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秩序与深圳气质,两座伟大城市的对望

时事   2024-11-06 12:08   广东  


11月3日,上海知名作家马尚龙、深圳资深媒体人马骥远做客深圳罗湖书城,与大家分享“中国C位圈双城”上海与深圳的故事,同时也宣告这叔侄俩合作的《上海秩序·深圳气质》在深圳首发。

11月3日,《上海秩序·深圳气质》深圳分享会,马尚龙(中)、马骥远(左)和上海书店出版社副总编辑杨柏伟做客深圳书城罗湖城。


“市面上关于上海的书很多,关于深圳的书也很多,但是,将上海与深圳放到一起来书写,这样的书好像不多见,”马骥远说,“马尚龙是我叔叔,一个老上海,2019年,叔叔就想写一本上海与深圳的书,找到了我。这本书主要是在他的策划下完成的。

在《上海秩序·深圳气质》一书的前言中,马尚龙写道:

“我们的落脚点就在小环节小细节上。我们不做长篇政论式的写作,也不是单纯的‘双城记’,而是从城市文化的角度、从市井公序良俗的角度、从‘上海制造’及其延长线的角度、从‘上海人’和‘深圳人’的共性和特性……作尽可能细致入微的采访、报道、比较,写出上海秩序的严谨,也写出翩翩起舞的深圳气质。这就是‘上海秩序·深圳气质’的由来。”

《上海秩序·深圳气质》书影。

上海秩序

父母官、老法师、老实人


马尚龙是沪上知名作家,近年出版了不少有关上海的书籍,如《上海制造》《为什么是上海》《上海分寸》等,获得了读者很大的认同。他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散文报告文学专业创作委员会副主任,这是他第八本以“上海”冠名的书。

说起上海,你会想到什么?是上海滩的花园洋房,是七重天的灯红酒绿,是公寓里的郁达夫、张爱玲,是中国民族工业的初生和辉煌?还是今天中国当仁不让的工业中心、金融中心、商业中心?

在《上海秩序·深圳气质》书中,马尚龙出于在上海半个多世纪的生活经验和作家的独特视角,将上海的价值归结为“上海秩序”。

马尚龙


都说上海人讲秩序,上海秩序可谓是上海的个性化文化标签。上海非常光鲜和体面,但是光鲜和体面的背后,自有许多个类似海关大钟的齿轮组合。


《上海秩序·深圳气质》中写道,上海秩序是由世界文明与江南文明发酵而形成的城市秩序。上海的秩序可称之为“上海秩序”,是上海的文化标签,就像“上海制造”不仅仅是上海的基础制造一样,“上海秩序”也绝非仅仅是“七不规范”之类的基础秩序。180多年的城市建设,上海在基础秩序之上,形成了有人文高度、有科学依据、有规则法度、有道德厚度、有生活况味的“上海秩序”。

“上海秩序”中的公共秩序部分,是由每一个年代每一个上海人集合建立起来的。其中,又由三个群体的上海人,组成了最核心的部分——他们是父母官、老法师、老实人。

父母官是领导,领导未必是父母官;父母官善于辨全局,识人才;老法师,是指那些具有一定专业技能、在行业内有一定话语权的人,最讲路数,领导的大政方针需要他们提意见补漏洞的。老实人,不是指老实巴交的人,是指实实在在有本事做生活的人。

书中写道,“父母官需要老法师帮衬,老法师需要父母官赏识,也需要老实人跟从。父母官需要老实人埋头苦干,老实人若没有父母官对自己的了解,是没什么生路的,不拜老法师为师,则是没有出息的。”

曾经的中国第一高楼,上海国际饭店。

马尚龙日前在《新民晚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上海的“齿轮”》的文章,进一步对“上海秩序”与三个群体的关系进行了发挥。文章写道:

“记忆中,外滩大钟一直走时准确,是公众的时间‘校准器’。五六十年前,每到外滩大钟报时,外滩上的不少行人,会停下脚步,撩起左手袖子,亮出手表,校对时间。这个习惯出于两个原因,一是当时的机械手表走时‘野豁豁’,每天都要对表;二是即便不准,手表也是奢侈品,在外滩撩起袖子对表,很拉风。外滩大钟就此有了更多的无形魅力。”

“从来没有人怀疑过外滩大钟的准确度,但是很少人会想及所有的准确度是来自齿轮运维的准确。”

在上海外滩眺望对岸的浦东。

而由父母官、老法师、老实人这三个群体组成的“三老”,很像是三个互相咬合的齿轮。




什么样的人是父母官?“中国半导体之母”、复旦大学老校长谢希德,华东医院原院长、知名演员陈冲的父亲陈星荣,上海电影译制厂原厂长陈叙一……他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领导干部,他们都是在某个专业领域和单位供职数十年,可以叫出所有部下的名字,和他们同桌吃饭,聊家常开玩笑。他们对单位的兴衰有着家长般的责任,对员工的福祉有着父母般的关爱。


何谓老法师?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评弹艺术家陈希安……他们代表了某一领域独到的绝技,代表了十万火急时的舍我其谁。他们是上海各行各业不可或缺的精英和骨干。


老实人,不是老实巴交的人,而是实实在在、靠本事吃饭的人。关于这三个字,最广为人知的是张文宏医生在2020年1月,疫情十万火急的时刻说出的那句“不能欺负老实人”。而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上海不欺负老实人”。




“三个齿轮有各自的大小、各自的转速、各自的转向。当三个齿轮互相咬合时,它们互相作用、互相依存,也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更大更有效更持久的合力。更加奇妙的是,在不同的社会关系中,三者常常还是多项和兼容的身份,于是又生发出了其他的齿轮组合,以致扩展至上海的城市社会关系,三者的齿轮咬合无处不在。他们所形成的合力,是上海秩序中的重要板块。”

深圳气质

恰如横渡“马拉河”的角马


如今,马骥远的“深龄”已经超过二十年,算是一个“老”深圳了。

马骥远


上海人的形成是酿酒式的,经过了时间的发酵与沉淀;而深圳人的形成,是爆米花式的。


马骥远在《上海秩序·深圳气质》中写道——

“‘深圳人’的身份,几乎是世界上最容易获得的。容易到只需要你在当地公安机关办一张‘边防管理区通行证’,简称‘边防证’,目的地‘深圳’,再买一张火车票或长途汽车票。”

“一趟趟火车、一辆辆大巴,仿佛是爆米花机那样神奇,挤进车厢的那些四川人、湖南人、湖北人、江西人、安徽人、东北人……是一粒粒米。到达深圳,车门打开,‘砰’的一声响,一粒粒米,都爆开成了爆米花。一个个原乡人,自然而然地成了深圳人。”

关于深圳人,他还有另一种新鲜的比拟。

他说,深圳人做不了北京人那样霸气的雄狮,也不能像在老家时那样做不畏强龙的“地头蛇”。中国人的自信常常源自脚下的土地。深圳人的脚下,既不是皇城根儿下的北京城,也不是祖祖辈辈生长的故乡。

深圳人做不了广州人那样相对悠闲的白鹳。广东人钟爱早茶,但在深圳,恐怕没有一家早茶会入“老广”的法眼。倒不是说深圳的厨子手艺不精,只因早茶实际上是一种生活方式。信奉“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深圳人,早上必是行色匆匆,没有多少工夫叹茶。

深圳人也做不了上海人那样的温良勤勉的领头羊。深圳人是由全国各地“最不安分”的人组成的。惟其如此,率先开办“三来一补”企业,拍卖土地使用权,这些其他城市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才能在深圳发生。

接棒上海国际饭店成为中国内地第一高楼的深圳国贸大厦。

也许,东非大草原上年复一年横渡马拉河的角马,才是深圳人的真实写照。

每年5月,东非塞伦盖蒂大草原进入旱季,约有200万匹角马,长途迁徙数千公里,强渡马拉河,为的是对岸马赛马拉肥沃的草原。一年一度的角马大迁徙,壮观而惨烈。马拉河水流湍急,河里凶猛的鳄鱼正等着一年一度的大餐。每年都有不少角马渡河而亡,但终究有更多的角马渡过了马拉河,来到马赛马拉草原休养生息。角马,就是这样一个在大浪淘沙中被不断洗牌的种群,在强敌环伺的草原上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

《上海秩序·深圳气质》里写道:“角马强渡马拉河,是为活命,而不是为逃命。也许,深圳人就是角马。”

马骥远接下来用两个故事来讲述何为深圳人的角马精神。

一个故事是关于华为的。21世纪初互联网泡沫破灭、与思科的诉讼战、资金链紧张等问题,让华为面临诞生以来的空前危机。内外交困之际,任正非生出了出售华为的念头。他向当时的手机、移动网络巨头摩托罗拉伸出了橄榄枝。经过半年谈判,协议基本达成,摩托罗拉以7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华为。

不过,最后关头,收购方案被摩托罗拉董事会否决了。华为以这种“被放弃”的方式生存了下来。2003年,摩托罗拉营收300亿美元,华为则是100亿元人民币。到了2020年,摩托罗拉市值280亿美元,华为没有上市,但是,其体量远远超过当年“准东家”摩托罗拉,是没有疑问的。

横亘在华为面前的“马拉河”,任正非渡过去了,才有今天的华为。

深圳福田CBD。

另一个故事,可以发生在无数深圳人身上。

李胤生长在湖南永州农村,从小喜欢文学。高考落榜之后,在老家的学校做代课教师,不久后来闯深圳。刚来深圳那阵,每天晚上李胤在公园草地过夜。钱花完了,工作毫无着落。李胤差点想跪在天桥上乞讨。但他终究没有迈出这一步。他找了一份工作,为印刷厂当业务员,白天骑着自行车在城市里狼奔豕突,找客户拉业务,晚上读书写作,把闯深圳的泪水、挣扎寄情于文字。数年下来,李胤在报刊上发表了上千篇散文、诗歌,以家乡为题的散文《永州夜读》入选了福建省中学语文补充教材,成了小有名气的“打工作家”;通过自学考试拿到了本科文凭,应聘于公立小学当语文教师。

2011年深圳读书月经典诗文朗诵会,著名演员严晓频朗诵了一首诗:“从青春到孩子的母亲,当我写下深圳,我的眼里已热泪盈眶。厂牌、工卡、收音机、流水线、车间、工业区,以及加班路上的方言,这些熟悉的词语,他们曾多么美好地打动了我……”

这首诗的作者叫“李西乡”,是李胤的笔名。

又过了几年,李胤正式调入深圳。工作、编制、户口、名气,这一切刚来深圳露宿在公园时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情,都已经变成了现实。

和许许多多深圳人一样,他成了一匹泅渡过命运之河的“角马”。

一个家族,两座城


一百来年前,一个叫马承铨的宁波人,从世居的宁波来到上海,先是学做生意,后来开厂置业,在上海滩扎下根来。

他想不到,他的这一次迁徙,会成就一个家族与两座在中国发展版图上处于C位的移民城市的故事,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上海秩序·深圳气质》这本书的源头。

马尚龙(右)和马骥远。

马承铨就是马尚龙的爷爷,马骥远的太爷爷。

马承铨的后代分为两支,一支留在上海,成为地地道道的上海人;另一支则由其长孙,即马尚龙的大哥、马骥远的父亲马尚贤开创。马尚贤于上世纪60年代考入东南大学,成为知名建筑学家杨廷宝的学生,他的同学顾百燕后来成为他的妻子,毕业后双双分配到安徽凤台,为古蔡国之地。

在凤台长大的马骥远,后来考上了安徽大学中文系,毕业后进了当地的党报《淮南日报》,随后于2001年南下深圳。

而马尚贤来到深圳的时间,比马骥远要早得多。1988年,他辞去众人羡慕的官职,南下深圳。但是,“闯深圳的困难,还是超乎了他的想象。有创业本身的困难,还有创业队伍人际关系的困难。”

几年后,马尚贤身患重病,英年早逝。深圳,成为这个家庭一个未了的心结。多年后,马骥远和他的妹妹先后来到了深圳,与其说兄妹俩延续了父亲的梦想,不如说,马尚贤当年的闯深圳之举,为将家族之根延伸到深圳埋下了伏笔。

1989年春节,马骥远(右一)全家在深圳。

正因为如此,马尚龙一直想与马骥远合作,写一本关于上海与深圳的书。《上海秩序·深圳气质》里,有这样的表述:

“深圳和上海,两个移民城市,有各自足够的谈资,还因为深圳是他的大哥马尚贤下海经商却又早逝的伤心地。”

“马骥远是马家他这一代人中唯一的文字工作者,和马尚龙不但是侄叔,也是同行。对著作颇丰的叔叔,马骥远敬仰有加并引为楷模。再者,对父亲的故乡上海,对自己安身立命的深圳,他也觉得应该有所思、所想、有所述。”

一百年,横跨两个世纪;一个家族,延伸两座城。

来源 | 晶报

记者 | 李跃/文 受访者供图

编辑 | 刘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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