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银河：永失我爱
人最不能忍受的是光阴虚度，所以坐牢最大的痛苦恐怕不是其他，而是虚度光阴。有个设在小岛上的监狱让犯人每天从岛的一头挑水，长途跋涉，走到岛的另一头，把水倒回海里，做这样无意义的事可以把人逼疯，就是因为它极度强化了人光阴虚度、生命虚掷的感觉。
小波写到插队生活时也有这样的感触：每天看着落日，想到自己的生命竟然这样白白地度过，不禁悲从中来，不可断绝。我们这一代人全都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们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虚掷在草原、沙漠、边陲、荒野。我们做的大部分事情没有什么意义，仅仅在虚耗生命。
有一次，我和小波谈到我们这一代人与前辈、后辈之区别，结论是：我们曾经经历过真正的绝望。老一辈人意气风发，参加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经历大时代的洗礼，改变了中国，改变了世界；小一辈人吃香喝辣，高枕无忧，可以一辈子沉浸在欢乐的小时代，过他们甜蜜的小日子。唯独我们这一代人，生命中一度除了粗笨的体力劳动，就只剩无处宣泄的生命中最高尚的冲动。就是这种感觉。
从社会的角度来看，如果一种制度、一个时代、一种社会安排，令人没有选择的余地，不能按照自己的内心冲动去实现自己的人生，过自己想过的生活，那种制度、那个时代、那种安排就是最糟糕的。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如果没有按照自己心向往之的方式去生活，做自己最喜欢做的事，只是按照他人或社会的安排去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情，那就是生命的虚掷，是令人最难以忍受的活法。
三八节那天，去参加一个小型的讲演会，一个负责接我到会场的“90 后”小女孩笑眯眯地问我：“李老师，你知道你现在多有名吗？”我说：“不知道。”其实我心里还是知道一点儿的，只是不愿承认。
不愿承认有几个原因。
首先，我对自己的出名一直有些纳闷。如果说是因为我所做的研究，我的研究倒确实做得中规中矩，是严格按照在美国留学六年的基本训练做的。记得刚回国时，我在北大社会学系当老师，带着学生去保定做一个入户调查项目。别的老师大都止于研究设计、督促和检查，我却跟学生一起敲门入户访谈，因为心里对做的事有虔诚感、敬业感，甚至有一点点神圣感。几十年做下来，着作等身，但那毕竟是学院派的专业工作，该不着出名的——虽然我已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最高专业职称（二级研究员，没有一级），专业上比我做得好的人不少，出名的不该是我。
如果说是因为我研究的领域比较吸引公众关注，那倒是一个可能的原因。我的研究领域其实是三个——家庭、性别和性，但是公众并不关注前两个，只关心第三个。原因是在性的领域，社会禁忌颇为严重，基本属于研究禁区和死角，突然间有人对此做了研究，每说一句话都使社会的神经备受刺激。
如果说是因为王小波，那应当也是部分原因。王小波只有一个，偏偏又是我的丈夫。喜欢王小波的人，男的会出于好奇顺带看看他老婆是什么人；女的则想取而代之，心中打翻醋瓶。而且我和小波的关系有点儿特殊，我们当初的爱情故事有点儿像男人版的灰姑娘童话，不是英雄救美，而是美救英雄。也许正因为这样，我们的爱情故事更有看头也说不定。
其次，我希望对名望这件事保持冷静看法。名望的好处是有一些话语权，说话有人能听到，总比没人听到要好些；说话有人响应，总比没人响应要好些。除此之外，有了名望稿费也高些。但是，名望这东西是柄双刃剑，有利也有弊。
它的弊就是容易搞得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做不到实至名归，被人贬，被人骂，有时候被人贬低到自己的实际水平之下，也很不爽。
不能说我没有一点儿虚荣心，但是我知道虚荣心是坏东西，不是好东西。所有的名望，无论多么实至名归，在地球热寂之后都会灰飞烟灭。一切富贵荣华都是过眼云烟。认识不到这一点，就不但容易变成一个虚荣的人，而且会成为小丑，沦为公众的笑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