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己从来不吸烟，但我亲身经历过的一段吸烟的故事，恐怕是那些吸了一辈子烟的人也闻所未闻的。
你能想象在警戒森严与外界完全隔绝的囚室里，既没有烟也没有火儿，押犯们却能变出烟、造出火儿，而且个个吸得飘飘欲仙吗？你肯定不相信，但我却真的碰到过。
结束了在和敬府宾馆五个月的单独关押，我被转到炮局看守所。据说这儿还是日本人侵华时期建的。曾经关押过李大钊和吉鸿昌烈士。我有点怀疑，觉得时间不对头，李大钊牺牲时日本人是不是占领了北京？因为没有人身自由也就无法考证了。不过看守所的条件和设施确实很差。
除了进大门时被武警呵斥冲墙蹲下，然后是脱光衣服检查并且像电影里一样举着一块写着名字的牌子前后左右拍了一通照片让我感到难以适应以外，进到号里并没有向外界传说的那样必定遭一顿暴打。相反，押犯们都挺客气。
这是一间十三、四平方米的囚室，先是一道比正常屋门稍矮的密封钢门，门的上方有一个用黑布挡住的观察孔，通过它可以监视室内押犯的活动。第二道铁栅门有点像早期工艺粗糙的防盗门，门的下方有个送饭孔，进门横在脚下的是一米宽的水泥地，十公分以上便是一直顶到墙根的铺板了，所有的起居都在地铺上面。
门的左边是一个便坑，便坑上边一根PVC水管从前方的预制水池上伸过来，门的右边是码被褥和放随身物品的地方，每个人都用饼干或方便面箱子把自己的牙刷、裤衩等物品放在里面。
西面墙两米高的上方开一扇小窗，窗外自然是钢筋栅栏。屋顶正中两根硬电线吊着一只十五瓦灯泡。这地方一定是许多年没有装修过，因为四壁上里三层外三层地刻满了字，有计算天数的一组组“正”字，日历，有手机和电话号码，黄色笑话，有自编的打油诗和囚歌。
身后的大锁咣礑一声落下，铁窗透进的黄乎乎的光线底下马上有热心人上来打招呼：新来的吧，直捕？甭怕，咱这号里不欺负人。号长的声音：文化人，就不搜身了。来，来，介绍一下，这位是老爷子，这位是行长，这位是李总，这位是会计，这位摩托车，教练（教唆犯），还有他——小西天。
当时正是八月酷暑天，屋里十五六个人全都只穿背心裤衩，光着脚。我冲每个人点头，努力记住他们的称呼和模样。只是在那个环境里，每个人看上去都面目狰狞，胡子拉茬。没过多久，我去管教办公室打扫卫生时，猛一照镜子，发现自己也变成了一张恐怖的脸！此后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再也没有照过镜子。
第一顿晚饭是跟会计和行长蹲在一起吃的。会计也是个近视眼。没戴眼镜，看人总显得有点睥睨，显得皮笑肉不笑，实际上人很和气。他悄悄递给我一小袋榨菜，说你运气不错，来了就赶上吃馒头。旁边的行长眼窝老深，三角型的寿眉总有半寸长，还配一付大大的酒糟鼻子，闷声不响，吃得很快（两年以后，在遣送处我又碰见过他）。
教练是个年轻精瘦的东北人。饭后他凑上来对我说，新来的押犯儿头几天往往会连夜提讯，待会儿希望你能利用这机会给哥几个带几根烟回来。找你的预审要，不给你，你就不说话，他们为了让你说话肯定会给你；他进一步分析，说预审并不是看守所的人，你们都是借押在这里，所以，为了办案，只要不被查出来，他们就不会介意给你几根烟。我问，进门搜身那么严，怎么会不被查出来？有办法，他拿来一双新的塑料底布鞋到角落里捣鼓了一会儿，再给我看。鞋面和鞋里从鞋口处被挑开了一道缝，形成一个夹层。他说，这里面可以放4根烟，回来时筒道队长让你脱鞋检查时，你就这样，他用食指和中指勾住鞋口的里面，用拇指捏住鞋口外面，蹲下身，用鞋后跟冲地磕了几下。你看，万无一失。
当天晚上临睡时，果然点我的名字提讯，我冲三个办案的人要烟。他们挺意外，五个月时间天天形影不离看押你，怎么从不知道你抽烟？我心里有种恶作剧的激动：少管了！
在囚室里，烟比金子还珍贵。要是让押犯在吃饭和吸烟中选一样，他们百分之百会说宁可几天不吃饭，也要美美地吸上一口。每次有人带回来的烟都交给号长藏着，早晨和晚上悄悄拿出来，一根烟的烟丝可以用报纸边儿卷成三到四支细细的小炮。在号里，面子大的人能抽三口，小蟊贼可以蹭上一到两口，条件是在号里听话、干杂活。话是这么说，实际上每个人都能得到公平对待，因为要防止因不均而被检举。
烟的来源是大问题，如果没有人被提讯或是去了也要不到烟，大家就要利用一切能出号门的机会去“拍蚂蚱”。“拍蚂蚱”就是在地上拣烟屁，没有机会要创造机会，比如利用求提、求医、到小卖部购物的机会。如果能捡回一、两个烟屁，全室的烟民会兴奋得跟中国足球队赢了韩国一样。干这事也必须有本事，首先是有强烈的心理欲望。其次是眼神好，动作敏捷，然后还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老远就能看到地上有“蚂蚱”还能装做提鞋或是被绊一下的瞬间在管教眼皮子底下把“蚂蚱”拿到手甚至塞到鞋坑里。管教的心里跟明镜似的，哪里容易骗过。有一次塔西·买买提就是因为刚一猫腰去拍蚂蚱，货没到手，屁股上却重重地挨了一脚，还被戴了五天背铐做惩诫。
也有人面子大，偶尔拍个蚂蚱，管教也会卖个破绽，放他一马。老爷子就属于这种有面子的人，一说老爷子你们一定会想到那些蹲一辈子大牢的惯犯或是黑社会老大之类的人，其实不然，我们囚室里这位老爷子以前是管着一百多个亿的某部委直属信托投资公司董事长，出来进去的是坐奥迪A8的人物。再以前，当过一个地级市长和一个计划单列市的财政局长。因为政绩突出才调北京委以重任的，虽然满头银发，可身板笔直，一有机会就来几下高尔夫挥杆动作，绝对贵族风度。
可怜这老爷子烟瘾特别大，好在他天性乐观能放得下架子，不然就要受罪喽。
有一次他出去提讯，屋里的人为老爷子能不能带回烟争论不休。大家一致判断，老爷子准能带回烟，但绝不会捡烟屁，他那么大人物，无论如何不会去干那种事，正说着老爷子回室了。等到铁门落锁后大家都围了上去，带什么好烟回来？老爷子一边脱袜子一边说，今天运气不好，碰上两个不抽烟的预审，他们没有烟可以给我。一边说一边从他的两只袜子里抖出了二十多个“蚂蚱”，大家好奇，你怎么能一次拍到那么多“蚂蚱”？老爷子说，抽不上烟，我急红眼了，趁预审一个打电话，一个上厕所，我把提讯室烟缸里全部“蚂蚱”都抓回来了。预审没有发现吗？哪能没发现，他俩发现后一边笑我，一边无奈地摇头说，老姜，你真是堕落了！咳，走到哪儿说哪儿吧，现在是顾不得上什么脸面了，行了，快卷一炮吧！
我们四五个人蹲在一伙吃饭，每次铺开塑料布，摆出饭盆，等着发饭时就拿老爷子开玩笑。诶，老爷子，等你回家的时候大婶准受不了你的样子！为什么？你看，大婶要带你上街，锁好家门转身就看不见你了，原来是你按这儿的规矩出门口马上双手抱头冲墙蹲在墙角了。找不见老伴，大婶就喊，老姜！你一准要跟在这训练的一样大声答：到！好不容易把你带到街上，可你改不了毛病啦，满地拍“蚂蚱”。回到家干嘛？那还用说吗，数你拣回来的烟屁卷小炮抽呗。这还不算什么，呆会儿大婶喊你吃饭，你却不敢上桌子，对，就像咱们现在这样铺块塑料布蹲地下才能吃得香；还有呐，等你要解大溲，你非要拆个美厨方便面箱子围住屁股，才能屙出来；还有呐，到夜里你一准儿不睡觉，因为再也听不到马道上换班的值勤武警拉枪栓，没法判断时间，你就失眠，戴上小红帽非说要值班！哈！哈哈！哈！
在炮局那个地方除了吃饭睡觉其余时间是必须“坐板儿”的，就是每个室的押犯分三排或四排盘腿面门席坐在地板上。所以有许多里面流行的词汇跟“板儿”有关系。比如喊报告找管教叫“拍板儿”；睡觉人多时要“立板儿”，这是说为了省地方，每个人都要侧身睡；“扛板儿”是指有个专人负责往外挤，不能让人挤了睡在紧里边的号长。一天还要擦几遍板儿，弯下腰，两腿叉开，两手撑住板儿巾，随身体重心左右移动，一个挨一个地擦。这姿式不训练几天还真掌握不了，不但擦不干净还会搞得气喘嘘嘘。
好不容易熬到晚饭后管教下了班，有人向号长提议，今天大伙表现都不错，怎么样？该来一袋了吧！于是号长卷好小炮，屋里的人一个接一个有秩序地凑到水池子——那个观察孔看不到的死角去吸上两口。有的人很平和，吸上两口后安静地坐回到自己的位置；有的人吸了烟便兴奋得像打了鸡血再也管不住嘴巴叨唠起来；有的人贪婪，一猛劲能嘬进半截小炮，于是会被大家臭骂一顿。像号长和老爷子这级别的，则每次都要吸飘了，脸色煞白，扶着墙挪回来。这时，要赶紧张罗他们躺下身去。而他们脸上总带着满足的微笑，半闭着眼睛，嘴里唉呦，唉呦地哼上好一阵子，原来吸飘了是他们追求的神仙境界，像我这种不会吸烟的人是永远也体会不到了。
甭看这十几平方米的监室关的人通常超不过二十个，但是，要能震住，没点绝招可不行，文的武的穷的富的偷的抢的杀人的放火的进去五六次的什么人碰不到呀？要这样一帮人整天二十四小时大眼儿瞪小眼儿，一瞪就是一年半载，要想不出事，保持稳定平衡，必须有种制约机制，有种潜规则，这实际上是个社会学课题，我琢磨了很久，在这架天平上，什么是砝码呢？是稀缺资源——烟；又是谁能决定砝码的增减呢？是掌握稀缺资源的人——号长。原来呀，号长手里，操弄着绝对看不到的或是不为人知的公权力！
有一天晚上从神秘的“七处”（关押大案要案及重刑犯的地方）转回来一个叫老郭的安徽人，筒道队长认得他，去七处前他就关在我们隔壁的号里。据说他本来是个很不错的警察，家有妻女，很幸福。后来经不住一位当了大老板的同乡劝说，到北京给那位同乡当司机兼保镖。老板案发，外逃之前给他两万美元，让他回安徽做点小买卖养家。结果还是从家里给抓回来。他们这起案子涉及好几亿元，都是跟银行内部的人合伙诈骗，因为其中有一个账号是老板让他去开户，是他的笔迹，所以难逃干系。
放下铺盖后，两个大个儿按号长的示意上去搜身。老郭顺从地把身上衣服一件件脱下来，脱到最后，两个大个儿表情迟疑起来，他们看到眼前站着的这个人简直像是一尊古罗马雕像。大家全明白，这是被长时间特殊训练过的。
以往有新人入监，大家根据号长的脸色总要绷上一阵子，给新来的人一点压力。可这一次也许是因为长时间没有新话题而空虚无聊，加上对“七处”的好奇心，大家顾不上理会号长又是咳嗽又是瞪眼的暗示，七嘴八舌地跟老郭聊了起来。老郭来时没赶上晚饭，就有人拿出饼干还冲了一杯豆奶粉递过去。这一晚号长感到被冷落了，甚至是感到对他的挑战。
第二天，管教上班后号长求提。随后老郭做笔录回来，脸色也是沉沉的。我知道一定是号长到管教那里告了状，而老郭肯定是挨训了。坐在我旁边的老爷子用肩膀碰了我一下，偏过头来悄声说，学志（号长）就这点不好，心眼忒小！囚室里气氛变得紧张起来。
不出所料，晚点名后趁铺被褥的当口，号长和两个大个儿突然出手攻击老郭。老郭的光头上猛然挨了一拳，他楞了片刻，本能地刚刚站起身，杨威就从后面抱住了他的双臂。杨威是个分量挺沉的胖子，他扮演劝架的角色，但谁都清楚，他是在拉偏手。老郭脚下一软，俩个人随即摔倒在地铺上，就这一瞬间，头上身上又结结实实地挨了一通拳脚。打架的声音，惊动了筒道值班队长，铁门哗的一声被打开，所有的押犯立刻蹲在原地。队长严历地问，出什么事了？号长站起来说，报告队长，没出事！队长用眼扫了一遍，都给我老实呆着，别找不自在！咣噹一声，铁门关了。老郭用手摸了一下肿胀起来的眼角，拍拍号长的头说，你应该明白，你不行。临躺下前又转向杨威说，你这种做法，不上路子。
次日清晨起来叠被的时候，烟民们又开始轮流去吸一口。号长一条腿蹬上水池子，头抵到墙角，刚刚拿了打火机，手里捏着的小炮，还没沾上嘴唇，就听老郭冲号长板着脸厉声说，诶！你！你不能吸！别人都可以，我不管，但是你只要吸，我就拍板报告！话说得斩钉截铁毫无商量余地，号长只好把打火机和手中的小炮交给下一个人，自己蹲到一边生气。
同样的事情，晚上又重演了一回，不让吸烟，这真是能要了号长的命！
又一个黎明到来时，号长大概实在忍无可忍了，连裤子都没穿就窜向水池子，点燃打火机左右手同时捏着两支小炮大口大口地吸起来。不知什么时候，老郭已经站到了门边，抡起拳头咚咚地砸门。那声喊，怕是整个炮局全都能听到，报告队长！上北七组张学志抽烟！铁门立即被打开，值班队长整个身子堵在铁栅门外。因为烟味没有处理（平时需要用湿毛巾抹上牙膏向窗外扇一阵）所以抓了现行，宝贝打火机自然也被没收了！
在看守所如果发现监室里有打火机，那可是犯忌讳的大事，管教和筒道长都要被扣奖金，甚至会被处分、停职。可是谁都拿老郭没办法，他全站在理儿上。他还扬言，如果给他调号，他就要找住检（检察院住监所监管处）讨说法，有谁愿意把事闹大呢？最后还是老爷子出面调解，号长他们几个说了不少软话。几天来的紧张空气总算烟消云散。
你们一定会想，打火机被没收，这下子即便有烟吸也不成了吧？才不是呢！押犯们有一种特殊技能叫“撮火”。从那次风波之后，我们那个监室就开始用这种办法撮火吸烟了。
办法其实很简单，先是从破棉被上揪下一些棉花，絮成均匀的薄棉片儿，每片有一个烟盒那么宽，二个烟盒那么长，然后从香皂上刮一些碎屑铺在棉花片上，说是香皂中含磷的成份（有时谎称长痔疮，向医生求一些高锰酸钾，效果更好），再把棉片像卷爆竹一样紧紧卷起来，外面用从毛巾被上抻出的棉线密密地捆成手指粗细的火捻儿。想吸烟的时候，左手拿火捻，右手拿一只塑料底布鞋，憋足一口气在水泥墙围上狠命用鞋底撮那个火捻儿，撮到十几下的时候会因为骤然磨擦生热而发出一股臭味，接着便会冒烟。撮火的人这时会突然扔掉手中的鞋，以极快的速度把火捻从中间掰成两截在空气中连甩带吹，不一会火捻儿就着了。这活儿需要技巧。会撮的人动作自然连贯一鼓作气只一两分钟便大功告成，不会撮的人弄得一身大汗加上满屋子怪味，把五六个火捻撮烂也点不上烟。
随着秋意降临，我们又经历了十一和新年两个长假期，这段时间没有人提讯，小卖部也放假，“烟道”断了。
烟民们开始抓耳挠腮六神无主，一个个像丢了魂儿一样。
你们一定又会想，没了烟，即便能撮火也吸不成了吧？又错了！屋里的人开始是把花生米那层红皮儿撮碎了卷成烟吸；继而把方便面调料包里的脱水菜卷起来吸；最后把夏天每个囚室里发的两把蒲扇叶子也撮碎了吸，当所有能吸的都吸光时，长假熬过去了！
故事写到这里，我也长长的吁了一口气。其实，我根本不吸烟，却也跟着激动、紧张了这么半天。我是那年大年三十前一天换押到西城看守所的。后来听说那个古老的炮局看守所在我走后没多久就拆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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