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右旗参加2023年知青馆建设与发展会议后回到天津，心中总有一股潜流在涌动，有关张勇的话题在李琦的那篇文稿《张勇之死》的启发下感到应该真实的还原1970年张勇意外落水的前前后后。五十多年后再一次重新提起这个话题，也许有的人感觉是多余的，没有什么可讲的。但是，给一个历史事件留下细节却是很重要的，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说的。
下面是我电话采访几位天津知青和有关人员的回忆。
叶志和——男75岁，黄花公社天津知青，天津五十二中66届初中生。
1970年6月3日张勇落水是12点之前，我当时听说赶到河边现场，克尔伦河水漫过堤岸一片泥泞，河岸边草地到处是水洼有的地方末过脚面。张勇去世的第二天西旗革委会就派达赉湖渔场六村渔闸管理站一艘大木船顺克尔伦河逆水到了张勇遇难处帮助打捞，他们都是漁场职工会驾驶船。
从6月3号一直在河边寻找，到9号才找到，那几天一直是阴雨连绵的。后来还是克尔伦牧的牧民发现的张勇尸体，在克尔伦河通向达赉湖的小叉子上的土坡上，她穿着一条红裤衩趴在坡上。这里离张勇遇难的河边大约有三公里左右，渔场职工一直帮助把张勇打捞上来並把尸体运到克尔伦河终点水闸管理站(水闸是克尔伦河和达赉湖的交汇处)归达赉湖渔场管理。尸体上岸后当时由西旗军管会的女法医马上进行了尸检。当时为了尸检方便还围起了布帐子，所有的人后退谁都不能上前。检查后给张勇穿上一件短袖上衣，因为不好穿只好把袖子下面剪开才穿上，后来下葬前又给她穿的绿军装。听说张勇的遗体找到了黄花公社的知青赶着马车从西庙（黄花公社种菜点）过来帮忙。尸检后用人抬担架一直把尸体抬到东庙（达赉公社所在地）的大庙里，路很难走但人也多，有知青、解放军和当地社员，四人一组轮換着抬担架，到东庙天已擦黑，张勇的遗体就停放在大庙里。这时候，大部分知青们都乘坐解放军的大卡车离开了，只有我还没有走被部队解放军同志留下给张勇糊棺材。这是黄花公社一个牧民（扎赉特旗过来的蒙族，是赶大车的车老板）给他母亲准备的棺材，借用时说好再还给他一付更好的才借到。当地的风俗是没有结过婚的姑娘棺材是红色的，我糊完棺材已经很晚了一个人赶着马车回西庙后半夜才到地，那时后天已经蒙蒙亮了。
第二天早晨去黄花公社看到给张勇用的棺材已经油漆成大红色，非常显眼停放在公社革委会门前。此时，张勇已经入殓准备去下葬。张勇的坟地选在公社西边的最高处黄花岗，已提前挖好墓坑当天就下葬了。当时张勇的哥哥、姐姐、大姐夫参加了下葬仪式和简短的追悼会。以后，建好张勇墓又挖出来直接进入起券的墓室，后面起券的是放棺材平地推入的没有再挖坑，因为这个地方很难挖都是碎石头块或是碎石片一锨下去只挖几块小石头。
1970年9月黑龙江省派工程队来西旗建起张勇墓，当时天很冷风又大，是用苫布围起来施的工，可能还生起了大炉子。张勇墓是当年12月份完工的，当时旗里还搞了张勇墓落成仪式，呼伦贝尔盟歌舞团来旗里演出歌颂张勇的节目，在西旗大礼堂举行的。
注：叶志和1970年12月入伍，当时西旗只有8个参军名额，给了天津知青两个名额，其中有叶志和、史国柱两个知青，其他都是牧民子弟。
1974年叶志和复员分配在呼伦贝尔盟地质勘测队工作，经常来往与呼伦贝尔几个旗，在西旗克尔伦公社搞勘测时曾经到过张勇落水处多次，克尔伦河春天经常河水上岸，河边草地一片泽国，很难靠近。那时还没有看到落水处有纪念石碑，据他说至少是1975年到1978年这个时间段才立起的这个纪念石碑。纪念碑材质是水泥的。
叶志和——1972年呼伦贝尔盟从红花尔基拨给张勇墓40棵松树，由我原来的连队指导员负责用汽车运送到张勇墓，那时我的指导员已经转业到呼盟运输公司当了书记，他把这件事告诉了我，不知是否种上，还是种上了没有成活？因为那时我还在部队当兵没有机会来西旗。
70年代末期张勇墓还是木头栅栏围墙，木栅栏是绿色的，还有木门也是绿油漆的。从当年的老照片中可以看到木栅栏围墙，啥时候建起砖围墙还真不知道。
刘桂珍——女73岁，黄花公社天津知青，天津爱国道中学68届初中生。张勇的发小、邻居、小学同学。留守新右旗天津知青。想起当年和张勇在一起的事儿现在真的不敢想像，过去那么多年了给我的印象太深啦！1970年的6月3日那天上午我和张勇在克尔伦河边的草地上说了许多话，从小学在一起学习玩耍到文革和下乡真是滔滔不绝，好像要把所有话都说完一样。
那几天黄花公社好几个蒙古包都搬到克尔伦河附近，我和周萍在一个蒙古包，她放羊我下夜，那天上午我换周萍回包喝茶骑马来到羊群，张勇也在那边放羊，我们把两群羊揽好各在一边，我们俩坐在羊群中间避免掺群。我们包离张勇包挺近，我经常晚上去她家玩耍吃饭。那天上午我和张勇在河边谈心聊天说了好多话，她拿出大姐夫来的信给我看，一霎那我就记住了信封上的地址，张勇遇难后就是用这个地址打电报通知了张勇的家人。说真的我脑子不好，也不知为什么那天就记住了大姐夫的地址，还真起了作用。我和张勇说要买2斤白糖，2斤红糖。张勇说：也给我买2斤白糖2斤红糖，回来用白糖拌酸奶吃。那时克尔伦河水很大，河水漫上岸，草地上低洼地带都是水，我们谁也不知道那边是河，还以为是在达赉湖的边上。
一会儿周萍喝完茶回来到羊群的另一边圈羊，我去西庙买糖回来在蒙古包正和包里的牧民分糖块，一个青年牧民进包来用蒙语说了“思歌腾找不到啦！”我听不懂蒙语，包里主人拉着我骑马往河边跑，一边夹杂手势解释“思歌腾、思歌腾”我才明白张勇找不到了。到河边看到周萍正抱着张勇的衣服哭，我们都慌了神，确信张勇掉到河里不见了，那几天我哭得眼泪都干了。
张健——男69岁，黄花公社天津知青，张勇的弟弟。1976年3月由部队复原直接到巴尔虎草原下乡，接过姐姐的套马杆上山下乡干革命。
张健（张勇的弟弟）
我1976年下乡到草原牧区，1978年12月回城，只去过张勇墓，没有到过我姐姐落水处克尔伦河边纪念碑。第一次去那里是2007年天津《渤海早报》组织的活动回草原时给姐姐扫墓，由当地牧民做向导找到河边的这个张勇落水处纪念碑，一起去的还有黄花公社知青王振鸿老师。以后，每年回去给姐姐扫墓我都去那里祭奠一下。
王振鸿——男72岁，黄花公社天津知青，天津四十二中68届初中生。张勇落水后一周才找到，在达赉湖与克尔伦河交叉口的地方找到的，下葬时许多同学都去了，大家一起挥锹挖墓坑，那个墓坑非常难挖，只有一拃深的土还参杂着小石头再往下挖就是黄色大石头，最后只是勉强挖了一个不太深的墓坑。埋葬的时间大约是找到张勇遗体的第三天，张勇的坟包就是现在张勇墓东面黄花岗的坡地上，下葬那天旗里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和黄花公社知青及队里的蒙古族社员们都去了，张勇的家人她大哥和她的大姐夫也在场。坟前矗立着一个木牌碑上书“张勇同志之墓”。
刘庆春——男81岁，新巴尔虎右旗第一任知青办主任(1968年——1971年在任）1970年6月张勇遇难时我正在黑龙江省柳园五七干校学习，旗里打电报让我回来处理这事，五七干校领导不给假说是省里统一安排，学习结束才能回去。6月底干校学习班结束回到旗里，那时旗里组织抽调知青和干部参加的调查整理小组撰写张勇事迹材料，报给呼盟和黑龙江省。当时的新右旗革委会主任是蒙族人，名字叫“毛老“他提出张勇事迹必须上报上级有关部门争取烈士称号，他说：张勇是我们西旗表现最好最优秀的知青。1970年底省里批准下来张勇烈士称号。
李国强——男75岁，黄花公社天津知青，四十二中68届高中生。张勇出事那天我正在西庙菜园浇地，刘桂珍骑马慌慌张张跑来说：张勇不见了。我赶紧和她一起到河边只看见张勇的衣服卷成一卷放在草地上，克尔伦河水漫上来，草原低洼的地方都是水，张勇的衣服已经都浸湿了。我和刘桂珍第一时间目睹了张勇落水处的现场，无奈没有别的办法，我跑回去卸下一匹浇菜园的马，骑上马去旗里知青办报信。知道张勇不见了可能掉到河里，我和队里几个男知青：杨永年、吴宝树、夏新和等人都下到河里拉网式寻找打捞。
华禹辰——男72岁，黄花公社天津知青，天津四十二中68届初中生。1970年6月3日张勇遇难时我还在大队仓库放趴虎子（种公羊）离张勇出事的地方有七八十里地，消息闭塞，大约七八天后才从去大队办事的知青王艳敏口中得知消息。因为当时只有我一个人离不开，所以没有参加打捞张勇遗体的事儿。记得王艳敏还说在路上她马失前蹄摔下来，摔倒头部一直头疼很长时间。
后来，我也参加过学习张勇的报告会，那些日子有知青、干部、记者去采访了解张勇生前的下乡故事，为了写张勇事迹无限拔高的稿件这样写道“张勇奋不顾身跳进河里去救羊，风高浪急，一个大浪过来张勇被激流吞噬……”等等，引起很多知青的不满和异议。其实，张勇的不幸遇难没有目击者，谁也不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这种随意杜撰拔高的稿件使知青非常反感，当时造成了对张勇不幸遇难事件的不同看法。张勇是大家公认的好知青，但对死因的宣传不符合实际。
选自：内蒙新右旗天津知青联谊会《克尔伦通讯》2016年第6期 主编：骈江芳 来源：一壁残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