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这是今年长郡120周年《澄池》找我约的稿，还不知道过没过审
“你要求得太多了。你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所以你被这个世界吐了出来。”
《荒原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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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麓山直升长郡的。
高一的第二次月考，周日下午在家里得知成绩和排名。我在卧室床上把整个人埋在被子里嚎啕大哭——我试图通过几层被子和锁住的房门来降低音量——但毫无用处。我不擅长哭泣，更多时候是流不出眼泪的状态，一旦闸门打开就无法控制。
我大概哭了一两个小时，我爸爸一直在客厅。我知道他听得见，他没有敲门。我自己努力止住眼泪，因为要去学校上晚自习了。我走出房门看见我爸在剥板栗，带壳的那种，一粒一粒地用手剥掉壳，剥了满满一大盒子。我不知道他剥了多久。他见我出来，把一盒子剥好的板栗肉递给我，说：“你带到学校去吃。”
我说好。他送我去学校，没有说什么别的话。
我转过身走进长郡校门后的那个上坡，就继续开始掉眼泪。不出声的，大滴大滴的，边往教室走去——我没有别的时间哭，我要去上晚自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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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还在参加生物竞赛。我的竞赛教练很不喜欢我，即使我在组里的成绩一直很好。
我也得不到具体的反馈，即使我去问，只是一直被评价为“浮躁”。时至今日我依然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自习的时候教练会时不时出现在教室里，走到背后看我们在干什么。寒假自习的某天我在对着自己之前的笔记整理一份新的。突然教练在我身后很严厉地说：“你怎么抄别人的东西呢？”
我愣住，弱弱地说：“这是我自己写的…”他还是不相信一般，走近翻了几页，确认是一样的笔迹之后，沉默着走开了。
我无力的自我辩护就像没有发生过一样，掉在了地上。
那种被预设有罪的紧张感持续生长，长成一张网，把我缠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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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一寒假过后我开始出现躯体化反应。
我持续耳鸣，睡不着觉。躺在床上的时候能听到自己全身血液跳动的声音，颈动脉、心脏、脉搏，甚至脚踝。交感神经紊乱，梦里是数字，排名或者分数。起床干呕，吐胆汁。在教室里坐着会发抖，感到没有来由的害怕。
当时的班主任说：“高中就是这样的啦。我教你们也紧张，我现在也睡不着觉呢。”
我去读了文科，因为高二文科不分实验班，这样就可以不参加高一第二学期的月考。如果是理科，高一月考的成绩会决定高二分班，高二月考的成绩会决定高三分班。每一年我都是不同的同学，有些同学我们同班一整年，依然没有跟彼此说过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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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有朋友吗？
有的。我和同伴建立的联系，像是一起坐牢的狱友之间的联结。
我们红砖会三个人最初走在一起，是因为同为“病友”。
高三的时候我每天晚饭之后和sxx从食堂走回教学楼。每一天的那几分钟，我都会抬头看着天。
天空一无所有，为何给我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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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我高一开始，每次考试全班的成绩都是带学号、按排名从高到低排序，打印贴在教室后面。
那时长郡老师们很骄傲的一件事是“长郡的试卷不过夜“。意思是任何大或小的考试，都能在24小时完成阅卷并公布成绩。于是每次考试的第二天，全班人都会挤到教室后墙的那几张纸面前，把自己每一科、每一题的分数和排名记下来。五六十行密密麻麻的数字，印在两张A3纸上，为了不看串行，有人会把自己的那一行用笔标出来。于是那就成为非常具像化的等级秩序——从高到低——我是其中的一条平行线，在此之上的平行线压着我，压着我的重量继续往下压去。
高三的考试如此密集，密集到几乎每天教室后面都有新的张贴。最后的那几个月，我在周中的随机时刻会感到无法忍受，然后请假回家。
回家看动画片，边看边哭。哭的时候会一直说着对不起。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让你们失望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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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能在高三的随机时刻请假回家，是因为我有特权，成绩好的学生的特权。
这是长郡唯一的评价体系。有人被评价体系踩，就有人被捧。
老师们公开说过，长郡的教学进度就是根据前三分之一学生的水平制定的。意思是，授课速度只有前三分之一的学生能跟上，布置作业的量只有前三分之一的学生能在正常时间完成，考试设置的难度只有前三分之一的学生能适应。
三分之一的学生得到老师们有条件的关照。三分之一以外的学生，占三分之二。
整个高中我都清楚地知道，我和绝大数的老师们是合作关系，我们有阶段性共同利益，彼此交换价值。出高考成绩那天，我非常平静。
平静地带着点寒意，我知道我要成为一个数据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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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外部标准定义的自我价值。
以优越感混淆成就感。
对真实感受的持续压抑。
和痛苦绑定的安全感。
恐惧和自责是最深层的驱动源。
竞争和比较成为认知世界的图示。
一根接一根的针，我吞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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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不尊重他人，我也就不会尊重自己。
当我不关照自己，我也就不会关照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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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教育是让人成为人。
我现在在美国读博，学心理咨询。去年我开始做临床，和来访者一起工作。
在我感到自己搞砸了的一节咨询之后，我去和我的督导老师见面。她说：“you’re expected to make mistakes.” “你是新手，你在学习和接受训练，我对学生的预期就是你们会搞砸事情，所以才有老师的存在呀。”
哦，原来我可以搞砸事情的啊。
我做了太多有标准答案的题目，我揣摩了太多次出题人的意图，我对着没有拿到分的空自我鞭挞，我把我的思想压成答题卡上四四方方的一个个黑框。
年轻人，不要作答了。
起来发问。
这个体系赋予给我的特权又有什么根据呢？我凭什么因为几个分数就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呢？
我的优越感和挫败感紧密相连，我的自尊拴在没有尽头的比较上。
我被教育到了什么品质呢？
我被鼓励保有好奇心吗？
我被鼓励提问吗？
我被鼓励创造吗？
我被鼓励善良、正直、坚持理想吗？
我尊重他人吗？我尊重自己吗？
我知道我喜欢什么吗？
我喜欢我自己吗？
我觉得我的人生值得吗？
我想要为这个社会创造什么价值？
我让近处和远处的人生活得更好了吗？
我让这个世界变得更接近我想要的样子了吗？
我在成年的时候，可以说我准备好成为一名独立承担责任和履行义务的公民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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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石问我，那能怎么办呢？
我不知道。
可我觉得，宁愿痛苦，不要麻木。
痛苦是警示信号。而麻木，就像22年春天，在北大的青研公告栏被写上的，“平庸之恶”。
如同长郡这所学校，我也相信，它不是带着恶意出现，只是对高考系统的适应产物。
“如果压迫系统不发生改变，那么心理治疗里只会出现越来越多系统下的受害者。”
我是这个系统下的所谓“优胜者”，我是毋庸置疑的既得利益者。所以我有更大的责任去推动改变。至少，去承认和安慰。
因为我的幸运让我的声音能被一些人听到，所以我要跟你说：
我明白的。
我也曾在那里感到窒息。
你的感受是合理的。
你的想法是重要的。
你是有价值的。
你有充分的权利不认同你所在的体系。
你要照顾好自己，你还有许许多多的时间要去挥洒你的生命力。
不是你疯了，只是你在一个疯人院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