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森堡的学生，杨振宁的导师：他是天才还是偏执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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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11-26 08:16
北京
爱德华·特勒，这位天才物理学家一生毁誉参半。他在核武器研发中扮演重要角色，被许多人称为“氢弹之父”，然而他对其他人的功劳不予肯定，并极力鼓吹军备竞赛，这些行为令其备受批评。尽管特勒有出众的才华，却也个性偏执，他在奥本海默听证会中的证词而背负“卖友求荣”之名，导致他在科学界被孤立。他的一生象征着科学探索的伟大和复杂的人性。
在核武器发展历史上，特勒（Edward Teller，1908-2003，又被译为“泰勒”）是一个无法绕开的重要人物，但此人却争议不断。他是最早鼓吹制造氢弹的科学家，因为在氢弹设计方面的重要贡献而被一些人称为“氢弹之父”；然而，他不承认其他合作者的重要贡献，因此备受批评。他还因为在听证会上指控“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1904-1967）而受到昔日朋友的冷落。特勒积极投身核军备竞赛，被一些人视为核战争狂人。除了在核武器领域的身份之外，特勒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与物理化学家，从小就是神童。他与众多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有过重要合作，为众多重要成果做出重要贡献。然而，因为各种原因，他未能跻身最顶尖物理学家之列。
特勒于1908年1月15日出生在奥匈帝国布达佩斯的一个犹太家庭。他的父亲麦克沙·特勒（Miksa Teller，1871-1950）是一名律师，母亲伊洛娜·特勒（Ilona Teller，1883-1977）娘家的姓氏是多伊奇（Deutsch）。特勒的外公伊格纳克·多伊奇（Ignác Deutsch，约1827-约1883）是一名银行家与企业家，开了一家棉纺厂。[1]特勒有一个姐姐，爱玛·特勒（Emma Teller，1905-2001）。特勒的家庭条件很好，家里有一名厨师、一名女仆与一名保姆。特勒姐姐、特勒与他们的母亲。丨图片来源：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特勒3岁时还不会说话。他外公忧心忡忡，怀疑他智力有问题。3岁之后的某一天，他突然说话了，还不是蹦出一个单词，而是说了一个句子。特勒父亲的朋友发现，特勒能够轻松破解大人的扑克游戏，因此对他说，你将来会因为你的天才儿子而被世人所知。特勒从小对数字非常感兴趣，优越的家庭环境又给了他良好的学前教育，在上小学前就学会了加减乘除，并以心算大数字为乐趣。在特勒9岁时，特勒父亲聘请一位在美国生活过数年的年轻女子当孩子们的新保姆，条件是必须用英语与孩子们对话，这让特勒从小就有了良好的英语对话环境。特勒的母亲是一名钢琴家，要求儿子将来具备钢琴家的素质，因此从小教他弹钢琴，钢琴也成为特勒一生的爱好。当时匈牙利的中小学学制是4年小学加8年中学。1918年，特勒读完四年级，进入布达佩斯的明达（Minta）中学读五年级。他的数学老师是学校的校长，拥有博士学位。有一次上课，数学老师在黑板上解了一个代数方程，并颇为自得。特勒说自己有一个更好的方法，老师让他到黑板上演算。特勒果然给出一个更好的方法。数学老师妒恨交加，对他说：“特勒，看来你是一个天才。不过我并不喜欢天才。”[1]直到特勒父亲发现特勒可以轻松地帮助姐姐解代数题，他开始坚信儿子天赋异禀，因此找了一位在布达佩斯大学当数学教授的朋友来考察儿子。经过考察，对方认定特勒具有数学天赋。![]()
1925年，特勒从明达中学毕业时拍摄的毕业照。图片来源：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中学即将毕业时，特勒打算到大学学习数学专业。特勒父亲强烈反对，认为他研究数学可能养不活自己。1925年，特勒进入布达佩斯大学。入学前，他参加了数学和物理的考试，获得全班最高分。1926年元旦，特勒离开匈牙利，转学到德国的卡尔斯鲁厄（Karlsruhe）大学，专业是化学工程。这是这所学校最有名的专业。他父亲获得暂时的胜利。特勒依旧在课余学习数学。在卡尔斯鲁厄大学学习期间，特勒听了马克（Herman Mark，1895-1992）的分子光谱学讲座。马克告诉特勒，物理学中的新思想从根本上改变了化学的前沿，并向他介绍了量子力学方面的重大突破。特勒因此对量子力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决定将来转学物理学。1928年春，特勒获得化学工程学士学位，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物理学，师从物理学世界名师索末菲（Arnold Sommerfeld，1868-1951）。1928年7月14日，特勒乘坐电车去登山。他没注意到车已到站，车重新启动时，他才反应过来，立即从正在行驶的车的前门跳下。不幸的是，车轮将他右脚从踝部以下切断了。[1]特勒被送进了慕尼黑的医院。剧烈的疼痛持续折磨着他。为了不让止痛药的副作用干扰思维，他停服止痛药，改用自己的意志力与心理暗示来对付疼痛：他在喝水时，反复告诉自己，他服用的是止痛药而不是水。几个月后，他戴上了木制的假肢，且从此走路一瘸一拐。1929年，特勒转到莱比锡大学，导师为海森堡（Werner Heisenberg，1901-1976）。海森堡也曾经是索末菲的学生，当时只有28岁，但因为在几年前建立量子力学的矩阵形式（矩阵力学），已是当时全世界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海森堡让他用量子力学精确计算氢分子离子（即失去一个电子的氢分子）的能级。这个课题涉及复杂的计算。特勒用手摇计算器来协助计算。手摇计算器的每次操作都会引起明显的声音。特勒又习惯于晚睡晚起，夜深人静时的噪声就尤其明显。当时海森堡的单身宿舍就在特勒宿舍的楼上。1930年，特勒获得博士学位。他后来开玩笑说，海森堡应该是为了早点睡上好觉，才赶紧让他博士毕业。海森堡则表示绝无此事。特勒是最早用量子力学对氢分子离子进行精确计算的人之一。他的这项工作为量子力学在分子物理学方面的应用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也显示出成为物理学领军人物之一的潜力。
博士毕业后，特勒接收哥廷根大学的聘约，成为那里的助教。同年，特勒结识了苏联物理学家伽莫夫（George Gamow，1904-1968）、朗道（Lev Landau，1908-1968）以及捷克物理学家普拉泽克（George Placzek，1905-1955），并与他们成为好友。1932年夏天，特勒短暂访问了费米（Enrico Fermi，1901-1954），然后回到德国。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特勒于当年春天回到布达佩斯探亲后又回到德国。此时大批具有犹太血统或家属有犹太血统的教授被开除或被迫离开工作岗位。此时的德国对犹太人来说，已变得不安全。特勒在朋友的帮助下，来到英国伦敦大学学院任教。他申请到洛克菲勒基金会（Rockefeller Foundation）提供的奖学金，于1934年1月来到丹麦哥本哈根大学，访问物理学巨匠玻尔（Niels Bohr，1885-1962），与其合作，直到当年的8月。在此期间，他与相识多年的女友米茜（Augusta Maria Harkanyi，昵称“Mici”，1909-2000）结婚。1934年9月，特勒回到伦敦大学学院工作。1935年1月，特勒收到伽莫夫邀请他到乔治·华盛顿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的信。当时伽莫夫已经成为华盛顿大学物理系主任。他因此来到了美国。从1936年到1940年，特勒与伽莫夫、朗道、雅恩（Hermann Jahn，1907-1979）、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1918-1994）、克里奇菲尔德（Charles Critchfield，1910-1994）、惠勒（John Wheeler，1911-2008）、布雷特（Gregory Breit，1899-1981）等人合作，研究了β衰变[2]、声音传播与衰减[3]、分子对称性自发破缺[4]、氢分子对中子的散射[5]、核力的饱和问题[6]、选择性热核反应率[7]、原子核的旋转[8]、氢原子双光子衰变[9]等课题。除了与惠勒合作的那篇之外，特勒在其他论文中都是第二或第三作者。特勒与伽莫夫合作的关于β衰变的论文是相关领域的重要成果。这项研究提出了 “伽莫夫-特勒衰变”模式，它与传统的“费米衰变”模式不同，至今仍然在核物理学与天体物理学领域有重要应用。特勒与雅恩合作的论文得到了著名的雅恩-特勒定理（Jahn-Teller theorem），预测了雅恩-特勒效应（Jahn-Teller effect）。这种效应会在某些情况下导致分子对称性自发破缺，即雅恩-特勒变形（Jahn-Teller distortion）。雅恩-特勒效应在低能电子与原子核的耦合现象中广泛存在，因此在分子和固态系统的研究中被广泛应用，例如高温超导与金属染料的着色。特勒在1937年还发表了一篇唯一作者的论文[10]，这篇论文推广了维格纳（Eugene Wigner，1902-1995）和冯·诺伊曼（John von Neumann，1903-1957）于1929年完成的一个工作，将其从单自由度推广到多自由度，得到一组重要的拓扑可能性。后来的学者将特勒的这一结果进一步分析后，首次得到“贝利拓扑相”（Berry's topological phase）在分子物理学中的事例。
1939年初，核裂变被发现的消息刚传到美国大陆时，特勒就开始密切关注这个话题。1939年11月21日，特勒参加了总统罗斯福授意成立的铀问题咨询委员会举办的会议。也就是在1942年，特勒和费米在一次闲聊中讨论了核战争的前景。费米随意提出，既然恒星内部可以通过核聚变释放能量，也许人类也可以制造出将氢聚变的炸弹，即后来所说的氢弹。特勒认为这个方案不可行。但是不久后他又觉得这个方案可以实现，从此痴迷于氢弹的研究。那次闲聊的几周后，特勒正式提出了制造氢弹的想法，他当时将氢弹称为“超级（炸弹）”（Super）。曼哈顿计划正式启动后，奥本海默很快被任命为中心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主任。特勒也进入中心实验室的理论组。令特勒意外的是，奥本海默任命贝特（Hans Bethe, 1906-2005）为理论部的主任（可参见《曼哈顿计划的灵魂人物，20世纪最强问题解决者》）。特勒对这个安排很不满，他认为自己更有资格担任此职。在特勒看来，他不仅有资格当理论组组长，而且比奥本海默更有资格当中心试验室主任，因为在参与核武器研究方面，他比奥本海默更资深。![]()
曼哈顿计划期间的特勒（左）与米茜（右）的身份证照片，其ID编号为K3。丨图片来源：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
虽然对于当贝特下属这件事很不开心，特勒还是继续留在理论部。1944年3月，理论部任命特勒领导一个小组，计算内爆式原子弹。特勒对内爆机制做出了有价值的贡献。他是第一个提出固体坑设计的人。克里斯蒂（Robert Christy，1916-2012）后来实现了这个方案，因此固体坑也被称为“克里斯蒂坑”。他还证明钚在压力下会收缩。然而，在完成了一些计算后，他拒绝继续处理自己认为琐碎且不重要的计算。当时特勒感兴趣的是氢弹。然而，此时分心研究氢弹，会导致原子弹的制造进度变慢。贝特对他的不满不断积累。有一次，特勒当年的学生克里奇菲尔德开玩笑说：“愿上帝保佑我们不受外部敌人与内部匈牙利人的伤害。”1944年春，贝特和特勒的矛盾急剧激化。贝特要求奥本海默将特勒负责的小组调离理论部。奥本海默于同年6月将特勒调离理论部，让特勒带领他的小组专门研究氢弹，并直接向他本人汇报。1945年7月16日，人类的第一颗原子弹在实验场爆炸，曼哈顿计划获得成功。特勒戴着墨镜观看了爆炸：“正在这时，我看到了一个不太亮的光点，后来分成三个——一个居上，另外两个位于两侧。接着就出现了蘑菇云。”特勒当时很失望，他觉得画面不够壮观：“这么一下就完了吗？”他马上想到这是因为他戴了防护眼镜，因此将眼镜往下稍微移动，眯着眼睛从缝隙中透着缝隙看出去：“我当时的感觉就好比你在漆黑的房内撩起窗帷突然看到了太阳光一样。这爆炸后的情景可能持续了几秒钟的时间，当然这还是在二十英里以外所观察到的。毫无疑问，到这个时候，我感到了这场面的壮观。火光渐渐地暗淡下去了，我把眼镜取了下来，我们看到了蘑菇云，此时云层翻滚，疾风四起。”[1]这颗原子弹的威力大约为2万吨TNT当量。
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奥本海默离开了原来的职位。1945年11月，阿拉莫斯实验室的新主任布拉德伯里（Norris Bradbury，1909-1997）邀请特勒担任理论部主任。特勒要求立即大力研究氢弹并改进原子弹以提高原子弹的威力，为此每年要进行十几次核试验。布拉德伯里无法保证能够做到这些。由于要求无法得到满足，特勒没有接受理论部主任的职位，而是于1946年2月1日离开洛斯阿拉莫斯，前往芝加哥大学。此后几年，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的主要工作是提高原子弹的威力，爆炸当量从2万吨左右提升到约50万吨。到芝加哥大学之后，特勒将大部分时间用于研究与教学。1947年，费米、韦斯科普夫（Victor Weisskopf，1908-2002）与特勒合作，研究了具有强相互作用的介子如何在物质中停留和衰变，从而证明：长期被视为介子的μ子不是理论预言中的介子。[11, 12]这是他这一阶段的重要工作之一。几个月后，实验物理学家发现了真正的介子。后来的研究表明μ子的性质与电子类似，是一类“更重的”电子，不参与强相互作用。1949年，特勒与合作者至少发表了4篇研究论文。他与阿尔文（Hannes Alfvén，1908-1995）等人研究了宇宙线的起源问题[13, 14]，与费曼（Richard Feynman，1918-1988）等人用推广的费米-托马斯（Fermi-Thomas）模型研究了元素的状态方程问题[15]，与迈耶夫人（Maria Mayer，1906-1972）研究了元素起源问题[16]。在芝加哥大学期间，他也培养了一些学生，其中有后来成为物理学大师的杨振宁与后来成为加州理工学院物理系主任的戈德伯格（Marvin Goldberger，1922-2014）。特勒虽然不是迈耶夫人的导师，但却是她研究核物理的领路人。
特勒并不甘心从此放弃研制氢弹的计划。1946年4月，特勒在洛斯阿拉莫斯的会议上回顾他在二战期间对氢弹的研究工作，强调氢弹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应该进一步研究氢弹。1949年8月29日，苏联首次成功引爆原子弹。劳伦斯（Ernest Lawrence，1901-1958）与阿尔瓦雷斯（Luis Alvarez，1911-1988）四处奔走（关于劳伦斯介绍，可参见《餐巾纸上画的一张图，让他获得诺奖并成为“大科学之父”》），呼吁美国政府支持研制氢弹，以避免苏联先研制出氢弹。但奥本海默等人反对制造氢弹。他们认为，只要美国不研制氢弹，苏联就不会研制氢弹。特勒等人认为即使美国不研制氢弹，苏联也会研制氢弹，因为苏联已经从富克斯（Klaus Fuchs，1911-1988）那里得知制造氢弹的可能性，而且苏联也有杰出的物理学家与工程师。特勒的判断是正确的。苏联在1946年就开始研究氢弹，金兹堡（Вита́лий Ги́нзбург，1916-2009）在1948年11月就已提出使用氘化锂（氘与锂6的化合物）作为氢弹聚变材料的想法，此时苏联原子弹尚未成功爆炸。1949年，萨哈洛夫（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 1921-1989）与金兹堡就设计出氢弹爆炸的单级构型。1950年1月31日，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布，支持推动氢弹的研制。1950年春，特勒回到洛斯阿拉莫斯，从事氢弹研制。他想让更多理论物理学家参与进来，但费米与奥本海默坚决拒绝；贝特一开始拒绝，后来同意担任顾问。不过，惠勒等人先后参与进来。奥本海默愤愤地说：“让特勒与惠勒去干吧！让他们摔个灰头土脸吧！”[1]特勒和乌拉姆（Stanisław Ulam, 1909-1984）在1951年取得了突破，他们发明了一种新的设计——“特勒—乌拉姆构型” （Teller-Ulam design），可用于百万吨级氢弹的制造。这是一个二级爆炸构型：一级中的原子弹爆炸，产生高温、高压，压缩并加热二级中的聚变材料；二级核心由钚239构成的“火花塞”裂变，释放中子，使聚变材料发射发生聚变，释放出能量。特勒—乌拉姆构型的示意图。圆球状为原子弹，圆柱状为氢弹。图中心圆柱为可裂变火花塞，红色部分为氘与氚，红色区域外面的黑色外壳为铀238外壳。丨图片来源：Fastfission
为了增强威力，还可以在聚变材料的外面包裹铀238。聚变产生的高能中子轰击铀238，引起裂变（铀238不会产生链式反应，但可以裂变），产生额外的能量。这样的氢弹的爆炸涉及裂变-聚变-裂变三个阶段，因此也被称为“三相弹”。如果将铀238替换为铅板，则成为以聚变为主要能量来源的氢弹。在特勒-乌拉姆构型被提出后，很多人转而相信氢弹是可以被制造出来的。特勒认为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进展太慢，申请另外开设一个实验室，但被拒绝。恰在此时，劳伦斯邀请特勒访问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见面后，劳伦斯邀请特勒跳槽到伯克利，并与他共建辐射实验室新成立的利弗莫尔（Livermore）分部。特勒接受了劳伦斯的邀请，很快就成为伯克利的教授，同时进入利弗莫尔实验室，开始与洛斯阿拉莫斯的人在研制氢弹方面进行竞争。劳伦斯（左）与特勒（右）。丨图片来源：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1952年5月8日，代号为“乔治”（George）的热核爆炸实验成功完成，这是对氢弹爆炸原理的测试，其威力较小。1952年11月1日，第一个使用特勒—乌拉姆构型的热核武器“麦克”（Mike）爆炸。“麦克”是一颗“三相弹”，它的威力相当于1040万吨TNT炸药，其中77%的能量来自铀238的裂变。特勒本人没有到爆炸现场附近，而是在伯克利地下室，观察到地震仪接收到几千千米外传过来的，由“麦克”爆炸引发的地震波。“麦克”爆炸时的场景。丨图片来源：National Nuclear Security Administration / Nevada Site Office
不过，“麦克”使用的液态氘，它必须用制冷设备以保持其为液态。这样的氢弹属于“湿弹”。整个装置达到74吨（其中制冷剂达到18吨），无法用任何飞机运载投放，因此它不是实用的氢弹，而是“热核爆炸装置”。1953年8月12日，苏联爆炸了世界上第一颗实用型氢弹。它以氘化锂为聚变材料，不要求低温，体积与重量都远低于“湿弹”“麦克”。然而，这颗氢弹的当量只有40万吨当量，威力还不如当时的一些增强型原子弹，因此也不被视为真正的氢弹。1954年3月1日，洛斯阿拉莫斯实验室制造的氢弹“喝彩”（Bravo）爆炸成功。这是一颗实用性的氘化锂氢弹。它也是一个三相弹。按照预计，它的威力是500万-600万吨当量。然而，爆炸产生的快中子导致锂7裂变为氚与氦，并释放出中子，导致更多的铀238被裂变，进而使其威力增大到1500万吨。这个错误估计的灾难性后果之一就是：现场的探测仪器还没来得及记录并转发数据就被汽化。
氢弹成功爆炸后，谁对氢弹做出决定性贡献的问题很快出现。特勒以氢弹的唯一功臣自居。很多人认为特勒贪天之功，对此非常不满。在朋友的建议下，特勒于1955年发表一篇文章《众人的工作》（The Work of Many People），介绍氢弹研制的过程，强调氢弹是团队的贡献。然而，他后来又说：自己在这篇文章中说了一个“善意的谎言”，以“安抚气愤的情绪”，实际上研制氢弹的全部功劳都属于自己。特勒尤其排斥乌拉姆。他宁可不要氢弹设计的专利，也拒绝与乌拉姆一起分享专利。乌拉姆不甘示弱，他说自己进行了原始设计，特勒只是对原始设计进行了推广。有人认为，乌拉姆提出了氢弹的辐射内爆压缩设计，但特勒在1945年第一个提出核聚变推进，这对小型化和可靠性至关重要。[17]历史学家麦克米兰（Priscilla McMillan，1928-2021）在她的书《奥本海默的毁灭：以及现代军备竞赛的诞生》中写道，特勒“隐瞒了”乌拉姆的“角色”，只有“辐射内爆”才是特勒的想法。贝特认为特勒对氢弹发明的贡献是一项真正的创新与“天才之作”。然而，贝特还强调，如果没有其他支持或资助，氢弹的研制无法被继续推进。但特勒完全不同意贝特的评价。普利策奖得主鲍尔斯（Thomas Powers，1940-）在《美国悲剧》（An American Tragedy）中评价特勒：“当然，炸弹设计者们都知道真相，许多人认为特勒是科学界最低下、最可鄙的罪犯，是一个窃取荣誉的人。”[18]由于氢弹的设计至今依然是机密，他们各自的确切贡献以及最终想法是如何形成的，至今依然不清楚。不过，贝特是知道具体情况的，他的评价也可能最公允：特勒对氢弹的研制有重要贡献，但乌拉姆与其他人对氢弹的研制也有重要贡献。
1954年，美国原子能委员会（Atomic Energy Commission，AEC）时任主席斯特劳斯（Lewis Strauss，1896-1974）罗织了奥本海默的罪名，发起奥本海默听证会。奥本海默被指控的主要原因是：他与左翼人士一直有密切关系，而且一直反对氢弹研制。特勒是被邀请的几位证人之一。过去十几年以来，特勒就一直对奥本海默心存芥蒂，并且认为奥本海默会继续阻碍他继续发展氢弹的计划，必须摧毁他的权威，因此他决定出席指控奥本海默。在作证前6天，1954年4月22日，特勒会见了一名AEC联络官，并问对方能不能在证词中“深化指控”。他还认真演练发言。在听证会上，AEC的律师问特勒是否认为奥本海默对美国不忠，特勒回答说：“……但我一直认为，现在我也认为，他是忠于美国的。”[19]特勒立即被问到他是否认为奥本海默是一个“安全风险”，他回答说：“在很多情况下，我看到奥本海默博士的行为——我知道奥本海默博士的行为——对我来说是极度难以理解的。我在许多议题上完全不同意他的观点；而且坦率地说，他的行为在我看来是混乱而复杂的。从这个点上说，我觉得我希望看到这个国家的重大利益掌握在我更了解、因此更信任的人手中。在这个非常有限的意义上，我想表达一种感觉：如果公共事务由别人来处理，我个人会感到更安全。”[20]特勒还作证说，奥本海默对氢弹计划的看法似乎更多地是基于这种武器的科学可行性，而不是其他任何东西。特勒认为奥本海默阻碍了他积极开展氢弹研制的努力，他说：“……，不批准（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是更明智的。”[20]1954年6月30日，奥本海默听证会结束。经过投票，奥本海默的安全许可被撤销了。奥本海默被许多人视为悲情人物。特勒指控奥本海默，虽然不是奥本海默被取消安全许可的主因，但却使自己声名狼藉。特勒在科学界的大多数朋友认为他是卖友求荣之人，与他断绝关系。在听证会结束后几个星期，特勒到洛斯阿拉莫斯参加会议。他看到了老朋友克里斯蒂，走到他前面，伸出手，要与对方握手。克里斯蒂冷冷地看了特勒一眼，直接走开了。当时拉比（Isidor Rabi，1898-1988）站在克里斯蒂身边，他怒气冲冲地对特勒说：“我也不想和你握手。” 克里斯蒂的拒绝与拉比的补刀使特勒的自尊心受到了巨大的打击。他一瘸一拐地回到了自己的桌子。当天他就退出会议。回到房间后，特勒开始流泪，然后收拾了行李离开。[1]1962年，特勒获得费米奖（Enrico Fermi Award）。他推荐奥本海默为1963年度的费米奖得主。奥本海默领奖时，特勒走向奥本海默，微笑着伸出右手，奥本海默咧嘴一笑，与特勒握手。奥本海默选择了谅解，特勒完成了救赎。1963年，奥本海默获得费米奖。特勒与奥本海默握手。丨图片来源：公共版权
1958年，特勒在自己的办公室。图片来源：Lawrence Livermore National Laboratory
1955年，苏联首次完成类似于特勒-乌拉姆构型的氢弹爆炸。此后美苏双方的核军备竞赛愈演愈烈。特勒提倡增加国防开支，大力开发更多核武器，进行更多的核试验，以对抗苏联的核导弹威胁。尽管在学界遭到排斥，但他的观点受到了军方的支持。特勒也身体力行，为核武器的小型化做出贡献。1958年3月，特勒担任利弗莫尔实验室主任。为了能够让自己更加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他于1960年辞去了主任职务，转而担任副主任。那一年，他被《时代》周刊评为年度人物。不过，到了1970年，特勒被伯克利的反战运动学生当成战犯，他们举着印有特勒黑白照片的海报，扬言要烧了特勒的家。中年后的特勒的两条粗眉毛使他的黑白照片中的形象显得格外狰狞。结果惊动警察赶来保护特勒。最后这些学生只在特勒门前的路口烧了象征特勒的纸人。据说著名导演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执导的讽刺电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中的核战争狂人奇爱博士，就是在影射特勒。不过，特勒也大力支持核能的非军事应用，甚至提出了一些使用核武器进行基建的疯狂想法。早在20世纪40年代末，他就成为AEC反应堆保障委员会主席，帮助制定了核反应堆安全标准。20世纪50年代末，特勒领导了通用原子公司的一项工作，帮助设计了不发生核熔毁的核反应堆。特勒还是世界上最早关注并提出温室效应危害问题的知名人士。
特勒一生获得众多头衔和荣誉。他于1948年因物理学与物理化学领域的贡献而被选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其他荣誉包括1958年的爱因斯坦奖（Albert Einstein Award）、1961年的美国学术成就学会的金盘奖（Golden Plate Award）、1978年的赫茨尔奖（Herzl Prize）、1983年的国家科学奖章（National Medal of Science）、2001年的科尔文勋章（Corvin Chain），等。第5006号小行星被命名为“特勒”。然而，纵观特勒的一生，可以说他在物理学领域是高开低走。他天赋异禀，师出名门，22岁获得博士学位，是第一个精确计算氢分子离子能级的物理学家。但正如费米所说，特勒此后却未在物理领域做出与其智力匹配的突破性的贡献。他进行的一些研究大多数是涉及物理化学的一些课题，且大多数情况下是参与别人主导的研究工作。贝特认为特勒在物理学领域的影响力远低于奥本海默。当然，这是费米与贝特这样的顶尖级大师的看法。如果以一般人的眼光看待，特勒依旧不愧是一位杰出的物理学与物理化学大师。他没有获得诺贝尔奖。但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他成为搞笑诺贝尔奖（Ig Nobel Prizes）的第一批得主之一，该奖于1991年首次公布，特勒被授予搞笑诺贝尔和平奖，获奖理由是他“为改变我们所知的和平的意义所做的毕生努力”。由于性格强硬甚至偏执，特勒的为人也很受争议。费米曾经说过，特勒是他认识的唯一同时患有几种狂躁症的偏执狂。特勒很认可这个评价。拉比很厌恶特勒，他甚至说过:“如果没有特勒，世界会更好。”2003年9月9日，特勒在加州斯坦福去世，享年95岁，结束了他毁誉参半、荣辱交加的一生。[1] Stanley A. Blumberg & Gwinn Owens, Energy and Conflict: The Life and Times of Edward Teller,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6.（中译本：《美国氢弹之父泰勒》，华君铎、赵淑云译，北京：原子能出版社，1991）[2] Gamow G., & Teller E., Phys. Rev. 49, 895 (1936)[3] Landau, L. D. & Teller, E. Phys. Z. Sowjetunion 10, 34 (1936)[4]Jahn, H. A., & Teller, E. Stability of Polyatomic Molecules in Degenerate Electronic States. I. Orbital Degeneracy, 1937, RSPSA, 161, 220[5]Schwinger, J., & Teller, E. The Scattering of Neutrons by Ortho- and Parahydrogen, 1937, PhRv, 52, 286[6]Critchfield, C., & Teller, E. On the Saturation of Nuclear Forces, 1938, PhRv, 53, 812[7]Gamow, G, & Teller, E. The Rate of Selective Thermonuclear Reactions, 1938, PhRv, 53, 608[8]Teller, E., & Wheeler, J. A., On the Rotation of the Atomic Nucleus, 1938, PhRv, 53, 778[9]Breit, G., & Teller, E. Metastability of Hydrogen and Helium Levels.1940, ApJ, 91, 215[10]Teller, E. J. Phys. Chem. 41, 109 (1937)[11]Fermi, E., Teller, E., & Weisskopf, V. The Decay of Negative Mesotrons in Matter, 1947, PhRv, 71, 314[12]Fermi, E. & Teller, E. The Capture of Negative Mesotrons in Matter, 1947, PhRv, 72, 399[13]Alfven, H., Richtmyer, R. D., & Teller, E. On the Origin of Cosmic Rays, 1949, PhRv, 75, 892[14]Richtmyer, R. D., & Teller, E., On the Origin of Cosmic Rays, 1949, PhRv, 75, 1729[15]Feynman, R. P., Metropolis, N., & Teller, E. Equations of State of Elements Based on the Generalized Fermi-Thomas Theory, 1949, PhRv, 75, 1561[16]Mayer, M. G., & Teller, E. On the Origin of Elements, 1949, PhRv, 76, 1226[17]Sublette, C. "Basic Principles of Staged Radiation Implosion ("Teller–Ulam Design")"[18]Powers, T. "An American Tragedy".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Teller, E. "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Transcript of Hearing Before Personnel Security Board". pbs.org.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4).[20]Bethe, H. "Testimony in the Matter of J. Robert Oppenheimer". Atomic Archive. (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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