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青山 || 编写出版《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重要意义
闫建琪，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室务委员、秘书长，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常务理事，编审
众所周知，编撰党史书是一项责任重大的系统工程。《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29卷本，历经15年的辛勤耕耘终于问世了。我参与了1942、1943、1949年三卷书稿的审读。体会比较深的是，编年史体裁的党史书，要达到政治性、权威性、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与生动性于一体，要体现出“重要、典型、鲜活、平衡”的原则，这些要求是很高的。过去编辑这类型党史书，主要提供党史学界、思想理论界、高校相关专业师生研读，受众面比较窄。而这次出版《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是为全党全社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提供权威读本，让正确的党史观得到范围更广更深入的传播，特别让广大青年通过阅读，增强正确的历史记忆，坚定历史自信。故此，在确保政治导向正确、史实准确的同时，还要力求鲜活生动可读性强，才会吸引更多的读者阅读，才会有更为广泛的影响力。要达到这个目的绝非易事，其中最难的就是，要把史料选材的准确性、学术观点的严肃性与记述文字的生动性、内容丰富的可读性有机融为一体。可喜的是，这部党的编年史在既有的编辑规范基础上，有所突破，有所创新，基本达到了这个要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沿着党史发展的主题主线脉络，在每个时段抓住重点，重大事件不遗漏的前提下，为党史重要人物特别是“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单独写条目。例如，1943年9月27日陈潭秋、毛泽民被杀害，即在这个日期为两位先烈专门写了两段生平简介。这是其他类型党史书籍没有过的写法。读后令人印象深刻，肃然起敬。
二是，从党中央批准的党史军史、党的文献集、老一辈革命家的著作集和他们的年谱传记等权威版本中摘取的各个时段党的战略决策、思想理论观点等，基本都是最主要、最精华的部分。论断不仅思想深邃、意义深远，而且大都文采飞扬、语言生动，使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有所感悟。
例如，1942年卷2月15日至17日条目，记述的是毛泽东参观讽刺画展后，约华君武等同志谈话。条目最后落到毛泽东从正确对待人民群众缺点的视角谈漫画。他说：“这样的漫画，在鲁艺内部是可以画的，也可以展出，而且可以画得尖锐一些。如果发表在全国性的报上，那就要慎重，因为影响更大。对人民的缺点不要老是讽刺，对人民要鼓励。对人民的缺点不要冷嘲，不要冷眼旁观，要热讽。鲁迅的杂文集叫《热风》，态度就很好。”这段谈话语气平和，展现出毛泽东尊重艺术和对人民谦逊恭敬的态度，现在读起来仍然让人心里很温暖。这样的写法，见人见事、细节生动、可读性强。
1943年正是我们党整风进入高潮阶段，也是我们党风发生根本性变化的重要阶段。所摘录的毛泽东等领导人的论述，既非常深刻又很鲜活生动，该卷6月6日条目，毛泽东在给彭德怀的电报中说：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那怎么理解党性呢？毛泽东关于党性的论述有很多。1942年3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博古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在会上发言中说：党报要反映群众，执行党的政策。党性是一种科学，是阶级性的彻底表现，是代表党的利益的，无论什么消息都要想想是否对党有利益。寥寥数语，就点明了学风、党风、党性的本质属性和它们之间的关系。
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件大事。1943年卷摘录了邓小平6月5日在太行分局和一二九师直属机关召开的干部大会上作报告的一段内容。邓小平有针对性地说：中国共产党的产生是中国革命本身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没有共产国际，中国党仍然要产生。任何革命不是能输出与输入的，没有各国的政治经济的发展条件，任何的输入都不能产生革命运动，这从我党的发展历史中可以找到确据。我们的几十万党员，几十万军队从哪里来的？是共产国际输入的吗？中国共产党如不适合中国，怎能创造这些力量？正因为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与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命运息息相关，因此，它才能创建与发展力量。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一定要运用于实际，才能表现力量。这些掷地有声的论断，阐明了马克思主义、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阐明了中国共产党产生的决定性条件和发展壮大的历史必然性。这些论断，直到今天仍是我们批驳诬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是“舶来品”谬论的有力思想武器。
翻开1949年卷2月1日条目，记述到达解放区的56位民主人士致电毛泽东、朱德，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电报指出：“我人民解放大军，乃人民之武力，革命之先锋”，“近者锦沈大捷，使东北全部解放；淮海大捷，使京沪彻底动摇；而津沽大捷，尤使北平古都兵不血刃而告光复。武功彪炳，空前未有。革命完成，指日可待。”表示希望彻底扫除蒋美反动势力，各人“愿竭力追随，加紧团结，为中国之建设奋斗到底。”这封电报字字珠玑，句句属实，充溢着浓厚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气息，更洋溢着期盼彻底扫除蒋美反动势力，追随共产党建设新中国的激情。这篇文采飞扬的电文也是第一次收入党史书。读者从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到，三大战役的胜利让民主人士何等的欢欣鼓舞、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何等的成功，人民解放战争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何等的波澜壮阔。
三是，在坚持编年体编写规范的同时，不是绝对按时间顺序一条一条地记述，而是适当采用纪事本末体的写法，将一些不宜按时间顺序断开记述的重要事件，包括某一时段历史背景的交代，按照其内在的逻辑关联，采用综合归纳“打包”编写。例如，每一条目开头均有一个精当的引段句，每年度首条目引段句后均对本年度面对的国际国内、党内党外形势有一个简略背景交代。这种写法，让读者读起来感觉内容丰富，不枯燥，全书时起时伏的节奏感和历史感比较强。这样处理自然增强了鲜活生动可读性，成为这部党史书的一个特色。
宋月红 | 以丰厚史料和纪事本末透视历史深处
《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编纂出版，是党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喜事，对国史学界是极大激励、鼓舞和引导，有助于推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编年史》坚持唯物史观和正确党史观，集中围绕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深入融合党的思想理论史与实践奋斗史，逐年逐月乃至逐日深度挖掘整理编纂史料，并以编年体辅之以纪传体、纪事本末体为体裁体例，具体、历史地系统性、贯通性研究编纂党的历史发展的背景条件、阶段性内涵与人事物之间的关系、地位、作用和意义，进而从历史发生和发展的立足点、出发点和着力点透视相应历史深处，反映和揭示中国共产党是什么、要干什么这一根本问题。
一、《编年史》史料来源丰富，视野宏阔、翔实可靠。史料是编纂历史的基石，以年为单元编纂历史，就意味着挖掘整理史料要落实到历史的具体时间、具体事物和具体情节，而且要把纷繁复杂的史料统一到一定的历史发展逻辑上来，做到阶段性与连续性相统一。《编年史》从大历史观考察党成立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条件，上溯到辛亥革命爆发，以年月为时序，把党的成立放在了历史与时代、国际与国内相结合的条件下加以观照，由此挖掘、考述党成立的思想基础、组织准备，并为编纂其后党的历史发展作了铺垫和导引。《编年史》以大事、要事和重点人物的思想与活动为基本线索，同时所用史料覆盖到了一定历史发展阶段的基本面貌与特点，力求做到从整体上反映党史。《编年史》尽管是以编年为体裁反映党史，但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大事记或大事纪要，更不是史料汇编汇集，而是将其所编纂的史料连接贯通起来，就是一部波澜壮阔、丰富多彩和鲜活生动的党史，而且具体深入到相应历史事实的具体环节、内在结构与机理之中，与党史已有基本读本关于党史的叙事体系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二、《编年史》秉承“孤证不立”原则，依据充分、考述精当。立纲立条是历史编纂成功与否的重要法宝。在以什么立纲、能否和怎样立条上，《编年史》充分依据来自中央与地方、区域与境外等方面的权威史料，并尽可能运用档案、文献、回忆、实物等进行多角度考释、补正。如《编年史》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立为重要一条，不仅突出了党的成立在党史上的开天辟地的里程碑地位，而且历史地、鲜活地反映了党的创建特别是陈独秀、李大钊的历史地位与贡献。该条从总体上阐述了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概括总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先驱者的建党思想发展，并将之落脚于1920年2月李大钊在护送陈独秀离京途中商讨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以及结合此后二者通信和在北方与南方从事筹备建党情况，同时，以赵世炎的笔记和高一涵的演讲作为补正。由此，该条抽象与具象、宏观与微观相结合，依据《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国共产党上海历史》《共产主义小组》和有关文集等权威记载，从思想认识与史实史事的相互联系和印证上，全方位、多角度地得出“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客观实在性和历史必然性。这一研究编纂做法在《编年史》中普遍运用，并结合具体历史问题、史料问题加以丰富发展，使得立纲立条真实有据、科学合理，由此确保了《编年史》是一部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党史、信史、正史。
三、《编年史》编纂规范，立题鲜明、系统集成。主题设置、条目撰写是历史编纂的基本内容。《编年史》遵照“重要”“典型”“鲜活”“平衡”的原则，确定编纂的要素、内容和特色。每一条目都以引段句概括该条的历史主题，从史料中观照和提炼历史的核心内涵与要义，历史与逻辑相统一。各条主题明确，不面面俱到；详略得当，不照搬材料。特别是每年度首条目引段句后，均对本年度党所处历史发展阶段、国内外形势作出阐明，反映和揭示党面对的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从而把历史发展的阶段性与连续性统一起来，体现出科学认识和研究党史的辩证法。《编年史》的一大特色在于纪事本末体的适当运用。历史发展是历史的合力所为，也往往是复杂的和长时段的。《编年史》适当运用纪事本末体，以此前、本月本日和此后，乃至新中国成立以后的有关史料等加以记述。《编年史》还适当合并“打包”，如关于近现代史上发生的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党的一大召开，关于党的七大召开，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筹建新中国等，以此深入记述整个历史发展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深刻阐明其历史地位、意义与深远影响。同时，还以纪传体，如关于党的一大代表，关于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简要记述了有关历史人物的生平业绩。《编年史》见人见事见物，更见历史和时代精神。
总之，《编年史》是一部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基本读本的史料学、编纂学著作和工具书，是一本学习贯彻《党史学习教育工作条例》的重要载体和参考教材。党史研究编纂和国史研究编纂紧密联系、相互结合，彼此学科体系相通相融合。深入学习研究这部《编年史》，有利于丰富发展国史研究编纂的理论与方法，推动加强党史、新中国史研究共同繁荣发展，为国家写史，为人民立传，为时代明德，知史爱党、知史爱国。
（作者：宋月红，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王毅 | 亦道亦学的集大成之作
感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对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的信任。在和贵院写作班子的交流中，我们感受到一部高水平巨作诞生背后的坚持与艰辛。
称之为高水平巨作，在于本部《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在编年体党史著作中的独特地位。编年体的党史书，新中国成立前就已产生，比如1948年大众书店的《中国共产党年表》。这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一贯的历史自觉。新中国成立后多有尝试，也有一些成果。
深入去看已有的编年史，或囿于篇幅，体例不算工整；或限于资料，记述不那么完整。对比而言，本部编年史就有了独特价值。体裁上，以时间为线进行串连，按年设卷，每月成章，逐日记事；记述上，条目多，记事详，内容广，分量大。从严格意义上的编年体党史著作来说，本部编年史在延续传统写作基础上实现了创新和突破。
除了体裁创新，内容也有创新，特别表现在政治性上。结合我的研究方向以及对1924年卷前编年史的重点阅读，有这么几点感受。
第一，本部编年史用一种具体的方式讲政治。以编年史记录党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本身就是一种具体的讲政治。细察下去，编年史中很多观点也在无声地讲政治。比如写作从1921年往前延伸至辛亥革命，体现了毛泽东关于党史研究的要求，即党史研究从辛亥革命讲起。又比如五四运动的评述，印证了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断。寓论于史，是为具体的讲政治。
第二，本部编年史用一种客观的方式讲政治。坚持成长眼光，解读历史人物。以毛泽东为例，从一师学习开始写，展现了他对辛亥革命等重大事件的参与，重点记录了新文化运动中他对各种思想的实验。正是在不断的自我检视、自我改造中，走向了革命。这样的记录也体现在恽代英、周恩来、朱德、夏明翰等早期共产党人身上。没有人生而伟大。客观真实记录下，毛泽东等历史人物更加鲜活。在犹疑彷徨中实现自我成长，可以让读者共情。共情生出理解，理解产生爱戴。阅读早期共产党人的成长史，读者可以实现情感升华进而产生政治认同。
第三，本部编年史用一种高明的方式讲政治。比如编年史只字未提历史虚无主义，却巧妙纠正“输出革命”等错误观点。一方面客观呈现共产国际的帮助，另一方面更客观呈现中国先进分子在多种历史可能性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必然，这期间有从改良走向革命的必然，有在形形色色思想中坚定马克思主义的必然，由此说明共产党成立是水到渠成，是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使然。又比如编年史讲共产党成立后，进行了很多尝试，借军阀做工运，支持和参加教育救国、民权同盟等改良运动。种种实践后，认清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开始国共合作，推进国民革命。借支流展现选择不易，于多种可能中彰显主流本质，精巧地讲政治。
这是我读后的粗浅感受，编年史在体裁上、政治性上，都有独到之处。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是一部极具现实政治性、又可流传后世的巨著。
[作者：王毅，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共党史教研部副主任、教授]
庹平 | 越读越有味道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是中国近现代以来的历史中最为可歌可泣的篇章。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就强调研究党史要用“全面的历史的方法”。他还向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推荐他自己常读和重点阅读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5本书。他说：“我们可以把这五本书装在干粮袋里，打完仗后，就读他一遍或者看他一两句，没有味道就放起来，有味道就多看几句，七看八看就看出味道来了。”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近日出版了，这是近年来党史研究的一项重大成果。《编年史》共计29卷、900多万字。我参与了1945、1948年2卷书稿的审读，觉得这部书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主要体现在填补了党史研究体裁的空白，拓宽了党史研究的领域，夯实了党史党建学科建设的基础，为全党全社会提供了生动而又有说服力的党史教科书。我还有这样的感想：《编年史》的一个主要特点，就是越读越有味道。这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意会。
摘录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的精华
1945、1948年2卷书稿有重点地记述了中共七届一中全会选举产生的、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重要成员的有关政治、军事、经济、统一战线等方面的重要思想理论。
如记述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口头政治报告——毛泽东指出：党的七大决定的政治路线应该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我们的路线、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就是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还记述1948年4月1日毛泽东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当前历史阶段的总路线和总政策。”
如记述朱德在中共七大上作的《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报告指出：“从全民总动员、团结一切抗日力量、积极打击日寇出发，从团结军民、团结官兵出发，从团结一切友军出发，从积极打击敌人增强自己的战略战术出发，这样就构成了一条中国人民的抗日的军事路线，这是解放区战场获得胜利的关键。”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具备了民族的、人民的、民主的特点”，事实上即是建军的3个原则。“而归根到底，一个总的原则，即是从人民出发，为人民服务。”
如记述刘少奇在中共七大上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报告指出：“我们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进的有组织的部队，是它的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它代表中国民族与中国人民的利益。它在现阶段为实现中国的新民主主义制度而奋斗。它的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就是中国的共产主义，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
如记述1948年1月12日任弼时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作的《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的讲话——讲话指出：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不要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划分阶级成分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依据人们对于生产资料的关系不同，来确定各种不同的阶级。应该巩固地团结中农……这个讲话后经毛泽东修改补充定稿，确定为中共中央的土改政策文件。
中共七大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立的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后，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有力推动中国革命从胜利走向胜利。如1945年推动抗日战争取得最后胜利，积极争取和平民主，以及挫败国民党的军事进攻、加强各个方面应对全面内战准备；1948年推动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一个新的转折点”，中国革命成功和中国和平“已经迫近”实现；等等。
简述战场硝烟背后的运筹帷幄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因此，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可以说就是武装斗争的历史”。1945、1948年2卷书稿以较大的篇幅记述了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等有关直接指挥战争的指示、电文以及相关谈话等，记述了许多艰苦卓绝、波澜壮阔的战役和战斗，彰显了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任弼时、邓小平、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在指挥战争中的运筹帷幄。
这方面的内容很多，仅举一例：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1日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为加强中共代表团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直接配合谈判斗争，中央军委指挥晋冀鲁豫军区对进犯太岳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阀阎锡山部，展开自卫反击的上党战役，共歼灭阎军3万余人，收复上党地区。关于这次战役，条目有这样的记述：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等于8月25日致电中央军委，指出，为消灭阎锡山部，“完全控制上党地区并声援当前的国共谈判，巩固抗战果实，决集结太行、太岳和冀南主力进行上党战役。”28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集中太行、太岳优势兵力，首先消灭阎伪进入长治部队”。31日，中央军委就前线上报的上党战役计划进一步电示：阎部占我长治周围6城，“乃心腹之患，必须坚决彻底全部消灭之”。9月4日，中央军委又指示：“在进行上党战役中，阎如从太原、临汾、平遥等地来援，于我有利。待其进至适当地域给以歼灭。你们应有此独立的机动的灵活作战准备”。条目还记述了战役结束后毛泽东对上党战役的高度评价：“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
穿插你想知道的故事
党史著作往往因为其政治上的严肃性的约束而缺乏生动性。这部《编年史》由于写作语言生动、朴实，加以增加一些读者想知道的故事，进而使讲政治既讲得严肃、讲得好，同时又讲得很生动。
书中有一些很生动的例子，仅举一例。1945年7月1日至5日褚辅成、黄炎培等参政员为推动国共商谈，在王若飞的陪同下从重庆飞抵延安，开展为期5天的考察活动。其间有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历史周期率”对话，成为中共党史上流传很广的“窑洞对”著名典故。这个典故在书中有生动的记述——在延安期间，毛泽东在窑洞中与黄炎培围绕如何避免重蹈历史上治乱兴衰覆辙的现象进行对谈。黄炎培在同毛泽东谈话时讲到中国历朝历代都没有跳出“其兴也浡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以致“政怠宦成”“人亡政息”“求荣取辱”，并问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这个周期率。对此，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这既是毛泽东对党局部执政经验的深刻总结，又是他对未来在全国范围执政的深远考量。这是党对于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给出的第一个答案。——书中在“第一个答案”后有个注释：“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读者根据这个注释进一步溯源，就能知道，这个答案是2021年1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给出的。他说:“我们党历史这么长、规模这么大、执政这么久，如何跳出治乱兴衰的历史周期率?毛泽东同志在延安的窑洞里给出了第一个答案，这就是‘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经过百年奋斗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新的实践，我们党又给出了第二个答案，这就是自我革命。”
书中不仅讲了“窑洞对”的故事，还增加了毛泽东等会见几位参政员时，相互间恳切谈话的内容——2日，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褚辅成等参政员，听取他们述明来意和对国内问题的意见。双方的谈话是“你一段我一段，姿态是很自然的”。褚辅成等说明他们对于国际国内局势的看法，认为国内团结有绝对的必要，并指出国共双方都有愿意恢复谈判的表示。毛泽东指出：双方的门没有关，但门外有一块绊脚的大石挡住了，这块大石头就是国民大会。双方的会谈气氛融洽，“彼此都十分坦白，十分恳切，不当做‘办交涉’，而是亲亲切切地谈心”。
海量的党史、军史资料
《编年史》坚持以党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正史著作为基本参考，注意吸收《中国共产党的一百年》《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年7月－2021年6月）》《中国共产党历史》第1卷和党的重要文献选编、汇编，老一辈革命家选集、文集、年谱、传记，以及军队有关部门或单位编写出版的军史、战史等权威著作的精华。书中几乎所有引用资料都作了注释，便于读者进一步研究时查找其他需要的内容。粗略地数了一下，1945年卷有注释约707条，1948年卷有注释约630条。对于从事党史、军史研究和宣传工作的人员来说，《编年史》是一部很好的工具书和精选资料库。
窥一斑而知豹，见一叶而知秋。《编年史》的另外27卷，也会越读越有味道。当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读者特别是史学工作者从不同的角度，或许还能读出不同的味道。
（作者：庹平，原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二编研部副主任、研究员）
赵士刚 | 中共党史学习的一次全新体验——读《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著的《中国共产党编年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下简称《编年史》），是一部由29卷本组成的记述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历程的正史巨著。《编年史》以编年体为主并辅之以纪事本末体，在党的正史著作中别开生面。作为一名长期从事相关工作的研究者，我在捧读之际，不仅为这部巨著“集政治性、权威性、资料性、思想性、学术性、生动性于一体”的深厚底蕴和整体风格深深吸引，也为《编年史》编著者的史学匠心和学术耕耘深深感动。
一、掇历年重大史实之精要，史料来源可靠且实现多处来源的归并整合
作为一部以编年体为主全面反映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历史的多卷本基础读本，《编年史》根据每日、每月或每一阶段的史料排列篇章，以日系月，以月成章，以年成卷。这看似简单，实则是对编著者的学识与水平的巨大考验。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波澜壮阔，反映这一时期党史的文献可谓卷帙浩繁、内容广博，要编好这部《编年史》绝非易事。
——从形式看，《编年史》既不能以简明史料直述直议，也不能仅用一两句话记述大事，更不能仅把现成的历史文献汇编成册，而是要以充分的史料寓论于史。
——从内容说，《编年史》既要全面反映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党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社会、对外关系、党的建设等各方面的重要活动和重大思想，又要提炼归纳其精要，揭示重大历史进程表层背后的本质。
可喜的是，阅读《编年史》，在各卷日复一日、月复一月的历史进程中，都能感受到其史料丰富、内容重大而又提炼精当。这里既有反映事关全局的重大活动和思想，同时也有反映局部情况的重大事件和重要史料。难能可贵的是，所有这些史实史料都依循潜在的历史发展的内在逻辑逐次呈现。这样掇历年重大史实之精要，叙事记言详而不滥、略而不遗的党史编年体著作，实在是一个带有开创性的学术贡献，前所未见。
《编年史》最突出的特点在于其内容的真实性，这无疑是这部巨著的生命力所在。书中各卷每个条目均有对史料来源的明确交代，主要是：经中共中央批准出版的党史正史著作；党的重要文献选编、汇编和老一辈革命家选集、文集、文稿、年谱、传记；权威部门编辑出版的地方档案和文献集；历史报刊杂志；各种专题史料集；中外名人的回忆、日记、书信；地方史志；各种大事记和年鉴等。这些不同来源的史料经编著者认真考证、校勘，得到归并整合，时常在同一个时间点上相互汇集，或各取侧面，或互相印证，从而有效地保证了全书的真实性、准确性。阅读之时，令人深感这部巨著是一部能够经得起学术检验的信史。
二、思想性强，处处迸发深邃而无穷的真理力量
人们常问：在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陷入前所未有的深重苦难的岁月里，为什么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担负起领导中国人民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编年史》对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时期的活动和思想进行了比较系统的反映，充分表明我们党所思所想，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从来没有任何自己的特殊利益。阅读体悟可知，这正是我们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同时也是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的根本原因。
——例如，《编年史》1935年卷和1936年卷的大量条目，介绍中国共产党高举武装抗日旗帜，提出并推动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在当时，这必然是代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的唯一正确主张。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发言中明确提出：我们要从关门主义中解放出来，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主张在1936年更加具体，强调党既要保持政治上的独立性，又要同国民党以及其他各阶级、党派、团体、武装部队，在坚持抗日救国的原则下求团结，结成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6年5月5日，毛泽东、朱德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确定党的总方针是“逼蒋抗日”。而这时，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又作何想？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虽然有变化，但其从自身狭隘利益出发，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方针。直到西安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才不得不被迫作出“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的承诺，但其出发点仍不过是为了自保安全。
——又如，《编年史》在1938年卷中，用大篇幅介绍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的思想、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的思想，这是处处从自身狭隘利益出发的蒋介石难以企及的。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系统阐明了党的抗日持久战战略总方针，为取得抗战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和具体道路。
《编年史》的相关年卷中，有大量条目反映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日理万机的活动和思想。这些带有思想性的条目，一般用大篇幅摘引原文的形式提炼，重在表达思想精髓。把这些思想性的条目串在一起，《编年史》就是一部中国共产党在理论视野、战略策略上高瞻远瞩的指导思想史，科学地指明了中国前进的方向。这些始终站在中国人民整体利益、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上的科学思想，在《编年史》中一目又一目得以展现，处处迸发出深邃而无穷的真理力量，读之令人神往。
三、场景宏大，脉络清晰，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丰功伟绩
《编年史》场景宏大，脉络清晰。一方面，还原和展现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史的纷繁鲜活画面，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和重大事件均有反映，由其在时空的自然推进中依次登场、徐徐展开，真实生动地呈现出复杂的历史进程，实现了多条历史线索的齐头并进。另一方面，又抓住历史发展的主要矛盾，准确把握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再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光辉历程和不朽功勋。
——例如，《编年史》在1938年卷中，突出反映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积极倡导者和组织者。在日寇步步进犯的形势下，中国大好河山惨遭沦陷，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节节败退。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则深入转战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发动和武装广大人民群众，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鼓舞起全国人民团结抗战的勇气和信心，成为全民族抗战的中流砥柱。
——又如，《编年史》在1947年卷中，在我军由战略防御转为战略进攻的大背景下，以大量的史料再现如火如荼的土地改革运动，突出表明这是一场民心向背的较量，是一场名副其实的人民解放战争。
《编年史》靠的不是抽象的概念或论断，靠的是鲜活的历史事实。阅读之时，可以自然而然地感到，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才终于创造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成就，开启了中国发展的新纪元。
四、体裁创新，专普相宜，既为党史专业研究提供了十分方便而有用的基础工具，也为普及党史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的学习读本
《编年史》作为一部由29卷本组成的大型编年体史书，以900多万字的鸿篇巨制，在党的正史著作中实现了一次学术创新。这部巨著的问世，是党史和文献事业的一件盛事。书中凝聚了编著者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凝聚了对事业、对读者高度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学风。全书编年记事客观真实，既没有脱离史实的多余评论，也没有带主观感情的过度渲染，文字平实无华，力求精炼。这首先为专业工作者研究党史提供了翔实可靠的史料，使其可以借此进行深入的专题性、贯通性研究。同时，作为普通读者，书中的史实记载不但不会令人感到枯燥，反而只要随手拿起一卷，便可置身于往昔的峥嵘岁月之中。
——例如，拿起开篇1921年卷阅读，便可以重温伟大建党精神，感叹中国共产党诞生那一刻开天辟地的划时代意义。
——又如，拿起1934年卷和1935年卷阅读，便可以循着历史的足迹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地“重走长征路”，得到历史知识、智慧和经验的教育、启迪、感化和鼓舞。
《编年史》出版了，可喜、可贺、可赞！
（作者：赵士刚，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原一级巡视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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