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家庭制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家庭制品公司）是专利号201510147960.5、名称为“饮料用容器的栓体”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某家庭制品公司发现，金华某文体用品公司（以下简称金华文体公司）在其开设的京东店铺“潮狗保温杯专营店”中销售的一款“迪士尼”保温杯产品（以下简称涉案侵权产品）侵犯涉案专利权，并且发现涉案产品的包装、合格证、说明书上均显示有被许可方为广州市某贸易公司（以下简称广州贸易公司）、制造商为浙江某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江工贸公司），遂将以上三公司以侵犯涉案专利权为由诉至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杭州中院），要求三被告立即停止生产、销售、许诺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并赔偿经济损失和合理费用。金华文体公司主张涉案侵权产品系向永康市某工贸公司（以下简称永康工贸公司）采购，故杭州中院根据金华文体公司的申请，追加永康工贸公司为第三人参加诉讼。

杭州中院认为，虽然涉案侵权产品多处标注广州贸易公司系被许可方、制造商为浙江工贸公司，但涉案侵权产品的实际生产商为永康工贸公司，故两公司并未制造涉案侵权产品。现有证据仅能证明金华文体公司向第三方定制“杯体”，而涉案专利的技术方案仅涉及杯盖，故无法证明金华文体公司实施了“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但金华文体公司当庭确认其在京东店铺内销售涉案侵权产品，则其销售、许诺销售落入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涉案侵权产品的行为构成侵权，且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涉案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故杭州中院判决金华文体公司立即停止侵权，并部分支持了家庭制品公司的赔偿和合理费用主张。

金华文体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以涉案侵权产品具有合法来源、广州贸易公司和浙江工贸公司均为涉案产品的生产者应承担损害赔偿为由，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认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外包装、产品合格证、说明书上均明确标注广州贸易公司、浙江工贸公司分别为被许可方及制造商。广州贸易公司对涉案侵权产品进行了品牌授权，并在授权书中自认金华文体公司销售的产品为“我司迪士尼产品”。同时，广州贸易公司、浙江工贸公司对涉案侵权产品的外观、图案进行审核并提供防伪标识，两公司实施了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行为。金华文体公司一方面从广州贸易公司、浙江工贸公司处取得“迪士尼”商标授权，另一方面联系永康工贸公司制造杯子，并且对永康工贸公司选定的产品样式进行确认，其在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销售的整个链条中具有中枢地位并起到组织作用，应当认定其为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者，故其不适用合法来源抗辩。最高人民法院据此认为，金华文体公司、广州贸易公司、浙江工贸公司、永康工贸公司构成共同侵权，遂撤销一审判决，改判金华文体公司、广州贸易公司、浙江工贸公司对损害赔偿和合理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1.若被诉侵权产品上标注的经营主体信息、注册商标等真实且指向明确，在没有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应根据被诉侵权产品上的标注情况确定产品的制造者。

2.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行为并不以物理意义上的制造行为为限。通过组织生产资源、协调上下游生产环节、审核确定产品技术方案、限定防伪标签数量等方式对被诉侵权产品的制造进行控制、协调、组织的行为同样构成专利法意义上的制造行为。

日本某株式会社是专利号为200480036105.7、名称为“内切葡聚糖酶STCE和含有内切葡聚糖酶的纤维素酶配制品”的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日本某株式会社与美国某公司签有《DNA序列许可协议》，授予美国某公司专利的排他许可权以及相关诉权。美国某公司认为，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进行许诺销售、销售纤维素酶GC-66、GC-99、LS-68、LS-98（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宜昌某药业公司未经专利权人许可进行许诺销售、销售、使用、制造被诉侵权产品，侵害了涉案专利权。美国某公司遂起诉至上海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请求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及宜昌某药业公司停止侵权行为，请求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及宜昌某药业公司共同赔偿经济损失1850万元、为制止侵权行为支出的合理费用150万元。

上海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具备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11所对应的全部技术特征，落入涉案专利的保护范围。关于损害赔偿额，《DNA序列许可协议》关于涉案专利许可使用费是以被许可方净销售额的2.0%计算，结合涉案专利的类型、侵权行为的性质和情节、专利许可的性质等因素，酌情确定按《DNA序列许可协议》约定的2.0%的3倍计算赔偿数额。关于销售数额的计算，则按前述确定的计算方式，即以宜昌某药业公司自认的其于2017年1月至2017年11月期间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数额（扣除销售税金及附加）的2倍为基数计算其于上述期间的月均销售额，并以上述月均销售额进一步推算其于侵权行为持续时间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总数额。关于惩罚性赔偿，在案证据表明，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宜昌某药业公司在美国某公司起诉后仍继续实施侵权行为，侵权主观故意明显；同时，宜昌某药业公司、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自认的仅2017年的被诉侵权产品的销售收入就已分别达到约1400万元、2000万元，销售规模巨大，且侵权行为持续时间已近5年，因此，可以认定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宜昌某药业公司存在故意侵害他人专利权的行为且情节严重，应适用惩罚性赔偿。关于惩罚性赔偿的计算，考虑到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对于法律施行前的行为一般不适用惩罚性赔偿，故本案的赔偿数额酌情以宜昌某药业公司应承担的2021年1月至3月的赔偿数额的5倍确定惩罚性赔偿数额。关于合法来源抗辩，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自2017年11月收到本案起诉状后就知道被诉侵权产品涉嫌侵权，因此，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主张的合法来源抗辩仅能适用于其收到本案起诉状前的销售行为，而不能及于其收到本案起诉状后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上海知产法院据此判决宜昌某药业公司赔偿美国某公司经济损失人民币1000万元及合理开支人民币100万元，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对前述赔偿金额在人民币75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责任；鉴定费人民币459159元，由被告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宜昌某药业公司共同负担。

美国某公司、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宜昌某药业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过程中，根据美国某公司的申请，最高人民法院责令宜昌某药业公司、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向本院提交2016年5月至2021年3月期间涉嫌侵害涉案专利权的中性纤维素酶（包括但不限于GC-66、GC-99、LS-68、LS-98型号）对应的销售合同、销售记录、账簿、记账原始凭证。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关于被告的主观意思联络，经由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销售的被诉侵权产品，通常均由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指示宜昌某药业公司发货，发货数量、产品标签、是否附《成品检验报告书》等事项均由宜昌某药业公司根据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的要求完成，且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二审中亦认可其技术服务人员众多，全面销售宜昌某药业公司的产品，可见双方彼此明知被诉侵权产品的生产经营情况，且密切深度合作。关于客观行为，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与宜昌某药业公司客观上形成了深度分工合作的关系，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主导组织营销，宜昌某药业公司则负责生产，两被告并未提交其他证明双方之间形成购销关系的证据。此外，双方还共同实施了许诺销售的行为。而且，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对外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价格与宜昌某药业公司向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供货的价格差距明显，结合双方的合作模式，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的获利不能仅归因于其销售行为。宜昌某药业公司提交的财务账册体现的销售数据表明，其中被诉侵权产品90%以上的销售均通过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实现，可见，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的行为对于美国某公司的损失起到关键作用。因此，综上各因素应认定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宜昌某药业公司实施了共同侵权行为。关于损害赔偿的计算，根据二审查明的在案证据，仅以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因侵权产品获得的营业利润为基础计算，其侵权获利就已超出权利人主张的经济损失数额，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判决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宜昌某药业公司共同赔偿美国某公司经济损失1850万元。另外，综合考虑外国某公司关于在案维权合理开支的证据，以及岳阳某生物科技公司、宜昌某药业公司在诉讼过程中多次作出不一致的陈述，其中部分属于虚假陈述，客观上增加了美国某公司的诉讼代理人在诉讼中的工作量，最高人民法院改判全额支持外国某公司主张的150万元维权合理开支。

当被诉侵权人在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同时，在产品的制造、销售中起到组织、主导的作用时，不能简单将其认定为单纯的产品销售者，根据案件情况与被诉侵权人在侵权行为中的地位可以认定其与产品制造者构成共同侵权。

某制药株式会社（以下简称某株式会社）是专利号为201180056716.8、名称为“被取代的多环性氨基甲酰基吡啶酮衍生物的前药”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涉案专利对应的原研药的商品名为速福达（Xofluza），通用名为玛巴洛沙韦片。某株式会社于2021年6月21日针对涉案专利在专利信息登记平台进行了信息登记，上述登记信息于6月28日在专利信息登记平台公开。期间，6月23日，某药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公司）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化学4类仿制药“玛巴洛沙韦片”的注册申请（以下简称被诉申请），但在登记平台未对涉案专利作专利声明。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药品审评中心（以下简称药品审评中心）于6月30日受理了被诉申请。对此，某株式会社于同年7月14日向某公司发送了《专利告知函》，明确告知某公司其申请注册的涉案仿制药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希望某公司承诺在涉案专利权保护期内不寻求涉案仿制药上市，否则将视其认为涉案仿制药未落入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某公司未对该告知函给予任何回复。

某株式会社因此向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以下简称北京知产法院）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某公司申请注册的涉案仿制药落入某株式会社涉案专利权的保护范围。某公司抗辩称其提交仿制药上市许可申请的行为发生在药品专利纠纷实施办法施行前，本案不应适用药品专利纠纷实施办法；即使适用药品专利纠纷实施办法，某公司提交涉案仿制药注册申请时，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也没有相关专利信息，无法作出四类声明，而在某公司未作出四类声明的情况下，本案不符合起诉条件，应予驳回某株式会社的起诉。

北京知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将四类声明规定为起诉条件之一的药品专利纠纷司法解释的施行时间（2021年7月5日）同样晚于申请时间，故有关四类声明的规定同样不能直接适用于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基于此，某株式会社在提起诉讼时并未提交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中所载四类声明并不当然导致驳回起诉这一法律后果。对于被诉申请，一类声明的适用前提为专利信息登记平台中并无相应专利登记，但涉案专利已于2021年6月21日在专利信息登记平台登记，某株式会社并不存在懈怠情形，不能仅因涉案专利信息的公开时间晚于涉案仿制药申请日即当然认为本案属于一类声明的情形。在本案不满足一类声明、二类声明的情况下，某公司又拒绝承诺在相应专利权有效期届满之前所申请的仿制药暂不上市，亦不属于三类声明的情形。鉴于仿制药申请人可选择的声明类型仅包括四种，在本案并不属于前述三种声明的情况下，本案应被视为四类声明的情形，故某公司有关应驳回某株式会社起诉的主张不能成立。在此基础上，因某公司认可涉案仿制药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9的保护范围，北京知产法院据此判决确认被诉申请的技术方案落入涉案发明专利权利要求1-9的保护范围。

某药业有限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应以法律的施行时间作为具体条款的施行时间，在专利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规定已经赋予当事人诉权的情况下，具体衔接办法是否制定并施行，不应影响当事人的诉权。因此，对于专利法施行之后，药品专利纠纷实施办法施行之前申请注册的仿制药，当事人可以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的规定提起诉讼，而不以药品专利纠纷实施办法的施行及其规定的相关条件具备为前提。由于该种情形下仿制药申请人并无针对被仿制药相关专利作出声明的法定义务，故在具体适用法律判断提起诉讼的条件时，不宜引入“四类声明”的概念。在仿制药申请人声明机制尚未建立的情况下，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对该类纠纷提起诉讼，无需以仿制药申请人的意思表示为前提。本案中，涉案专利权处于有效状态，某株式会社作为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在涉案仿制药审评审批过程中提起诉讼，请求确认涉案仿制药技术方案落入涉案专利权保护范围，符合专利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的条件规定的起诉条件。在确认某株式会社提起的本案诉讼符合起诉条件的前提下，因某公司认可涉案仿制药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9的保护范围，亦未提出其他抗辩理由，故一审判决确认涉案仿制药落入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9的保护范围，并无不当。最高人民法院据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对于专利法施行之后，药品专利纠纷实施办法施行之前申请注册的仿制药，专利权人或者利害关系人依据专利法第七十六条第一款对该类纠纷提起诉讼，无需以仿制药申请人的意思表示为前提。

2.在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法律具体条款的施行时间应以法律的施行时间为准，原则上其具体衔接办法是否制定并施行不应影响法律的施行时间。

某农业新加坡私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新加坡私人公司）是专利号为02815924.1、名称为“杀节肢动物的邻氨基苯甲酰胺”发明专利（以下简称涉案专利）的专利权人之一。某新加坡私人公司发现，河南某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化工公司）制造、宿迁某医药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医药公司）许诺销售、销售以及新乡市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新材料公司）制造、销售、许诺销售受涉案专利保护的化合物产品（以下简称被诉侵权产品），王某某（以下与某化工公司及某医药公司、某新材料公司并称四被告）为某化工公司和某新材料公司销售和帮助销售被诉侵权产品，涉嫌侵害涉案专利权。某新加坡私人公司遂起诉至河南省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郑州中院），请求判令四被告停止侵权，连带赔偿某新加坡私人公司损失和维权合理开支共计1100万元等。

郑州中院经审理认为，被诉侵权产品与涉案专利权利要求19保护的分子式相同，落入该权利要求保护范围。某医药公司、某化工公司和王某某共同实施了侵害涉案专利权行为，某医药公司和王某某应在一定范围内与某化工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王某某帮助某新材料公司实施了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其应在一定范围内与某新材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涉案专利权保护期已于2022年8月13日届满，不再支持某新加坡私人公司停止侵权的诉请。关于某化工公司相关损害赔偿金额，考虑到某化工公司在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已进行调试制造，并于2022年3月开始正式制造被诉侵权产品，同时结合某化工公司未按照法院要求提交账本的情况，郑州中院按照以下方法计算某化工公司的获利：制造时间5个月乘以每月8吨生产量，乘以每吨50万元的价格，再乘以《2021中国工业统计年鉴》载明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类的营业收入利润率6.98％，并考虑2021年10月至2022年3月调试制造情况，判定某化工公司获利金额为150万元。同时，根据某医药公司和王某某被诉侵权行为的性质、情节、经营时间等因素，酌定某医药公司和王某某在20万元范围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某新材料公司赔偿经济损失40万元，王某某在5万元范围内与某新材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对某新加坡私人公司支出的合理维权开支，郑州中院根据各被诉侵权人的侵权情形，决定由某化工公司、某医药公司、王某某负担6万元，某新材料公司和王某某负担42692.94元。

某新加坡私人公司、某新材料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某医药公司员工向某新加坡私人公司的委托代理人邮寄了被诉侵权产品样品，其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意思表示明确、具体，且实施了以邮寄样品的方式向特定人明确表示愿意向其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在这一过程中，某新加坡私人公司虽然没有支付对价，但是某医药公司获取了未来交易的商业机会，且某新加坡私人公司取得该样品后，进一步发生了交易行为。因此，某医药公司构成许诺销售被诉侵权产品的行为。关于某化工公司的侵权获利，从某新加坡私人公司于2021年12月公证取得被诉侵权产品的事实，可以认定某化工公司实际制造早于一审判决认定的时间。结合某化工公司生产被诉侵权产品的项目系于2021年10月取得排污许可证并开始调试，可以合理认定某化工公司制造被诉侵权产品的时间始于2021年10月，截至涉案专利保护期届满的2022年8月，被诉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为10个月。关于被诉侵权产品的利润率，涉案专利相关权利要求对应的产品为化合物的中间体，工业上主要用于农药制造。由于无法单独计算中间体的利润，且在获得中间体后通过一步反应就可以得到最终产品，在本案中参考农药化工行业的利润确定被诉侵权产品的利润，具有一定合理性。综合考虑某化工公司无正当理由拒不提供企业账簿证据、某化工公司作为侵权人无需支出研发成本的因素，最高人民法院采纳某新加坡私人公司主张15％的利润率计算某化工公司侵权获利，计算得侵权获利为622.5万元（8.3吨/月×10个月×50万元/吨×15％），并酌定某医药公司、王某某在120万元范围内与某化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变更一审判决第一项为某化工公司赔偿某新加坡私人公司经济损失及维权合理开支共计628.5万元人民币，某医药公司、王某某在120万元范围内与某化工公司承担连带责任，驳回某新材料公司的上诉请求。

1.侵害专利权案件中，当被告销售产品的意思表示内容明确、具体时，即可认定存在许诺销售行为。

2.被诉侵权产品为无法单独计算利润的化合物的中间体时，可参考该化合物中间体的最终产品行业的利润率确定被诉侵权产品的利润率。

佛山市南海区某机械制造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机械公司）是专利号为201520898029.6、名称为“一种无胶环保封卷的卷筒”的实用新型专利（以下简称本专利）的专利权人。保定市某纸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纸业公司）向第三人国家知识产权局就本专利提出无效宣告请求，国家知识产权局认定本专利权利要求1技术方案A不具备创造性，宣告本专利权部分无效，在权利要求1技术方案B及权利要求2引用技术方案B的技术方案的基础上继续维持本专利权有效。某纸业公司不服，遂起诉至北京知识产权法院，请求撤销被诉决定，判令国家知识产权局重新作出决定。北京知识产权法院经审理认为，权利要求1技术方案B及权利要求2引用技术方案B均不具备创造性，因此判决撤销被诉决定。

某机械公司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本案二审中，当事人均未提交新证据。最高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本专利为实用新型专利，根据专利法的规定，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客体仅限于对产品的形状、构造或者其结合所提出新的技术方案，不包括对产品的制造方法、使用方法、处理方法以及将产品用于特定用途等提出的新的技术方案。鉴于本专利系卷筒产品的实用新型专利，本专利权的保护客体应当是卷筒本身的形状、构造或其结合，而非生产该卷筒的方法，除非该方法本身导致产品产生特定的形状、构造。本专利权利要求1中的“压合部通过机械层间压合方式共同夹出或挤出形成”系对压合部形成方式的限定，其中“机械层间压合”区别于胶水黏合等方式，能够对卷筒的形状、构造产生影响，应认定其对本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关于“夹出或挤出”，由于夹出、挤出、压出、夹挤出等都是机械压合的具体方式，不会对产品的形状、构造产生影响，故其对本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具有限定作用，在判断其新颖性、创造性时不应予以考虑。而被诉决定及一审判决均将压合部机械压合方式的不同作为本专利权利要求1与证据1的区别技术特征，即本专利的压合部是从两个相对的方向同时施加压力形成，而证据1的压合部是从一个方向施加压力形成。对此，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无论是从一个方向施力还是从两个方向施力，均不会对最终形成的压合部以及卷筒的形状、构造产生影响，基于前述对实用新型专利保护范围的阐述，其对实用新型专利权的保护范围不具有限定作用。故对某机械公司的上述主张及被诉决定、一审判决关于该区别特征的认定不予认可。最高人民法院据此认定本专利权利要求1技术方案B与证据1的区别仅在于：本专利的压合部由卷筒上的几圈卷纸与末圈压合形成；而证据1的压合部则是由卷筒上的一圈卷纸与末圈压合形成，进一步结合公知常识认定该区别技术特征对本领域技术人员显而易见，本专利不具有创造性。一审判决关于本专利权利要求1相对于证据1的区别特征的认定等虽然有误，但裁判结果正确，应予维持。最高人民法院据此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对于既包含产品形状、构造，又包含产品制造方法的实用新型专利权利要求，在判断其新颖性、创造性时，如果其方法特征能够使产品具有某种特定形状、构造，则该方法特征对实用新型专利权保护范围具有限定作用。在进行新颖性、创造性判断时，应当将该方法导致的特定形状、构造与现有技术的形状、构造进行比对，而非将该方法本身与现有技术的方法进行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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