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时代，为一个人悲伤意味着什么？

时至今日，我们在应对悲伤时有所进步吗？悲伤如何融入数字世界？它是否已被以下现实改变：互联网无所不在；捕捉和记录一个人的音容笑貌，有成千上万种方式；即便人已经去世，社交媒体账号也存续？死亡喷子横行，脸书（Facebook）纪念馆问世，坎耶·维斯特将金·卡戴珊的已故父亲制作成全息图送给她作为礼物——在这样一个时代，为一个人悲伤意味着什么？

通过《悲伤播客》，我意识到悲伤新世界的存在。数字哀悼者（这是我对他们的称呼）会大大方方地向我展示他们的手机屏幕—已故亲人的照片，这对他们而言再平常不过了。而我是一个有形世界的悲伤者。

我父亲于1998年去世，彼时，互联网尚未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谷歌还要五个月才建好，距离脸书诞生还有六年，距离优兔（YouTube）出现还有七年。我们今天生活的这个世界，对父亲而言，不啻为一个连做梦都想不到的新世界。

按照官方的说法，我算是“千禧一代”。但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初，意味着我一只脚留在拨号上网的嘈杂、笨拙世界，另一只脚则迈入了元宇宙。我还记得社交媒体出现以前的生活，记得初次听闻无线互联网这一概念时受到的身心震动（拿着笔记本电脑在家里走来走去，喊着“这里也有网”）。

我是20世纪的遗物，我出生那会儿是家用录像系统、磁带和手写信的时代。我的悲伤无法储存在数字世界里。对我来说，只有那些记忆和有形的物品才能让我感知父亲的存在，比如度假时他给我买的一个玻璃蘑菇、我坐在他肩上的拍立得相片、一张写着“让我们讨论一下这个吧！爱你的父亲”的座机账单。

我的悲伤是老式、机械、过时的。如果在谷歌搜索框里输入父亲的名字，不会跳出任何信息。

我在写这章的时候又搜索了一次，万一呢，我不禁想……也许他就在这里，在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界……但他不在。他的生活和我的悲伤都存储在有形的世界里。我所有的数字文件都是从模拟原件那儿转移过来的，右上角的红色日期戳仍清晰可见。他的家不在数字世界里。我没法查看他的短信或接收语音邮件。他的声音好像外语，他那儿记录事情的方式与我们不同。

直到开始与数字哀悼者交谈，我才发现自己的存储模式简直老掉牙了。

他们向我描述了储存记忆的各种方式。我这才意识到，自从父亲去世以来，世界早已改变。现在，我们能将对逝者的记忆储存在很多地方。数字哀悼者无须将逝者的每个生活瞬间都牢记于心，他们需要的只是备份驱动器，或一部带 32GB内存的手机。他们在这些可以随身携带的小型设备中保存了信息、电子邮件、语音笔记、照片、视频、社交媒体档案和网站，还在互联网上存储与逝者有关的海量生活记忆。

他们还能在专门的网站或应用程序上分享走出悲伤的心路历程，记录每个阶段的情况，朋友们都可以关注；或者逝者本人在生前可能也写博客、录制播客，记录自己走向生命终点的感受。瞧，有这么多存储记忆的备选方案，你可以放心了吧。

数字哀悼者拥有丰富的存储方式，这令我困惑。

我感觉自己就像一位老奶奶，看着一辆花里胡哨的汽车飞驰而过，赶紧抓牢自己的草帽，对着车尾卷起的尘土喊道：“哦，天哪，它跑得比马还快！”是的，数字哀悼者什么都有了；只要他们想，就能随时随地“访问”离去的亲人。我真嫉妒他们！拨通手机号，就能听到逝者的语音留言；访问照片墙（Instagram）主页，就能看到他们还“活着”。这一切对我来说就像魔法，我做梦才能拥有这种数字悲伤。

我没有任何类似的数字片段，可以用来拼凑还原父亲。

我有什么呢？在母亲家那个阁楼的深处，有一个褪色、落满尘土的纸箱，里面有我哥哥十八岁生日时的录像带。如果我想再看父亲，就得爬上梯子，钻进阁楼（看见蜘蛛也得忍住别叫），然后找到那盒录像带，接着，上网买个播放器，插上电源，最后把带子放进去。我会看到一段有关卡丁车场的摇摇晃晃的录像，它是用 20 世纪 90 年代的摄像机拍摄的—百个蓝色和红色的轮胎堆在一起，让这里看

起来不那么像北环路附近的改装仓库。

哥哥当时刚成年，他和他的朋友们都穿着绿色的连衫裤工作服—自我感觉就像一级方程式赛车手，而不是一帮半大小子。我时不时出现在镜头里。

那年我十四岁，头发刚梳过，看起来很蓬松——还没人告诉过我卷发不能这么打理。镜头里的我在微笑，和这些小大人一样的大男孩在一起，我兴奋坏了。接下来，镜头转向赛道上的卡丁车比赛；男孩们喝着啤酒，大喊大叫，虽然他们表面故作轻松，但显然都对这次跳出沉闷的伦敦郊区生活兴奋不已。

接着，父亲出现在远景中，他头发乌黑，发际线已经开始后移。他没看镜头，而是望着赛道，看起来有点严肃。他脸带笑意，正专心看着比赛。有时，他也会和男孩们一较高下，并且绝不留情。最后，他们举行了颁奖仪式，宣读获胜者的成绩，父亲得了冠军。他站在小领奖台上第一名的位置，旁边站着我哥哥——他得了第二名。一个从十八岁就开始开车的男人，决定在儿子生日这一天打败他。父亲获得的奖品是一瓶廉价的香槟，他摇着香槟瓶，酒喷得到处都是。大家笑作一团，用我不太懂的语言开着玩笑。

我们的朋友在场时，父亲经常让我们很尴尬，他坚信父母的职责（要我说，这简直就是他的人生目标）就是让孩子们难堪。哥哥和我没法一笑而过。每次他这么做，真是让我们无地自容。但那天是个例外，他表现不错，没整什么幺蛾子。他看起来挺放松的。我猜，当时他心里的那个大男孩应该也感到很惬意吧。

我知道这就是我将看到的，因为最后我也确实爬上阁楼，找到了那盒录像带。后来，我做了数字转换，免去了烦琐的阁楼之旅。打开电脑，父亲就出现在屏幕上，甚至都不需要再连一根延长线——他肯定会对此感到无比惊讶。二十年过去了，我看着视频，意识到我不光记得拍摄那天的情形，而且一直都还记得这段视频的存在。

就在他去世后不久，也就是我十几岁的时候，我就看过了。当时，我看到它就在电视机旁，恍惚间，我已经把它放进播放机并按下了播放键。

他出现在屏幕上的那一刻，我意识到他再也不可能出现在现实世界里了，我感到痛苦，心如刀绞，这太残忍了。

大概一年后，我在清理《红矮星号》和《黑爵士》的视频时，又看了一遍，因为我当时看到那熟悉的字体—他在录像带的白色标签上写的铅笔字。在那之后，我就把录像带收起来了，我不想在不经意间再度看见它。

可事实证明，那一切早已烙印在记忆深处，只要我想，就能在脑海中回放。视频的每个细节都融入我的意识之中——如果我想再看到那个活着的他，就只能如此。

我只剩这段记忆了：那里有他和我，没有悲伤。

起初，我很嫉妒数字哀悼者。特别是当我把自己用来承载记忆的剪贴簿与他们的记忆相比时，本就悲伤的我更是被推向了愤怒的极限，因为他们拥有的比我多得多—更多的时间、关爱、希望、运气。一句话概括，他们拥有更多对逝者的记忆。但当这种感觉逐渐减退后，我才明白自己最真实的感受还是悲伤，以及记忆无法数字化的失落感。

我最为父亲感到遗憾的一点是，他从未真正体验过数字时代—他肯定会爱死这个时代。他痴迷于与人沟通，甚至在家里搭建了一个内联网（算得上MSN原型），以便他、哥哥和我互相发信息。（可我们仍喜欢用老办法—喊叫，“茶好啦”，要是对方没听见，我们还会生气。）

他把一个寻呼机、一部车载电话、一个掌上电脑，还有一些奇怪的六边形磁铁粘在一块白板上—就是那种用来实施头脑风暴的白板（我之所以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一天晚上他把我叫醒，给我展示他的成果，就好像要我和他一起制定战略—可我只是一个穿着泰迪熊睡衣、昏昏欲睡的十岁孩子啊）。

如果他能看到社交软件，很可能会兴奋得晕过去。如果他能活过2000年，他肯定也会像个白痴一样排队购买新上市的苹果手机，他还会有自己的照片墙和推特账户，他也会真心认为领英是个有趣的地方。

但他没能活到千禧年，所以我只能用笨拙的方式记忆过往生活的点滴。我得使劲儿想象他穿着“世界跑步者”套头衫开心地笑着，彼时我就坐在他的肩膀上。因为捕捉到这个瞬间的拍立得相片

已经严重褪色，所以我只好把它从我的布告板上取下来。我不忍心看到它一点点变皱、消失，一切有形的实体都难逃此命运。我不想再一次失去他，再一次悲伤。有时，我会发现一张他用来给我留言的电话账单，我就那么盯着它。我想起我们过去常常讨论家庭事务，倒也没什么特别的，比如我是他的女儿啦，我打太多电话啦，诸如此类。你可能会说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有时我想，正是由于这很平常，因此比数字时代赋予的任何东西都更直击心灵。

我相信，正是因为我的悲伤植根于一个凌乱的模拟世界，所以我很少有机会看到那些让我想起他的事物，也就不会常被刺伤。如果我想找到他，重新揭开伤口，得费点时间和精力，更别提那些灰尘了。

我写下这些，也是为了让与我处境一样的朋友放宽心：这种困境并非没有好处。虽然那些记忆年代久远，但效力丝毫不会减损——记忆不必非得高清、虚拟才珍贵。

你珍视的物品和关于逝者的所有记忆，都值得被爱、被欣赏。我们有时称之为“悲伤中的过渡物品”，它们会在我们消化悲伤的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在某种程度上，逝者就蕴含在这些物品里，就像小孩子时刻需要一条毯子提醒自己是安全的。微小的物品也可以承载爱、童年以及那个人离世前的一段美好时光。

我有一个玻璃蘑菇，它是小时候父亲送给我的—蓝绿色玻璃上有个彩虹般的漩涡，就像浮油一样。不知道是在土耳其还是马耳他买的。我记得那是一次一日游，我走出酒店，走进那家商店，在琳琅满目的货架上一眼就看到了它，心想“这是我见过的最美丽的东西了”。

我告诉了父亲，他要给我买。他难得这么认真地听我说话，接着，就为我买下了它。我简直开心极了，我拥有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东西！今天，它还摆在我的桌子上，提醒着我：我有一个父亲，他很爱我。

悲伤久了，我渐渐意识到，很多记忆的存在，是为了让你时刻记得你被爱着并且爱着别人，只是这些情感的表达方式可能很复杂。与父亲有关的物品差不多可以放满一个纸箱，它刚好装下二十年来我对他的思念。

东西虽然不多，但说实话，足够了。

理查德·科尔斯

让你恐惧和担心的是，记忆会渐渐消失不见，你会忘记他们的声音、走路的方式……大卫喜欢科隆香水，买了很多，都可以开一家免税店了。在他去世后，我总是翻到一瓶又一瓶的香水。现在，我索性把它们放在浴室的架子上。临睡前，我会喷点，辛辣味扑面而来，之后逐渐淡去，这能让我好过些。

起初我只看到，数字哀悼者享受源源不断的记忆储备。但与他们交谈后，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天真——难道记忆越多就越好吗？那些语音留言、电子邮件、个人资料页面，都无法治愈悲伤。那个人去世的事实并未改变，可悲伤仍伴随点赞、短视频和超高速宽带存在着。随着与现代悲伤者交谈的深入，我开始理解这个新世界复杂的一面。一个大活人要想玩转社交媒体已经够难了，更何况还在为亲人哀悼呢。 

尼克什·舒克拉

作家。2010年，尼克什三十岁时，母亲去世了。

一夜之间，母亲的脸书变成了人们留言的圣地。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甚至不知道她得了癌症，因为已经过去两周了。在她去世后第二天，我和妹妹不得不绞尽脑汁让数字世界里的她消失，这可真难办。最后，我们只好设法关闭她的脸书账户，因为实在无力应对这一切。奔涌而来的所有情绪令我们难以招架，即便如此，我们还得在第二天给很多人打电话，可我们真的还没做好准备。

埃沙恩·阿克巴

脱口秀演员、播客主。埃沙恩的母亲在他开启喜剧生涯之前就去世了。

我清楚地知道，我内心深处仍不愿接受母亲已经走了。我做脱口秀演员一年后就签约了，有过一些很棒的演出和机会，我都不敢相信自己能做这些事。我当时听到消息后，立刻拿起手机，想给母亲打电话—她仍是我的常用联系人之一。当时那种下意识的反应意味着，有些东西我还没有完全处理好。

“死亡技术”是指对死亡和悲伤的技术控制。该词最早是由死亡学家卡拉·索夫卡博士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的。她的研究课题是互联网如何帮助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体验悲伤。进入21世纪后，物质世界和数字世界开始争夺优先权。互联网不再是我们偶尔访问的地方，而是融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

一个人去世，意味着他同时在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中消失不见。

记者兼作家黛博拉·奥尔于2019 年10月去世。此后不久，推特删除了她的账户和所有内容。她在平台上发布的评论被删除，就连她和朋友之间的联络—多年的往来邮件、有趣的信息等也被删除。

简言之，在数字世界结交友谊的所有记录被抹去，从此她在现实世界和网络空间彻底消失了。我曾如饥似渴地读过作家、学者一类名人的信件，这种偷偷潜入他人思想的活动给我带来了很多乐趣。

在我看来，这些信件躲过火灾或被丢入垃圾桶的命运而幸存下来，可称得上奇迹了。但保存工作通常由作者的相识完成。进入数字世界后，我才意识到真正为我们所拥有的内容实质上少得可怜。记忆已经变成平台的财产，如果平台想删除它们，那我们基本上什么都做不了。那么，我们将如何缅怀数字时代的伟大作家和传播者？难道博物馆展览能直接把他们的推特密码给我们，让我们登录进去随便看吗？

我们的生活越是数字化，我们耗在这些平台上的时间就越长，以至于最后，我们要在这里哀悼逝者。

如果哪位名人去世，推特标签很快就会被追加——今天，我们大都通过这种方式得知某人去世。还有一种更可怕的情况：你看到有人上了侧边栏的热搜，便疯狂点击，只是为了确保他们其实没死。

想想看，人们若是从社交媒体上得知亲人死亡，该有多么震惊和痛苦啊！对此，索夫卡博士举了以下实例进行说明：美国四名高中生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其中一名学生的母亲在什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赶到医院急诊室，只见孩子的老师迎了出来。

原来，社交媒体已经报道了这场车祸，死者的同学知道谁在车里、谁没有回短信。随后，死者的名字在社交媒体上传开，大家都知道遭此横祸的人是谁，所以老师在孩子母亲尚未了解情况之际就赶到了医院。

至于以这种方式获知死讯是减轻还是加重亲人的痛苦，我们很难量化。但这种方式无疑能快速传达那些难以开口的悲惨消息。数字世界的悲伤才刚出现，我们都不太习惯，仍在学习如何去适应，而在这个过程中，犯错是不可避免的。

互联网的一个恐怖之处就是网络喷子——这种形式的霸凌可能演化至恶劣的程度，有的人甚至在遭受网络攻击后自杀。

其中，最可怕的一种因素是“死亡喷子”，他们拿逝者开玩笑，嘲笑逝者，发表可怕的言论。脸书的纪念页面可能会被这些死亡喷子“接管”，他们嘲笑死者的外表，标签上充斥着丑化其死亡方式的表情包，就连其他人在网上分享的悲伤也不能幸免。2011年，英国一个网络喷子制作惨死青少年的表情包和优兔视频，结果被判刑。

这种网络行为的增加，最终导致大型社交媒体公司改变关于死亡和丧亲的政策—谁会想到有一天这些政策竟会与悲伤产生交集呢？2012年发生的一起特殊事件，促使脸书对其指南做出重大修改。在此之前，该平台允许任何人通过发布讣告锁定账户和纪念。

事件经过如下：一名十五岁的女孩在德国被火车撞倒身亡，她的母亲想要登录女儿的账户，可因为有人已经锁定她的账户而未能成功。于是，这位母亲诉诸法庭，担心女儿在事发前受到了欺凌，想看看女儿去世前谁给她发了短信。

该母亲一审胜诉，但上诉法院驳回了该判决，裁定私人数据权优先于父母的权利。女孩的父母再次上诉，二审判决又被推翻，理由仅仅是女孩与脸书之间的合同在她去世时就终止了。

我想，在她十几岁创建账户时，父母肯定没有预见到会出现这种复杂的情况。

正是类似的情况迫使我们正视数字世界的本质，它的的确确是个世界。两位参加我播客的嘉宾都谈到，自己通过脸书得知父母去世，当时他们与家人都不怎么联系了，其中一人与父亲的关系疏远，另一人从小被收养，刚刚得知自己的生母是谁。

二人都从一个用来了解朋友最新动态的平台得知父母去世，并对此感到震惊，这消息来得猝不及防。脸书不该承担医院候诊室的职责，但它已然如此，还不止于此。它变成了一个大市场，所有相识、相交的人在那里交换或无聊或重要的信息。

脸书关于死亡和悲伤的另一项政策变更是，用户可以指定某人为“遗产联系人”，该人负责监管逝者的主页。遗产联系人可以选择将逝者的主页变为纪念页，以便逝者的相识分享过往经历和照片；他们也可以选择维持原样，就像用户还活着一样，人们可以继续与用户互动，甚至请求添加用户为好友。

如果用户真想指定某人担此重任，可能也会告诉当事人这一决定。如此一来，社交媒体公开承认其在我们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这引发了意想不到的后果，即迫使我们思考自己去世后会发生什么。

启动一场关于遗产联系人的讨论，可能引发另一场关于遗嘱或葬礼的更大规模的讨论。只要允许这种想法进入我们的数字心灵，我们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自身的“数字遗骸”，这个词语的创造者也是死亡学家索夫卡博士。

不知道有多少人已经签订了遗产联系人服务合同，甚至不知道有多少人了解这项服务。

此时此地，如果我们尚且无法谈论自己的葬礼计划或临终关怀等事宜，我们真的准备好处理数字世界的身后事吗？

数据专家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教授提醒：“我们不知不觉就积攒了大量数字记忆，而又总是懒得去删除它。当记忆变得廉价和容易时，忘记却变得昂贵和困难了。”对许多数字哀悼者来说，这可不是个假设性问题，他们如今不得不在这个新奇的世界及其带来的各种复杂局面中寻找出路。

在数字时代，丧亲者确实受益匪浅，有一个庞大的在线社区帮助数字哀悼者渡过难关。

自我 2016 年创建《悲伤播客》以来，社交媒体上涌现了大量帮助人们走出悲伤阴霾的账号。它们大都提供色彩鲜艳的图片、易于阅读和理解的幻灯片，教你如何与他人谈论自己的悲伤，如何应对各种节日，如何处理隔离期的悲伤。有些账号只是简单地分享相关的故事、图片、表情包和涂鸦。

你只需关注“悲伤”、“悲伤之旅”、“悲伤与失落”和“悲伤糟透了”等标签，就能发现这类账户。每个月，我都能看到新增大量设计精良的账户，它们的信息图透露着巧思。这群人不怕谈论自己的真实感受和恐惧，数字哀悼者可以自由出入这个世界。

我采访过一名Z世代哀悼者，她说一生都在上网，所以很清楚什么时候应该离开，包括离开数字悲伤社区，这对她来说易如反掌。当然，这里还存在一种危险，即将巨大而复杂的痛苦状态浓缩成一张张易于理解的幻灯片和图示。要知道，悲伤可不是一项内容，而是一段过程，并非单纯依靠粗体字和撞色设计就能解决。

但数字化的确拥有治愈的力量——它可以让你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参加葬礼，在纪念馆发表讲话，甚至和弥留的亲人告别。这在新冠疫情肆虐的几年都得到了验证。

如若没有这些技术，许多人可能会错过亲人的遗言，给本就痛苦难耐的局面再添创伤。2021年，英国教会开展了一项在线调查，结果表明过去一年70%的人无法到现场参加葬礼，40%的人通过直播的方式观看了葬礼仪式。

2020年12月，一条有关美国重症监护室准备iPad的推特帖子在网上疯传：一排屏幕被架高，以便患者进行最后的“数字化”告别。这无疑是数字时代令人震惊的悲伤缩影，同时展示了技术赋予我们的力量—新冠疫情到来前，没人预测技术有朝一日竟会派上这个用场。

现在，我们只需登录视频会议软件，就能观看葬礼仪式，甚至死亡的整个过程。我们可以把遗言提前录好，以便子女以后观看；也可以轻松记录死亡或一段美好时光。而过去，这些记忆终将随着衰老而消逝。

埃米莉·迪恩

作家、播音员。埃米莉的姐姐雷切尔和父母在三年内相继去世。

雷切尔不得不在医院里过圣诞节，我当时预感结局不会太好。所以在圣诞节当天，我们就把她的女儿们接过来了。我还想要拍一段视频，因为当时她最小的孩子只有十一个月大。幸好我当时这么做了。姐姐当时穿着医院的防护衣，看上去有点可怕，父母也都在……姐姐去世后没多久，他们也都去世了。好在孩子们现在还保管着这盒录像带。

不久前，我对已经十五岁的外甥女米米说：“我拍过一段你妈妈和你们姐妹俩在医院的视频，我一直犹豫要不要给你看，我怕你不想看……这可能会让你不舒服。”

可她看着我说：“我很想看看。”

每当想起埃米莉捕捉那一刻的勇气，我仍深受感动——她在那种情况下依然思维清晰，透过疾病看到了未来。有时候，数字世界带来的治愈确实比伤害多。今天的年轻人比我拥有更多的时间和物品来怀念逝者，对此我深感高兴和欣慰，不过我仅有的一点记忆对我而言也同样珍贵。

孩子们可以不断按下播放键，观看很多段影像，他们可以一直看，一次次回放那个画面。他们会问：“我跟这个人长得像吗？”“这个人是谁？”他们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2020年，跟我关系很近的一位朋友突然去世。

我在翻阅收件箱时，忽然发现我们俩最后的通信，看着这些邮件，我忍不住崩溃了。我重读了一遍邮件，回忆着当时的对话，看着她的那些话语，又不禁笑起来。我们当时根本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真是天真透顶。接着，我仍把它们留在收件箱里，当作最珍贵的信件。

我以前从未遇到这种情况，可我知道不能把它们归档，至少现在还不能，也许，我还可以给她发邮件打个招呼？当我不小心在电脑上看到她的名字时，我很难过，但同时感到一丝暖意，因为曾经与这样一个美好的人相识。我很欣慰电脑里和厨房里留着与她相交的记忆——她送给我的威尔士爱勺就放在厨房的一个装满笔的杯子里。我时不时看到这两个世界里的她，想起这个美好的人曾经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尼克什·舒克拉

有一天，我在翻找母亲的东西时，发现了她写的一份购物清单，它就是那种很常见的购物清单，上面有维他麦、糖、意大利面什么的。再次看到她的笔迹，我深受震动，她说的不过就是大采购这类很普通的事……有一天我想：“我要去把这些东西买回来。”就这样，我按照母亲的购物清单买了所有东西。

接着，我想起结婚那天收到的一本食谱：我婆婆让我们两家的每个人都写下一个食谱，最后整理成一本家庭食谱送给我们，里面就有我母亲贡献的两个食谱。我想，好吧，就拿这些食材做做看，做点古吉拉特家常菜吧。结果，差点把房子给烧了。可就在烟雾缭绕、火灾警报大作的那一刻，我的厨房闻起来就像母亲的厨房一样；那一瞬间，我感觉像是到了另一个地方。

现代哀悼的本质并未改变——仍是哀悼，尽管科技提供了大量曾经做梦也想不到的怀念方式，但事实上数字悲伤也是悲伤。数字世界所能提供的只是另一个寄托哀思的地方。

不管你抓着不放的是一张纸，还是无数条推特，你内心渴望抓住的都是那个人。数字世界固然能为你提供更优质的声音或影像，但它并不能提供你真正想要的——活生生的那个人。无论是在数字世界还是在现实世界，我们苦苦追寻的只是一种留住那个人的方式。这就是真相：在那个人离开后，找寻他，想要填补那个空位。

那就带上这些记忆吧，带上你所需要的一切继续生活下去。允许自己保留一些能让你感到那个人依然存在的东西——无论是藏起来的信件还是永远都不会删掉的语音邮件—这样，你就能在悲伤中继续生活下去。东西就在那里，但同时你必须在没有他的世界里生活——只要你能保持平衡。这么做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仍以各种方式与你同在，这让你感到喜悦，当你需要记住、想要记住的时候，他就在那里。

他在那里。

一直都在。

（本文选自《没有你的世界，我依然会好好生活》）

卡里亚德·劳埃德 著；脱泠 译/中信出版集团/2024年11月

文章由 网易丨人间工作室 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