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奇帆：重庆市原市长、著名经济学家
本文黄奇帆在以“新动能·新发展·新高地”为主题的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精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潍坊实践交流会上的部分发言。
黄奇帆潍坊论新质生产力
在十几年前，我国如果一年增加几千亿的M2，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增长两三个百分点，物价、房价或者股市的价格也会有波动。
到了这两年，我国一年增加20万亿的M2，股市好像也没动，房市价格也不起来，商品价格好像也不敏感。商业银行里面有巨额的资金，这么多的M2是通货膨胀了吗？看着货币量好像应该是通货膨胀，但是看市场没有反应，反而感觉像通货收缩。
目前这个资金对市场不敏感，都存在银行里不出来，市场没发生周转，没进股市，没进房市，也没进老百姓的口袋去消费。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如果还是像过去10年靠增加货币，通过增加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持续了，货币投放的边际效应、调控的敏感度已经大大降低了。
01 黄奇帆｜传统经济增长的4种途径
新质生产力不是一般的经济增长，而是摆脱了传统生产力发展路径的增长跃迁，是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物质技术基础。
理论上，一国经济增长和生产力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经济剩余逐步积累的过程。一般有四种途径：一是通过持续的要素投入，如通过资本投入、劳动力增加和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使得生产超过消费，产生剩余和积累。二是通过国际经济合作，比如在国际贸易中形成净出口或者引进国际投资来促进经济增长。三是通过对外武力征伐、殖民等，掠夺他国的资源和财富。四是通过科技进步和优化资源要素配置，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02 黄奇帆｜持续的资金、土地、劳动力要素投入不可持续
对于第一种路径，在历史上推动了世界许多地区的经济发展，但也带来了资源枯竭、环境破坏和不平等等问题。
中国过去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也得益于这种要素投入型的增长模式，但近年来随着资金、土地、劳动力等要素价格持续上涨，比较优势不再显著。而且长期形成的靠房地产、基建等投资拉动、债务驱动为主的增长模式也日益难以为继。
1980年的时候，中国10亿人口，人均GDP200美元，大体上是2000亿美元总量的一个国家，占全球GDP比重只有1%，相当于欧洲小国家荷兰的经济规模。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2020年GDP达到了18万亿美元，相比1980年的GDP增长了90倍。
对中国来说，在这四十年的伟大进程中，通过大规模的基建建设、产业投资、城市的房地产开发，以及其他各个方面的经济发展，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该说是一个巨大的举世瞩目的历史性跨越和重大成就。
三大红利：人口、制度、全球化
这个发展一方面得益于三大红利。第一是当时我国有10亿的人口，具有低成本的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也就是人口红利。第二是我国改革开放的基础性制度供给，形成了改革的制度红利。第三个是我国融入了全球化，就有一个全球化的红利。这三大红利推动我国长足发展、加速度发展。
另一方面，从生产力要素投入角度讲，这也是我国40年大量的资源投入、资金资本投入以及劳动力投入产生的成果。到了目前这样的状态，我国能不能还按照过去40年大规模的资源投入、资金资本的投入或者劳动力投入来推动今后几十年继续高速或者持续地发展呢？
显然出现了三个不可持续的问题。
资源要素投入
从资源要素投入来说，2023年我国GDP是126万亿人民币，大体上消耗了地球各种资源量的50%。
全世界190多个国家，从地球内部挖掘各种矿物质原料，比如铁矿石或者煤炭，或者石油，或者天然气，或者各种做水泥用的石灰石，或者还有其他的各种矿石等等。总之，地球上目前每年采掘各种矿产资源总计约240亿吨左右，我国差不多要用120多亿吨，大体用了全球资源的50%。我国的GDP大致是全球的20%左右，我国的工业规模和进出口贸易分别是全球的30%左右。
总之，我国以全球20%—30%的产出规模，消耗了全球地下资源的50%，如果我国按这个比例继续下去，再过个二十年，如果我国GDP翻了一番，是不是就把地球资源全部包下来了呢？GDP翻番，资源还要翻番，显然是不可能的。
对于中国的经济来说，工业生产源头减量，从源头上降低资源消耗量；节能减排从源头上降低单位能源消耗的力度、减少碳排放是十分重要的、十分关键的，是我国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这在我国“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要求里面有充分的体现。
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到2035年中国GDP的单位能耗要从现在全球单位能耗平均值的150%降到全球平均值；我国现在的单位能耗是全球发达国家的单位能耗的两倍，到2050年，要降到全球发达国家单位能耗的平均值等等，总之要源头减量、节能减排。如果继续按过去40年的投入方式推进，是不可持续的。
资本要素投入
从资金资本要素的投入来说，中国的经济在1980年以前是计划经济，计划经济跟市场经济相比，流通中的货币使用量相对较低，市场经济则需要增加货币流通来做润滑剂，促进各种资源优化配置。
这几十年我国货币M2的增长幅度是令人震惊的，2023年年底或者2024年年初，大体上M2的货币量已经突破了300万亿。我国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发行人民币以来，用了63年，到2013年M2达到了100万亿，第二个100万亿用了7年左右，第三个100万亿就是2020年到现在，用了4年左右。中国的货币发行越来越快，资金量也累积到非常巨大。
总之，在十几年前，我国如果一年增加几千亿的M2，年度经济增长速度就可能增长两三个百分点，物价、房价或者股市的价格也会有波动。
到了这两年，我国一年增加20万亿的M2，股市好像也没动，房市价格也不起来，商品价格好像也不敏感。商业银行里面有巨额的资金，这么多的M2是通货膨胀了吗？看着货币量好像应该是通货膨胀，但是看市场没有反应，反而感觉像通货收缩。
目前这个资金对市场不敏感，都存在银行里不出来，市场没发生周转，没进股市，没进房市，也没进老百姓的口袋去消费。
在这个意义上，当下中国如果还是像过去10年靠增加货币，通过增加货币来刺激经济发展，已经不能持续了，货币投放的边际效应、调控的敏感度已经大大降低了。
劳动力要素投入
从劳动力要素投入来说，我国1950年6亿人口，经过30年到1980年是10亿人口，近40年我国增加了4亿人口，变成14亿人口。
1950年代平均每年出生人口1780万，1960年代是2400万，2000年代是1800万，2010年代是1600万，2020年出生人口已降到1200万，2023年只出生了902万，人口出生的下降趋势非常明显，下降速度也非常快。
1950年代出生的人到2010年代基本全部退休，1960年代出生的人从2020年开始进入退休，而现在我国新成长的年轻人就业人群都将是1990年、2000年以后出生的，大体上每年上岗、退休人数相比会减少几百万劳动力就业人群，中国无限供给的低成本劳动力比较优势进入了拐点。
现在我国人口基数也进入了拐点，我国绝对的总人口现在14亿多一点，再过个30年，到2050年以后完全可能降到12亿或者11.5亿等等，人口规模在趋降。
整个人口也在走向深度老龄化，现在60岁以上的已经占整个人群数的20%了，我印象中5年前是18%，现在已经到了20%，再过十几年60岁以上人群将达到30%以上，形成深度老龄化的社会。
总之，再靠劳动力要素无限投入，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可能性已经降低了。所以我讲全球经济发展中的第一种路径，靠资源、靠资金、靠劳动力等大量投入加速度发展的时代过去了。过去40年这样的发展方式已不可持续，也无法在未来复制。
03 黄奇帆｜外循环增长模式不可持续
对于第二种路径，一个国家跟别的国家进行贸易投资、各方面的资源交换，通过国际贸易、国际投资，通过经济的开放形成优势互补，资源优化配置，扬长避短，这个过程就会产生额外的积累，会推动经济更好更快地发展。
我们最近说的中国经济进入了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互相促进的新格局。为什么说是新格局？因为几十年来，我国是以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外循环为主体的，也有内循环，所以是以外循环为主体的国内国际双循环，现在转变为以内循环为主体，当然是一种新格局。
这里面要解释一下，什么叫外循环？什么叫内循环？一个国家的进出口贸易，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两种贸易合起来的进出口贸易量，如果这个贸易量占GDP的比重超过60%以上，就是外循环为主，60%是一个大的比重，然后内循环是40%，外循环60%以上，这就是以外循环为主。如果进出口贸易量占GDP40%以内，那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以内循环为主的。
1950年到1980年这一段时间，我国的进出口贸易占GDP的比重是10%左右，1980年中国2000多亿美元的GDP总量，进出口贸易200多亿美元即10%，所以那个时代是一个内循环为主的阶段。
1980年改革开放以后，利用国际资源、国际资本、国际市场，给中国带来经济发展的动力，两头在外、大进大出，加工贸易、来料加工，各种方面的开放，大量引进外资，外资的投资也带来大的投资、大的出口等等，所有这些使中国的经济走向了外循环为主。
中国在加入WTO以后，到2006年外循环达到了最高的比重，大体上2006年中国进出口贸易占GDP比重71%。我刚才说的进出口贸易占GDP60%以上外循环为主，到了70%以上，也就是比较高的外循环为主的一个体系，在那个71%里面，货物贸易占GDP的量是64%，服务贸易占7个点，加在一起是71%。
那我国现在是什么状态呢？我国现在以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外循环比重是38%。比如2023年中国GDP是126万亿，我国的进出口货物贸易是6万多亿美元，服务贸易8000多亿美元，加在一起69000亿美元不到，折算成人民币48万亿人民币，跟126万亿人民币去对比，占38%左右。2022年、2021年、2020年都是38%，小于40%，是40%以内的外循环，因此，我国就进入到了一个以内循环为主，国际国内双循环的国家。
大家是不是会想，我国原来60%以上达到70%，怎么会突然这十年降到38%了呢？想当然的就会想到，可能是美国人跟我国打贸易战，加关税、脱钩、撤资、卡脖子等等，搞了一整套的地缘政治、贸易保护主义等等一系列措施，我国是被美国的贸易战逼得外循环为主变成内循环为主，这个判断当然是错误的。
也有人可能会认为，是不是这三年新冠病毒疫情把我国出口的供应链、价值链破碎了，东西出不去也进不来，所以进出口萎缩了。这种判断当然也不对，因为中国的进出口贸易进入内循环为主的时间点是2016年，那时候美国还是奥巴马当总统，特朗普还没上台，还没有发生最近六七年的中美贸易战。
那么我讲了这么多，就是要表述一个概念，过去靠70%、80%的开放的流量，占GDP 70%以上那种外循环为主的贸易流量，来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时代过去了，我国要进入世界经济强国，必然变成以内循环为主，这个流量只占40%不到，不那么依赖全方位的外资或者贸易量为主体的那种开放格局。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二个路径也发生了边界条件的变化。且自2009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净出口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大多数年份是负的。尽管我国对外开放带来了技术进步和资源配置优化效应，对经济增长贡献巨大，但近年来受美国对我国发动贸易战、打压遏制的影响，依靠国际经济合作提振经济增长潜力的难度会越来越大。
04 黄奇帆｜第四条路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势在必行
对于第三种路径，历史上一些国家通过殖民他国、武力征伐，从而实现了资本的原始积累，很不光彩，且日益被世界和平发展的潮流所摒弃。党的二十大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不走一些国家通过战争、殖民、掠夺等方式实现现代化的老路。
以上三种路径，第三条路我国不能走，第一条和第二条走起来日益困难，但我国要在2035年左右实现14亿人的基本现代化、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须确保经济增速维持在5%左右。走第四条路即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势在必行。
目前中国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速仅有美欧发达国家的40%—60%，有较大的增长空间。但如果没有科技革命的加持，单纯靠经济内在的量变也是很难提升的。恰好我国又处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前夜，以智能化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为新质生产力的迸发提供了条件。
在这样的重大历史机遇面前，发展新质生产力，充分释放新科技革命带来的增长红利，不仅有利于提升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降低要素成本、增加要素投入，也有利于发挥我国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新优势。
从近期看，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形成新的增长引擎，维持经济增长势头；从远期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支撑14亿人实现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必然选择。
这么一分析，中国40年改革开放给我国留下一个增长的空间，就是全要素增长率潜力巨大。在这个意义上，今后几十年高质量发展，今后几十年成为世界经济强国，一定要推动全要素生产率的发展，而全要素生产率发展的内涵就是让新质生产力成为我国高质量发展最关键的一环。
“新质生产力”在这个阶段提出来，是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选择、必然选择、唯一选择。现在的发展，不能完全靠资源投入、资金投入、劳动力投入来发展，因为这些是不可持续的，最重要就是要靠科技的投入，对生产力分工协作环节的投入，对基础性制度和生产力密切有关的生产关系、社会制度变革的投入，也就是说通过技术创新、分工协作、产业链组织的进化等等，通过推动新质生产力和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的形成，只有这样，我国才会有可持续的、高质量的发展。
这是我今天要讲的第一段。为什么党中央在这会儿提出新质生产力？通过对推动经济发展的四大生产力因素一一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中央是多么的有战略眼光、多么的睿智、多么的有前瞻性，发展新质生产力是个英明重大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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