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德滋
江苏泰兴人，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地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南京大学副校长、地学院院长，中国矿物岩石地球化学学会岩浆岩专业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地质学与地球物理学学科评议组召集人。
山石磊落自成岩
（一）
1927年6月27日，我出身江苏泰兴县城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祖父王云龙饱读经书，做过泰兴县的司库。父亲王心楼是一位教育工作者，毕业于张謇创办并亲任校长的通州师范学校。我的童年很不幸，在我7岁和9岁时，母亲和父亲相继病逝，2个姐姐合力挑起了抚养我成人的重担。
1933年，我进入家乡的襟江小学读书。该校历史悠久，前身是襟江书院，创办于清咸丰十一年（1861）。1938年小学毕业后，我先后就读于泰兴私立沪光中学分校、泰兴县立初级中学（即今江苏省泰兴中学前身）。其间，正值抗日战争爆发，日机经常到泰兴县城轰炸骚扰，泰兴中学一度迁至离县城10多公里的樊家堡的一座庙宇办学，而宿舍则安排在另一座相距3华里的更小的破庙里，条件极其艰苦，每天清晨学生都要整队跑步上学。上课、用餐、晚自修全在校部，课桌就是餐桌。晚自修也在教室里，没有电灯，全靠汽油灯照明。艰苦的学习生活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中。
1941年起我在泰兴延令中学读高中，延令中学每学期向学生收取一石米的学费，但同时也规定，“凡是品学兼优、学习成绩位居前三名的学生，免缴学费”。我凭借勤奋、毅力和才华，学习成绩始终保持在前三名之列，从而获得了整个高中阶段免缴学费的优惠。在延令中学读书期间，我最佩服语文教师杨元毅。他讲课精辟、生动，引人入胜。隔几周布置一篇作文，要求一律用文言文写作。他对我的作文很欣赏，圈圈点点，并让在全班传阅。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取得胜利。1946年夏季，中央大学由重庆迁回南京并恢复招生。我毅然决定报考中央大学的地质系，因为这所大学是我心仪已久的高等学府，地质学则是我立志研究的学科。通过入学考试的激烈竞争，我跨进了中央大学的门槛。
我之所以热爱地质科学，主要是受了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和谢家荣的影响。丁文江是泰兴黄桥镇人，清末留学日本和英国，获动物学和地质学双学位，是我国地质学的奠基人之一。1936年1月，他在湖南考察煤矿时，因煤气中毒而不幸殉职，年仅49岁。从获知这位家乡名人的事迹时起，我便萌发了一个心愿：“要像丁文江一样，做一名出色的地质工作者。”谢家荣也是我国第一代的地质学家，写过一本名为《地质学》的书，当我在邻居家读到这本书时，一下子就被书中那一幅幅美妙的地质现象照片所吸引，这进一步坚定了我学习地质科学的决心。
中央大学由7个学院组成，即：文、法、理、工、农、医和师范学院，包含40多个系科，地质系属于理学院。开设的公共基础课包括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及相关的实验课。对英语的要求很高，开设英语阅读和英语作文两门课。此外，一年级还必修“中国语文”课程。地质系不分专业，设9门必修课程，即：普通地质学、矿物学、古生物学、光性矿物学、岩石学、地史学、构造地质学、矿床学和找矿勘探方法。选修课有：古植物学、煤田地质学等。此外，学校还规定：理、工、农、医学生在学习期间，必须选修2门文科课程。我选修了“社会学”和“中国通史”。从课程设置来看，说明学校很重视通识教育，而且规定所有教授都必须上教学第一线。当时中央大学的校长是物理学泰斗吴有训先生，他以身作则，为物理系一年级学生讲授“普通物理”课程。地质系一年级的“普通地质学”课程是由系主任张更教授讲授。
中央大学不仅是国内著名的高等学府，还是民主进步的堡垒。我从跨进校门的那一天起，即受到这种进步气氛的熏陶。当时，蒋介石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全面内战。我本着“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误读书”的原则，一方面努力学习地质知识，门门课程均成绩优秀，同时我也关心国家大事，先是参加进步社团“自然科学社”，后又参加“新民主主义青年社”（简称“新青社”），积极投身于爱国学生运动，参加了发生在1947年5月的“五二○”学生运动。1949年1月，经过党组织的考察，我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大学地下党组织的一员。南京解放前夕，我又参加了“四一”学生运动和“应变、护校、迎解放”的斗争。1949年8月，中央大学更名为南京大学，当时，我已读完大学三年级，这次更名是一次改天换地的大变化啊！1950年我从南京大学地质系毕业，分配留校任教。
整理：王运来、李运庆、谢磊
编辑：办公室调研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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