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做结扎，医院说需要你写的同意书。”
收到27岁儿子要结扎的消息时，米姨正和年轻的女性朋友在博物馆中看展。
这是未婚育的儿子第一次对母亲提出结扎的想法。早在十年前儿子刚上大学时，米姨就听他表露过不生育的意愿，“我不会生孩子”“当父母太辛苦” 。当时米姨表达了支持，“你自己想过觉得不后悔，就没问题。”儿子有了女友后，米姨大致知道两个人都不想生。
米姨多年来一直留心年轻人关于婚恋的思潮。她看到很多年轻人都有自己的主张，会积极在网络上进行表达。“果断地去说不，自己的人生自己做主。我觉得很棒。”
听儿子说想结扎，米姨第一时间感到这是孩子在伴侣关系中承担责任的表现。她此前了解过结扎手术的原理，认为从避孕角度而言，女生在性生活中是更加担惊受怕的，一旦月经来晚了就会左查右查，男性结扎后女性伴侣就会更加安心。
让米姨惊诧的是儿子发来信息的后半句。“怎么这么奇怪？我收到儿子的信息，说他去医院做结扎需要我的同意书。”61岁的她向身边的女性朋友表达不解。儿子已经成年许多年。如果全社会的人到了他这个年龄，做个决定还得寻求上一辈的允许，也太奇怪了。
朋友跟她分析说，也许一些人认为，在没结婚之前都是父母做决定，也有可能是医院害怕不通知父母，后续会发生纠纷。
米姨回到家中，按照自己的理解写下母子俩的姓名与证件号，说明母子关系，再加上一句“我同意他做结扎手术”。医院没有说明同意书要怎么写。以防医院不通过，她还多带了两张纸以供变通。
几乎在看到母亲陪同的那一刻，医方马上同意下午就给儿子安排手术。2023年3月的一个下午，在广东省生殖医院，米姨陪同儿子完成了结扎手术。手术时间十几分钟，花费1100元左右。
男子结扎曾一度流行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国家生育政策提倡一孩，控制二孩，对于已达生育指标的夫妻实施结扎等措施，其中一部分男性也会被要求结扎。最近两三年，年轻男性因为避孕考虑和生育观念影响自主选择结扎的情形增多，部分人还选择在社交媒体公开结扎的经历。
术后，儿子跟米姨说原本打算自己去医院结扎。第一家医院听说他要结扎，说他们没有做这个手术的资质。第二家医院的医生开口就问他：“结婚了吗？生几个了？”得知他未婚未育后，对方快速回绝，“那我们不能给你做。”来到第三家生殖医院，医生考虑后才提出需要家长的结扎同意书。
而在此前的手续咨询中，一些医护人员也表达出对结扎行为的审慎疑惑。除了“为什么要结扎”这类问题外，也有人问米姨儿子“为什么不让女的去做”。等到周遭亲友知道结扎消息后，一部分质疑就转移到了签下同意书的母亲身上。“他为什么这么年轻就做结扎，以后养老怎么办？”“你不想抱孙子吗？”“不想生戴个套就好啦，为什么用这么极端的做法？”这些人觉得米姨同意孩子结扎的做法，也颇为不妥。
米姨心中早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如果你生一个孩子是为了养老，那你很有目的性，这是有条件的爱，不是无条件的爱。说句不好听的，养老应该是你自己做好准备。”米姨也不介意自己抱不抱孙子，“现在年轻人能养活自己就比较艰难了，怎么养育下一代？”
不干预孩子的决定，某种程度上出于米姨对自己人生的反省。从1996年，35岁生下儿子那年伊始，米姨开始逐渐思索自己的婚育历程。“我的结婚是错误的决定，把他生下来也是错误的，因为我自己没有做好规划。”米姨认为自己前半生都过着“浑浑噩噩，没有很好规划”的生活，缺乏自主性。在婚育上，她也几乎完全跟随传统观念，“认为女性在某个年龄段就必须结婚生子”。
这是她不愿再让孩子重复经历的一种人生。1961年，她出生于香港的一栋旧式唐楼，家里加上自己拢共有7个孩子。父亲是全家的经济支柱，母亲是全职主妇。父亲除了照顾三个男孩、四个女孩外，还要负责家族中其余一些老人和小孩的经济。家里人口太多，照顾一大家子的饮食起居已让父母疲惫不堪。他们无法注意到每个孩子的需求，也几乎没有什么情感交流。
小学时候的米姨有段时间喜欢画画。但父母认为所有的孩子都应以读书为第一要务，而读书的目的都是为了将来找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她的画作曾被随意拿去餐桌上垫饭，弄上层层油污后，再被弄烂丢弃。因为学习成绩在几个孩子中最差，又不喜欢服从大人的安排，她常被藤条鞭打，穿着裙子时，腿部露出一条条痕迹。一直到离家前，她都觉得自己如父母所说，“是个烂泥。”
最近，米姨正在网上自学国画
这是一种充斥着负反馈，也缺乏交流的集体生活。在家中，米姨感受不到自主意识的发展，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样的人生。中学时期，感受到家庭氛围的压抑后，米姨开始谋生出逃离的想法。离家后那些年，她记得自己频繁恋爱，有段时间曾同时交好几个不同的男朋友，“误把性当作爱”，又误把恋爱当作逃离的途径。
唐楼是香港人口急剧增长期间的一种多层代表性建筑，密密匝匝，居住着大量城市贫民。随着经济发展，唐楼从60年代起逐步消失，被新式住宅取代，同时，香港作为东西经济交汇的枢纽迎来经济高速增长，新的观念与流行文化也开始涌入民间，激荡起新的思想活力。
1982年，21岁的米姨在老同学介绍下，报名参加一项促进青少年与成年人教育发展的公益项目。项目在学校教育外，通过非正规教育方式促进青少年拥有自主精神。由成年人带领指导，帮助他们成为能够做出独立决策，也能参与社会发展的公民。米姨在公益组织中第一次感受到自己的热忱和价值所在，意识到自己“应该去做幼儿教育或者社会工作者”。接受完培训后，她在团队中负责带领6～8岁孩子的活动，每周进行一次纯志愿性质的服务，如此持续二十年。
在浑浑噩噩中迈进30岁时，米姨开始感受到传统观念在自己身上的压力。“三十岁前必须找个人结婚”，顺应着这样的规范，她来不及好好思考与分辨，“不顾好丑，只要就手”，仓促地与一个男人结婚。婚后，男人将他们共同账户中的钱掏了空，又打开共同的保险柜，去当铺典当了米姨的嫁妆。其中包括一个足金龙凤手镯，是过世的母亲给她的。
35岁生下孩子后，她决心要给下一代创造一个全新的环境，让他能在自主的环境下成长，过一种能对自己的选择有所觉察，能够自我决定的人生。这是一种反向构建。以自己成长环境为参照系，米姨努力为孩子创造出一个与自己截然不同的童年。没有体验过自主童年的她，需要从匮乏中想象丰足，从剥夺中想象给予。
孩子幼儿园时，米姨发现他也喜欢画画。她没有钱报培训班，但孩子一回家就会给他纸笔，买许多绘本给他看。她注重与孩子平等关系的构建。读小学时，她会时常跟他玩“角色互换”的游戏，用孩子的口吻说，“今天学校里老师好坏，我想要反抗。”儿子则佯装作大人模样，教育她“要听话，要守规矩”。米姨会继续反抗，“可是老师不尊重我们，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听这样的话？为什么要守规矩呢？”
2002年，离婚后的米姨带着孩子来广东，从事文书工作。大学毕业后，儿子按照自己的意愿成为了一名自由画师，创作漫画与分镜，偶尔为别人纹身。米姨身上有三个来自儿子的纹身。四年前，第一次被儿子询问纹身主题时，米姨提出“重生”。
在淡淡的刺麻感中，米姨的左肩爬上黑白的纹路。后来在儿子拍下的照片里，她看见在一颗半截入土的骷髅头上，粗壮有力的枝干向上生长，绽开一丛挺拔的珊瑚。
米姨的纹身
这几年年岁越长，米姨却感觉自己的生命变得越来越新鲜。从文书工作退休后，米姨继续参与社区活动，现在每周一三五在网上学国画。她自学心理学，在六十岁时第一次思考“我的人生为什么会这样”，开始探索自己内心的宇宙。曾经害怕动物的她，也在这两年收下儿子送来的一只活泼的小三花猫，在午后与它玩抛接球的游戏。
去年，在陪伴儿子完成结扎手术后的一天，米姨报名了一个卫生巾刺绣活动。活动前一天通知说要自己携带卫生巾时，她才发现，绝经十多年的自己家里没有卫生巾。第二天，她在送货平台上买的夜用加长卫生巾上刺绣。
金色的丝线绣出一颗没有受精的卵子，像发出柔和光芒的太阳。红色的经血绣成小小的十字散落四周，像闪闪的星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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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班编辑 | 张来
排版 | 菲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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