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他不代表官僚，他代表的是人民。他在延安时期就说，要永远站在大多数人民一边。他的人民本色，一生始终未变。他的人民观，让他像普渡众生的大佛，赢得了民心。
战争年代，没有这尊佛，降不住妖魔鬼怪。和平年代，这尊佛成了欲望发泄的障碍。所以建国前他一贯正确，后来一些佛性被人性否定。通俗讲，还是他进京前讲的“两个务必”。他不愿当李自成，也不愿让别人当刘宗敏。于是想当刘宗敏的人与他逐渐产生了分歧。
确实周期律也只有他那样的伟人，才敢尝试打破。一旦再回到传统，他自然就成了另类。
2、现在的谍剧很花哨，多了些悬疑，情节离奇，现实成分少，想象成分多，不太注意谁是谁非了，只在乎能否吸引观众挣到钱。
国统军统76号共产党，都像一个模子里刻的，主要演员都是高深莫测，互相怀疑斗智斗勇。有的编剧还算可以，至少能有几个弯弯绕，启迪观众智慧。有的实在不敢恭维，观众早知道怎么回事了，演员还在故弄玄虚。
我们一把岁数了，看什么都无所谓了。但孩子们呢？没有了是非观，我们的子孙会怎样？还有诗与远方吗？古人说居安思危。遍观当今，居安者还有几个喜欢思危？看看网上常思危的几个大咖，纵然老百姓喜欢，但又能如何呢？
其实文化乱象由来已久，客观讲谍剧不算重灾区，影视剧中的历史没几部不是戏说。最让人担心的是教材，这个问题网民反映强烈，但始终得不到满意解决。如果有点头脑，谁还会诟病样板戏？诟病那个伟大时代？
3、梁启超曾经说了这样一番话：长期残忍地压制人民，使人民变成奴才，让人民的脊梁已经弯曲，而在面临外敌入侵、大乱当头之际，又指望人民在自己面前仍然弯着腰当奴才，而在外敌面前直起腰来反抗，这不是白日做梦，这是什么？
梁启超写过《少年中国说》，是个大学问家。主张君主立宪，曾与保守派论战，也曾与革命派交锋。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又反对中医，极力推崇西方文化，最后死于西医治疗。他的一生很矛盾。不过上述这段话确实很精彩，对于当今的某些文人学者，不啻于一幅入木三分的画像。
4、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大会上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这段话今天读来仍如黄钟大吕，震聋发聩。意识阵地，不能再告别革命，躲避崇高了。要想让民族实现振兴，必须首先对英雄表达足够的崇高敬意。非如此，乱象永远不会根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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