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典戏剧文化以深厚的历史背景、多元的表现形式和丰富的思想内涵在世界文化史中独树一帜，特别是被誉为“梆子戏鼻祖”的蒲剧一度达到了艺术巅峰，留下了无数珍贵的文化遗产。近年来，山西省永济市秉承“蒲剧发源地”的历史使命，其蒲剧团和文艺工作者一方面继承传播优秀传统剧目，一方面创新发展，推出了不少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需求的新剧目。其中，新编古装蒲剧《还阳珠》师古而不泥古，既有传统蒲剧的思想、技艺传承，又有饱含时代气息的文化魅力，上演后深受群众喜爱。现就该剧的艺术特色，作一二赏析。
一、《还阳珠》的三重“主脑”
戏剧作为一种综合艺术，融文学、美术、表演、音乐、舞蹈等多种形式于一炉，由语言、动作、场景、道具等组合成为表现手段，通过编剧、导演、演员的共同创造，把生活中的矛盾冲突集中地再现于舞台之上。在剧作文学性的追求上，中国古典戏剧经历了从重曲词到重结构的过程。明末清初戏剧理论家李渔在《闲情偶寄》中最早运用“主脑”一词，对剧本创作的全局提出要求，即“立主脑”。学界关于“主脑”的具体涵义，一直言人人殊，归纳起来，大体包含三个层面，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一人一事”和对戏剧矛盾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契机”。
李渔说：“古人作文一篇，定有一篇之主脑。主脑非他，即作者立言之本意也。传奇亦然。”《还阳珠》的“作者立言之本意”，据编剧杨孟冬介绍，旨在创作一部让当地老百姓觉得“道理浅显易懂”的蒲剧。该剧以明朝嘉靖年间蒲州一带的政治、经济和人情社会为背景，加以神话的手法，讲述了民女刘玉英果敢英勇、为母伸冤、为己抗争的故事。其中所蕴含的惩恶扬善、义薄云天、情比金坚的道理，是晋南人民在蒲剧戏曲中熟稔于心的价值认可和追求。事实证明，这部“浅显易懂”的“新编蒲剧”，无论是作者的创作意图和对作品的艺术构思，还是剧作上演后观众取得的观感效果，都可说是立起了一部剧作应有的“主脑”。
“一本戏中，有无数人名，究竟俱属陪宾，原其初心，只为一人而设。即此一人之身，自始至终，离合悲欢，中具无限情由、无穷关目，究竟具属衍文。原其初心，又只为一事而设。此一人一事，即作传奇之主脑也。”这段话，便是李渔“主脑”说的第二重涵义，即“一人一事”。李渔的这一主张并不是说剧作只能描一人、写一事，而是要求剧中的故事情节围绕主要人物和主要事件展开，而且事件之间要相互关联，“针线紧密”“照应埋伏”“一线到底，并无旁见侧出之情”。《还阳珠》剧中虽有刘玉英、张济、龙生、条阳道长、马胡、罗三等主次、大小人物不下三十人，但毋庸置疑刘玉英是主角，整个故事是围绕她展开的，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也是通过她的言行举止而呈现出来的。故事的情节中虽也有“二堂叙话”“乔装私访”等不以刘玉英为主场的部分，但毫无疑问都是因她而在行进、因她而在编排。恰如《西厢记》之“拷红”，张生和莺莺虽不在场，但无一字、无一句不和他们有关。《还阳珠》的这种“一人一事”的叙事结构，像它的思想主题和情感一样，也是一种“浅显易懂”，这对于戏曲的舞台呈现来说是恰当的，对于观众的接受水平来说也是必须的。
李渔“主脑”说的第三重涵义，是这样表述的：“然必此一人一事果然奇特，实在可传而后传之，则不愧传奇之目，而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如……一部《西厢》，只为张君瑞一人。而张君瑞一人，又只为‘白马解围’一事，其余枝节，皆从此一事而生：夫人之许婚，张生之望配，红娘之勇于作合，莺莺之敢于失身，与郑恒之力争原配而不得，皆由于此。是‘白马解围’四字，即作《西厢记》之主脑也。”这段话的主张是说对戏剧矛盾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的关键性情节，也是一种“主脑”。李渔以《西厢记》为例，指出“白马解围”虽不是贯穿全剧的主要情节，但是在剧中却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它使戏剧情节发生了转折和跌宕，大大推动了矛盾冲突的发展，不仅成为张生把相思变为姻缘的重要契机，而且使得这部剧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套路，使“其人其事与作者姓名皆千古矣”。按照这样的主张，《还阳珠》中的“吞珠还阳”便是第三重“主脑”。刘玉英携母亲卢氏在投亲路上被罗三调戏，卢氏为了保护女儿安全与罗三辩理，却惨遭马踏身亡，刘玉英被逼跳崖自尽，龙王之子龙生用“还阳珠”将刘玉英救活。面对故事刚开始便好似戛然而止的局面，观众的心里是紧张的，也是疑问的。按照以往观看蒲剧的经验，很少有人想到“还阳珠”立马就显形了，并贯穿始终，既使得刘玉英的生命“还阳”，又使得社会期待已久的公平正义“还阳”，是名副其实的“还阳宝珠”。剧作在此设定的“吞珠还阳”情节，一方面使主要人物刘玉英的性格命运具有一种合理性，另一方面丰富了情节和主旨，剧终时，刘玉英为母伸冤成功，龙生为蒲州大地降下甘霖，张济惩恶除奸、造福一方，最后龙生幻化成仙，刘玉英看庙相伴，故事达到了情深、义重、理真、法显的多重效果，观众满足了审美期待，戏曲实现了高台教化。
二、《还阳珠》的“双线”艺术
一般来说，一部剧作的戏剧性主要来源于矛盾冲突的设置，矛盾冲突的设置有不同的形态和手法，有诸如《西厢记》这样的单线链状结构，通过环环相扣的叙事使戏曲节奏紧凑，引人入胜，情节发展既有逻辑性又充满张力，真正实现了李渔所说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也有诸如《琵琶记》这样的双线结构，蔡伯喈和赵五娘两条线索交错出现，既集中笔力写蔡伯喈在荣华富贵的罗网中辗转无奈，又酣畅地写赵五娘饥寒交迫、陷入绝境，广阔而真实地展示人物性格和生活画面。在结构手法上，《还阳珠》采用的也是双线形式，但它和《琵琶记》的“双线”艺术还不太一样，它不是自始至终的一种均衡对比和交错，而是以一种流动的形式，通过刘玉英、罗三、龙生、张济四人之间的排列组合，完成了情感线与政治线的矛盾冲突以及纠缠选择等。如果将这四人分别标注为A、B、C、D，可以依次看到他们的故事如何呈现戏曲的冲突性。
（一）“ABC”所构成的情感双线
《还阳珠》共八场，前三场可看作是刘玉英、罗三、龙生所组成的“ABC”模式，这是一组关于情感的叙事冲突。罗三仗着父亲在朝为官，自己在蒲州一带为所欲为，不仅调戏民女、害死其母，而且逼她跳崖，还嫌晦气，一走了之。龙王之子龙生救活刘玉英，并帮她写状子，让她去县衙喊冤。谁知县令是罗三舅父，顺手就把刘玉英“判”给了罗三。“婚配”当夜，刘玉英悲愤难言，急中生智，设计逃出。该剧在呈现揪人心弦的情节时，关于人物的细腻情感在曲词宾白中着墨不多，但从三个人物鲜明精准的性格刻画上，仍然能够细致地还原出刘玉英、罗三、龙生各自的情感成分。罗三对刘玉英的调戏和霸占，是一种原始粗暴的欲望和权力体现，并没有什么真挚的情感在里边；龙生对刘玉英的救助和帮扶，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善意和力量体现，他本就是神，不需要什么深刻的体谅和爱护。可以说，相较于刘玉英来说，罗三和龙生都是“强大”的，只是一个代表强大的“恶”，一个代表强大的“善”，“恶”逼其亡，“善”使其生。当这两者如此迅猛地集中到刘玉英一人时，她身上展现出来的刚强与坚韧便是合乎逻辑又令人感佩的。因此她成为构成戏曲情感冲突的核心点：面对罗三的“恶”，她不屈不惧，斗勇斗智，使得两人的戏份极有看头；面对龙生的“善”，她感激涕零，无以为报，因此而生出的复杂情感一言难尽。总之，刘玉英与罗三之间的“硬”戏，和刘玉英与龙生之间的“柔”戏，两者相互生发，使得整部戏曲在前三场便呈现出紧张和悬念，展现出丰富的层次、多元的走向，令人期待。
（二）“ABD”所构成的政治双线
《还阳珠》的第四场到第七场，从人物戏份上看，属于刘玉英、龙生、张济所组成的“ACD”模式，但从思想主题也就是“主脑”上看，应该算作是刘玉英、罗三、张济的“ABD”模式，即以体现政治冲突为主的情节部分。第一场便开始的情感线，在这一部分不仅没有结束，反而更复杂，更多线条。刘玉英和罗三的情感线退隐了，转而变成刘玉英和张济之间的情感线。除此之外，还专列一场“二堂叙话”，表达了张济和夫人杨氏之间的情感线，起到拓展情节、丰富“张济”形象的作用。
蒲州知州张济正一心抗旱、扶弱济困、大公无私之际，得知刘玉英的母亲被害，她自己不仅伸冤无门，还险陷贼手，这对于刚到蒲州一月未满的知州，其心情可想而知。一边是“愁”，一边是“怒”；一边是群体之“民”，一边是个体之“民”；一边关乎生死存亡，一边关于正义邪恶……这一切的矛盾与选择，都集中到“张济”这个人物身上。一番深思之后，他坚定地认为“民女喊冤”与“乡民饿死”同样重要，于是不顾夫人对他身体的担忧，一手安排主簿书写奏折向朝廷反映旱情，一边思量查办民女的案情，于是便有了后续的“乔装私访”和“生擒刁狗”两场戏。
在这两场戏中，无论是写条阳道长向张济叙述整个事件过程，还是写刘玉英、龙生、张济三人碰面以及生擒刁狗，都没有直接写到罗三出场的情节。此时的罗三，虽虚却实，不在却在，他就像是《红楼梦》里始终没有出场的王子腾一样，决定着所有在场人物的选择和命运。罗三所代表的政治立场和氛围，无时无刻不笼罩在刘玉英、张济等人身边，这是一种更为紧张的冲突，张济的所有行为和语言，都预示着他在向一个庞大到永远不知全貌的“敌人”作抗争。如果说第一部分的善恶较量是以刘玉英的强烈情感来集中体现，那么这一部分的善恶较量则是以张济的政治抉择来坚定体现。
总体上，该剧的第一部分中，情感线是显性的，政治线是隐性的，罗三和龙生分别代表恶行与善举；第二部分中，政治线是显性的，情感线是隐性的，罗三和张济分别代表恶性与善心。表演至此，戏曲体现出情感与政治、善与恶、情与义等之间的多重交织，构成一种极大的矛盾冲突，充满了丰富的层次与内涵。
（三）“ABCD”所达到的情理相融、神人同感的效果
第八场是该剧的第三部分，可以称之为“ABCD”模式，即刘玉英、罗三、龙生、张济在舞台上既分别又互相展示戏曲的情感和思想。所有冲突在这里相碰撞，也让所有情感在这里得到答案，同时让全剧的主题思想在这里得到最大升华，成为全剧的高潮。这一部分最为重要也最为精彩的是罗三与张济的对手戏：天不怕地不怕、“上面有人”的罗三，对“基层官员”张济嚣张恐吓，“惹下我，你算是惹下大麻烦啦！我要禀告我父，让你不出一月就脱掉这身官戴。到那时，我看你怎样做官，我看你怎样断案，我看你怎样为民伸冤！”这番恐吓是那样的熟悉又陌生，熟悉的是老百姓的生活中，谁没有经受或者听闻一些类似这样令人惊悚的事件呢？陌生的是大家的心中，从来都存着正义良知，存着秉公执法的包青天，存着谦恭礼让的真君子，没有人会真正接受罗三的这种“叫嚣”起到他自己预期的效果。
那么一直心恤百姓、忍辱负重、坚持正义的张济，他是怎样选择的呢？作家安排张济先是唱了一段剖析内心的曲词，将他的犹豫与委屈、不甘与担当真实地向观众呈现。此时，台上、台下悄然之间，完成了一种共情与共鸣，随后伴唱唱到：“难难难，前程、民情难酌定，愁愁愁，良心、昧心心不宁”，主人公张济采用蒲剧表演的经典技巧“帽翅功”来展现心中的痛苦与纠结，观众的心也随着那一上一下的帽翅犹豫着、徘徊着、疑问着、期待着。终于，只见张济痛定思痛、掷地有声地唱到：“当官应以民为重，切莫投机轻民生。哪怕升迁终成梦，也要做到公生明！”声落之时，台下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仿佛是这雷声唤来了雨声，天上也喜降甘霖，乡民们踊跃跑出，欢声齐唱蒲州民谣：“收秋不收秋，要看五月二十六。二十六日滴一点，蒲州城里买大碗。买下大碗吃擀面，欢欢喜喜过丰年！”随后，龙生坐上大殿正位，幻化成年轻的龙王像，刘玉英上台，念到：“此生难相伴，愿做看庙人。”全剧到此结束。
曲终之时，刘玉英对龙生的感情、张济对百姓的感情得到了圆满实现；神话故事的“虚”与人间真情的“实”在此时达到令人欣慰的交融；善终于战胜了恶，大义终于克服了小情，戏曲的理性逻辑和观众的情感需求也终于合流。无论是情感线，还是政治线，抑或是“双线”本身所包含的双面性，都得到合理的交待，实现了艺术性与现实性的统一。
《还阳珠》像一条河流一样，经过了千转百回、跌宕起伏、妙趣横生、激动感人后，最终流到了它心向往之的宁静辽阔、涵容深邃的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