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開荊：黃漢強與澳門學

2007年至2009年間，筆者有幸獲澳門社會科學學會及各界之托，通過整理及出版《黃漢強文集》，全面梳理黃漢強先生的論著以及日記手稿等，得以深入瞭解他的理論學說、思想世界、處世哲理和人生觀，其遠見卓識及心繫家國的情懷令人敬佩。該《文集》按內容精選並分類爲起草澳門基本法、社科學術成果、時事評論、散文詩詞和日記等四大主題，當中收錄了多篇澳門學論文。在此，我們藉着《澳門學》雜誌面世，回顧和學習黃漢強先生的學術思想，並以此緬懷先生。

黃漢強（1932—2005）出生於中山市長洲鄉的華僑商人家庭。年輕時，他已是一位學習成績優異且充滿使命感、滿腔熱血的青年。初中時，隻身來澳門培正中學就讀；畢業後，響應祖國號召，回內地讀書，追求報國的理想。後考入廣州廣雅中學繼續學業，期間積極組織參與青年團體及出版刊物。中學畢業後，進入北京大學經濟系深造。

先生於“文革”期間受到衝擊，被下放廣西貧瘠山區工作，但他依然積極面對人生。1974年，舉家回澳定居；此後，爲澳門社會做出了多方面的卓越貢獻，直到2005年離世。三十多年間，從未停下工作，且涉獵範疇廣泛。回澳後，他先在《華僑報》任職主筆，並爲該報創設“經濟版”，撰寫政評文章。1985年，他與多位學者組織成立澳門社會科學學會（以下簡稱社科會），被推選爲會長，該會成爲他從事社科研究的新平臺。在他帶領下，社科會對澳門回歸過渡期的“三化”問題開展研究，並推動舉辦以粵澳關係、澳臺關係爲主題的學術會議，將澳門研究的領域擴大。其後，他與社科會學者提出橫琴的開發利用、港珠澳大橋的興建等具有前瞻性的議題。1987年，他在澳門大學（時爲東亞大學）擔任澳門研究所的顧問，後被任命爲該所研究員兼副所長。1988年，他籌劃出版《澳門研究》學術期刊，與社科會一樣，其宗旨爲“研究澳門，服務澳門”，帶動了研究澳門的學術氛圍。1988年，全國人大常委會成立澳門基本法起草委員會，他被任命爲委員。回歸前夕，他獲全國人大常委會委任爲澳門特別行政區籌備委員會委員；特區成立後，又先後兩次獲委任爲澳門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除了參與澳門發展，他對家鄉和內地多個地區的教育和社會都有貢獻。

黃漢強是一位具有濃厚民族情感和正義感的學者。他的人生經歷曲折而豐富，少年時遇上抗日戰爭，從廣州逃難到澳門，後移居香港又遇上淪陷，還經歷了澳門大飢荒等種種苦難。大時代的背景，造就了他心繫家國的情懷和對學問的熱切追求。

黃漢強回澳時，面對一系列政治問題，尤其是面對澳門回歸祖國的重大議題，也因此給予他施展才華及思考澳門前途的機會。他筆耕不輟，建言獻策，成果豐富，主要有《澳門經濟年鑒》（主編，1983年版和1986年版）、《澳門經濟》（1988年英文版）、《澳門總覽》（主編，1999年版）；《澳門經濟》（1999年版）、《澳門叢書》（主編）、《澳門研究》（主編）、《新來澳定居之內地移民論析》（2004年版）、《長洲村志》（主編2006年版）；此外還有100多篇學術論文，以及發表在《華僑報》的3000多篇政治評論。

由於黃漢強一直深入澳門各領域及參與多範疇的研究，包括政治、經濟、社會、教育、文化等，其思考和言論往往獨具見解。1988年，他直言，回歸後澳門政治上將會處於較爲穩定的局面，但土地不足，資源缺乏，加上國際地位並不顯要，無法與中國內地及其他一些發展中國家優越的投資環境競爭。因而，應利用同葡國的特殊關係，加強澳門在共同市場（歐盟）的地位，以及溝通同拉丁美洲尤其是葡語國家的經濟關係，鞏固舊市場，開拓新市場。這些具有政治智慧的遠見，今天已得到印證：國家在澳門創設中國—葡語國家經貿合作論壇、橫琴租地給澳門大學舉辦、國家爲澳門劃撥85平方公里的水域……以上可見其過人的洞悉能力。

對於“澳門學”的提出，他經過透徹的思考，且深明其重要性，充分體現了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感。20世紀80年代，正值澳門回歸前的過渡時期，中葡兩國政府開始就澳門前途正式展開談判，澳葡政府和民間面對各種問題，包括政權的順利交接、社會如何平穩發展等，亟需嚴謹和科學的政策研究。民間社會也意識到，未來的變化將是多樣的，澳門將迎來一個新時代。許多可想象或不可預見的模糊概念令社會各界熱烈討論。因應時勢的發展，黃漢強與陳樹榮、魏美昌等幾位學者提出建設“澳門學”的議題。經過多次會議討論，他們試圖爲“澳門學”構築明確的概念、對象、內容與任務：它是以澳門文化爲研究對象的一門學科，研究澳門與世界經貿互動和交流、碰撞、融合中形成和積澱的文化，研究澳門文化的獨特個性、功能及其形成和發展的規律性，從而揭示人類社會異質文化的交流和碰撞的規律及其價值，爲人類的真正的持久和平與合作發展找尋有益的啓示。

顯然，黃漢強的初衷，是以澳門文化爲起點，研究澳門，卻不止於澳門，而是放眼世界，以澳門爲對象探索人類和平發展的模式及規律性，作爲世界長久和平的參考，涉及澳門在世界中的角色以及世界視野中的澳門。這正是澳門學的重要價值和意義所在，也體現了先生的視野和遠見，以及其廣闊的胸襟和世界觀——既有宏觀的理念，也深入具體。這是黃先生從事社會科學研究的體會，也基於他深厚的學術素養和豐富的社會經驗。

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是人們長期創造發展形成的產物，也是一種歷史現象，是社會歷史的積澱，是人類創造的所有物質和精神財富的總和。包括一個國家、地區或民族的歷史地理、語言文字、風土人情、傳統習俗、生活方式、文學藝術、行爲規範、思維方式、價值觀念等。既包括世界觀、人生觀、價值觀等具有意識形態性質的部分，也包含自然科學等非意識形態的領域。如何在新時期推動澳門文化的發展繁榮，是黃漢強一直努力探索的問題。

黃漢強認爲，澳門作爲中西文化交流的起點和橋樑，中華傳統文化與西方近代文化融合和創新，主導澳門社會的安定與發展，締造了獨特的澳門社會和澳門文化。澳門是中西文化大熔爐，是多元文化和平相處、共存共榮的典範。它獨特的個性是“開放與寬容”，在澳門到處都可以感受到開放、包容、外向、自省、祥和、發展的文化氛圍，贏得不少海內外學者的高度讚揚和積極評價。因此，研究澳門社會和澳門文化的獨特性及其發展的規律性，極具歷史價值和現實意義。他認爲，經濟與文化是雙生子，有經貿往來，必有文化交流。而澳門則是中國最早的對外開放的“經貿特區”和“文化特區”。

事實上，自“澳門學”提出以來，學界基本認同以研究澳門文化作爲核心。鄧開頌指出，對澳門學的定位，包括對象、內涵、方法等方面，都應把澳門文化及其與嶺南文化的關係這一內容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章文欽也指出，澳門歷史文化研究應當成爲澳門學的重要方面。這不僅由於澳門有着悠久的歷史文化，在東西文化交流中曾起着極其重要的作用，而且由於這些歷史文化遺產，無論作爲文物還是文獻資料，至今仍然大部分完整地保存下來，這種文化傳統對今天和今後的澳門仍然產生着十分重要的影響，是澳門繼續保持穩定、繁榮和發展的重要條件之一。池田大作表示，在澳門，葡萄牙的人文主義與中國的宇宙觀和諧相處，互相尊重，互相學習。不言而喻，澳門文化將像燈塔一樣，給這個不安寧的世界帶來光明和希望。

的確，澳門的主流文化是相融、相通，也是社會進步的有利條件。反觀世界不少國家及地區，卻由於歷史、地理、種族、文化差異而產生的矛盾，演變成殘酷的戰爭，造成巨大的傷亡和悲劇。澳門學的起點是研究澳門文化獨特的兼容性及其歷史演變過程，爲世界不同文化的共存共融、共同發展探索可能的模式。

澳門回歸祖國後，政府和社會各界對歷史遺產的保育尤爲關注，文化事業在經濟急速發展的步伐下仍有很好的生存空間，並明確文化乃是社會資產中的珍貴元素，且得到國際的認同。2005年，澳門歷史城區成功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世界遺產名錄”；2006年起，澳門民間技藝及傳統信俗，如粵劇、神像雕刻、魚行醉龍節等先後列入中國“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2010年至今，澳門教區檔案、功德林文獻，以及漢文文書等三項澳門文獻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名錄”。這是學界對澳門歷史文化研究的成果，也是對澳門學研究的推動，在肯定澳門人的文化自信和增加城市光環的同時，也令澳門歷史文化得以彰顯。這些成果有賴於黃漢強先生和一大批學者長期以來的耕耘和努力。

1986年“澳門學”的提出，對學界而言有點突如其來。既欣喜，也措手不及。相信當時黃漢強先生已經預見，澳門未來落實“一國兩制、澳人治澳”的問題非常重要，不僅是澳門自身的發展，也是國家民族的議題。基於政治高度，他意識到，澳門獨特的歷史和人文內涵，將是良好發展的基礎，前景樂觀。當香港面對回歸問題時，學界出現的重港輕澳現象，令他憂慮。他直言，由於主客觀原因，內地學者一般重視對香港的研究而忽略了澳門研究的價值。其實，澳門城市及其微型經濟發展的經驗，對內地中小城市來說，更有參考價值。一般而言，這些城市學澳門容易學香港難，移植澳門的經驗易於移植香港的經驗。還有一個問題，澳門空間細小，加上歷史和現實的原因，人們長期對澳門存有偏見，認真研究的不多，對澳門缺乏真正的瞭解和認識。因此，他以學者應有的風骨和膽識疾呼：無論從學術角度或者從實踐角度，確實到了對澳門進行全面、深入、系統研究的時候，甚至可以說，現在已經遲了，不能再等了。希望經過幾年的努力，在全面、深入、系統研究澳門的社會的過程中，逐步形成澳門學的雛形。

事實證明，黃漢強先生的觀點經受了時間的考驗。澳門地方雖小，卻小中見大，可研究性極高，其經驗可供借鑒。回歸二十多年來，澳門政治穩定，社會繁榮，經濟發展迅速，市民的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已成爲“一國兩制”成功實踐的典範，令世界刮目相看。這也與像黃漢強這樣具有遠見和智慧的一衆學者之建言有關，他們及時提出對澳門進行深入研究，從學術的角度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排除了對澳門不應有的矮化和偏見。這種先見之明，一方面，通過對澳門內涵的發掘，潛移默化地感染着社會大衆，從而不斷提升澳門市民對自身文化的認知和認同，增強的信心凝聚歸屬感；另一方面，也爲澳門成功申報各項“名錄”奠定了重要基礎。多年來，在澳門學的旗幟下，學者們不懈推進對澳門不同領域的研究，如經濟、法律、社會保障、語言等議題，不斷探索澳門社會繁榮發展的模式和路向。這些探索與努力，他是澳門能夠保持安定發展的重要因素。

回看黃漢強所處的20世紀，世界經歷大戰、冷戰、種族仇殺，百姓飽受戰爭煎熬和威脅。而在當今全球化的大趨勢下，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愈發緊密，尤其是在和平、反恐、抗疫等關乎世界人民福祉的議題上，國際合作必不可少，互相協商尊重尤爲重要。然而國際時局變幻莫測，隨着中國的崛起和強大，在經濟、科技等方面的高速發展備受國際關注，西方國家，特別是美國與中國的關係成爲世界焦點。近年的新冠肺炎疫情肆虐西方國家將問題政治化，把矛頭直指中國，同時以各種藉口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如西藏、新疆等問題，且日益加劇。

黃先生在多年前已指出，在世界發生的暴力衝突和流血戰爭中，西方世界堅持的文化中心主義、狹隘民族主義和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將自己的價值觀強加於人，“順我者昌，逆我者亡”。西方對於發展中國家今日的和平與發展，往往基於他們的政治文化理念和價值觀，動輒以經濟手段乃至武力相威脅，造成緊張局勢。例如美國炮製和不斷鼓吹的“中國威脅論”，將中國樹爲美國的“競爭對手”和“假想敵”。事實上，時至今日，這仍然是當今中國遇到的焦點議題，西方某些國家對中國採取種種手段，嚴重破壞國際關係，影響世界和平。

澳門自16世紀中葉捲入航海發現的熱潮，歷史的機遇選擇了澳門，它與世界有着廣泛和多元的接觸，在政治、貿易、宗教、習俗等方面顯示出別樹一格的文化生態，是人類文明的最佳實驗場。黃漢強提出，澳門學應將目光放在世界。他指出，宗教、種族問題，往往引起國家之間的暴力衝突和流血戰爭，直接的原因是利益所引致，深層的因素則是文化之間的差異以及文化本身的排他性和獨斷性。在全球化的語境之下，文化的融合與尊重，以及文化更新，是一個長久的話題。因此，他認爲，在研究澳門學的深層次意義上，應通過探討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和碰撞所達致的文化融合和更新。所謂文化更新（創新），就是在文化融合的基礎上發展和創造，孵化出一種非此非彼的新文化。歸根到底，就是異體異質文化的價值觀的互補、整合和提升。這種提升，既是文化的提升，也是人性的提升。衹有這樣，人類社會纔能實現真正的持久和平與持續發展。以今天的角度回看，這些論斷充分體現了黃先生對澳門學的定位具有高度、廣度和國際視野。既從澳門談世界，也從世界論澳門，其國際化的路向是必然的。

澳門學是一門以文獻檔案、文化遺産爲基礎，以歷史文化和社會生活爲研究對象，探尋澳門模式與澳門精神及其國際效應的綜合性學科。

十多年前，筆者曾基於黃漢強先生研究的基礎上，參與澳門歷史文獻的整理，並提出建立“澳門文獻學”，致力搜尋、翻譯各地具有歷史價值的澳門文獻，有序地爲研究者提供各種信息資源，並強調“澳門文獻學”是“澳門學”的基礎學科的構思。近年來，大量學者參與文獻資源挖掘和整理的工作，並取得了豐碩的成果，如《澳門編年史》《澳門百科全書》以及澳門科技大學圖書館“全球地圖中的澳門”等項目。此外，湯開建、金國平、薩安東等學者組織團隊深入世界各地，挖掘大量澳門檔案文獻資料，大大豐富了澳門研究的素材。另外，澳門基金會啓動的“澳門記憶”文史網，系統地梳理了澳門的人、物、事、景、情，以現代技術進行着錄和檢索，爲學者提供了重要史料。可以說，挖掘和整理史料方面順利推進，成果顯著。

2010年，在澳門基金會的支持下，澳門大學澳門研究中心等機構召開了以“澳門學”爲題的首屆國際學術研討會，集澳門、內地以及世界各地的學者參與研究，爲澳門學研究建立了系統、規範的學術平臺。其後，該學術會議持續在里斯本、北京、廣州、澳門等地舉辦，至2019年已舉辦了六屆，推動了澳門學研究的發展。2019年，適逢澳門回歸祖國二十週年，澳門大學出版的《南國學術》雜誌從該年開始以不定期方式推出“澳門學研究”專欄，廣邀各領域的學者向更深更廣的領域拓展。

近年來，澳門高校陸續開設以澳門歷史文化爲主題的課程，爲澳門學研究培養人才，筆者也參與其中，如主講澳門文獻學、澳門歷史遺產等課程。當然，確立澳門學的地位和價值，有必要研究學科之規範，建立完整的學科體系，包括設立分支學科。具體而言，未來在學科建設上可考慮幾方面：其一，澳門歷史與中華文明及世界文明的關係；其二，澳門文化特色與源流；其三，澳門文獻學。

毋庸置疑，澳門學有着非常廣闊的研究空間。就目前的研究成果可見，史料描述性和敍述性較多，分析性和總結性論文也甚豐，揭示歷史背景的研究也不少。學者普遍認同，澳門的發展應該與世界同步，其研究也應該進入世界。我們應該從探索知識體系、理論模式、學科建設、文化生態等方面邁進和提升，深刻揭示澳門對世界的價值、對人類發展的貢獻。澳門學應與時俱進，積極爲澳門及國家建言獻策，開展不同範疇的研究，尤其在國家“一帶一路”倡議以及澳門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等議題上，賦予澳門學研究新的生命力。

今天，仰望黃漢強先生對澳門學的貢獻，筆者引用吳志良博士對黃漢強先生的評價作爲結語：“他對澳門社會種種問題思考之深刻，分析之尖銳，無不包含他對澳門這塊土地之熱愛與熱情，無不包含他對澳門前途之殷切期盼。澳門研究有今天的發展，與他的努力分不開，與他那一代知識分子默默耕耘分不開。澳門社會有今天的進步，與其同代的學者在學術開拓上所付出的辛勞和所取得的成果分不開。歷史會記住黃漢強先生這位充滿澳門情懷的公共知識分子。時代需要更多似他這樣的人。”

 END 

長按二維碼

就可以關注我們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