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傅敬民 等著《关联与互动——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人文社科卷)》

文化   2024-11-30 09:44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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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翻译史与我国近现代社会发展史、经济发展史和科学发展史密切相关。它的建构与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各科贯通,涉及面之广,知识容量之大,实为一个概览中西、结合文史、科技的综合性重大研究项目。《关联与互动——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人文社科卷)》10余位作者学术背景多元,他们将各自领域中的研究理念和方法引入以知识翻译为关注点的学科翻译史研究。本书的开创性、示范性的意义即在此。


方梦之

选自本书序



傅敬民教授推出的《关联与互动——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人文社科卷)》可以说不仅仅开启了中国应用翻译史的书写,也开启了世界范围内应用翻译史的书写。同时,我认为该书为我们研究中外学术交流史、思想交流史,提供了一个具有参照性的范例。再次,本书对我们探索学术翻译与具有中国特色的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许钧

选自本书序



关联与互动: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科发展人文社科卷)

傅敬民 等 著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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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书为2024年上海市重点图书,由傅敬民等翻译界知名专家撰写,着眼于哲学、经济学、法学、教育学等学科大类的翻译史实和史论,兼顾社会学、民族学、语言学、心理学、地理学、翻译学等重要学科,对我国上述知识系统形成过程中翻译的史实、作用和翻译先哲近贤作了描述,凸现了翻译构建中国现代学科的重要学术意义,把应用翻译史的研究带入了广阔的天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为应用翻译史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范例。



编写团队


翻译与中国社会学(撰稿人:范梦栩、马士奎)
翻译与中国民族学(撰稿人:王晶、马士奎)
翻译与中国法学   (撰稿人:屈文生、韩驰)
翻译与中国语言学(撰稿人:尚新、张彩迪)
翻译与中国经济学(撰稿人:曾祥宏)
翻译与中国心理学(撰稿人:冷冰冰、王昕妍)
翻译与中国教育学(撰稿人:张慧玉、枣彬吉)
翻译与中国地理学(撰稿人:贺爱军、侯莹莹)
翻译与中国传播学撰稿人:吴赟、张天骄)
翻译与中国翻译学(撰稿人:傅敬民)



作者简介


傅敬民    博士,上海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翻译》主编。中国译协“资深翻译家”。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应用翻译研究专业委员会会长。长期从事翻译实践与理论研究。研究兴趣涉及社会翻译学,应用翻译批评等。出版专著、译著等20余种,发表学术论文80余篇。




前  言


 (节选)

      翻译与中国近现代学术生成与发展,是我国当下学界积极思考的议题之一。”我国近代以来,无论是思想变革或社会运动,还是创立学科或制造船舰,无不以社科翻译和科技翻译为先导”(方梦之、傅敬民,2018)。我国17世纪以来的学术发展在继承与发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的基础上,不可避免地借鉴与融会了西方学科思想。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形态,是古往今来各种知识、观念、理论、方法等融通生成的结果”。这是对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现实的正确判断。

      总体而言,我国的各门学科知识体系,大都在不同程度上奠定于西方现代化基础之上,不同程度地征用了西方学科发展模式。诚然,基于西方现代性而形成的学科知识体系,以西方实践和西方文明为基础,旨在解决西方问题,处理西方事务。以这样的知识体系来理解和指导中国的实践,必然具有局限性。中国的实践需要有中国的理论。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总体不高”。这说明我国的学科建设与国外先进水平存在着差距。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2022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由此不难看出,知识体系与“三大体系”具有内涵与外延的关系。知识体系是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核心内涵;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构成了知识体系的具体外延。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内涵,具体外延则是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其中,学科体系对应验证知识价值属性的理论体系,学科范式重构是建构中国自主学科体系的核心任务;学术体系对应知识工具属性的逻辑和方法体系,概念、理论和方法创新是建构中国自主学术体系的主要内容;话语体系面向知识使用者及以知识使用为导向的知识叙述体系,关键在于确立基于中国发展与治理的叙事逻辑和叙事方式。融合了中外知识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共同构成了我国近现代生成与发展的知识体系。

      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一方面“要以中国为观照、以时代为观照,立足中国实际,解决中国问题,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西方强势的知识体系时必须“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另一方面,“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批判精神,这是马克思主义最可贵的精神品质”。其中的基本指导原则是:“我们要善于融通古今中外各种资源,特别是要把握好三方面资源。一是马克思主义的资源,包括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的成果及其文化形态,如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体系、制度,我国经济、政治、法律、文化、社会、生态、外交、国防、党建等领域形成的哲学社会科学思想和成果。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内容,也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最大增量。二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资源,这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分宝贵、不可多得的资源。三是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资源,包括世界所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取得的积极成果,这可以成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有益滋养。”

      就此而言,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以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并不是要终止外来知识借鉴、吸纳和本土化磨合、会通进程,也不是拒斥与主导性知识的对话,而是要在遵循知识生产与传播规律的前提下,在坚守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和吸纳国外有益滋养的有机结合基础上,经历不同知识的交锋碰撞,确立契合我国实际的概念体系、范畴体系、理论体系,构成人类知识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诚然,源自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的知识,其交锋碰撞有赖于话语。话语是知识传播的载体,也是知识存在的外在形态。没有话语的呈现,谈不上不同知识的创造性转换、创新性发展,也谈不上有效传播与接受,学科和学术无以为继,更遑论概念、理论与方法真正成为知识体系中得以认可的内容。问题是,不同的语言符号作为不同话语的载体,并不具有直接的通约性。“所谓各种语言都是相通的,而对等词自然而然存在于各种语言之间,这是哲学家、语言学家和翻译理论家徒劳无功地试图驱散的一个普遍的幻觉”。人们不得不承认,唯有通过翻译才能得以相互沟通与对话。一种知识,如果只是存在于某种语言中,很难真正融入其他话语体系。有些人天真地以为,掌握了一门外语并阅读外语材料,就可以自在地获得他者的知识。通过阅读,阅读者可能会获得被阅读的他者知识,但这种知识只存在于读者的脑海之中,以内部语言的思维形式存在,如果不将其转化为物质化的语言,不仅知识无所依凭,而且对于知识的谈论也缺乏具体的对象,更不要说不同知识的传播与接受。

      经由各种话语的共谋,翻译在生产和传播知识方面的重要性显然被冲淡了,在强化翻译的语言符号交际功能之际,翻译的社会、文化、历史、政治等其他功能却被遮蔽了。考察中国学科研究史的相关成果,我们很容易发现,翻译的问题在不同的学科史研究中被有意或无意地悬置了。人们习惯性地将借鉴和会通国外知识视为理所当然的行为,忽视了其中所蕴含的共谋、抵抗、挪用、误识,想当然地用“等值”甚至“对等”来看待不同语言所承载的知识。然而,“人们并不是在对等词之间进行翻译,恰恰相反,人们是通过翻译在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创造着对等关系的喻说”。那么,什么是主方语言和客方语言之间的中间地带?如何在这中间地带创造对等关系的喻说?这本身就构成需要进一步探索的问题。这些问题却被知识生产的权威话语悄然化解了,其路径就是“用一种清晰的、对象化的方式,提示了自然世界和社会世界或多或少有些混乱的、模糊的、没有系统阐释的,甚至是无法系统阐释的体验,并通过这一表述赋予那些体验以存在的理由”。因此,不同学科对于翻译的悬置,从其普遍性意义来说,都是历史性产物,是由历史性条件所决定的。任何学科都与其他学科保持着距离,遵循着某种区分化原则。这种区分化原则既是社会制度赋予的,也是学科自身所期待的。通过对翻译在其学科发展历史中所发挥的功能的遮蔽,学科凸显了其知识原创性和本原性,体现了该学科作为学科生成与发展的独特价值。通过将翻译问题悬置起来,其他学科将翻译所作出的贡献予以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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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源自公众号“交大外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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