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GF观点 | 陈越前、施懿宸：“生物多样性丧失”与企业的风险管理

世界经济论坛在2020年发布的《新自然经济》报告指出，全球约44万亿美元的GDP高度或中度依赖于自然环境和生物多样性。然而，在《2024年全球风险报告》中，世界经济论坛警示，未来社会和市场将面临“虚假信息”“极端天气”“社会两极分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生态系统崩溃”等重大风险，尤其强调生物多样性丧失将跨越地理、行业和价值链，成为全球最大挑战之一。根据IPBES发布的《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驱动因素包括土地和海洋的开发、生物直接利用、气候变化、污染和外来物种入侵。这些驱动因素不仅威胁生态系统的稳定性，也对依赖这些自然资源的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表1. 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主要直接驱动因素

资料来源：IPBES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整理

在2023年9月的检查中，被科学家提出用来判断地球生态健康状况的“行星边界框架”显示，9个基础边界中已有6个突破可控线，其中就包括生物圈完整性（Biosphere Integrity）。同时，根据《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全球评估报告》，人类活动已严重改变约75%的陆地和66%的海洋环境，威胁约25%的受评估动植物物种生存，超过40%的海洋环境受到严重影响，三分之二的海洋生态系统处于危险中。与自然基线相比，近一半的生态系统规模和状况已下降，且许多生态系统以每十年至少4%的速度持续恶化。

图 1 行星边界框架-9大框架中的6个框架已被突破

资料来源：斯德哥尔摩复原力中心，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整理

近几年，面对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挑战以及生物多样性的丧失，国内外监管机构和政策制定者逐渐加强对防止“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政策要求，制定具体目标，促使市场和企业承担更多的环境责任。此外，监管机构还要求企业制定和实施保护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的具体行动计划，以确保企业在经济活动中最大限度地减少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

在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国际协议和框架方面，国际社会已通过一系列行动设立明确目标与标准。《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在2022年COP15上通过，设立了四个长期目标和23个行动目标，要求各缔约国在2030年前保护和恢复至少30%的陆地、水域、沿海和海洋生态系统，同时推动跨国公司和金融机构定期监测和披露其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风险与影响。而2024年哥伦比亚召开的COP16进一步推动了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强调将这一框架转化为国家行动以及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保护中的重要性。为了加快进展，COP16鼓励各国政府强化政策措施，将企业行动从自愿行为逐步转向法规要求，以推进企业对生物多样性的强制评估与披露要求。国际可持续发展标准委员会（ISSB）在2023年将生物多样性列为优先领域。继发布《IFRS S1》和《IFRS S2》后，ISSB正制定涵盖“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和生态系统服务”（BEES）的新披露标准。该标准将提升企业透明度，帮助投资者评估其活动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涵盖水资源管理、土地利用、污染治理、资源开发和外来物种控制等领域。

图 2 《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框架

资料来源：《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整理

在国际监管层面，各国和地区逐步推出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推动企业承担更多的生态责任。欧盟以《欧盟203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为核心，制定了全面的政策框架，要求各地区到2030年恢复被破坏的生态系统。相关指令如《栖息地指令》和《鸟类指令》确保了对关键栖息地和物种的保护，企业在开展可能影响受保护物种或栖息地的活动前需进行环境影响评估（EIA）或获取许可，违者将面临罚款和其他制裁。此外，欧盟于2024年通过了《自然恢复法》，进一步推动生态系统恢复，并重视外来入侵物种的管控。英国根据《自然环境和农村社区法案》和《环境法案》确立了政府和企业的保护责任，强调生物多样性净增益（BNG），要求开发商在新项目中确保生物多样性显著提升，并制定地方政府的恢复和保护战略。而在美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主要由州级法规规范，《濒危物种法》要求确保行动不威胁濒危物种生存，违者可能面临民事和刑事处罚。此外，各州根据自身生态特点制定特定的保护法规，形成多层次的生物多样性保护体系，以平衡生态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在国内层面，生物多样性保护也逐步成为政策重点之一。2024年1月，生态环境部发布了《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旨在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决策部署，为提升我国生物多样性治理水平提供科学指导。《行动计划》明确了新时期我国的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计划包括鼓励和推动金融机构将生物多样性因素纳入项目投融资决策，以推动可持续发展。此外，《行动计划》强调强化各级财政资源的统筹调度与优化配置，必要时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给予重点支持。优先行动第26条则提出了多元化的投融资机制，鼓励调动各类金融机构的积极性，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生物多样性保护和恢复工作。为进一步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还将探索在绿色金融体系中融入生物多样性因素，并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助力强化自然相关环境信息的披露，为金融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创造更加有利的条件。

图 3《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战略与行动计划（2023-2030年）》框架

资料来源：生态环境部，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整理

生物多样性丧失对生态系统的健康和功能产生深远影响，威胁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和运营稳定。相关风险逐步影响企业的运营、合规、声誉及财务稳定性，包括资源枯竭、供应链中断和声誉受损等问题。这些挑战可能进一步加剧经济不确定性，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影响包括银行、保险公司和资产管理公司在内的金融机构。

企业面临日益严重的生物多样性丧失风险，随之带来运营稳定性受损，成本上升等更大的商业挑战。许多行业和公司，尤其是农业、食品制造、纺织以及依赖自然资源的制造业，严重依赖于关键的生态系统服务，例如授粉、水源净化和土壤形成。然而，随着全球生态系统的持续退化，一些至关重要的原材料和资源正变得越来越难以获得，或因供应紧缺导致价格大幅上涨，从而对企业的供应链造成破坏甚至使其变得不可持续。对于依赖单一供应来源或特定生态系统的企业，这种情况尤为严峻，可能会严重扰乱生产和交付能力，进一步加剧整体运营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例如，全球授粉昆虫数量的急剧减少，尤其是蜜蜂的锐减，已引起各方广泛关注。根据世界经济论坛的报告，全球约75%的农作物依赖授粉昆虫，因此，昆虫数量的减少将直接影响农业生产，导致食品价格上涨，并对相关供应链的稳定性构成威胁。同时，随着自然资源的日益稀缺，原材料价格呈现出明显上涨的趋势。过度砍伐和森林退化已导致木材价格不断攀升。对于那些高度依赖自然原材料的企业而言，生物多样性丧失带来的物理风险将显著增加资源获取成本，并进一步压缩利润空间。

企业面临日益严格的生物多样性相关监管要求，未能遵守的企业将面临高额罚款、法律诉讼，甚至停产或市场禁入等法律合规风险。随着政府和国际机构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关注日益增强，越来越多的法规和政策被引入，以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及其带来的环境和经济影响。企业若未能及时调整其运营实践以符合这些新法规，可能会面临合规成本的增加、运营上的额外限制以及在特殊情况下的生产中断等运营压力。例如，欧盟自2015年起禁止使用某些新烟碱类杀虫剂，以保护蜜蜂等授粉昆虫。对于依赖此类杀虫剂的农业和相关行业而言，必须投入更多资金寻找替代方案，否则可能难以保持生产效率。与此同时，许多国家和地区正在不断升级环境法规，强制企业采取更积极的措施来保护和恢复生态系统。类似立法趋势在全球范围内形成了合规压力，企业必须进行生态恢复计划、减少有害排放并积极参与自然资源保护，否则可能面临高昂的法律诉讼、巨额罚款，甚至强制停产或退出市场。

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风险不仅是企业面临的重大挑战，更是一个具有双向影响的系统性风险。这些风险不仅对宏观经济和金融系统构成潜在威胁，也将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置于更大的不确定性之中。生物多样性丧失所带来的风险主要体现在物理风险（如资源供应短缺和生产成本上升）与转型风险（如合规成本上升和法律诉讼）的叠加上，这些因素直接影响企业的运营效率和存续能力。此外，未能有效应对生物多样性丧失的企业可能面临投资者撤资或资本流动限制，从而加大融资困难。一些大型金融机构和主权财富基金已经明确表示不再投资那些对生物多样性造成负面影响的公司，这一趋势使生物多样性风险通过个体企业扩散至整个金融系统，形成系统性风险。在此背景下，忽视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风险的企业可能同时遭遇财务与运营危机，从而引发行业的不稳定和金融市场的动荡，进一步影响宏观市场的整体稳定性。同时，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动荡又会反过来对企业造成更大负面影响，导致投资者信心下降，融资渠道进一步收紧，进而影响企业的正常资金获取及长期运营。

（一）壳牌公司（Royal Dutch Shell）：系统化风险管理体系与生物多样性净增益（BNG）战略

作为全球领先的能源集团，壳牌的业务涵盖石油、天然气勘探与生产、炼制、运输、销售以及新能源开发。广泛的业务活动对环境和生物多样性构成了挑战，使公司面临潜在风险。为应对这些挑战，壳牌积极响应《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将“尊重自然”纳入企业战略，并与政府和机构紧密合作，承诺采取有效行动制止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壳牌通过专门的可持续发展委员会推动生物多样性净增益（BNG）战略，该战略源自英国《环境法案》（Environment Act 2021），并于2023年在英格兰地区强制执行。公司在项目开发前进行生态评估，优先避免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尽量减少影响，并通过恢复栖息地和生态系统弥补损失。

在加拿大基蒂马特的液化天然气项目中，壳牌与当地原住民合作，保护鱼类栖息地并恢复湿地，使湿地面积增加至原有的两倍。在新加坡能源化工园项目中，公司通过种植红树林、恢复珊瑚礁等措施，积极增强海洋生物多样性，减少自然与法律风险。

图 5 壳牌公司“尊重自然”的方法、雄心壮志和优先事项

资料来源：壳牌官网，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整理

（二）伊利集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结合TNFD框架下的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

伊利集团总部位于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主要从事乳制品及健康饮品的加工、制造与销售。根据公开的生物多样性风险数据库ENCORE的分析，作为国内最大的乳制品企业之一，伊利在运营过程中，支持动物生产的活动会通过畜群检测、寄养和护理设施释放大量温室气体及一氧化碳、碳氢化合物、氮氧化物等非温室气体污染物，增加环境压力。同时，大规模的畜牧业支持活动需要广阔的土地用于动物繁殖和产出，可能导致自然栖息地的丧失，进而影响生态系统的平衡。水资源的消耗也是一大挑战，特别是在饮用水、清洁以及牧场灌溉过程中使用的大量水源，可能进一步加剧生物多样性减少和生态退化。

为应对这些挑战，伊利集团将生物多样性风险管理纳入整体风险管理体系。集团成立可持续发展委员会，定期由董事会与高级管理层共同评估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风险，确保生物多样性保护成为企业战略管理的重要部分。依据TNFD（自然相关财务披露工作组）的建议，伊利识别并评估了生物多样性丧失对企业带来的物理风险、转型风险和系统风险，并制定了相关的应对措施，例如提前评估区域极端天气对饲料生产的影响、规划保护区域以及持续实施全产业链的减碳策略。在具体保护措施方面，伊利与全球战略合作伙伴共同启动了“零碳联盟”，推动全产业链减碳行动，打造零碳工厂和零碳产品，并发布了“零碳未来计划”路线图，助力全球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此外，伊利采购的棕榈油100%通过RSPO（可持续棕榈油圆桌会议）认证，有效减少了森林砍伐、非法和不规范土地利用等对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同时推动了更为透明的供应链体系，确保棕榈油采购中的每个环节都符合可持续发展标准，从而降低了生物多样性风险。

图 6 伊利集团2023年生物多样性风险和机遇识别

资料来源：公开资料，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整理

“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风险的复杂性导致企业难以有效识别其具体信息。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识别相对较为复杂，原因在于企业业务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多方面、长期影响。生物多样性是生态系统中的各种生物相互依存、动态平衡的体现，企业需了解其运营方式对不同生态系统的影响，包括陆地、海洋、淡水等环境中不同物种的生存和栖息地状况。然而，生物多样性影响通常是分散的、延迟显现的，这使得企业难以全面捕捉并量化这些风险。此外，现阶段大部分企业都缺乏生态学相关的专业知识，或者无法获得全面的数据来评估不同区域内的物种多样性变化。这种信息不对称导致企业在制定有效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策略时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也使得风险识别难以达到全面和精准的标准。

企业在“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风险管理中面临充满挑战的跨领域协作需求。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防止和相关风险的治理涉及企业内部的管理，且需要与政府、学术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等多方利益相关者进行合作。这种协作本身充满挑战，不同利益相关者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事项、时间表、资源投入和期望各不相同。例如，企业可能更关注如何在遵守环境法规的前提下保持盈利，而环保组织和地方社区可能更加关注生态系统的长期健康。沟通上的不一致可能导致项目实施中断或目标未达成。此外，不同地区的政策法规差异也使得跨国企业在不同地区推行统一的生物多样性战略变得困难。多方协作需要长时间的谈判、妥协和资源整合，无形中增加了企业在规避生物多样性丧失及管理相关风险的复杂性。

企业在量化和金融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相关风险时存在挑战。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不像碳排放等环境风险那样容易量化和标准化。碳排放有明确的单位和计算方法，而生物多样性丧失的风险可能涉及复杂的生态系统服务、物种多样性和自然资源的利用等多维度指标。企业难以将生态系统服务的减少或物种灭绝转化为直接的财务损失，这导致风险评估中缺乏量化标准。此外，由于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影响通常是长期且间接的，金融界也尚未完全开发出成熟的工具来将生物多样性风险转化为投资者能够理解和评估的指标，企业难以将其与短期的财务绩效关联。如何将这种难以量化的风险嵌入现有的财务和风险管理体系中，是企业在面临生物多样性风险时的一个核心挑战。

建议企业建立健全的生态系统和生物多样性数据库，通过合作与外部生态学专家或研究机构合作，获取及时、全面的环境信息。多样化的数据库可在弥补企业自身专业知识的不足的同时，帮助企业了解其运营对环境的潜在影响。企业可利用如卫星遥感、人工智能（AI）和物联网（IoT）等先进的数字工具，监控生态系统的变化并进行风险预测。同时，企业可通过整合技术与数据分析，动态监控不同区域的生态变化并及时作出调整。此外，制定标准化的风险识别框架，并依据全球框架如《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或《自然相关财务披露框架》（TNFD），确保风险识别流程的系统性和一致性，从而减少因复杂性带来的误判或信息遗漏。

建议企业建立定期的、多方参与的协作平台，确保利益相关者的目标和预期一致。企业可通过组建跨学科、跨部门的项目小组，统筹规划与政府、社区和NGO等外部组织的协作行动，促进不同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沟通与协调。同时，企业可在沟通初期明确各方目标，通过透明、开放的方式与外部利益方达成共识。组织协作研讨会或座谈会，利用中立的第三方如行业协会或国际机构作为协调方，减少冲突并推进合作。此外，企业应充分尊重地方社区的生态文化和环保需求，尤其是在项目实施地，将当地利益与企业发展目标相结合，共同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

建议企业在应对生物多样性风险量化和金融化挑战时，采用多维度的生态系统服务评估方法，将生物多样性对生产、供应链、品牌声誉等方面的影响进行量化。利用“自然资本核算”方法，企业可量化对自然资源的依赖，并将其纳入财务报表和长期绩效评估体系中。企业可参考全球标准，如《自然资本协议》（Natural Capital Protocol）或《自然相关财务披露框架》（TNFD），构建生物多样性风险的量化标准。同时，为解决金融化问题，企业可以探索生物多样性相关的金融工具，如“生物多样性债券”或“绿色基金”，以市场化手段推动生物多样性保护，减少因生物多样性丧失所导致的风险。

建议企业采取战略性的措施，将生物多样性保护纳入核心业务决策中。企业可制定明确的长期生物多样性目标，并将其与可持续发展及气候目标相结合，形成整体的战略框架。同时，加强企业内部管理和文化建设，将生物多样性治理和风险防控嵌入企业文化，通过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等机构，定期开展培训和宣传活动，强化员工对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意识，确保理念融入企业的日常运营和决策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