问。譬如，孔子厄而作《春秋》，使用的是微言大义、笔尖褒贬的方法31；司马迁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面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32；班固在《白虎通·性情》里面说，“智者，知也。独见前闻，不惑于事，见微知著也”33。这里所说的“原始察终”“见微知著”就是由此到彼、由浅入深、由表及里、举一反三的认识方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真理式”追问。司马迁和班固都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史学家，如果他们没有这种研究意识和自觉，那就不会有《史记》和《汉书》的经典永流传。其次，“真理式”追问就是浓厚的现世情怀，带着致用意识进行史学研究，这是史家基于求真致用、经世应务式的主体性意识而进行的一种自我追问。譬如，马克思在《集权问题》中谈到，“每个时代的谜语是容易找到的。这些谜语都是该时代的迫切问题”，问题“是公开的、无所顾忌的、支配一切个人的时代之声”，“是时代的格言，是表现时代自己内心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34这体现的就是现世情怀，就是致用；现世情怀、学以致用，就是通过史学研究，用科学的结论、思想的智慧启发人们，为社会的全面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服务。35再次，“真理式”追问就是浓厚的格律自觉，带着历史自信、文化自信、理论自信和具有主体意识进行史学研究，这是史家主体所独有的一种理论自觉性的自我追问。郭沫若先生《三谈蔡文姬的〈胡笳十八拍〉》中有句名言，“人是活的，书是死的。活人读死书，可以把书读活。死书读活人，可以把人读死。”36史料固然不会说话；但史家主体会说话，关键是说什么话，说真话还是说假话？说人话还是说鬼话？我的主张当然是要说人话、说实话、说真话，不说鬼话、不说废话、不说假话。实际上，这就是从道理和逻辑上由小到大地回答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问题。其中，价值观是导航的，人生观是个体的，世界观是空间的，三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有机统一。在研究中，做到主观与客观相符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主体与客体相融通，这就是体现史家精神的格律性。没有这种格律自觉和理论意识，其研究成果就很容易成为“秽史”37，也不可避免地成为映射史学、包装史学、伪史学。
我们刚才谈了这么多，说到底还是我们老生常谈的史观问题。我认为，迄今为止，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仍然是最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这次在南京师范大学开会，会上有一位青年学者借用他人的话说，人类社会是从来没有总体史观的。这句话说起来和听起来都很大。我仔细琢磨，觉得这个观点不那么正确。我没有同他辩论，今天不妨借此机会略微谈一谈我的认识。我认为，自古以来，无论是我们本土的，还是国外的，凡是有建树的史学家，他们对人类社会历史的探知，无不是立足于人的群体，无不是秉持一种总体史观。譬如说，西汉司马迁的父亲司马谈在临终之前，拉着儿子的手叮嘱说：儿子啊，老天爷不再假命于我了，我作为史官，没能完成自己“述汉兴、海内一统”的使命，心里真是感到遗憾和悲苦啊，你一定要完成我的遗愿啊！38带着这样的嘱托和使命，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39的博大情怀，撰写出《史记》。再比如孔子，孔子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又说，“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40孔子和司马迁考察古与今，探究天、地、人，揭示往来变迁、人事兴废之理，不就是在与古人对话吗？不就是在与天地对话吗？这不就是一种总体史观吗？如果不是，那怎么理解鲁迅先生对司马迁所撰《史记》做出的“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41的高度评价呢？所谓“史家之绝唱”，唱了一首什么歌？唱了一首中华民族的正气歌；唱了一首中国人民求强求富，不断奋进，创造文明的进步歌。“歌”是总体的，而不是碎片的；歌是连续的，是一气呵成的，而不是断断续续的。它所体现的，就是一种总体的历史观。所以说，人总是处于立足当下，不断地与古人、与天和地进行对话的思想探索之中，史家的气势越大、气魄越大、气象越大，就越有天地之心、人本之心和民族之心，就越能够形成并运用总体史观。总之，无总体史观，则不能认识历史。
刚才，我举的是我们本土的史家例子。其实，在国外，史家的例子同样也比比皆是。譬如说，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如果他所秉持的不是一种总体史观，那么他就不会提出所谓“文明冲突”论，就不会强调历史文化在塑造全球政治中的重要作用，就不会构建出一整套世界秩序与不同文明之间关系的分析框架。42再比如德国著名的历史哲学家雅斯贝斯，他提出了人类社会的“轴心文明”说、“轴心时代”说，如果不是基于对人类整体文明的总体考察，那怎么会得出人类社会历史的轴心位于公元前500年左右，它存在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发生的精神进程之中的结论呢？43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那就更不用说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立足于个人—家庭—家族—种族—民族，然后再到国家—社会，深刻分析人的历史、民族的历史、国家的历史，最后形成了“世界历史”的总体史观。他们提出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由低级公有制到高级公有制的一种复归；共产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而人类历史上的一切精神资料和物质资料都是未来共产主义的基础；新航路的开辟使全世界的地区和国家联系在一起了，国别史和区域史已经不存在了，世界历史成为了全人类的历史。44人类社会的前途究竟是一个什么样态呢？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里说得很清楚：它“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45。这些观点和论述，以及它们所采用宏大的叙事方法，不正是体现了总体史观吗？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们掏空了黑格尔世界历史理论的唯心主义基础，运用唯物辩证法把历史学从神学的婢女、唯心主义的奴仆地位中解救了出来，以共产主义社会的文明形态充实了人类历史的内容和内核，从而形成了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其科学的学术功能与崇高的社会功能因此得以淋漓尽致地充分发挥。46
四、致力于打造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自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坚守，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学术。史学工作者如何在新时代推进史学研究，这是我想给在座的各位青年才俊分享的最后一个问题，也可以视作这场学术报告的结语。
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致第二十二届世界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47，“基础地位”十分重要；在2019年致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历史研究院成立的贺信中，他重申了这一观点，并且希望广大历史研究工作者能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立足中国、放眼世界，立时代之潮头，通古今之变化，发思想之先声，推出一批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48，“精品力作”是思想认识的成果，又是认识深度的标志。2022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号召全党同志，“坚定历史自信，增强历史主动，谱写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更加绚丽的华章”49，坚定历史自信，才能勇毅前行。历史研究多么重要啊！我们从事史学工作多么光荣啊！历史学的发展前景多么美妙啊！
作为新时代的史学研究工作者，我们都应当坚定历史自信，提升历史自觉，增强历史主动，致力于打造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夯实历史研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事业的基础。在这个过程中，历史自信是最深沉、最根本的自信，它具有“管总”的作用，是我们要抓紧的“纲”，它的基础是历史认知，来源于正确的历史观，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大历史观和正确的党史观。50
站在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上，史学研究究竟应该如何适应新的时代变化、回应新的时代需求、担负新的时代任务和使命呢？我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着眼并入手：
第一，我们史学研究工作者应当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优良的史学传统，向司马迁、司马光这样优秀的史学家学习，把他们的优良传统发扬光大，述事寓理、以史明理、以理育人，坚定地续写博大而丰富、深厚而精彩的中华民族史、中华文明史。
第二，我们史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向马克思、恩格斯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学习，学习他们博大的人类情怀、深厚的理论素养、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精神，立足中国，放眼世界，把中国历史与人类历史有机联系起来，关心人类历史命运，对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做出有深度、高质量的理论阐释。
第三，我们史学研究工作者应当充满历史自信与文化自信，聚焦马克思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文明创新理论，探索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中国式现代化文明新形态与人类文明的现代走向、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与人类文明交流互鉴等问题，以饱满的热情与激情行走于求真致用和守正创新之间，展现大手笔，体现大智慧，这一定大有可为、大有作为！
各位在座的青年朋友，毛泽东同志当年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学生时曾说：“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51。由此，我在这里衷心希望和祝愿各位老师、同学都能在自己的史学研究工作中，礼赞前人，敬畏学术，运用好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思想利器，以史料为依据，进行“真理式”追问；把握理论思维这个历史研究的灵魂，以道理说服人，精心打造具有思想穿透力的精品力作；以通史观念、通识意识、现世情怀为主体自觉，更好地担负起“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52，热爱史学，投身史学，传承中国史学优良传统，在史学研究中书写出自己精彩无悔的学术人生！
谢谢大家！
1 转引自[美]克内特：《牛顿传》，潘勋照、张国粹译，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20页。
2 章开沅：《我的史学之路》，《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497页。
3 张艳国：《我所敬仰的黄今言先生》，陈晓鸣、温乐平主编：《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4页。
4 张艳国：《我在江西高校工作十五年》，《本科师范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0页。
5 张艳国：《我所敬仰的黄今言先生》，陈晓鸣、温乐平主编：《黄今言教授八十华诞纪念文集》，江西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680-687页。
6 参见张艳国：《一代史学家对史学的不了情缘——章开沅先生与江西师大中国史学科专业建设》，《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4月27日第12版。
7 [北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汉纪》第四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1807页。
8 周武：《历史学家王家范：旺盛的求知欲、永远的好奇心》，新京报网，2020年7月7日，https://www.bjnews.com.cn/detail/159412398515356.html。
9 参见王家范：《明清江南社会史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明清江南史丛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
10 参见张艳国：《中华文化传播的方式及途径》，《光明日报》1996年8月6日第5版，发表时有文字删节；后以原题目《中华文化播射的方式及其途径》，收入《张艳国自选集》，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今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11 参见张艳国：《没有人才就办不好现代大学》，《本科师范教育改革发展研究》，江西人民出版社2024年版，第328-349页。
12 [唐]孟浩然：《与诸子登岘山》，顾青编注：《唐诗三百首》，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88页。
13 冯国超译注：《增广贤文》，商务印书馆2015年版，第141页。
14 张艳国：《充分发挥历史学作为“有用之学”的社会功能》，《光明日报》2017年2月6日第14版。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875页。
16 张艳国：《理论思维是历史研究的灵魂》，《史学理论研究》2024年第4期；《高等学校文科学术文摘》2024年第10期全文转载。
17 恩格斯在1844年撰写的《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一文中指出：“历史就是我们的一切，我们比任何一个哲学学派，甚至比黑格尔，都更重视历史”，“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怀疑或轻视‘历史的启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650页。
18 章开沅：《治学不为媚时语》，《章开沅文集》第八卷，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321页。章开沅先生引用的是楚图南前辈为戴震纪念馆所题诗句，全句为“治学不为媚时语，独寻真知启后人。”参见楚图南著；张仲田编：《刍草集——楚图南诗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72页。
19 刘毓庆、李蹊译注：《诗经·卫风》上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144页。
20 张艳国：《〈论语〉智慧赏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页。
21 陈广忠译注：《淮南子·原道训》，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6页。
22 [德]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版，第110-111页。
23 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2-53页。
24 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
25 参见吴泽主编：《吕振羽史论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26 参见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古代史教研室编：《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27 参见嵇文甫：《关于历史评价问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
28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15-726、1002-1004页。
29 笔者对此曾有专文讨论。参见张艳国：《论史学思维模式的转换》，《江汉论坛》1986年第9期；收入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9-257页。
30 参见张艳国：《始终坚持和高扬唯物史观理论旗帜》，《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1日第2版；《坚持唯物史观 不断走向胜利》，《中国社会科学报》2021年7月12日第4版。
31 参见张艳国：《〈论语〉智慧赏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31页。
32 [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太史公自序》第十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027页。
33 [清]陈立撰；吴则虞点校：《白虎通疏证》，中华书局1994年版，第382页。
3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03页。
35 参见张艳国：《行走在守正创新与求真致用之间——写在〈夏振坤文集〉出版之际》，《江汉论坛》2022年第1期。
36 郭沫若：《郭沫若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第439页。
37 《北史》记载，魏收奉命撰写魏史，“夙有怨者，多没其善，每言：‘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于是众口喧然，号为‘秽史’”。参见[唐]李延寿：《北史·魏收传》第七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031-2032页。
38 参见[汉]司马迁著；[南朝·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隐；[唐]张守节正义：《史记·太史公自序》第十册，中华书局2014年版，第4000-4001页。
39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司马迁传》，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35页。
40 张艳国：《〈论语〉智慧赏析》，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3、116页。
41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全集》第九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页。
42 [美]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构建·中文版序言》，周琪等译，新华出版社2009年版，第1页。
43 [德]卡尔·雅斯贝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李夏菲译，漓江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44 张艳国：《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考察》，《中国史研究》1992年第2期。
4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46 张艳国：《史学理论：唯物史观的视域和尺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51页。
47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1页。
48 《习近平书信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1-212页。
49 《习近平著作选读》第一卷，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2页。
50 参见张艳国：《运用历史智慧开创新时代伟业》，《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5月24日第1版；《新华文摘》2023年第13期全文转载。
51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650页。
52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第10页。
本文是作者在浙江师范大学人文学院的演讲。江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中国史2021级博士研究生李云根据录音整理，经作者审定。
时间：2024年10月28日下午。
地点：浙江师范大学24幢人文大楼411学科会议室。
作者简介：张艳国，男，1964年生，湖北仙桃人，中共党员。历史学博士、博士后，研究员、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我国当代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历史学家、教育家。获得国家“万人计划”哲学社会科学领军人才（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等荣誉称号。曾长期在湖北省社会科学院（1985.06—2008.12）、江西省高校领导岗位工作，曾任江西师范大学副校长、党委副书记（2008.12—2021.03），南昌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2021.03—2024.01），现任华中师范大学博雅学者特聘教授，中国政治文化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心主任、首席专家。兼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评审专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评审会评专家，第四、五届国家教学指导委员会历史学类委员，全国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暨教育部职业院校教学（教育）指导委员会文化艺术类委员，民政部第二届全国基层政权建设和社区建设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人才项目评审专家、社会科学研究项目评审专家、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合格评估专家、本科教育教学审核评估专家、研究生教育与学位论文评审专家，中国史学理论研究会副会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