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鵬：清末民初澳門的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

關於近代澳門經濟轉型、城市發展及其治理形態的變遷調適，學界已有比較充分的研究，然而就瘟疫防控與城市發展、城市治理的互動關係尚未引起足夠重視。本文以瘟疫防控爲中心，考察近代澳門城市化進程中的相關環境衛生問題及其應對策略，討論疫情防控與城市治理之間的辯證關係，進而深化對近代澳門城市發展及其治理成效的理解和認識。

澳門地處亞熱帶，雨水充沛，氣候濕熱，兼及地狹人稠，瘟疫發生流行之風險奇高。更爲重要的是，近代以來，澳門依托消費主導的經濟轉型，以及政局相對穩定的區域優勢，吸引周邊地區華人不斷湧入，從而加劇了人口過密的問題，增加了疫情暴發、擴散的危險。一方面，華人大規模進入。清末民初，內地局勢動蕩，逃亡澳門的風潮再現，引致在澳華人人口居高不下。1896年，澳門總人口已增至78,627人，華人有74,627人。民國肇建後，按照北洋政府駐外機構調查，1913年澳門華人約8.5萬人。1924年，由於廣州商團叛亂，難民持續湧入，使澳門人口上升至190,306人。1927年，澳門人口仍有157,175人，其中華人152,738名。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後，來澳僑居者驟增，據《澳門指南》估計，1942年“已超過五十多萬人”。抗戰後大量華人內遷，不過，居澳華人總量仍較戰前多，且不斷有新移民進入。需要說明的是，居澳華人大多擁擠於半島地區。以1927年爲例，當時澳門半島總人口98,202人，華人94,217人，佔比95.94%，氹仔、路環華人雖然較其他族群人口佔據絕對多數，但人數衹有4,198人和2,043人。到1941年，澳門半島華人227,030人，佔比97.8%，氹仔、路環華人衹分別增至7,634人和5,039人。

另一方面，外來商旅人群數量始終保持高位。儘管第一次鴉片戰爭後澳門遭遇新興通商口岸的挑戰，但來自葡萄牙、英國、法國、美國等歐美國家以及菲律賓、印度尼西亞、泰國等亞洲國家的外國商人和遊客依舊絡繹不絕。更爲重要的是，毗鄰的香港和珠江三角洲地區乃近代澳門外來商貿、旅行者的主要來源。1939年，何翼雲、黎子雲合編的《澳門遊覽指南》所列舉該書代售處遍及“澳門、香港、廣州灣、吉隆坡、八打威、曼谷、仰光、河內、馬尼剌、美洲、澳洲及國內外各埠大書店”。從這些代售處開設的地點可以大致推測近代澳門遊客的來源地。除國內各埠外，至少涵蓋東南亞周邊衆多重要城市及美洲、澳洲等處。而且，爲適應不同語種讀者的需要，書中一些酒店廣告還提供中文、英語地址。隨着賭博業的興起，消費旅遊日益增長，賭客顯然佔據最大比重，他們“多是由香港、廣州和其他地方來的豪紳、富翁、軍人、政客和他們的太太等”。據統計，民國時期每年僅從內地專門到澳門賭博者至少有14萬人。澳門，尤其是半島地區地狹人稠的矛盾愈發嚴峻。

一般來說，公共衛生問題與人口集聚數量、人口密度、人口互動頻率成正比。隨着近代澳門人口數量和密度驟增，住房、衛生、環境問題日漸凸顯，爲多種傳染病發生擴散提供了溫床。清末鼠疫流行時，時人對地狹人稠與瘟疫暴發風險之關係多有論述。1895年拱北關報告指出，鼠疫“疫症之起，始於稠人積穢之地，漸而流傳，遍於澳門。推其致疾之由，多因病鼠四竄所帶”。1906年肺病初發時，拱北關報告認爲，“蓋因人煙稠密，所住房屋湫隘，牖戶閉塞不通，且多習慣燕居，空氣甚少，致有此病，不能歸咎於水土”。1912年內地華人大批遷澳，在春夏之際歷時近五個月的疫情中，染病者亦多爲華人。時人認爲：“澳門華人聚處，人煙稠密，無怪致病之多也。”1916年霍亂暴發，《申報》報導稱，廣東戰事發生，城鄉居民逃走一空，紛紛寄居港澳，“澳門地狹人稠，竟至發生癘疫”，於是華人又紛紛逃往廣州或香港。可以說，在時人認知中，“地狹人稠”是呼吸道、消化道等多種傳染病共同的致病根源。

近代以來，澳門雖然華洋生活區域界限不像明清時期那樣涇渭分明，可是華洋空間區隔仍舊存在。據民國學人對近代澳門半島居民空間格局的描述，“東南兩方爲市區，商店薈萃於東南；碼頭多在海傍馬路、河邊新街一帶；西南則爲政府機關、學校及住宅，西人多寓此。東北之新橋市、龍田村、望夏、沙崗、沙欄仔、沙梨頭、賣菜地、媽閣坊、大街坊等處，爲華人住宅區”。按照當時寓澳外國人觀察，華人居住地街道逼仄，路面崎嶇，商店簡陋，臨水地帶以擱淺在陸上的殘破木船爲家，條件更差的疍民家庭僅以木板、草席搭蓋簡易的草棚，依附於他人的木船。這種惡劣生活條件無疑爲傳染病流行創造了直接條件。1885年屙嘔流行時，澳門醫生局報告稱：“查此症華人多有染者，但思其所由來，乃因飲食不調，居住不潔，即有疾病，亦不速醫所致。是以特將此條款宜示於衆，俾人知所保護身命”，強調“大凡人之最要者，先要心安，切勿膽怯；其次身體清淨，更須所住地方乾潔。誠能如此，本澳必不防有疫疾，即或間有之症，亦必盡行消除矣”。1908年，澳葡當局公開承認：“澳門華民居住街道，每因地狹人稠，致多癘疫，亟以潔淨地方爲衛生之要政。”與此同時，拱北海關報告不僅指出當時澳門華人病患劇增之緣由是，“夫澳門華人聚處，人煙稠密，無怪致病之多”。而且，就1895年鼠疫首次流行以來，拱北各關廠周圍經常出現患者或死者，可居住關廠內的華人和印度人均未染疾的情況果斷地認爲，其原因在於“關廠內通風順暢，認真注意居住地的衛生”。需要說明的是，清末民初之際，歐洲正在經歷一場細菌學革命，有關疾病發生流行的“細菌說”逐漸挑戰“瘴氣說”，致使世界範圍內愈發重視疫情防控方式的多樣性，公共環境、公共衛生、居家衛生乃至個人衛生無不在考量範圍之內，環境美化、衛生整治、疫苗接種、檢疫隔離、藥物治療等新舊方案交錯並行。在此情形下，立足於地狹人稠困境的疫情防控、環境整頓和衛生治理顯得十分必要。

有研究者指出，19世紀及其以前澳門居民的主要死因是發燒和瘧疾、梅毒、脊髓癆、肝硬化、痢疾、白喉，以及鼠疫、霍亂、天花等週期性流行病。進入晚清以後，澳門亦遭遇相當普遍且程度不同的多種傳染病侵襲，主要包括“屙嘔症及同類症、黃熱症、核症、痘症及同類症、喉症，傳染性屙血症、肺結核症、腦膜炎症等”。從現存文獻統計發現，近代澳門初春易暴發流感、鼠疫、結核病、腦膜炎；春末炎夏常流行霍亂、腸胃病；冬春天時亢燥，多傳播天花、白喉。面對這一情形，近代澳門採取了若干相應的舉措。

健全抗疫制度。爲提升醫療應急水平，一些配套機構相繼籌設，衛生局直接負責全澳醫療衛生事務，一些醫療辦事機構分設幾處（不同時期數量和地點不盡一致），從而形成上下貫通、左右聯動、內外協同的組織架構。疫情暴發後，多個部門參與其間：衛生局協同稽查“所有街道、房屋、溝渠等處除穢事宜”；工程公所“將搭棚工料備妥”，方便及時建搭病棚；船政廳整頓碼頭“以便由省港來澳之人，隨帶行李貨物上落”；鏡湖醫院“妥備病者應用各件，如經西洋醫官稽驗，疑是疫症，而該病者不欲在棚由西洋醫官調治，即令遷出澳外，以杜傳染”。此舉可謂醫療行政、民政、交通、城建、警察等多個政府部門以及公私醫療機構，共同實現疫情應對方面的多部門聯動。腦膜炎發病期間，軍醫院、醫生局、華政務廳、員警所、鏡湖醫院均充當滅臭藥水的領取點，船政廳則主持水上衛生的稽查。在疫情期間，澳葡當局推行海面衛生章程，要求“一切入本澳之大小船主，須將船上所有病症情形，報明管理本澳海面事務官員知悉”，“如船上帶有現病之人，或途中曾有病人者，一入口時船政人員未曾立刻到其船查看衛生情形，該船必須自行即將船上帶有現病人或途中曾有病人之情形事，向巡河船管駕報知。若係於入口後船上有病人，亦須報與巡河管駕知悉”。

實施輿論管控與輿情引導。澳門作爲一個移民城市，與疫情相伴而生的社會恐慌容易導致外來華洋人士的大量逃離。鑒於此，《澳門憲報》經常發佈有關疫情的信息，個別無疫情時期也通報埠外情形，如報稱“現今本澳埠口以及陸地各處，均仍屬安靜如常，並無各項疫癘也”。一批本地報紙如《鏡海叢報》《知新報》《華僑報》《大衆報》《市民日報》《世界日報》等及時報導埠內外疫情進展，客觀上緩解了大衆的心理壓力。而壓力釋放的結果之一，誠如時人樂觀地看到，“嗣後每年或輕或重皆有時疫流行，於今已習以爲常，不以爲然，不再恐慌”，“疫症即使引致上千人死亡，卻於貿易沒有明顯影響”。

實施嚴格檢疫制度。由於對外人員、商品流動頻繁，加之毗鄰區域疫情防治既有差異亦有聯動，一定程度上增加澳門瘟疫防控的難度。檢疫手段在澳門早已嚴格使用。針對外來者衆多問題，近代早期已經爲內地商埠駛來之船而設立預防疫症章程，到1882年，改由海口商埠來之船艘遵行辦理。19世紀90年代鼠疫大流行之際，香港纔初步使用檢疫措施，而澳門嚴格執行檢疫，從而避免了鼠疫的大規模傳入與暴發。按照拱北關報告的記錄，1894年省港鼠疫初發，“初起於省垣，漸延附近村落，暨而殃及香港。惟本口仍爲樂土，實多蒙澳門大西洋地方官認真防範，設法稽察，始終不懈，故雖由香港癘疫之鄉避地圖存遷來澳門者，實繁有徒，遍僦居於澳之曠室，而寓澳之人終無虞傳染也。其稽察之法，由洋官分派醫員，凡遇來澳者，先行上船診視，始准誕登”。民國時期，隔離檢疫措施蕭規曹隨，甚至更趨嚴格。1939年6月，澳葡當局施行霍亂防疫措施，規定凡由埠外霍亂埠乘輪或飛機到澳門者，須攜有醫生證明書方准登陸，並附貼照片一張於說明書內，由注射防疫針日起六日後四個月內始吿有效。該入口規定到同年8月纔取消。

埠內外協同合作。關於涉及埠外事宜，澳葡當局及時通報跟進，爭取區域政府之間的協同合作。1918年初，香港發現腦膜炎症數宗，澳門衛生局不僅隨即對外公佈預防、診療方案，要求外埠到澳之人注意防護，可免費領取滅臭藥。1939年6月13日，澳門衛生管理部門發佈佈告，嗣後凡由澳門赴香港者須攜帶澳門衛生局所發霍亂症注射證書，且證書上附有本人相片和衛生局正式印章，證書有效期六個月。實際上，在近代，粵港澳曾開展多次突發事件下的醫療互濟與聯動。還有一些地方，如廣州灣針對防疫相互通報彼此防疫政策或措施。粵港澳相對完備的醫療條件自然成爲各地疫情防治的核心因素，而跨地域的聯繫和互動既是每個地方防疫體系的延伸，也成爲抗疫成功與否的關鍵所在。

儘管瘟疫防控與專營經濟屬於不同的社會範疇，兩者之間並不構成因果關聯，然而在具體運行過程中交叉互涉。起初，華人鋪屋各掃門前雪，各自負責處理自己製造的垃圾，然而到了晚清，各類垃圾均被納入專賣管理的對象範圍之內，由承充人向公物會承接潔淨街道的相關業務。在此情形下，以衛生爲由，糞便、尿水均合理地成爲承充生意的對象。在實施豬肉、牛肉專賣過程中，設立劏槽宰殺與分割豬牛，且由畜類醫生檢查有無疾病後方可開宰，承充合同明確規定，“所有牛隻按照該劏槽章程，於未宰之先應在劏槽以經醫生查看方許開宰，並無傷無病、肥壯不老之牛方可開宰。如不合此情形，概不准用。所有經驗過，或老或病不合用之牛，即在該牛身上戳一‘R’之印，以爲不得再行入劏槽之記”。此項規定，從源頭上既滿足對豬肉、牛肉市場的掌控，也實現了對肉質的衛生監督，客觀上推進了專營體制的運作，也有利於從源頭上保障食品衛生與安全。

人類與傳染病的共生競爭關係，無時不有，也無處不在。因此，疫情防控的社會影響是全局性的，但又因時因地而有所差異。近代澳門通過疫情防控，公共衛生與環境治理也得到較大的發展。

推動衛生環境治理。1885年，澳門防範屙嘔症時，飲食、身體、衣服、住所、廁所、溝渠的潔淨成爲重點檢查對象。清末民初，對於公共衛生環境，政府規定鋪屋各自打掃潔淨，不時遣員遍行查驗，否則按律責罰，同時派人用藥水代爲熏洗，所有費用歸居住鋪屋者照數繳納。對於家居環境，必須保持房屋衛生。1907年3月13日，澳葡當局面向華人特意規定：“凡各華人住屋，須要常時打掃潔淨，不得存留穢物及濁水爛泥之物；凡城內外各屋及各處，均不得存留糞尿；所有廁所地方要用辟穢藥水時時灑掃。”爲預防鼠疫、痘疹等傳染病，要求居民屋內保持潔淨，將屋內外遍搽灰水消毒，免至毒氣傳染。1912年7月20日，政府頒佈《澳門民間建屋及屋宇宜合衛生章程》，內設“地土衛生”“屋宇衛生”“屋之衛生”“養牲畜房”等條目，由工程公所協同衛生、行政、員警官員及衛生差役監督實施。再如東望洋車手申請換領牌照時，議事公局的審查標準即是車座潔淨和簾幕齊全。隨着有關傳染病致病因由、發病機制認知的逐漸深入，飲食衛生也愈發引起人們重視。井水不潔易致腸胃病發，澳葡當局命令所有居民自費淘清各橫街、圍里之水井。在個別情況下，採取強硬態度封閉水塘。1911年，政府要求城內外華人不可飲用井水，必須飲山水，且須煲熟滾透，方可吸飲。1913年，政府再次規定，“衹可飲用二龍喉花園右側直至路盡處魚狗之泉水及附近白頭墳墓之泉水。飲用時仍必須煎滾，若再用沙漏隔遇，則更佳”。澳葡當局因此提出，“改良地方之事尤以整理自來水及各街坑溝暨防疫方法及興建屋宇等事爲尤要”。及至20世紀20年代，澳門開始供應自來水，澳門自來水公司保證供水安全，製水過程整理清潔，並經衛生部門化驗室用化驗方格以統製之。但是，囿於自然條件和經濟能力，華人居民飲水仍以地面井泉水爲主，導致腸道傳染病頻發。以食品衛生而論，澳葡當局規定，“凡未經煮透之蔬菜、未成熟之果品，均不宜食用”。爲預防因飲食安全導致霍亂發生，衛生部門針對其傳播源頭逐一提示，包括：飲用水或乳類必須煮沸；食用菜蔬果子至少洗滌二次；果子須用熱梘水洗至潔淨；勿以生菜作沙律爲食品；街外所賣之雪糕須小心入口；餐前必須將兩手洗淨；食品切勿令鳥蠅飛到；腸裏一覺不適，須到平日開門贈醫之國家醫務所診治；等等。對於街上公開買賣的食物，衛生部門亦派出工作人員到各街市巡視，防止銷售變味肉類、腐爛果品。澳葡當局規定，“凡賣麵包餅食遮厘以及售賣一切隨時可食之食品人，應設備玻璃櫃、鐵絲網、箱罩之類，以保障該項食品而免蒼蠅及其他蟲類之聚集”。開辦飲冰室、街頭飲冰檔口者，須於公鈔科、議事公局前入稟衛生局領取發售雪水執照。1925年5月30日，澳葡政府頒佈《澳門市自治規約》13章372款，對公共衛生、飲水飲食再次予以規定。

完善城市基礎設施。地狹人稠引致的癘疫頻發，尤其首發於衛生條件惡劣、居住人口密集的華人居住區，進而傳遍澳門各地，西人山頂洋房儘管乾淨整潔、消毒徹底也未能倖免，甚至成爲流行後期的重災區。澳葡當局認爲，“其法最善在該地方開闢通爽光亮之闊大街道及馬路及建造溝渠”。爲此，要求實施改良計劃，徵用部分屋宇和土地，拓寬街道、建造溝渠，以收潔淨地方之效。比較成功的案例是，望德堂、和隆兩個華人街區本是瘟疫傳播中心，經過一番整頓後，病例顯著減少。政府還規定，凡屋宇係座坐落在現有大溝渠或後來新開大溝渠之街道者，其屋內須設小溝渠通出街外之大溝渠；凡屋宇有天井者，其天井要有水渠通落小溝渠，而小溝渠之水口必須安渠口石；凡屋宇係座落在未有大溝渠之街道者，其屋內須設小溝渠通出街面。屋宇連通街道或街外大溝渠的小溝渠須安置曲放水筒，以免穢氣傳入屋內，同時渠口加上鐵罩，以阻鼠類竄入及硬物流入堵塞渠道。值得注意的是，1906年6月20日，葡萄牙政府上諭批准澳門《屋宇衛生章程》；1910年10月，葡萄牙宣告成立共和國，次年底澳葡當局第262號公告仍令察核《屋宇衛生章程》遵行情況，依然延續君主制時代的舊章程。

改善城市生活環境。在承認既有自然條件和外貿競爭優勢不再的情形下，澳門努力推動環境治理和衛生整飭，進而與旅遊業拓展結合起來，成功將澳門打造爲“遊樂衛生無不臻善”的“休養憩居之所”。一些歐洲人甚至認爲澳門“終年設法整潔道路，講求衛生，直可視爲中國南方安居之所”，“在中國不可能提供比澳門更有益健康的港口、更明媚可愛的氣候”。1923年，上海商業儲蓄銀行旅行部推介“澳門地方氣候甚佳，極合衛生，華人多住家於此”。1939年，《澳門遊覽指南》亦言，澳門“此中氣候之溫良，風雨之調順，實最適宜於休養憩居之所，遊樂衛生無不臻善。至海濱空氣之清新，南環風景之恬靜，地方景色之秀美，及歷史古蹟之衆多，爲不可得之佳境”。基於此，1864年12月，澳葡當局制訂城市改善計劃，澳門工務局（1867）、澳門城市改善研究委員會（1883）先後負責城市建設的相關內容，從而也開啓了以植樹造林爲主的一場綠色革命，以招攬埠外尤其周邊地區的遊客進入消費。1858年12月頒佈《環境保護條例》，1864年12月制定以改善市政和衛生狀況爲主的發展計劃，實施清潔街道、安裝街燈、興建公園、廣泛植樹、挖渠排污、處理糞便、整治市場、改良口岸等公共工程和衛生革命。1919年3月1日，澳葡政府頒佈第40號訓令，規定成立旅遊委員會，衛生亦是重要考慮要素之一。正是由於官民共同的思考與實踐，澳門在近代逐漸擺脫對外貿的依賴，並開啓向旅遊城市的過渡和轉型。

隨着科學的發展和普及，基於氣候變化、空間環境、居住條件、飲食衛生等致病要素的綜合判斷，結合既有知識觀念和技術水平，爲制訂、實施與自然條件、城市生態、人口結構等自身特點相適宜的策略，是近代澳門相對成功應對突發疫情的要因。從重大疫情防控和突發公共衛生事件處置來看，近代瘟疫流行期間，澳門無論傳染程度、傳播範圍還是阻斷效果明顯優於香港、廣州等周邊城市，博得當時國內外社會的關注和讚譽，成爲毗鄰地區疫情防控的“模範生”。正如拱北關報告評述清季澳門衛生狀況時，特別以“軫念民生”“立法周詳，防微杜漸”稱讚澳葡當局，又稱“華洋居民咸獲又安，未始非出自各官之所賜也”。拱北關報告雖然不乏吹捧澳葡當局的成分，但也從側面反映澳門疫情防控中政府主導的面向。1894年，東京帝國大學醫學教授青山胤通經過實地調查華南疫情，稱讚澳門疫情防控成效顯著，尤其是大面積佈置警察、實施嚴格檢疫、華人勞工流動減少等人爲因素發揮了積極作用。到20世紀20年代初，報界名流林煥庭亦慨歎民國澳門新貌，一改清末“每年均有季候傳染症，居民甚感恐怖”的慘象，“近年以來疫症日漸減少，竟至於無”。正如林煥庭所言，澳門疫情防控的成功經驗主要基於兩點：一是衛生狀況較過去進步，二是慈善事業實甚勃興。慈善機構日益擴充，居澳華人踴躍捐輸，以至於博得廣東省府的讚許和粵港紳商的嘆服。以此來看，近代澳門疫情防控的成功實際上是華葡共同推動、內外力量整合的結果，且逐漸形成頗具地方特色的醫療建設、衛生整治、環境整頓相結合的綜合治理體系。

仍需注意的是，也有時人以“窮於應付”四字概括近代澳門的城市建設和治理成效，主要表現在，澳葡當局治理經驗短缺，規劃雜亂，執行力不足，令“住過澳門的人”切實感到“葡人真呆笨”，“他們對澳門都沒有系統的整頓或建設，今天弄弄那樣，明天弄弄這樣”。由於葡萄牙的殖民式管治缺乏長遠規劃、行政作風拖遝怠惰、地方財政實力有限、華洋隔閡難以消弭和華人生活條件惡劣，以及對於畸形消費經濟的過度依賴，某種程度上成爲近代澳門瘟疫暴發的政治與社會深層根源。比如，時人批評澳門縱有“第二瑞士”的環海風景，而“葡國政府偏從不道德的方面造成澳門爲罪惡之藪，已則從中坐收漁人之利”。在具體施政過程中，近代葡萄牙積貧積弱，無暇遠顧，“澳門食用則仰資粵產，貿易則專仗粵商”，城市治理效果自然難如人意。1933年7月，經濟學者朱偰遊覽澳門時見到，“澳門街道除一二通衢外，多以碎石鋪成，雨中泥濘，步履爲難”。20世紀30年代，中華職業教育社農學團考察澳門時發現，“現在的市面不惟不發達，而且一天天更冷落。海邊馬路多是泥沙鋪成的，房屋不整齊，行人道上秩序也不好，比起我們收回來的青島、威海衛整潔不知要差上若干倍”。及至1937年，仍未見改觀，“澳門的道路除了幾條比較平整的馬路之外，其他都是中國舊式的街道，而且污穢不堪。至於自來水的設置，到現在還沒有。這證明了他們每年從中國人身上剝削而來的稅款，用之於澳門的公共事業之上的，不及百分之一”。誠如區別於傳統醫史研究，近些年興起的殖民醫療史學着意探討醫療與社會的關係，努力揭示醫學背後的殖民屬性。這一切，都是同時期澳門葡萄牙當局極力掩飾迴避，但又不能不面對的客觀現實，令其瘟疫防治的成效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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