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重要论断，释放明确政策信号！

什么是逆周期调节？

“超常规”是相对常规而言的概念，想要准确理解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含义，需要首先厘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内涵。

◆逆周期调节的内涵。经济周期是各类宏观经济指标交替性扩张和收缩的过程。根据经济指标的差异，可以将经济周期划分为繁荣、衰退、萧条和复苏四个阶段。在不同的发展阶段，经济周期的表现存在较大差异，且由此对各经济主体产生的影响也不相同。如在经济繁荣时期，市场景气程度高，企业投资生产需求旺盛，就业市场会处于较为活跃状态，居民就业和收入也都有保障，消费需求也会进一步提高，多数经济主体对未来都持有较为乐观的预期。与此相反，如果经济进入衰退阶段，市场景气程度低，企业投资生产需求也会随之降低，进而会对就业和居民收入带来不利影响，并最终使得整个社会形成悲观预期。在此背景下，即使经济周期是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的正常过程，但如果任由经济过度扩张或过度衰退，将对各类微观经济主体的正常经营和整体宏观经济的稳定产生较大冲击，这也就必然要求政府能够对经济周期进行逆周期调节。

从这个角度分析，逆周期调节就是通过逆向举措对冲和消除经济周期负面因素影响进而实现经济平稳发展的调控模式。如在经济衰退时期，各类经济主体需求不足，政府进行逆周期调节的主要思路就是扩大政府投资从而增加国内需求，这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形成的主要逻辑，即面对经济下行压力，主张政府采用扩张性经济政策，通过增加需求促进经济增长。而如果经济指标呈现过热迹象，政府就需要通过收缩性的货币政策如提高利率或者准备金率，将过多的货币从生产流通环节回收至金融系统从而实现物价稳定的目标。可见，逆周期调节并非是最近几年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已有长期实践和多种理论作为支撑的经典调控模式。

◆我国逆周期调节的形成与实践。虽然没有形成与逆周期调节直接相关的经济学理论，但逆周期调节的思想在我国的经济史上很早就出现了。如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就提出了“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观点，实际上就包含了朴素的逆周期调节思想。由于我国经济发展尤其是自改革开放以来始终保持长时期的中高速增长态势，即使有一些小的波动，但都没有真正改变我国经济中高速增长的长期趋势，这也使得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更多运用的是顺周期调节和跨周期调节思路，对逆周期调节的使用主要集中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等经济增长压力较大的特定时期，这些调节实践都为我国逆周期调节模式的成熟积累了大量宝贵经验和有效做法。

然而，长期的高速增长趋势是不能永远持续下去的，经济增长由高速增长阶段向中高速甚至是中速增长阶段转型是不可避免的过程。与此同时，2008年全球次贷危机对全球经济造成了深远影响，虽然包括我国在内的很多国家通过出台宏观政策暂时缓解了此次危机的冲击，但长期来看，这次危机深刻改变了全球地缘政治、经济、金融、贸易格局，对经济全球化进程和国际分工体系带来了较大冲击，并最终显著改变了我国经济增长的外部环境和动力格局，是我国经济平均增速由2008年—2011年的9.8%逐渐下降至2012年—2015年的7.5%的重要原因之一。

显然，正是因为这种增速的持续下降，逆周期调节思路的重要性开始逐渐凸显。2013年3月，《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要“健全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发挥货币政策逆周期调节作用”，随后“逆周期调节”这一概念多次出现于党中央的重要会议和文件中，充分表明我国的逆周期调节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应对经济下行趋势的实践中，我国经济部门探索并构建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常规逆周期调节体系，其主要内容如始终立足于稳中求进的宏观调控原则，连续14年坚持稳健基调的货币政策及其包含的多项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普惠性金融工具、定向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的各类金融产品和工具，连续16年坚持积极基调的财政政策及其包含的对居民的消费补贴、对企业的减税降费、对新产业与新基建的持续投资等做法，都是我国为遏制经济下行压力持续增大并保持经济平稳增长所探索的重要政策举措。

◆逆周期调节的实施效果。从实施效果看，逆周期调节模式帮助我国成功应对了全球次贷危机、逆全球化思潮、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等负面冲击，有力遏制了经济下行趋势，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上发挥了显著作用。

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质”上，科技创新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支撑作用日益显现。2023年，我国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支出33278亿元，规模稳居世界第二，比2012年增长2.2倍；投入强度为2.64%，提高0.73个百分点，超过欧盟国家平均水平。全球创新指数排名从2012年的第34位跃升至2023年的第12位，是前30位中唯一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得益于长期高于平均经济增速的研发投入增速和制造业投资增速，我国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航空航天为代表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壮大，2013年—2023年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年均增长10.3%，已成为支撑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动能。另一方面，在经济发展的“量”上，2013年—2023年，我国经济实现了年均6.1%的中高速增长，经济增速连续多年在世界主要经济体中位居前列。国内生产总值（GDP）稳步攀升，2020年、2021年、2022年相继跨越100万亿元、110万亿元、120万亿元大关，2023年超过126万亿元。2023年，我国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的比重达18%左右，比2012年提高约7个百分点，稳居世界第二位。2023年，我国人均GDP达89358元，较2012年实际增长84.7%，年均增长5.7%，按年平均汇率折算达12681美元，连续3年超过1.2万美元，稳居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强调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有何深意？

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是助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显然，与单一追求经济增速和经济总量的发展模式相比，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难度更大，需要破解的难点更多，这是因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必然要依赖具有原始创新能力的科研体系、具有前沿性和颠覆性的新型产业体系、健康且可持续的投资行为和消费市场。与这些要求相比，当前我国科研体系的原始创新能力与世界一流水平相比尚有一定距离，加大科研投入力度从而进一步增强原始创新能力是未来我国科研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之一；新型产业体系虽然在局部领域已有重要突破，但仍面临与部分发达国家的产业和技术竞争；政府投资和居民消费正在复苏，但与支撑国内大循环的要求相比还有一定差距。因此，面对推动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长期目标，一些重要的基础性领域可能面临投入不足的问题，这会制约高质量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在此背景下，为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更需要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对上述重要领域进行更大力度的支持。如针对居民消费不足的问题，需要从健全居民收入增长机制、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提升产品质量等方面协同发力，通过增强居民消费能力和改善居民消费环境从而实现扩大内需的长期目的。又如针对地方投资下滑趋势，财政政策需要明确重点支持的投资领域，建立符合经济效益要求和财务标准的高质量项目库，在加大财政支持力度的前提下，进一步优化地方政府专项债的使用方式，充分激发地方政府的投资活力。

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是进一步提振社会信心的必然选择。经济预期是社会各界对未来经济形势的综合判断，而这种研判又会反过来作用于当下的经济形势。这种相互影响的循环关系，是决定经济发展稳定程度的重要变量。当前，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我国经济运行仍面临如国内需求不足等挑战，经济增长新动能有待增强，这也使我国各类经营主体关于未来经济走势的信心有待进一步提振，部分经营主体和居民家庭的投资与消费活力有待进一步激发和释放。

在此背景下，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意味着会实施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比如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将通过提高财政赤字率、扩大超长期特别国债发行规模、增加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发行使用、大力优化财政支出结构等措施来加大财政支出强度，加强重点领域保障。同时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会发挥好总量增长和结构优化的双重功能，通过适时降准降息、创新金融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使社会融资规模、货币供应量增长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因此，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向社会注入充裕的流动性，既能提振市场发展信心从而改善整体社会预期，又可直接为各类经营主体提供有力的政策支持从而有效缓解经营主体面对的各种压力，使其能够轻装上阵并最终形成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合力。

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是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必然选择。从对外贸易的具体指标看，近几年我国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外贸发展产业基础、要素禀赋、创新能力日益增强，外贸新动能、新优势不断培育，以电动载人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和太阳能蓄电池为代表的“新三样”产品的出口额在2023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2024年我国进出口贸易进一步增长，预计2024年全年贸易差额将逼近1万亿美元，创下新的历史记录，这充分表明外向型经济是我国经济保持长期稳定发展的重要基础。

然而，从当前各国产业政策和贸易政策的倾向看，“逆全球化”进程没有放缓迹象，部分国家也开始倾向于本国利益至上的贸易保护主义，美国对我国实施的科技封锁和产业脱钩政策没有明显弱化迹象，未来外部发展环境的不确定性、外向型经济的潜在风险以及与其他国家的竞争压力可能都会增加。针对这一趋势，及早实施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是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必然选择，这既有助于夯实国内大循环的基础，为国际大循环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又可为我国产业和企业“走出去”注入更强动力，为国际大循环提供更大的市场空间。

如何使超常规逆周期调节发挥“超常规”效果？

▲提高政策的精准性。通过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提高政策“弹药”的供给量固然是件好事，但如何将充足的政策“弹药”精准输送至有需要的各类经济主体却并非易事。从过去逆周期调节的难点看，主要取决于政策的灵活性和差异性。

一方面，努力提高政策的灵活性。在当前的经济局面下，需要找准制约经济复苏的普遍难点和长期痛点，明确区分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尤其要把握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会随着发展阶段的变化而变化的特点。如针对内需不足问题，在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低阶段，产品供给不足和服务水平滞后，可能是造成内需不足的主要原因，但当产业发展到一定水平，产品供给和服务水平已能满足大多数消费者的需求，居民的收入因素可能会成为制约内需持续增长的主要因素，这就必然要求政策调控能够始终瞄准真正的制约因素，打通影响政策传递效率和效果的各类堵点，让宝贵的政策资源能用在“刀刃”上，确保政策资源的配置效率最优化和效益最大化。

另一方面，努力增强政策的差异性。我国不同地区发展基础各不相同，即使面对同一个问题，所需要的政策支持可能也会不同。因此，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也需要根据不同类型、不同地区、不同经营主体面临的不同难题，分门别类地制定针对性的政策体系。如针对需求不足的突出症结，着力提振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需求；针对制约发展的深层次障碍和外部挑战，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针对产业转型升级的瓶颈制约，推动新旧动能平稳接续转换；针对企业经营中的关切诉求，加强政策支持和优化监管服务；针对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持续推进风险处置。

▲增强政策的协同性。可以预见，随着超常规逆周期调节思路的深入，各项政策都将提高调控力度，这不仅意味着这些政策在本领域会产生越来越大的刺激效应，而且相互之间的交互影响也不可避免地会越来越强。在这种情形下，需要从宏观调控的全过程出发，立足起点、过程和终点三大环节，努力提高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

第一，在起点上坚持“统”。一方面，各决策部门需要准确把握宏观调控总目标与子目标的关系，始终坚持以总目标引领子目标、以子目标支撑总目标，增强宏观政策取向的一致性。另一方面，统筹宏观政策的决策过程。加快构建不同决策部门之间的沟通协调机制，明确不同宏观调控目标的优先级，对宏观政策相互传递和影响渠道进行深入分析，精准预判不同宏观政策相互影响程度，确保宏观政策叠加效应与总体目标保持一致。

第二，在过程中立足“合”。一方面，不同宏观政策实施的力度要匹配。系统梳理政策调控的工具集和资源库，对宏观政策的调控目标与所需政策资源力度之间的关系进行长期跟踪分析，在不断提高政策资源使用效率的前提下，确保宏观调控效果。另一方面，不同宏观政策的调控节奏要相呼应。充分利用舆论宣传工具，实现不同宏观政策在调控过程中的遥相呼应，广泛凝聚社会共识，引导社会各界形成稳定且强大的积极预期。

第三，在终点上确保“效”。一方面，对宏观政策的实施过程进行全周期、全环节、全领域的持续监测，按照政策所产生效应的强度和持续长度，科学归类和深入比较分析不同轮次的政策调控过程，加快建立关于宏观调控政策的资料库，为政策调控提供更加全面的历史和案例参考。另一方面，加快建立政策效果评估和反馈机制。基于不同领域宏观政策的实际特征，综合运用多样化宏观指标，科学评估每一轮宏观政策调控的效果和有待改进之处，强化评估效果对下一轮宏观政策实施的约束和指引作用，在良性的动态反馈过程中，不断提高宏观政策的实施效果。

▲确保政策的持续性。过去及当前经济运行面临一些新的情况和问题，已充分表明超常规逆周期调节面对的是一个超常规的逆周期。在此背景下，无论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和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还是有效应对国际发展环境的复杂变化并实现高水平安全，都必然要求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的系列举措能够坚持长期导向，通过持续攻坚克难实现最终目标。

在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过程中，确保政策的持续性，一方面，要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根本保证，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善宏观调控制度体系，不断优化党领导宏观调控的信息汇总体系、研究分析体系、决策体系和实施执行体系，使之更加制度化、规范化、科学化，全面提高宏观调控的战略性、系统性、协同性，为增强政策连续性奠定坚实的基础。另一方面，重视政策的落实情况。结合超常规逆周期调节目标和高质量发展要求，优化各地高质量发展政绩考核办法，进一步强化正向激励，激发各级领导干部干事创业的内生动力，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形成宏观调控的系统合力，确保超常规逆周期调节能够取得预期效果。

上文略有删减
选自 |《人民论坛》杂志2024年第24期
原标题 | 准确理解加强超常规逆周期调节

作者 |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蔡之兵

新媒体编辑 | 常嫦

原文责编 | 谢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