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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敬琏，经济学家，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中国经济学界泰斗，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中国改革开放重要的参与者之一，被誉为“中国经济学界良心”。 （原文发表于2010年）
回顾1959年，苏联曾说15年超过美国，到了1965年，他们GDP的差距缩小了，但是技术水平和生活水平的差距却拉大了。
经过讨论发现问题就出在增长方式上，当时增长的唯一来源就是投资。而西方国家的增长，在二次产业革命以后发生了改变，主要是靠效率提高。《资本论》中就说到靠资源投入这种增长叫做外延式或者粗放式的增长；而靠效率提高的增长，叫做内涵式的增长，或者叫集约式的增长。
苏联为什么从上世纪60年代中期就提出转变，但是一直到1991年苏联瓦解，始终没转过来呢？
其根本的问题在体制，计划经济体制一定是搞粗放的，改不过来的。
改革开放开始以后，我们提出20年翻两番，到了世纪末回头一看，翻两番是超额完成了，但是效率没有提高，还是靠投土地、资源，最终需求不足，要越来越多的依靠出口。所以，1995年《关于制订第九个五年计划建议》里提出实现两个根本转变，就是从粗放的增长方式转变为集约的增长方式，还有就是体制的转变。第二个根本转变是第一个根本转变的基础，但是执行状况不好，没有转过来。
相反，到了21世纪初期，反而来了一次大规模投资来提高增长率的高潮。因此，2006年《十一五规划》对增长方式的转变和途径做了进一步的明确规定，比如说要大力发展服务业，特别是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发展所谓现代先进制造业等。
但是全国执行情况很不平衡，有的地方如深圳、苏锡常很不错，深圳华为、中兴等企业走在了世界前列，苏南地区在金融危机来了以后，受到的影响就比较小;而从全国范围来看并不好，根本的问题还是体制性障碍太多，创新和创业的环境亟待改善。
体制性的障碍，我归纳为四点：第一点就是政府支配资源数量大，力量强，而不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比如最重要的土地资源和信贷资源；第二点就是对于政绩，好像主要的标志就是GDP；第三点是财政体制，包括收入来源和支出；第四点是市场化的改革，上游产品、原材料的价格等不是由市场去配置，而是被行政扭曲了或者直接用行政配置，促成资源的大量浪费，政绩工程遍地开花。
这个体制如果转不过来，不管用多少政治号召、道德上的说教去打动，作用都不大。
消除体制性障碍需要建立有利于创新、创业的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政治体制，比如说平等对待各种不同所有制经济，营造法制环境等。我们调查到很多地方有保护本地企业、用垄断压制创业企业等现象，有人说《反垄断法》不能够反垄断，要反造成了坏的后果的垄断，说国有企业垄断好啊，挣钱是国有、国家力量。
这是一个很可怕的怪圈，因为垄断会造成寻租和腐败的蔓延，然后再把罪过加在市场改革身上，说要加强行政的干预、国家的垄断再来杜绝。而越是这样，这个寻租的条件就越加具备，腐败就越制止不了，因为到处都是有寻租的可能性，法不责众。这个倒退是绝没有出路的。
另外在习惯上，我们一要搞科学技术竞争，就是政府主导和规划，政府调配人力、物力、财力、公关，有了发明以后，政府再让什么企业来把它产业化，这不利于我们的产业转型。政府需要对技术创新和新产品有倾斜性的政策，跟市场的力量要形成合力，而不是对着干。因此，政府应该提供良好的环境，另外还可提供共用性的技术。
以前日本在赶超的时候，用了“PPP”的方式，叫公共单位和私营单位的伙伴关系，如日本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赶超，几家大的电器制造商入股，政府通常是对应的入股，开发以后，这个东西变成一个商品，全社会都可以用。后来美国用的也是这种办法，我国台湾地区用得比较好的是它的工研院。
还有政府可以对新产品从公共开支中给予补助，但是应该补助给消费者，而不是补助给定点的厂，是由消费者去选择哪一个产品好。
政府需要做到有所不为。第一就是不违法设立行政许可和市场准入，还有就是不指定技术路线。各种产业它都有技术路线，有争论的，领导最好不要去制定技术路线，这个风险很大，日本吃了很大的亏，因为技术的可能性很难百分之百看得准。
来源：楚商智库综合湖北日报等
总编辑：王涛 值班编辑：欣怡 编发：欣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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