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琴秋，1904年11月15日生，浙江桐乡人。1924年4月，经杨之华和中共上海地委负责人徐梅坤的介绍，张琴秋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并于同年11月转入了中国共产党。1925年11月，张琴秋与沈泽民举行了新式婚礼。1925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属于“28个半布尔什维克”中的一员。1926年5月张琴秋生下了女儿张玛娅。由于生孩子张琴秋留级一年，与博古、杨尚昆、李伯钊等成为同学。回国后陆续担任彭杨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妇女独立师长。沈去世后的1936年7月，在第三次过草地之前，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结婚，陈去苏联治病后由于苏德战争爆发无法回国，张于1943年和原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苏井观结婚。

1949年10月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文革中因不堪受到诬陷和迫害，于1968年4月22日跳楼身亡，终年64岁。1979年4月平反昭雪，同年6月23日召开追悼会。

1966年的初夏，上海。

天气有些沉闷，仿佛快下雨了。身为纺织工业部副部长的张琴秋正在纺织机械厂领导着搞“四清”，突然接到部党组的紧急通知，要她立刻返京。凭以往的经验，她预料到北京方面一定有什么更重要的事情。临行前，她召集机械厂领导开了一个会议，对“四清”工作做了一些安排，便匆匆上了火车。

头发花白的张琴秋坐在软卧车厢里，透过车窗望着窗外，可无心欣赏飞掠而过的景色，她一直判断不清的是，部里召她紧急回京，到底是出了什么事情?

当时国内的形势是这样的，党中央的工作暂由刘少奇主持，毛泽东一路去视察江南。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成为公开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员令，国内的局势一下子就有些乱起来。为稳住局面，集中对“文化大革命”的组织领导，刘少奇在中央主持召开了有关会议，在邓小平等人的倡议支持下，决定还是采取由上到下派驻工作组的办法，这是党的一贯做法，多次都被证明是积极有效的。

纺织工业部党组遵照中央的指示，决定还是委派党组副书记张琴秋带领工作组，深入到该部下属的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去。张琴秋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被从上海召回北京的。纺织工业部党组认为，北京科研所情况比较复杂，知识分子成堆，问题也相对比较棘手。张琴秋是纺织工业部的老领导，基层工作经验丰富，又一直分管生产和技术工作，对知识分子熟悉了解，由她带领工作组下去，有利于工作的开展。 　

张琴秋下了火车，马不停蹄直奔部里。她静静地听完部长的安排。对部里的安排，她没表示异议。尽管她已有很长时间没在办公室里坐一坐了，总是在下面各地跑来跑去，不过，她感到很充实，也很乐意。就这样，张琴秋来到了纺织部所属的北京纺织科学研究所。

到了这个单位，张琴秋并不急于表态，而是从认真听取汇报、了解分析各方面情况入手。经过一个阶段细致的工作，头绪清楚多了，她认为情况没有想像得那么坏。对于群众反映的问题，能解决的尽快解决，一时解决不了的，及时向部党组作了汇报，并负责做好解释工作，取得群众的谅解。

张琴秋没有架子，善于和群众打成一片，日子一长，大家有什么问题都乐意跟她谈，科研所里稳定多了。张琴秋也感到以往的工作之所以有些地方群众不满意，是由于一些政策没有能够做到对大多数人设身处地，这是非常有必要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克服和纠正的。

正在工作组的工作越来越顺手的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形势突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7月26日，中央政治局召开扩大会议，决定撤销工作组。在毛泽东看来：派工作组不仅是一个领导运动的方式方法，而且是一个对待群众的立场和态度，是赞成还是反对搞“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科研所里一下子沸腾了，有人公开提出让工作组滚出去。张琴秋毫无精神准备，一夜之间不由分说地被推到了无产阶级对立面。

群众运动汹涌澎湃。根本来不及思考，张琴秋的家就被抄了，而且抄了不止一次。一拨一拨的造反派气势汹汹地来到她家，那阵势，像要挖地三尺。现金和存折拿走了，一共1万多元。衣物、家具、一些日用品也被搬了出去，还有书籍、日记、工作笔记以及私人信件。

张琴秋冷静地注视着这一场洗劫，不亢不卑，不言不语。漫长的革命生涯使她无一例外地经历了党内一系列的斗争，从而也积累了她丰富而沉着的党内斗争经验。她任由造反派们当着她的面把她家翻腾得乱七八糟，对拿走的现钱、存折以及衣物都表现得很漠然。在她眼里，那些东西有亦可，无亦可，并不值什么。造反派们一个个都像嗅觉灵敏的猎犬，你越是阻止他们干什么，他们越会表现得坚决和彻底。

张琴秋心里了解这一点，所以对从她家拿走的东西，她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惋惜。事实上那些东西也不值得惋惜，生不带来，死不带去，钱、物哪一样不是身外之物?然而，当造反派试图把一些资料也像其他东西一样搬走的时候，张琴秋却挺身而出了，横住身子挡在造反派面前，声音不高，语气却强硬：这些东西你们不能动！

全国解放后，中央军委专门成立了以徐向前为主任委员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张琴秋是指定的委员会成员。这些年，她努力回忆、搜集和整理了这些资料，她觉得这件事情她应该做，有责任尽可能地把红四方面军的真实历史留下来。在她看来，红四方面军的历史无疑也是党史和军史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她还没有交给中央军委之前，任何人都无权处置。可造反派们不那么想，他们认为自己就是天王老子，他们行将主宰天下，难道还有什么东西能逃脱得了他们的掌心?张琴秋据理力争，拿出了威严，说道：这牵涉到军事秘密，不是谁想看就能看、谁想拿走就能拿得走的！

一个造反派头头冷笑了一声，说，你别拿着鸡毛当令箭。红四方面军又怎么啦，不就是张国焘的队伍嘛！那这些玩意儿就是你们的变天账、黑材料。你霸住这些东西想干什么?是不是还想替张国焘翻案！

张琴秋无意与他们纠缠，但她却不容许任何人从这里把材料拿走，倘是拿走，那将是她最大的失职。别看她已是个满头华发的老太婆，但她挺身于那些材料前，颇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概。这令造反派们十分气恼。还是那个小头头说，你难道还以为这会成为你的光荣吗?这是历史罪恶！谁不知道红四方面军是和中央红军唱对台戏的，张国焘就曾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落下个遗臭万年的下场，你张琴秋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还得要好好查查呢。

张琴秋跟他们有理说不清，也不想多费口舌争辩什么。而造反派急于快刀斩乱麻，好去向他们的上司报功。张琴秋被强行推到了一边，眼看着有可能保护不了这些材料的时候，她不得不向周总理办公室求救，她诚恳地说，搞“文化大革命”，我没有意见，抄我的家，我也可以忍受，但红四方面军的材料，坚决不能外泄！在战史没有写成之前，我必须向中央军委负责，向徐向前元帅负责！总理办公室过问了这件事。造反派不得已，答应在3天之内将材料送交国务院。

可3天72小时，不仅足够把这些材料翻检一遍，造反派还别有用心地作了一些断章取义的摘录。当时的中央，除了国务院，还有一个“文革小组”，造反派在把材料交给国务院的同时，又把摘录的那一部分送给了“文革小组”。这些情况，张琴秋并不知晓，但她却感觉到了，“文革小组”分明是造反派的后盾，这个小组显然已将自己凌驾于国务院之上了。

没过几天，在中共中央某个机关大院里，果然出现了一张揭发批判张琴秋政治历史问题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很快就被转抄到了纺织工业部以及该部驻京直属单位，赫然的大字再加上猩红的渲染，张琴秋的历史仿佛就被掀开了一角。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掀开了纺织工业部阶级斗争的盖子。别看张琴秋在纺织工业部工作多年，但对她的历史，人们并不清楚，刺目的大字报使许多人都大吃一惊，别看张部长这个个头儿不高、其貌不扬的老太婆，居然还会骑马、打仗，而且还带过兵！

确实，张琴秋普普通通的外表一直遮盖着她大半生的传奇经历，人们更不曾想到，就是这个不起眼儿的老太婆，在几十年的革命风雨中，曾先后在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张国焘、毛泽东以及刘少奇的直接领导下工作过，与党内著名人物博古、朱德、周恩来、徐向前他们都有过或多或少不同程度的接触，她自己也曾驰骋疆场，赫赫有名，是革命队伍中屈指可数的女将领。

对于自己的历史，张琴秋很坦然，她也去转着看了看贴出的大字报，回来后对她的秘书铁英萼说，老铁，你和我在一起工作了许多年，我从来也没向你谈到过我的历史，这不是保密，而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可谈的，都是过去了的事情嘛。现在赶上了这场运动，要重新审查我的历史，我就说给你听听吧。一方面，你对我也该有个全面的了解，同时，也请你帮我分析分析，提高我对自己过去的认识。

铁英萼却坚决地摇着头，说，不，张部长，您千万不要对我说什么。现在他们都已经说我是“保皇派”了。不检举揭发您的问题，我是确实不知道，不知道就没什么可检举的。但是，如果您一旦对我说了，我不是就知道了吗?那样的话，对您、对我都不利，也许会给您惹来更多麻烦的。您还是一如既往，不要对我说吧。张琴秋理解铁英萼的好心，她和蔼地笑了，铁英萼报以苦笑，彼此算是一种特殊的交流。

进驻到纺织工业部的首席军代表已经签发了查阅张琴秋人事档案的报告，张琴秋专案组也成立起来。专案组立即就在从张琴秋家抄来的私人信件里获得了“重大突破”。所谓突破，是丈夫苏井观当年在世时写给张琴秋的一封信，信里提到在西柏坡附近见到了朱老总、康克清、刘少奇和傅钟、安子文等，说他们在攀谈中提到了张琴秋。而且刘少奇说，这几年对琴秋不起，没有给她固定的工作，有些同志以为四方面军的错误（不是全部）要由她负责，她怎么能负这个责！信中还说，少奇同志说了，琴秋同志在我们党内女同志中是很能够做工作的，以后要给她一定的任务。

苏井观的这封信距离现在已经18年过去了，当时张琴秋心里着实有过一番感动。解放后她担任了纺织工业部的领导职务，她很感激党中央的关怀，惟一的报答就是下决心把工作做好。苏井观去世后，张琴秋就把他曾经写给她的一共50多封信件小心翼翼地捆扎起来，束之高阁，不是为了忘却，而是要把彼此间的相亲相爱持久地保存起来。没想到，这爱神的羽箭，眼下却被人涂抹上一层毒汁，弯弓反射，射向了张琴秋的心间。

纺织工业部机关一时气氛肃杀，人人噤若寒蝉，墙上到处刷满了巨型标语： 张琴秋是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得力干将！ 张琴秋是刘少奇在纺织工业部的忠实代理人！坚决打倒大叛徒、修正主义分子张琴秋，叫她永世不得翻身！

张琴秋被粗暴地一次次推到批斗会上去。

专案组成员们一个个摩拳擦掌，在他们对部里一些老革命的分析排队中凭直觉感到张琴秋最有搞头。他们抑制不住热血沸腾，激情满怀，什么事情都敢想，什么话都敢说，批斗会上，他们带头高呼一阵口号之后，当众问了张琴秋一个令她哭笑不得的问题：你和刘少奇是什么关系?接下来便是一片声讨，造反派纷纷上阵，既像是要向群众交底，又像是质问张琴秋本人：张琴秋，你早期追随王明，随后又追随张国焘，可见你也是个典型的、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分子，这其中有着极其深刻的阶级根源。当年西路军战败河西，那么多女战士舍身保洁，牺牲了生命，你当时在女兵里是个最大的官，怎么就能毫发未损?张琴秋，老实交代，你是凭什么苟且偷生，保全了自己的这条狗命的?

张琴秋，你明明是地主出身，偏说自己是破落地主，什么叫破落地主?说说你是怎么混进革命队伍的?混进来的居心何在? 张琴秋还是个坏女人，她生活腐朽，作风轻浮，革命战争年代那么艰苦的环境，多少人流血和牺牲，她居然先后嫁了三个男人。

此时的张琴秋已年过花甲，她看着台上台下批斗她的那些人，一个个对她义愤填膺地挥舞着拳头，表露出对她的极大愤慨和厌恶，她只有保持着沉默，许多问题，她感到无从说起。对于这般岁数的年轻人，她感到自己生活的年代和他们相距得实在太久远，一时半会儿她又如何能说清楚自己。她只能说自己经历得太多，历史上的事情太复杂。

这样一想，她心里突然涌上一股很慈祥的感情来，她甚至想招呼这些造反派一声“孩子们”。她从和他们差不多年岁就走上革命道路，几十年来腥风血雨，有过付出，有过伤痛，有过牺牲，也有过委屈，但她从来没有后悔过。有幸还是不幸，让后人去评说吧，她不愿对“孩子们”作任何叙述，更何况是在这样的场合。

可是没有谁能准确揣度到张琴秋此时此刻的心理，她缄口不语的态度，只能更加激怒视她为敌的那些人们，接下来便是一阵紧似一阵的口号声： 张琴秋必须老实交代！坦白从宽，抗拒从严，顽抗到底，死路一条！

1968年4月4日，张琴秋被实行“监护”关押。其案属重案要案，中央为此成立了专案组，在康生等人的直接授意下立案。

1950年代的中国，工作笔记本的扉页上通常都印有毛主席肖像。然而，张琴秋那本笔记本的毛主席肖像上方赫然写着8个大字：夜郎自大，好大喜功。

专案组的头头当时一见，紧张、窃喜：她张琴秋反对毛主席仇视毛主席的险恶用心，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张琴秋坦然说，那就是她亲手所写，记得是一次内部传达毛主席讲话，这8个字是讲话中的内容，她认为讲得很好，对工作很有警示意义和教育意义，当时就飞快地记了下来，作为随时提醒自己的座右铭。写在毛主席像的上方，是为了一目了然，一见到本子就能看见。再说，当时真的一点也没有和毛主席肖像联系起来。

专案组说她狡辩：“这明明就是攻击伟大领袖，借机发泄你对毛主席的不满！”对此穷追不舍。

1968年4月20日下午，中央专案组的5个人提审张琴秋。他们说，你仗着工作之便，把我国纺织工业部的统计资料拿去给在部里工作的苏联专家看，难道你不知道统计资料有保密性质？你的行为本身，就有里通外国之嫌疑！

张琴秋通晓俄语，所以曾一度分管纺织工业部的苏联专家方面的工作。可那时，我们对苏联没有秘密，这是当时的外交政策。毛主席在1958年的一次和苏联驻华大使尤金的谈话中，就曾这样说：“我们对你们没有秘密。我们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你们都知道，你们有1000多个专家在我们这里工作，我们相信你们，因为你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列宁的后代。”所以毛主席的这番话成了我们各部门工作的指南。张琴秋平静地回答。

中央专案组的人却说，你这是拉大旗做虎皮，推卸自己的责任。

专案组又要张琴秋回答和王明、陈昌浩、杨之华等人的交往情况，说这几个人都和苏修曾经过从甚密。张琴秋想，这些关系其实都很明了，组织上也早有掌握。她和王明是苏联中山大学的同学，谈不上多少私人交情。和陈昌浩曾经是夫妻，但早在延安他去了苏联另组建家庭后，就已经宣告结束。杨之华是瞿秋白的夫人，她和张琴秋学生时代就在上海相识，保持了近半个世纪的革命友谊。

他们突然话锋一转，问张琴秋，你认不认识克雷莫夫？张琴秋感到诧异，回答说认识，可也同样并没有多少交往。克雷莫夫是个中国人，原名郭肇堂，是张琴秋在上海大学时的同学，又都是浙江同乡。在上海大学期间，郭肇堂和沈泽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之后在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又继续和沈泽民在一起，还和张闻天、王稼祥等是同学。

毕业后，郭肇堂没有回国，苏联那时候也经常留用中国留学生。以后，郭肇堂和一位有着波兰血统的姑娘结了婚，加入了苏联国籍。谁能想到，1938年苏共为了排除异己，搞“大肃反”，郭肇堂被以“国际间谍”的罪名逮捕，无端发配到北极煤矿服了17年苦役，直到1954年才平反获释，回到莫斯科，任苏联科学院高级研究员。

专案组的人继续问，那么，这么些年，你和这个人都有些什么更深的往来？张琴秋说，没有。他蒙冤那么些年，失去了人身自由，哪还能有什么来往呢？

在1957年，你们曾见过面，这是事实吧，怎么可以推脱得那么干净？

见张琴秋无言，专案组的人直截了当地说，别的暂且不谈，就说说你们1957年的那一次见面吧。

1957年，郭肇堂确是回来过一次，那是周恩来总理的私人邀请，他携妻女回国。他见到了张闻天，自然就想到沈泽民，可沈泽民早已魂归大别山，于是他就提出要见见沈泽民的遗孀张琴秋，周总理应允了。张琴秋是在青岛接待郭肇堂的，当时她正在那里疗养。久别重逢，彼此既亲密又都有几分陌生，当然，还是免不了说了许多话，内容无外乎各自的经历、见闻。当时，苏井观（张琴秋的丈夫）在场，在场的还有女儿玛娅、女婿刘钟郇，张琴秋还用俄语同郭肇堂的妻子女儿进行了交谈。

专案组的人穷追不舍，追问谈话涉及了哪些政治内容。张琴秋说，基本是叙旧，老朋友多年不见，有许多话要说，哪顾得上什么政治。

张琴秋，你的态度很有问题，别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才来问你，告诉你，对你的问题，我们早就了如指掌，来问你是为了给你一个机会。你的俄语说得极好，早在苏联中山大学时，你就是优等生，照片张贴在校园中央的橱窗里。克雷莫夫是有名的国际间谍，谁会相信一个国际间谍回国找一个精通俄语的人，仅仅是探亲访友？骗鬼去吧，你们之间相互勾结，里通外国！

不可能。我没有……

当专案组的人把里通外国这个罪名强加在张琴秋身上时，张琴秋真是有口难辩了。她知道这个罪名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

最后，他们要求张琴秋写出书面交待材料，要彻底讲清楚写那8个字的思想根源和心理动机。还有，你在西路军被俘后的情况。

见张琴秋闹不清这句话的意思，他们进一步挑明：你被俘之后，有骨气的女兵都被杀害了，唯独你被人救了出来，这是什么缘故，你难道不清楚吗？和你一起从西宁逃出来的还有两个女的，她们有人揭发你，在西宁就和国民党有不正当的关系。

张琴秋说：在西宁我就没有和敌人接触过。专案组的人说：敢说没有接触过吗？有个叫李晓钟的，我想你不会忘记吧！他不是敌人是什么？你要交待你和李晓钟的见不得人的关系，不要怕丑，要详详细细地写出来。

张琴秋分辩：延安审干时，中央对这段历史作了结论，肯定我“大节是好的”。

大节是好的不等于小节也是好的，你和那个李晓钟的关系，能说是“小节”吗？！另外，还有就是和王明、陈昌浩、克雷莫夫及苏联共产党的关系。最后强调：中央这次对你的问题是很有决心的，不达目的，决不会收兵。张琴秋一言没发。

1968年4月21日是个星期天，整个纺织工业部大楼悄然寂静，除了张琴秋和轮流值班的看守，大楼里空荡荡的。

张琴秋有家难回，在351号房间里寂然枯坐。她眼圈青黑，对着桌上一叠稿纸发呆。她实在再也想不起来还能坦白出什么新鲜东西，而坦白不出来，两级专案组又如何能放她过关呢?

她和看守人员一同去打了开水，又认真地洗刷了自己房间的地板。看守她的人觉得张琴秋那天的表现很奇怪，她请求他们替她去买糖果，糖果买回来了，却有见她动一粒。她显得烦躁不安，一会儿在屋子里来回踱步，一会儿若有所思眼望窗外，一会儿，又在抽屉里不停地翻找什么。一个看管人员进来问她是不是有什么事，她答非所问，说，没什么，什么事儿也没有，我不会害你们的。 　

晚上，张琴秋又似乎很有说话的欲望，她对着看守说呀说呀，她说她明明记得那八个大字就是一次内部讲话中的内容，她就随手记了下来，其实只要动手查一查，是一定可以找到那份讲话的，为什么没人去做这个工作呢?就是繁琐一些，并不难，而这却关系到一个人的政治生命呀，不该那么潦草从事的。谁又会把这几个字同下面的毛主席像联系在一起呢？她从来也没有反对毛主席的心思。

再退一万步说，即使有什么不测之心，能把那八个字写在那么个位置吗?在那儿写那八个字又能达到什么目的呢?她又说到王明和克雷莫夫，还是她和专案组的人已经说过的那些话，没有别的内容。她说她从学生时代起就从事革命工作，错误在所难免，可她对党的耿耿忠心，苍天可鉴。

再说到西路军兵败河西的时候，张琴秋的情绪激动起来，她说有多少同志牺牲了，特别是那些女战士，都很年轻，只有少数几个快上了30岁，小的只有十一二岁，最小的才9岁。牺牲了的，还被敌人将浑身剥得一丝不挂，有的被割去……有的……真是太惨了、太惨了。回到延安的是极个别的。张琴秋还说，想想她们，她很知足，自己有幸活到了今天。特别是解放后，她经常在夜里想起那些姐妹们，想起她们就只想拼命地工作，她是想替她们多干点什么，因为她的生命是替她们在活着。

张琴秋那晚的话说得很动情，脸色泛红，眼里不时有泪光在闪烁，她沉浸在对往事和故人的追怀之中。看管人员从来没见过张琴秋这般模样，加上西路军女战士的悲壮，看管人员也受到感染。她们劝张琴秋早点歇息，说今天是星期天，材料可以明天再写。

10点40分左右，张琴秋服下了一粒安眠药，很长一段时间了，张琴秋的睡眠必须靠药物才能维持。看守她的人破例没有像往常那样锁上她的房门，这不知是疏忽，还是有意要在极度的严酷之中给这个不幸的老人一丝人间温情。

意想不到的事却猝不及防地发生了。

第二天凌晨，看守人员醒来后惊异地发现351号房间空空如也，张琴秋不见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两个看管人员急忙楼上楼下分头去找，直到发现张琴秋横躺在大楼西侧墙根的水泥地上。她们连忙奔过去，喊了几声，没有回应，上去推推，身体已经僵硬，张琴秋不知何时就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去了。这一天的日历上写着：1968年4月22日。北方的春天，正悄悄然地大幅度地拉开了序幕。

她们立刻报告了中央专案组。然后，公安来了，法医来了，尸检报告是这样的：尸体头南脚北，侧身下去，右臂先着地。骨折，大骨折已穿到衣外。面色苍白，下侧有红斑。口唇青紫，口腔出血。

中央专案组又随公安和法医一起在楼内进行了勘察，最后从363号男厕所窗户上灰尘的痕迹和张琴秋下落的地面位置推测，张琴秋就是由此处坠楼身亡。同时作出结论，属自杀。

这一点也从张琴秋留下的那份还没有上交的思想汇报里找到了注脚，上面写道：“交不出思想，谁也不会相信，结果还是不老实，死顽固。怎么办?这样只剩下一条路了。”然而，最后这一句话那最末一个字又被重重地划了出去，那划出的形状直如一袭蓝色的瀑布，扑下了万丈悬崖。

谁也无权责怪张琴秋竟是如此草率地了结了自己，其实就连她自己也曾不止一次对家人和朋友乐观地表示过，她不会轻视生命。然而她最终还是作出了如此选择，她有自己的苦衷，自己的隐痛，也包含着她的不屈，她的刚正。

就在她从六楼的窗口纵身朝下的那一瞬间，襟怀里有着不可名状的悲哀，有着难以忍受的伤心，或许，还有着极其痛快的淋漓与酣畅，正像巨大瀑布从万丈悬崖飞扑而下时那样，这是为求得自由所做的最后一搏。由此往后，她将到达另一重天地另一重境界，在那里，她将不再受到这样那样是是非非的纠缠。

1986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解放军将领传》介绍了张琴秋，称她为没有军衔的红军将领。权威的《中国军事大百科全书》认定张琴秋是红军时期唯一能带兵打仗的女将领。

1904年11月，张琴秋出生于浙江省桐乡县，自幼受到良好教育，她曾考取南京美术专科学校和上海大学，结识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瞿秋白、沈泽民、杨之华等，1924年10月加入了共产党。沈泽民是著名作家沈雁冰（茅盾）的弟弟，是张琴秋革命的引路人，也是她的第一任丈夫。1925年11月在党组织安排下，张琴秋与张闻天、王稼祥、伍修权等人远赴苏联，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次年春，沈泽民随刘少奇来到苏联出席国际职工大会后，留在了中山大学。1930年4月在周恩来安排下，沈泽民、张琴秋返回国内。1931年5月，他们被中央派往鄂豫皖苏区，沈泽民担任苏区省委书记，张琴秋担任苏区澎（湃）杨（殷）军校政治部主任。每天一早军号响起，她总是第一个来到操场，腰束皮带，斜挂短枪，格外英姿飒爽。她组建了红四方面军剧团，教队员们跳苏联海军舞和乌克兰舞，为大家上文化课，她亲自登台演出，把政治宣传工作搞得轰轰烈烈。

鄂豫皖苏区和红军的发展，引起蒋介石政府极大恐慌，他们调集重兵多次对根据地实施“围剿”，张琴秋亲临战场指挥。苏区领导决定率红军主力跳出鄂豫皖，越过平汉线，伺机歼敌后再返回根据地。沈泽民没有随部队撤离，他是苏区省委书记，坚持留下来开展斗争。终因环境艰苦，缺医少药，操劳过度，肺病复发，又染上疟疾，最后竟在主力转移后的1933年11月20日病逝。

张琴秋与沈泽民新婚合影

中央苏区将苏维埃大学更名为“国立沈泽民苏维埃大学”。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主力向西转移，建立了川陕革命根据地。转战途中在小河口召开会议，张琴秋被任命为红四方面军总政治部主任，从此她成为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张琴秋为人正直，襟怀坦荡，为给张国焘提意见的同志们仗义直言，盛怒之下，张国焘把她降职调任红四方面军总医院政治部主任。有一次，川军一个团从小路包抄到医院附近，当时张琴秋身边只有没有经过训练的妇女营500人和医院保卫科十几名男战士。她临危不惧，沉着指挥，利用高山峡谷地形，形成包围阵，把敌人全部引进山谷，然后卡住两头，又命令战士对包围着的敌人喊话，敌方军心大乱，敌团长恼怒至极，用机枪扫射士兵逼迫他们进攻，激起士兵反戈，张琴秋抓住时机带领妇女营冲下山，将川军一个团几千人全部缴械。《红军报》记载了“五百农妇缴一个团”的消息，国民党报刊也把张琴秋说成“会说五国文字，能文能武，上马能打枪，下马能写文章的女匪首”。红四方面军用两年多时间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同时还不断粉碎国民党军队的进剿。

遵义会议后，党中央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来急电，令其全力西渡嘉陵江，牵制川军，配合中央红军北上。四方面军同志深知“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在总指挥徐向前率领下冲破国民党的封锁线，挺进嘉陵江，用一往无前的精神强渡嘉陵江，进军川西北，在付出巨大牺牲后实现了红一、四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两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张国焘见中央红军仅剩万余人，竟野心膨胀。他先是反对中央北上的决定，执意南下西康，造成红军队伍的分裂。毛主席和中央红军单独北上，而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在南下受挫的情况下，不得不再次北上，使许多红军战士几过雪山、草地，蒙受重大损失。此时，张琴秋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里众多红军将领中唯一的女性委员。

1936年7月，张琴秋与红四方面军总政委陈昌浩结婚。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四方面军总部奉中央军委的命令：第五、第九、第三十军以及骑兵师妇女独立团组成西路军，转战河西创建河西根据地和打通国际道路，陈昌浩担任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徐向前任西路军总指挥，张琴秋任西路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这是一次悲壮的历程，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没有援军，没有给养，没有医药，更没有兵力补充。队伍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下，遇到武器装备、人员实力远超西路军数十倍的凶恶的“马家悍匪”。在零下30多度的冰天雪地里浴血奋战了4个月，西路军遭受重大损失，2万多红军战士几乎全部战死。许多军长、师长和政委们都战斗到弹尽粮绝，壮烈牺牲。马匪还将他们剥皮点了天灯，许多红军领导的头颅被敌人割下，挂在城墙上，烈士们的鲜血染红了祁连山和河西走廊。

几十年后，当亲历西路军战斗的共和国主席李先念、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在他们最后的遗嘱中留下了同样的要求，把他们骨灰的一部分，一定要洒在河西走廊祁连山上，以此怀念在那里牺牲的革命战友。

张琴秋经历了西路军悲惨的全过程，特别是在敌人疯狂追击的时候，她在冰天雪地里生下她和陈昌浩唯一的儿子。那一夜，天黑得像浓墨一般，远处敌人的帐篷影影绰绰，大家屏住呼吸，不说话，不咳嗽，不发出任何声响，仍被敌人察觉了，敌骑兵快速包抄上来。张琴秋腹痛剧烈不止，她禁不住发出压抑着的低低的呻吟，血水已经浸透了马鞍。鏖战在即，秦基伟指挥着部队，命令就地还击。警卫员立刻扶张琴秋下马，来到一个尚能避风的土堆后面，几个战士赶紧扯开背包，拉开被子，四面一围，远处，厮杀声不绝于耳，这里竟有个小生命正迫不及待地要降生下来。突围前最担心的事情终于出现了，这是在战场呀，这孩子的降生是多么不合时宜啊。张琴秋忍着剧烈疼痛，翻身骑上马，血水顺着她的裤腿直流，警卫战士脱下衣服包住了这个刚刚出生的男婴，危急时刻，只好把这个襁褓中的小生命留在了雪地上。西路军政治部主任李卓然回忆说：走了好远还能听到孩子在雪地里的哭声。啊！这就是战争，这就是历史，让我们永远记住这段历史，共和国的开拓者为了祖国的解放，他们历尽了苦难！

西路军兵败，张琴秋在弹尽粮绝下被俘，她化名为苟秀英在女战士们的掩护下与敌人斗智斗勇，敌人把她押送南京。此时中国的全面抗战已经开始，参加国共谈判的周恩来多次与国民党交涉，终于将张琴秋等一批干部营救出来。1937年10月，历经劫难的张琴秋回到了延安。一年后，陈昌浩几经辗转来到延安，张琴秋细心地照料着这位病魔缠身的红军指挥员与前妻刘秀贞生下的孩子陈祖涛。1939年夏，陈昌浩父子随周恩来去苏联治病，这一走就是多年，两人的婚姻也走到尽头。1943年，经中央组织部批准，张琴秋与她在四方面军的老战友苏井观结婚。1947年7月，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回到延安后，专门宴请他们，向他们祝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张琴秋担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20世纪50年代的纺织工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部门，张琴秋因精通俄语，在和苏联专家交往中如鱼得水，被人们称为部长翻译。张琴秋为新中国的纺织工业呕心沥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革”中，因张琴秋曾是陈昌浩的妻子，以及在西路军被俘等问题上遭受到残酷审讯，1968年4月22日，这位坚强的红军女将，在十年浩劫中含冤去世，终年64岁。她就像一颗流星拖着明亮的长线，坠入初露的晨曦之中，她用生命捍卫了最后的尊严。

来源：新三届、方志四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