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我的自述

我的自述

本文节选自叶嘉莹《迦陵杂文集》

我家先世原是蒙古裔的满洲人，隶属镶黄旗。本姓纳兰，祖居叶赫地。我出生在民国十三年1924)，那时清王朝已被推翻，很多满人都改为汉姓，所以我家也就摘取祖籍之地名“叶赫”的首字，改姓为“叶”了。

我的祖父讳中兴，字一峰，生于咸丰十一年(1861)，为光绪壬辰科翻译进士，仕至工部员外郎。卒于民国十八年(1929)，享年六十九岁。祖父有三子二女。

我的伯父讳廷乂，字狷卿，生于光绪十一年(1886)，青年时曾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未几，因父病返国。民国初年曾任浙江省寿昌县等地秘书及课长等职，后因感于世乱，乃辞仕家居，精研岐黄，以中医名世，卒于1958年，享年七十三岁。

我的父亲讳廷元，字舜庸，生于光绪十七年(1891)，早年毕业于老北大之英文系，后任职于航空署，译介西方有关航空之各种重要书刊，对我国早期航空事业之发展，颇有贡献。及至中航公司在上海成立，我父亲遂转往上海，曾任中航公司人事课长等职。1949年随中航公司迁至台湾，一度拟返回上海，在基隆登船受阻，未克成行，遂留居台湾。1969年我受聘于加拿大温哥华之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遂迎养已退休的老父来温同住。1971年父亲突发脑溢血，终告不治，享年八十一岁。

我的母亲李氏讳玉洁，字立方，生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青年时代曾在一所女子职业学校任教，婚后专心相夫理家，为人宽厚慈和，而不失干练，生有我姊弟三人，长弟嘉谋，小我两岁，幼弟嘉炽，小我八岁。“七七事变”发生，父亲随政府流转后方，那一年我只有十三岁，长弟十一岁，幼弟只有五岁，当时在沦陷区中，生活艰苦，一切多赖母亲操持。父亲久无音信，母亲忧伤成疾，身体日渐衰弱，后于1941年入医院检查，诊断为子宫生瘤，经开刀割除，不治逝世，享年仅有四十四岁。

我的父亲和母亲自幼接受良好的家庭教育。大约在我三四岁时，父母就开始教我读方块字，那时叫做认字号。先父工于书法，字号是以毛笔正楷写在一寸见方的黄表纸上。若有一字可读多音之破读字，父亲则以朱笔按平上去入四声，分别画小朱圈于此字的上下左右。

当我开始学英语时，父亲又曾将这种破音字的多音读法，与英语做过一番比较。说中国字的多音读法，与英文动词可以加ing或ed而作为动名词或形容词使用的情况是一样的。只不过因为英文是拼音字，所以当一个字的词性有了变化时，就在语尾的拼音字母方面有所变化，而中国字是独体单音，因此当词性变化时就只能在读音方面有所变化。所以如果把中国字的声音读错，就如同把英文字拼错一样，是一种不可原谅的错误。父亲的教训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此外，在我的启蒙教育中，另一件使我记忆深刻的事，就是我所临摹的一册小楷的字帖，那是薄薄数页不知何人所书写的一首白居易的《长恨歌》。诗中所叙写的故事既极为感人，诗歌的声调又极为谐婉，因此我临摹了不久就已经熟读成诵，而由此也就引起了我读诗的兴趣。

父母虽严格教我识字，却并未将我送入小学去读书。因为我的父母有一种想法，他们都以为童幼年时记忆力好，应该多读些有久远价值和意义的古书，而不必浪费时间去小学里学些什么“大狗叫小狗跳”之类浅薄无聊的语文。

因此为我及大弟嘉谋合请了一位家庭教师，这位教师是我的姨母。姨母讳玉润，字树滋，幼年时曾与我母亲同承家教，其后曾在京沪各地任教职。姨母每天中午饭后来我家，教我和弟弟语文、算术和习字，当时我开蒙所读的是《论语》，弟弟读的是《三字经》。记得开蒙那天，我们不但对姨母行了拜师礼，同时还给一尊写有“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牌位也行了叩首礼。目前看来，这些虽可能都已被认为是一些封建的礼节，但我现在回想起来，却觉得这些礼节对我当时幼小的心灵，却确实曾经产生了一些尊师敬道的影响。

我当时所读的《论语》，用的是朱熹的《集注》；姨母的讲解则是要言不烦，并不重视文字方面繁杂的注释，而主要以学习其中的道理为主，并且重视背诵。直到今日，《论语》也仍是我背诵得最熟的一册经书。以后曾使我受益匪浅，而且年龄愈大对书中的人生哲理也就愈有更深入的体悟。《论语》中有不少论《诗》的话，使我在学诗方面获得了很大的启发，直到现在，我在为文与讲课之际，还经常喜欢引用《论语》中论《诗》之言，这就是我在为学与为人方面都曾受到过《论语》之影响的一个最好的证明。

由于辅大的招考及放榜在先，而北大的招考则在后，我既已考上了辅大的国文系，所以就没有再报考北大的医学系，而这就决定了我今后要一直行走在诗词之道路上的终生命运。虽然在现实生活中，我也曾经历过不少挫折和苦难，但一生能与诗词为伍，则始终是我最大的幸运和乐趣。

我是1941年夏天考入辅仁大学的，同年9月辅大才开学，母亲就因子宫生瘤，手术后不久就去世了。当时父亲远在后方，我是长姊，所以就负起了照顾两个弟弟的责任。幸而那时伯父一房与我们并未分居，母亲去世后，我们就不再自己烧饭，而由伯母担负起了为全家烧饭的责任，伯母颜氏讳巽华，原来也受过很好的家教，喜读唐诗，虽不像伯父和父亲那样高声吟咏，但却也常手执一册，曼声低吟。当时已是沦陷时期，生活艰苦，伯母亲自操劳家务。每当我要帮忙时，伯母总要我去专心读书。所以我虽遭丧母之痛，但在读书方面却并未受到什么影响，正如古人所说“愁苦之言易工”，在这一时期我反而写作了大量的诗词。

在顾随先生家中（二排右二）

在大二那一年，有一位顾随先生来担任我们“唐宋诗”的课程。顾先生字羡季，号苦水。他对诗歌的讲授，真是使我眼界大开，因为顾先生不仅有极为深厚的旧诗词的修养，而且是北京大学英语系的毕业生，更兼之他对诗歌的感受有一种天生极为敏锐的禀赋，因之他的讲诗乃能一方面既有着融贯中西的襟怀和识见，另一方面却又能不受任何中西方的学说知识所局限，全以其诗人之锐感独运神行，一空依傍，直探诗歌之本质。

1945年夏天大学毕业后，我开始了中学教师的生活，由于我自己对古典文学的热爱，遂使得听讲的学生们也同样产生了对国文课热爱的感情。于是陆续有友人邀我去兼课，最后在另请人批改作文的条件下，我同时教了三个中学的五班国文课，一周共三十个小时之多。而由于师生们对国文课的共同热爱，使得我对如此沉重的工作量也居然丝毫未感到劳苦。

1948年的春天，我就因为要赴南方结婚，而离开了我的故乡北平。谁知此一去之后，等待我的乃是一段极为艰苦的遭遇。

1978年，我向中国政府提出了回国教学的申请，主要出于一个书生想要报国的一份感情和理想，以及我个人对于中国古典诗歌的一份热爱。1979年，我第一次回国讲学时，写下了一首绝句：

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

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多年来我在文化不同的外国土地上，用异国语言来讲授中国古典诗歌，总不免会有一种失根的感觉。1970年我曾写过一首题名《鹏飞》的绝句：

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着地行。

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诗中的“北海”，指的是我出生的第一故乡北京，而“南溟”，则指的是我曾居住过多年的第二故乡台北。“鹏飞”的“云程”指的是当年我在两地教书时，都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那种可以任意发挥的潇洒自得之乐；而在海外要用英语来讲课，对我而言，就恍如是一只高飞的鹏鸟竟然从云中跌落，而变成了不得不在地面上匍匐爬行的一条虫豸。所以我虽然身在国外，却总盼望着有一天我能再回到自己的国家，用自己的语言来讲授自己所喜爱的诗歌。

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第一次讲学是在北京大学，后来曾先后到过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天津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黑龙江大学、新疆大学、新疆师范大学讲学。

我之所以长期留在南开讲学是因为南开的李霁野先生是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在辅仁大学任教时的好友。我虽未曾从李先生受过业，李先生却以师辈情谊坚邀我去南开。如今，回首前尘竟然已有二十年之久了。

回想我一生的经历，我想我最早受到的一次打击乃是1941年我母亲的逝世。那时我的故乡北平已经沦陷有四年之久，父亲则远在后方没有任何音信，我身为长姊，要照顾两个弟弟，而小弟当时只有九岁，生活在物质条件极为艰苦的沦陷区，其困难可以想见。所以后来当我读到老舍先生在《四世同堂》中所写的沦陷中北平老百姓的生活时，我是一边流着泪一边读完这部小说的。

至于我受到的第二次打击，则是1949年外子之被拘捕，数年后外子虽幸被释放，但性情发生变异。我自己则在现实物质生活与精神感情生活都饱受摧残之余，还要独力承担全家的生计。1975年时我的长女言言与次女言慧也已相继结婚，我正在庆幸自己终于走完了苦难的路程，以一个半百以上的老人可以过几天轻松的日子了。

但谁知就在1976年春天，我竟然又遭受了更为沉重的第三次打击。我的才结婚不满三年的长女言言竟然与其夫婿宗永廷在一次外出旅游时，不幸发生了车祸，夫妻二人同时罹难。在这些接踵而来的苦难中，是我平日熟诵和热爱的诗词，给了我莫大的精神安慰，支持我经受住了这些打击。这也正是我何以把自己所设立的学术基金取名“永言”的缘故，就为的是纪念我的长女言言与女婿宗永廷。

回到温哥华后，我就把自己关在家中，避免接触外面的一切友人，因为无论任何人的关怀慰问，都只会更加引发我自己的悲哀。在此一阶段中，我仍是以诗歌来疗治自己之伤痛的。我曾写了多首《哭女诗》，如：“万盼千期一旦空，殷勤抚养付飘风。回思襁褓怀中日，二十七年一梦中。”“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写诗时的感情，自然是悲痛的，但诗歌之为物确实奇妙，那就是诗歌的写作，也可以使悲痛的感情得到一种抒发和缓解。不过抒发和缓解却也并不能使人真正从苦痛中超拔出来，我的整个心情仍是悲苦而自哀的。这种心态，一直到1979年以后，才逐渐有了改变。那是因为自1979年以后，大陆开始了改革开放，我实现了多年来一直想回去教书的心愿。

我现在已完全超出了个人的得失悲喜。我只想为我所热爱的诗词做出自己的努力，如我在《我的诗词道路》一书之《前言》中所写的“我只希望在传承的长流中，尽到我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量”。记得我在大学读书时，我的老师顾羡季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体验过乐观之生活”。我当时对此并无深刻的了解，但如今当我历尽了一生的忧苦患难之后，我想我对这两句话确实有了一点体悟。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

陶公在《拟古九首》的第六首中，曾经写有几句诗，说：“苍苍谷中树，冬夏常如兹。年年见霜雪，谁谓不知时。”大家只看到松树的苍然不改，却不知松树是如何在霜雪的摧伤中承受过来的。我想朋友们所说的从我的外表看不出什么经历过忧患挫伤的痕迹，大概也和一般人只看到松树之苍然不改，而不能体悟到松树所经历的严寒冰雪的挫伤打击是同样的情况吧。松树之能挺立于严寒，并非不知冰雪之严寒，只不过因为松树已经有了一种由冰雪所锻炼出来的耐寒之品质而已。

在王国维故居

我对诗词的评说和赏析，确实既不同于一般学者之从知识学问方面所作的纯学术的研究，也不同于一般文士之将古人作品演化为一篇美丽的散文之纯美的铺叙。我是以自己之感发生命来体会古人之感发生命的，中国古代所重视的原来本该是一种“兴于诗”的传统，而我自己就恰好是从旧传统中所培养出来的一个诗词爱好者，少年时期在家庭中所受到的吟诵和创作之训练，使我对诗歌养成了一种颇为直接的感受之能力；我在大学读书时受到的顾羡季先生之启迪和教导，使我于直感之外，又培养出了一种兴发和联想之能力。

与缪钺先生

与周汝昌先生

我在诗词道路上的另一转变，那就是我由一己之赏心自娱的评赏，逐渐有了一种为他人的对传承之责任的反思。这类作品大抵都是因为我有见于诗词评赏界中的某些困惑和危机，而引发的一种不能自已的关怀之情而写作的。1960年代我所写的《杜甫秋兴八首集说》一书，以及书前所附的《论杜甫七律之演进及其承先启后之成就》的一篇代序的长文，就是因为有见于当日台湾现代诗之兴起，所造成的反传统与反现代的争执和困惑而写作的。

在向西方理论去探索之余，我却始终并未忘怀中国诗歌中的兴发感动之生命的重要性。我对西方理论之探索，主要还是想把中国诗歌之美感特质以及传统的诗学与词学，都能放在现代时空之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的位置，并对之做出更具逻辑思辨性的理论之说明。但我个人知道自己的学识及能力有限，因之我对于达成上述理想的此一愿望，乃是寄托在继起者的青年人之身上的。只是要想达成此一愿望，却必须先具有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如果缺少了此种修养，而只想向西方理论中去追求新异，那就必然会产生出如我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中，所举示的那些荒谬的错误了。

至于如何方能培养出对传统诗词的深厚修养，我以为最为简单易行的一项基本工夫，就是从一个人的童幼年时代，就培养出一种熟读吟诵的习惯。

相继于1970年代初我在《漫谈中国旧诗的传统》一文中所提出的“熟读吟诵”之训练的重要性以后，在1990年代初期我就又撰写了《谈古典诗歌中兴发感动之特质与吟诵之传统》一篇长文，对吟诵的历史传统，以及吟诵在诗歌之形式方面所造成的特色，在诗歌之本质方面所造成的影响，吟诵在教学方面的重要性，吟诵教学所应采取的培养和训练的方式，都做了相当的探讨和说明。而最近一年，我更与友人合作编印了一册题名为《与古诗交朋友》的幼学古诗的读本，并且亲自为所选编的一百首诗歌做了读诵和吟唱的音带。还写了两篇前言，一篇是《写给老师和家长们的一些话》，另一篇是《写给小朋友的话》。在这两篇文稿中，我不仅极为恳切地向老师和家长们说明了教小朋友吟诵古诗，对孩子们之心灵和品质之培养的重要性，而且提出了不要增加孩子们学习之负担的一种以唱游来进行的教学方式，更亲自为天津电视台做了一次教小朋友吟诵古诗的实践的尝试。

我如今已年逾古稀，有些朋友和我开玩笑，常说我是“好为人师”，而且“不知老之已至”。其实他们殊不知我却正是由于自知“老之已至”，才如此急于想把自己所得之于古诗词的一些宝贵的体会要传给后来的年轻人的。四年多以前，我在为《诗馨篇》一书所写的序说中，曾经提出说：“在中国的诗词中，确实存在有一条绵延不已的、感发之生命的长流。”我们一定要有青少年的不断加入，“来一同沐泳和享受这条活泼的生命之流”，“才能使这条生命之流永不枯竭”。一个人的道路总有走完的一日，但作为中华文化之珍贵宝藏的诗词之道路，则正有待于继起者的不断开发和拓展。至于我自己则只不过是在这条道路上，曾经辛勤劳动过的一个渺小的工作者而已。

与研究生讨论选题

书籍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