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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四研究院方面获悉,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固体火箭技术领域的杰出专家,原航天工业部第四研究院院长邢球痕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24年12月29日凌晨2时40分在西安逝世,享年95岁。
邢球痕同志
邢球痕同志1930年9月出生于浙江嵊州,1954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57年毕业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炮兵工程系。1958年进入国防部五院火箭发动机研究室工作,历任国防部五院一分院四室技术员、组长,固体火箭发动机设计所组长、研究室副主任,第七机械工业部四院41所研究室副主任、所长,航天(航空)工业部四院院长,航天四院科技委主任,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科技委顾问等。200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邢球痕同志长期致力于我国固体火箭动力技术研究,先后主持多个国家重点战略、战术武器型号用固体发动机的研制、生产、试验工作,解决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题,推动我国多型重点战略战术型号立项研制,是我国航天固体火箭技术领域的主要开拓者和固体导弹由梦想变为现实的突出贡献者之一,为中国航天事业、国防装备事业发展和航天科技人才培养作出了重大贡献。
2025年1月2日,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发布讣告,我国著名的建筑教育家、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吴焕加先生,因病于2025年1月1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5岁。
吴焕加
吴焕加先生1929年生于苏州,1947年考入清华大学航空系,次年转入建筑工程学系,1953年毕业后留校,从事城市规划和建筑史与理论教学工作40余年。吴先生从1957年开始主讲外国现代建筑史,80年代后多次前往欧洲及北美考察,在多个大学及国际机构讲学。先后出版了《20世纪西方建筑名作》《20世纪西方建筑史》等深具影响的著作。
吴焕加是中国建筑教育领域从事世界建筑史与建筑理论,特别是国内从事世界近现代史建筑史与建筑理论学术研究的最主要开拓者与引领者之一。吴焕加先生一生笔耕不辍,出版专著20余种和论文近百篇。
我国杰出历史学家,山东大学首批终身教授、讲席教授,中国义和团研究会原顾问、山东大学义和团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路遥先生,因病于2024年12月31日10时32分在济南逝世,享年97岁。
路遥先生于1927年12月28日出生于福建福州,原名吴松龄,1946年毕业于福州省立高级中学,1947年考入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转入新创建的历史系,1951年毕业后留校至今,1954年被聘为讲师,1979年被聘为副教授,1983年被评定为教授,见证了山东大学77年变迁史、山东大学历史学科75年建设史。
路遥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著名爱国史学家,在研究路径上立足中国本土,兼采内外,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形成了极富中国特色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话语。他一生追求光明和进步,在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把深厚的家国情怀与科学严谨的治学精神密切结合,以大量卓有成效的创新研究成果,为史学工作者树立了光辉榜样。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路遥先生投身义和团与民间宗教研究领域的田野调查,形成了与历史文献相结合的研究路径,受到中外学界广泛赞誉。路遥先生作为首席专家主持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民间信仰与中国社会研究”和国家清史纂修工程基础项目“义和团运动文献资料汇编”,出版《山东民间秘密教门》《义和团运动起源研究》等多部著作,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文史哲》《华裔学志》等海内外学术期刊发表文章60余篇,为山东大学赢得了“义和团研究重镇”的学术美誉,被美国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研究员柯文等海内外学者赞誉为“权威历史学家”。
路遥先生以人民教育为毕生追求伟业,努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桃李满天下,先后培养出近60名活跃在教育界、政界、文化界、商界等领域的精英人才,2011年获评山东大学育才功勋。
“文章千古,唯真是尚”。路遥先生求真探源,实证治学,成果卓著,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路遥教授的逝世,不仅是山东大学的重大损失,也是中国史学界的重大损失。路遥先生的崇高品格和卓越贡献,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
路遥先生永垂不朽!
遗体告别仪式定于2025年1月4日11时,在济南市殡仪馆(地址:济南市天桥区粟山路27号)第二告别厅举行。
凡有关团体和个人致唁电、唁函者,请与山东大学路遥教授治丧委员会办公室联系。
山东大学路遥教授治丧委员会
2024年12月31日
著名的显微神经外科奠基人、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朱贤立教授逝世
2024年12月22日凌晨,我国著名的显微神经外科奠基人、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外科朱贤立教授,因病医治无效逝世,享年91岁。
他是国际显微外科大师Yasargil教授唯一的中国弟子
1933年3月,朱贤立出生在浙江宁波的一个医学世家。他的父亲是武汉一代名医朱师墨,他倡导中西医结合,率先在全国非中医高等医学院校中开设祖国医学课程。朱贤立从武汉医学院(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后来成为协和医院普外科副教授。
1968年,作为外科专家,参加援助阿尔及利亚医疗队,在赛义达医院工作。
1979年,经教育部统考择优,朱贤立被派往瑞士苏黎世大学医院神经外科进修,师从被誉为全球神经外科“世纪巨人”的国际显微外科大师M.G.Yasargil教授。
先进的医疗手段,高难度的手术,每天都给他带来新的挑战。朱贤立几乎天天都泡在显微手术实验室里苦练基本功,为了节省时间,中餐常常都免了。
Yasargil要求极为严格,难得的手术观摩,进修生须远离手术台,坐成一排看电视屏幕,并保持绝对安静。
朱贤立当时已46岁,在国内也带着学生,却老老实实地在实验室按要求进行各种显微镜下基本功练习,忍住脖子、双肩和腰的酸痛,一练就是8个小时。手术结束,他将手术台收拾干净,最后一个离开。
中国人的智慧和勤奋终于博得了导师的赏识。“愿意做我的助手吗?不过可没有薪水。”一天,Yasargil教授对朱贤立说。他欣喜不已,这样的机会是难得给进修生的。这一殊荣很让那些一同进修的异国同道羡慕。
为了珍惜这次难得的机会,每一台手术,朱贤立都要做详细的记录,已做的笔记本就达十数本。两年后,他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进修任务。苏黎世大学科学院授予了他客座院士的荣誉称号。临回国前,导师送了一整套显微神经外科方面的手术器械给他,目的是希望中国能在这方面有一个很快的发展。导师的希望坚定了他的决心——回国后,一定要创建一个全部神经外科手术都能在显微镜下完成的科室。
开创中国显微神经外科
全国推广显微神外技术
传统肉眼下手术,许多深部肿瘤无法切净,容易复发。朱贤立意识到,显微神经外科正是我国需要的新技术。以颅咽管瘤为例,患此病会失明、孩子长不高,成人则不能生育,虽然属于良性肿瘤,但瘤体位于颅底深处,肉眼手术很难切干净,术后常常复发。当时的教科书都明确指出“预后不好”。若在放大5倍、10倍的显微镜下手术,一次全切的机会将大为提高。还有凶险的颅内动脉瘤和脑干肿瘤等手术,经显微手术,疗效也会显著改善。
1988年,朱贤立教授(右)与管汉屏教授合影
回国后的头两年里,朱贤立全身心地投入创建显微神经外科科室的工作。他以Yasargil学派为基础,领导科室率先在全国开展显微神经外科业务,形成了以显微外科为基础,鞍区病变显微手术治疗为特色的神经外科。他要求科室里,无论资历深或浅的医师,都要脱产3个月在实验室苦练显微镜下手术的基本功。在他的带领下,协和神经外科最早在全国开展了“颅咽管瘤全切除的显微外科技术”,随后,在中南地区率先开展了脑动脉瘤的显微外科治疗。1985年开展的“脑动脉瘤显微外科技术”获湖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后来相继有10项科研成果通过省级鉴定,6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艰苦的训练,使全科医师的操作技术水平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他们的手术难度越来越大,治疗效果越来越好,脑动脉瘤夹闭术、脑动静脉畸形切除术、蝶骨嵴内1/3脑膜瘤全切术等疾患都一一被他们攻克。
朱贤立明白,一花独放不是春。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他就始终孜孜不倦地向全国推广显微神外技术。一开始遇到的阻力不小,比如怀疑是否有必要,昂贵的器械缺少经费,技术也得重新适应:原来的肉眼操作,手眼自然协调;但在显微镜下,视野和景深变小,眼-脑-手的反射协调需重新建立等。在他的耐心帮助和努力周旋下,顾虑和困难解除了,很多中青年医师从此走上显微手术的道路。
从1984年起,朱教授面向全国,举办了多次显微神经外科学习班。他系统地向学员介绍了自己的经验,并创造各种条件使学员在有限的时间内充分练习和掌握显微神经外科手术的基本操作方法。在此期间,他还多次外出讲学,应邀到各级医院去施行脑动脉瘤切除这样高难度的手术。“脑动脉瘤显微外科技术”“双极电凝止血技术与方法的研究”“颅咽管瘤全切除的显微外科技术”等相关成果分别达到国内先进水平、国际先进水平和国内领先水平。
为了把自己的经验完整地记录下来并加以推广,朱教授还和科室的同志们一道,利用科内现有设备,把近10年来开展显微神经外科的入门经验编成了一部5集共16小时的科教系列电视科教片《显微神经外科入门》。这套科教片不仅在国内独一无二,而且代表了当时我国在显微神经外科方面的先进水平。国内的同道们观看了这套录像后,对手术的操作技巧和效果无不感到惊叹。
从医半个世纪
他发明创造了20余种手术器械
从1956年开始,除了治病救人,他还喜欢花时间琢磨如何改进手术器械。几十年下来,他仿制、改进的手术器械达20余种,修理的手术器械更不计其数。
一次出差,他看见一种妇女头上戴的不锈钢发箍,萌发了制作手术器械的灵感,就花2元钱买了一个,回去就动手打磨,竟做出了一只小巧的神经剥离器。
20世纪80年代末,朱贤立开始改进脑自持牵开器。
开颅手术中,这种器械负责牵开脑组织。当时使用的有两种,一种固定在手术台边上,稳定性不足,有损伤患者脑组织的风险;另一种固定在颅骨开口边缘,易对头骨造成损伤。“脑外科医生最可贵的品质,是对脑组织的爱护。”朱贤立说,他看到手术前都会将患者的头部牢牢固定在头架上,便想:能不能把脑牵开器也固定在头架上?
朱贤立用铁条和螺栓制作出固定架,并让国内厂家生产出不锈钢固定架并推广应用。虽然这只是固定方式的小小改变,但使用效果却非常好。朱贤立的瑞士导师、国际显微神经外科权威Yasargil教授看到他的改进设计后赞不绝口,将其推介给一些国际知名医疗器械企业。之后,国际市场上开始出现新的脑牵开器固定架,虽然样式不同,但其原理基本以朱贤立的为基础。
在技术发展迅速的新时代,功能越来越强的新器械层出不穷,针对年轻医生越来越依赖“高科技”的现状,朱贤立说,对医生而言,任何手术器械都不可能完全得心应手。因此,一名合格的外科医生,既应该懂得怎样使用器械,更要能看到每件器械的不足,充分了解自己使用的工具,也是对患者的负责。
6个“保暖瓶”温暖了患者32年
2021年春节期间突发不适,68岁的刘婆婆在协和医院查出结肠息肉。同年3月6日晚,老人出现术后消化道出血。周末值班的朱良如教授细心安慰老人,并为她止住了血。巧合的是,32年前正是她的父亲朱贤立教授救了刘婆婆。
32年前,老人的脑垂体瘤已发展到双眼近乎失明,双腿无法走路。辗转多家医院后,老丁带她来到了协和医院治疗。为她主刀的正是协和医院神经外科的朱贤立教授。当年在朱贤立教授的精心手术下,刘婆婆手术至今康复良好,生活工作如常。
32年后,再次见到朱贤立教授,老丁激动地回忆:当年,老伴一大早就进了手术室,手术历时8个半小时,朱教授全程主刀,不吃不喝不休息,直到把老伴平安送出手术室,赶紧再处理其他患者。老丁没有想到,当天凌晨1时许,劳累了一天的朱教授又赶到老伴的病床前观察询问。
最令老丁念念不忘的,是老伴从手术室出来后全身发冷,朱贤立教授找出6个空的葡萄糖吊瓶,亲自装满热水,又一个一个用毛巾包好,围放在老伴的身边,还叮嘱老丁注意不要靠得太近,预防烫伤。“直到现在想起来,我的心里都是暖暖的。”老丁感慨。
(以上图片由武汉协和医院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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