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
记
历
史
缅
怀
先
烈
今年的7月6日,是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90周年。
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是由两支部队组成:最初为红7军团——实际应为红19师,进入闽浙赣苏区后与(新)红10军合编为红10军团。遗憾的是,由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新组建的先遣队首仗(谭家桥之战)即失利,致使红军最年轻有为的将领寻淮洲等壮烈牺牲!在随后不到两个月征程中,由于先遣队遭敌一路追打,行至怀玉山几乎全军覆没——仅粟裕和刘英带领千余人突出重围。
为了纪念这段惨痛的历史和这支命运多舛的红军部队,笔者欲在之前相关著述的基础上,撰写此文以志纪念。
题记:谨以此文,纪念红军北上先遣队的烈士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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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史钩沉 | 悲壮的历程之五:9.匆忙的撤离 10.兵败怀玉山 纪念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出征90周年
由于方志敏、粟裕、刘英等一直行进在队伍的最前面,而且后来几天也未在一起,所以对红10军团主力的失败始终感到难以理解!之后“另据逃回来的同志告诉我们,他们(指主力)曾经接连的通过七次封锁线,始终由于决心的犹豫,竟〈将〉全部折回。结果,化、婺、德的苏区日益缩小,粮食根本无法再找,有的饿了三天未食粒米,有的吃草根树叶,但战士们始终规劝高级首长,应不顾一切牺牲的冲过封锁线。但由于军团首长决心的不够和认敌封锁线是铜钱铁壁,竟宣布有本事的各带多少自找方向出动。”(注1)
由于侥幸突围回来的同志反映的只是大体情况,而国民党方面的宣传又惯于夸大其词,所以刘英、粟裕等难以做出完整准确的总结。
刘英的回忆主要是从政治方面进行总结,但也提到作战指挥问题:“……,到谭家桥战斗后,全军党政军的工作处于停顿的状态,以致作战的意志大为削弱,特别是刘畴西同志作战决心不果断,军事行动迟慢,致引起极大多数红色指战员的非常不满,甚至有痛哭军团长不愿作战的表现和议论。”(注2)“但由于军团首长决心的不够和认敌封锁线是铜墙铁壁,竟宣布有本事的各带多少自找方向出动。……。这样一来,……,试问将何以能战胜当时艰难困苦的恶劣环境呢?”(注3)
方志敏在其《自述》中总结了红10军团皖南行动未能成功的六条原因之后,又十分感慨地说:“皖南工作,因为保守没有早派得力同志来建立,后派来的主要负责同志,又犯了右倾错误,损害工作不少!总括的说,皖南行动的主要错误,是政治领导上的右倾,和军事指挥上的犹豫迟疑!”(注4)不难理解,在与刘畴西等一起被俘关押的情况下,方志敏只能简要的论述。此外,在当时大的历史背景下,作为下级的方志敏也不可能对党内“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提出批评!
那么,红10军团主力到底为何在短短几天就在怀玉山彻底失败了呢?政治上的原因自不待言,首当其冲的基本原因,当然也只能是军事指挥上的问题。为更加清晰起见,阅读一下国民党军战史中的相关记载,从敌方视角了解红10军团的军事指挥:
“自伪七军团长兼十九师师长寻维(应为淮,笔者注。下同)洲在谭家桥之役被我击毙后,残匪即由方匪志敏与刘匪畴西率领,举措失当,士气一蹶不振,迭经我军于汪满田村、芳村、江村等役,予以重创,更形狼狈,几全失其战斗能力。”(注5)
“方、寻股匪自寻匪维洲被我击毙后,走投无路,处处被我截击,斯可见高级指挥官之重要。俗语有云:一将无能,类似千军。……。至于方匪之失计,既一意避战,乃不知采取破坏交通设置障碍物之处置,及设种种疑兵,以迟滞我大军之前进,……。而我以三路并进之策,使其左折则与左路遭遇,右转则与右路接触,故始终未脱我范围,而匪军之行程倍于我,其匪兵之疲乏可知。又竟欲籍少数之掩护队之力量阻我前进,是不啻自剪其羽翼,……,宜其日趋于陌路,自掘坟墓。然则匪之失计,实亦足资吾人之借鉴矣。”(注6)
之后经“大龙山”等战斗后,由于红10军团始终避战——每次都是靠红19师在后面掩护,可以说是一路败退损失不断,更为可怕的是部队士气下降到极点!12日晚,刘畴西带领的红10军团主力来到杨林,方志敏等则按照原来突破敌乐、常封锁线计划已带领的先头部队进至港首。此时国民党军主力尚未形成完整的包围圈,如果刘畴西能抓住这最后的时机,应该能够顺利突出重围!没想到的是,刘畴西依然我行我素。
依据国民党军方面的战斗详报,刘畴西没有指挥部队沿先头部队的路线行进,而是向南侧的徐家村挺进。由于此前红10军团的行进方向过于明显,“浙保第五团连夜转向徐家村堵匪南窜。去后,于十三日上午八时,前卫第三营即已到达徐家村,转向通杨林至道路前进。该团长随即下达上述之占领阵地命令,乃我各部占领阵地甫及三十分钟,而溃匪伪十九师之先头部队果即发现于我阵地之前,……。激战至六时之久,匪终因地形限制,兼受我助威侧击,势渐不支,……。迨至十四日晨,复效背城借一之故技,倾其全力来犯,……。激战至下午一时,匪遂弃甲曳兵,……,分向菜刀岗、王山村方向攀崖越岭而逃。”(注7)
实际其时行进在前面的为红21师,留在后面掩护主力翻越南华山的,才是红19师。因刘畴西指挥红10军团翻越南华山不仅耗费了宝贵时间,而且造成整个部队疲劳不堪,一路翻山越岭不得不抛弃大批骡马辎重等。本来按计划红10军团应于14日晚间,开始突破敌之乐平、常安封锁线,可因部队一路翻山越岭疲劳至极,加上在后面掩护的红19师尚未赶到,故刘畴西命令部队在王山村停下休整。
可心急如焚的方志敏及粟裕等感觉到,如再不突围就来不及了!——“十六日,方志敏同志和我商定,因敌情紧急,部队应立即行动,……,当日夜晚全部通过敌陇首地段封锁线,……。下午六时,我们正要整队出发,刘畴西同志派人来通知,部队虽已到齐,但人员疲劳,当晚不能再走。这时我建议,情况这样紧急,决不能延迟了,今天晚上必须一律通过敌封锁线。”(注8)方志敏决定,由他回去寻找军团主力——据涂振农回忆:“当队伍已前进时,志敏同志以责任关系,又告诉我们说,叫我们先率队前进,他带了几个译电员、特务员,留在六区等后面队伍的到来,所以他便和我们分手了!”(注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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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国民党军方面战史记载,15日敌军主力已纷纷抵达指定位置——“本日下午零时三十分,接得前卫报告:匪主力尚未到达港头(应为港首,笔者注),其先头部队刻正在与我尖兵在港头附近接触中。团长基于情况,拟乘其主力未曾到达之先,予以急攻,以抑留匪之主力于港头、阴庄之间,俾易聚歼。”(注10)结果刘畴西再次避战,命令前卫红21师顶住当面之敌,他率领红20及红19师向东南经引浆(即阴庄,笔者注)绕行。
按照国民党军战斗详报记述,此前红10军团在徐家村与浙保五团遭遇——“当斯时也,该匪实力尚未大损,本堪一战,备而不知鼓舞匪众,各存必死之心,有以进战退避之方,……,乃于港头附近,当匪众大败之后,饥疲之余,已无勇气可言,而复向我伍师二九四团妄思一逞,……。”(注11)这段话的意思很好理解,徐家村遭遇浙保团(地方武装)都未能打赢,遑论“港头(首)”打敌正规部队!?
那么,红10军团怀玉山被围时还有多少兵力?弹药还剩几何?
根据国民党军战斗详报记载:“方匪迭经惨败后,不但无攻坚破锐之能力,而举措诸多失当,一误再误,……。伪二十一师已缩成步六连机一连,伪二十师缩成两团(共步十二连机一连),……。追击各役,且子弹告罄,每人平均不足五粒,……。故自大龙山之役以后,均以伪十九师任掩护之责,该师迭经痛创,除死伤俘获者外,所存已不足二千人,综计残匪现存实力,不过约四千人上下而已。”(注12)
首先垮掉的是红21师!完成阻击(掩护)任务后,退路已被切断——敌李文彬第21旅主力插到“阴庄(引浆)”,红19师发现后将其前边的第1、6两连围住,但因子弹奇缺且敌军主力迅速赶到,只好边打边撤。眼见前路被截断,胡天桃只好率红21师残部,撤往东北侧的黄龙山(刺窝)附近。第二天中午,遭到敌军2个团的围攻,红21师坚持下午14时,弹尽粮绝的胡天桃等400余人被俘。
17日清晨,方志敏拄着一根拐棍在警卫人员搀扶下,沿途几经寻找,终于在怀玉山下的大源左近,找到了带领部队在大山里转来转去的军团长刘畴西等。在方志敏的督促下,默然不语的刘畴西,组织部队向金竹坑方向突围。
此时,红10军团大约还有3000多人,主要为红20师所部。但由于一路避战败退没有缴获,弹药奇缺——尤其是轻重机枪子弹,加上部队疲劳至极,战斗力已经十分孱弱!18日,未能突破金竹坑防线,只好调头向东。19日,在八际(磔)的突围再次遭到敌一个团阻击!21日至23日,红10军团残部连续在马山、冷水坑、八亩一带遭敌夹击,部队基本被打散。25日,在分水关遭到敌围攻后,红10军团已完全失去建制。
随着方志敏、刘畴西、王如痴等军团领导的被俘,红10军团从汤口会师到怀玉山惨败,只经历了短短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与红7军团单独北上的艰苦历程及所取得的战绩,形成了极其鲜明的对照!
曾任红10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涂振农,在1936年8月21日写就的《闽浙赣苏区反抗五次“围剿”情况的报告》中叹道:“在皖南行动,经过40余天兜圈子、走小路、爬高山的行进,兵力是疲劳极了!并且遭受了一些被敌截击的战斗,消耗了不少的子弹。同时,因为伤病兵及掉队,失去联络等关系,原来的力量,至少减少三分之一以上,这是避免战斗的机会主义战略上所得来的恶果。”(注13)
多年之后,粟裕将军在其回忆里十分感慨地总结道:“新任军团长刘畴西是一位较老的军事指挥员,在南昌起义时就担任营长,经历了革命战争的锻炼,但是后来的事实表明,他在作战指挥上表现优柔寡断,也缺乏在白区同敌人机动作战的经验。‘左’倾错误的干部政策,同抗日先遣队的失败是密切关联的。在战争中间,主要军事指挥员的配备,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注14)
得到军团主力全军覆没的确切消息后,乐少华、刘英及粟裕等认为继续等下去已毫无意义,随即决定部队立刻向省委临时驻地转移。可就在部队转移的途中,突然接到时任省委书记曾洪易派人送来一封(指示)信——他在信中首先严厉斥责身为军团政委的乐少华,竟然抛弃带头逃跑!要求他带领先头部队原地集结,准备会合苏区主力打击敌人;同时指令将时任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涂振农,调回省委协助工作。
曾洪易之所以写信斥责乐少华,当然事出有因——乐少华对他的错误毫不留情!“当在七军团接到中区电令时,我们七军团主要干部有电给项英同志,不同意洪易为省委书记,因他有许多严重错误并未纠正。”(注15)几天后,从涂振农口中得知红10军团战败的大致过程,本来就是“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曾洪易对革命前途更加悲观失望。
数日后,乐少华、刘英及粟裕率领红10军团余部千把人(含少量突围人员和部分地方干部),进抵德兴与横峰交界处的篁村槎源坞,与驻在这里的省委、省军区等会合。依据史料记载:“待乐少华、刘英、涂振农、粟裕等同志进至闽浙赣基本地区时,闽浙赣省委在叛徒曾洪易的把持之下,不但没有撤销叛徒曾洪易的职务和开展斗争,反而以先遣队遭受损失为名,向党进攻。”(注16)
于是,气不愤的乐少华、刘英等立刻派人找回视察未归的省委组织部长关英,要求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与曾洪易展开坚决斗争!
据刘英回忆,曾洪易不仅对自己的错误口是心非,还趁机散布他“右倾投降(机会)主义”的观念——
“他主张放弃原来的基本地区,逃往闽北<秘密>;他以苏区粮食困难迫使战士回家,遭受痛心的屠杀;他以‘共产党[员]应以身作则’的口号,强迫党的干部回到反动的家乡去送死;他以自卫队、游击队不会作战,且暴露目标的荒谬怪论解散成千上万的红军后备军;他在党内外散播先遣队遭受惨痛损失的失败情绪和所谓闽浙赣基本地区无法保卫的荒唐言论;”(注17)
在这次省委扩大会议上,乐少华、刘英等同志在省委扩大会议上,“接连与曾洪易等‘作了三昼夜的思想斗争’,决定改组省委并重新配备领导干部,撤销曾洪易的职务,由关英接任省委书记。曾洪易不久叛逃。”(注18)得知闽浙赣省委已改组,项英电令乐少华留省委工作,同时急电红10军团余部组建挺进师:以粟裕为师长,刘英为政委,姚阿宝任中央分局特派员,王永瑞为参谋长、黄福武任政治部主任,开赴到浙江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
此时,由于红10军团的失败及形势的恶劣,加上之前曾洪易错误宣传及处置,先遣队遗留下来的人员中约有300人自行回家,整个部队仅剩下约700人。在组建挺进师时除将伤病员留下外,又将部分机关干部调离另行分配,故挺进师只有500多人。
据挺进师政委刘英回忆:“当时挺进师的人数五百三十八人,长枪四百四十五条,重机枪四挺,轻机枪八挺。这些部队的组成是七军团的一部分,十军团的一部分,独立师的一部分,……。”(注19)另据粟裕回忆:“先遣队突围的部队主要是一个迫击炮连、一个机关枪连(已经没有炮弹和枪弹)和二十一师的第五连,再就是一些康复了的轻伤员,以及政治部、供给部、保卫局的机关工作人员,共四百多人。此外,省委又将闽浙赣独立师第一团一百多人编入挺进师。”(注20)
依据史料记载,中央分局给挺进师下达的任务是:“立即率部进入浙江境内,开展游击战争,创建苏维埃根据地,并从战略上配合主力红军的行动。”(注21)但严格说来,分局这招棋算不上高明,浙南及闽北是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地域,我党地下组织绝大部分早已被破坏,所以挺进师在那里很难得到支持。不言而喻,在反动势力十分猖獗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其难度可想而知——之前先遣队在这里就没站住脚。
挺进师领导经过一番研究认为,浙江不仅有一定革命传统和基础,而且多为连绵不绝的山区。相对而言,由于大批国民党军都被抽调去围堵主力红军,浙江省的敌军势力还是较为空虚的。只要吸取之前的教训,放弃正规战改打游击战,再加上周边几个老苏区之间的相互配合,还是有可能在那里创建根据地的。为了适应游击战争以及队伍的实际情况,挺进师决定将部队编成三个支队和一个师直属队。
挺进师首先选定创建游击区的目标区域,就是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南地区,其主要依据为:一是这一带为闽浙赣三省交界地区,可同闽北、闽东以及闽浙赣的几块儿游击根据地互为犄角;二是这一带有一定群众基础——红十三军曾在这里举行过暴动,这一带还有一个反抗国民党统治且与我党有一定联系的青帮组织;三是这一带地形有利于开展游击战,虽然交通发达——有一条铁路和三条公路,但大都穿行在大山之中。茂密的山林和蜿蜒曲折的道路,有利于部队的隐蔽与机动。
下定决心后,挺进师的具体计划是:先南下至闽北根据地,与那里的党组织取得联系后,经过整训并侦知相关情况后再进入浙江。为慎重起见,粟裕等派出老红10军的马长炎等率领一支30余人的小分队,携带密码先行去同闽北分区党组织取得联系。之后挺进师于2月27日夜,隐秘从德兴之乌鸦弄险道翻越灵山,一夜疾行140华里,连破敌6道封锁线。随后挺进师于28日,悄悄由白沙渡过信江,进至闽赣边的武夷山区。可出乎意料的是,挺进师刚进入福建境内不远,就突然遭到敌保安团的伏击!
前来袭击挺进师的是敌铅山县靖卫团,该部虽属地方部队,但除了缺少炮兵外,装备兵员大致与正规军差不多。此时的挺进师,仅有400多人——由于组建与出发的过于仓促,尚未来得及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及动员工作,再加上其时革命正处于低潮,部队出发不久来自独立师的100多名战士大都溜号跑回去了!——“……,部队出动时,潜逃回独立师者近百名,于是将多余的枪支留落闽浙赣。”(注22)
此时,仅有四百多兵力的挺进师骤遭四倍于己敌军的伏(袭)击,作战难度可想而知!幸好师长粟裕作战经验丰富,临危不乱!由于事前就有所准备,挺进师又大部源自原红19师,部队并没有慌乱,加上敌保安部队毕竟战斗力有限,因而在粟裕、刘英的指挥下,部队利用暗夜摆脱敌军的伏击悄然离去。令人遗憾的是,仅有的一部电台被打坏了!从此,挺进师与中区分局及闽浙赣省委等,失去了电讯联络。
事后看到敌人散发的传单才知晓,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已叛变投敌!显然是这个叛徒,将挺进师准备前往浙江的行动计划,出卖给了敌人。如此一来,挺进师只好暂时放弃先与黄道取得联系的计划,自行设法打开进入浙江西南地区的通道。由于改变计划,挺进师之前派往闽北与黄道等进行联系的马长炎那30余人无法归队,只能留下并编入闽北独立师第4团,参加闽北地区的革命活动。
随后,挺进师一路翻山越岭向南疾进,经上饶县的禹溪从温林关和寮竹关之间翻过五府山,来到闽北苏区崇安县坑口乡的车盆坑,与崇安中心县委书记曾昭铭等会合。由于原闽北军分区司令员李德胜的叛变,他们也与上级失掉了联系,于是共同商讨了坚持游击战争,以及此后相互间联系配合等问题。
3月中旬,挺进师进抵崇安的岚谷一带,与先遣队(红7军团)北上时留江浦一带行动的两个连会合——原红19师第55团2营的第4和第6连。在营政委洪家云带领下,其时还有150余人,有82条长枪、2挺轻机枪。该部归建后,挺进师兵力恢复到近600人,随即按照战斗力的强弱,重新编为三个纵队。为了进一步适应游击作战的需要,不仅给各纵队增配指挥员,还将师部的机关人员编成一个政治连。同时在各纵队设立行动委员会,以便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做到分散或集中机动作战。
鉴于电台已失,很难再与中央分局和闽浙赣省委恢复联系,为了便利之后长期独立进行游击战争和行动,挺进师建立了以刘英(书记)和粟裕等九人组成的军政委员会,作为挺进师的最高党政领导机关。考虑到即将进入的浙西南既是一个重要战略区又是所谓太平丰裕地区,国民党军驻有较强的保安团队,因此挺进师决定先在外围开展活动,将那里的保安团队吸引出来并予以打击之后,再进去创建根据地。
为适应新的斗争形势,挺进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在崇安县的车盆坑、岚谷等地,进行为期半月的政治、军事整训。整训完毕,粟裕代表挺进师郑重宣布:“按照中央要求,我们今后的任务是:跳出闽北苏区,插到浙江敌人后方去!”1935 年3 月23 日深夜,粟裕和刘英指挥挺进师离开闽北苏区,迅速翻越仙霞岭,向浙西南挺进。
为进一步调动敌人,实现将那一带的浙保团引出来并予以打击的目的,粟裕和刘英指挥挺进师于3、4月间,在浙闽边界进进出出、往返作战,一度打到衢州的江山县。之后又转战庆元、景宁、松溪、政和及寿宁、泰顺一带,先后打了大小几十仗,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溪头、小梅、沙湾、上标、潭边街、百丈口等战斗,歼灭了一批保安团队和地主武装。敌人自感‘风鹤频惊’,十分恐慌。”(注23)
挺进师的这一系列声东击西的行动,使浙南、闽北的国民党军错以为,红军肯定将在龙泉河以南的浙闽边境地带创建根据地。于是,敌军将龙泉河以北的大批保安部队纷纷南调,同时命令福建的新10师和第56师迅速北进,妄图从南北两个方向夹击红军。粟裕等见敌军已上钩,立刻指挥部队开始北上——向经过近一个月的作战侦察及研究,挺进师选定的龙(泉)浦(城)江(山)遂(昌)和龙(泉)云(和)松(阳)遂(昌)地区挺进,准备在这一带的东西两侧建立游击作战根据地的基本区域。
深入敌后建立根据地谈何容易!挺进师进入浙西南不久,就于21日遭敌夜袭——黑暗中部队被打散。幸好挺进师基本都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挺进师很快收拢部队,向庆元县斋郎方向前进。24日,挺进师刚进抵庆元县的斋郎一带,敌浙保第1团、福建保安第2团及当地反动地主武装大刀会近千人,就从东北、正东和东南三面围了过来,企图向位于斋郎地区的红军挺进师实行分进合击。
挺进师经研究认为,如果不能击败(退)这三股敌军,他们必将继续尾随追击!挺进师将很难在浙西南立住脚。经过一番策划,粟裕和刘英利用斋郎村周边的有利地形,以挺进师不足600之众迎战5倍于己之敌,击退一路、逼退一路、击溃一路——取得大胜!毙伤敌300多人、俘虏200余人,缴获长短枪150多支、轻重机枪5挺、子弹万余发,基本缓解了弹药不足的问题。挺进师自身的伤亡不到百人。
1935年5月上旬, 挺进师北渡龙泉溪,进入龙、遂、松三县边界地区,受到当地青帮的热烈欢迎。青帮组织的主动靠拢,使挺进师开辟和发展浙西南游击根据地,有了初步的依托。随即,政委会做出了决议:创建以仙霞岭为中心的浙西游击根据地。
时至是年9月中旬,挺进师终于在浙西开辟的第一块稳固根据地——在北抵浙赣路,南到浙闽边界的西段,西及赣、闽边境,东到丽水、宣平的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五县之间,建立了纵横200余华里的游击区。挺进师也已发展到近千人,扩编为五个纵队和两个独立支队,连同地方工作人员不下两千人。挺进师初步实现了中区分局交给的艰巨任务,在浙江的西南部站稳了脚跟。
挺进师在三年游击战争期间,成功地在国民党统治的核心区域创建了有相当规模的革命根据地,这是人民军队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创立的最后一块根据地,也是在整个中国革命走向低潮的过程中少有的局部反攻!因而在政治上产生了极大影响,同时挺进师在浙江的活动不仅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的大量兵力,有力地掩护和策应中央红军的长征,从某种意义上讲,实现了中革军委当初赋予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战略任务。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1938年3月18日,根据国共谈判达成的协议,粟裕率领闽浙边抗日游击纵队583人,由平阳之山门开赴安徽歙县之岩寺。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第3营,粟裕则被任命为第2支队副司令员,这支浴火重生、历经残酷战争考验的英雄部队,踏上了抗击日寇的新征途。
注1、3: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8页。
注2: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54页。
注4:见《方志敏文集》,第97页。
注5: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597页。
注6: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01页。
注7: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09、610页。
注8: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0页。
注9: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33页。
注10: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13页。
注11: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15页。
注12:见《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 第五辑 第一编 军事(四)》,第618页。
注13: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32页。
注14: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3页。
注15: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版,第205页。
注16: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64页。
注17: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64页。
注18:见唐洪森著《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简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5月第一版,第201页。
注19、21、22:见《刘英文集(挺进师政委)》,第266页。
注20: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6页。
注23: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67页。
1938年5月,项英根据毛泽东(时任中央军委主席)5月4日的电示,决定由陈毅率领新四军第1支队立即向江南敌后挺进。5月中旬,新四军第1支队离开岩寺西北潜口的驻地,踏上北上抗日的征程。此行的第一站,便是经茂林赶赴南陵,短暂休整后,穿越日寇宣(城)芜(湖)铁路封锁线,经高淳进抵苏南的茅山创建抗日游击根据地。
据时任第1支队第1团连文化教员的新四军老战士林晖回忆:部队还在向茂林镇行进的途中,陈毅司令员就同支队政治部主任刘炎同志,谈论红军第7军团军团长寻淮州同志的遗骸葬在茂林,应当整修一下。部队刚一进抵茂林,陈毅等就翻身下马,急切地寻访当地的老人。几经征询,终于在茂林西边——当地老百姓埋死婴的荒山坡上,找到了寻淮州同志的荒冢。当夜,陈毅同志就在暗淡的烛光下,用毛笔撰写墓志铭——《寻淮州同志略历》。碑文由刘炎同志书写。他们又要副官去找石匠师傅刻碑,整整忙了一夜。
寻淮州同志,湖南浏阳人,农家子,参加民十五年到民十七年中国大革命。由农民自卫军追随毛泽东同志转入红军第四军,任战斗员、排、连、营长之职,屡功晋升至红七军军团长。民廿三年冬,随方志敏同志率抗日先遣队转战皖南谭家桥之役负伤,至茂林镇伤重不救身死。寻同志为红军青年将校,以游击战斗著称,毕生为革命利益、民族利益牺牲到底,在足为抗日战士之楷模。民廿七年夏,新四军出发东线杀敌,道经茂林,为修治墓道立碑以示不忘,且为完成其遗志而奋斗。目前抗日斗争已成为全国人民之神圣事业,国共两党由过去之对立变为亲密合作、一致对外。前线战局日益开展,全部胜利可期,中华民族独立解放之基础已奠,谨以此告慰寻同志。新四军全体指战员应更进一步以东线胜利、驱逐日寇回答先烈,庶几无愧。
陈毅谨志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五月十五日新四军第一支队全体指战员敬立
据新四军老战士林晖回忆:陈毅撰写的原文没有标点符号。由寻淮洲的老战友刘炎同志以工整的正楷书写,一位不知其名的石匠师傅的精雕细刻。
第二天清晨,新四军第1支队2000多指战员全体集合,整齐地列队肃立在寻淮洲墓前的那片山坡上。其时,墓道已修整完毕,正面树立起那块新刻的墓碑。墓的两旁,一侧是由全支队司号员组成的军乐队——他们手持系着红绸带、闪闪发光的军号;另一侧站着支队部威武雄壮的警卫排,肩扛着精光锃亮的步枪。
时年37岁的新四军第1支队司令员陈毅,穿着灰色布军装站在墓前,操着略带四川口音的普通话,洪亮地向指战员们介绍寻淮州同志的生平事迹。陈毅专门讲到寻淮洲少年时就追随毛泽东,参加秋收起义和坚持井冈山斗争。说他那时才10多岁,全班数他年纪最小,但全班10多人都能服从他的指挥。因为他处处起模范作用,打起仗来像猛虎,对待战士亲如手足,所以得到大家的拥护。
陈毅说到动情处,禁不住顺口吟出一首之后流传深广的诗文:“十年争战后,国共合作又。回念旧时人,潸然泪沾袖。”
最后,陈毅号召全体指战员继承寻淮州和红军烈士们北上抗日的遗志,学习寻淮州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不惜自我牺牲的精神;学习他勇敢、机智、灵活地打击敌人的作战艺术;学习他以身作则、联系群众、团结同志的优良作风;学习他严守纪律而深受人民群众拥护的光荣传统。陈毅同志挥着手有力地说:我们要以东进胜利的实际行动,敢于深入据点林立的敌人后方,狠狠打击日本侵略军,直到把敌人驱逐出中国!
陈毅同志讲话完毕,全支队指战员都脱帽向寻淮州墓深深地三鞠躬致敬,临时组成的军乐队奏响了军乐。警卫排战士则举起步枪,朝天“砰、砰、砰”鸣枪三发。军乐声和枪声在山谷中回响,催人泪下。部队在口号声中,向汀潭、三里店、南陵进发。
林晖同志的回忆,真实地记叙了作为红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的陈毅,对寻淮洲及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的深情与怀念!
对红军历史有所了解的大都晓得,赫赫有名的红四军主要由南昌起义余部与秋收起义余部等组建而成。早在两支部队井冈山会师之前的1927年12月,陈毅就认识了时任工农红军第1师第1团(秋收起义余部所编)3营9连班长的寻淮洲。1928年4月两军会师时,寻淮洲已升任9连第1排排长。实事求是地说两人只不过认识而已,身居高位的陈毅真正对寻淮洲有所了解,还是在之后几年艰苦的战斗岁月。
1929年大年三十,群情激昂的红31团第3营说什么也不走了!坚决要求停下来打击一路上紧追不舍的刘士毅部,并扬言即使其他各部撤离第9支队也不走,要和刘士毅部死拼到底!毛泽东、朱德闻讯立刻召开会议进行研究,经过一番审时度势,决定顺从战士们的意愿,利用大柏地的有利地形,伏击敌刘士毅的独立第15旅。
由于下井冈后一路败退,其时红四军勉强只剩2000多作战兵力,而敌刘士毅部足有4000多兵力。故红四军将敌军截为两部分——阻击其本队(主力),围歼其前卫团。这一仗,打得极其惨烈!由于前面的部队既要阻击敌军主力又要扎紧“口袋”,故歼灭敌前卫团的任务主要由红28团第3营和红31团第3营承担!
因此前打的几乎都是败仗,部队没有什么缴获,所以子弹很快就消耗殆尽。据说时任红31团第8连连长的寻淮洲,捡起一段被子弹打断的树干,带领手握空枪的战士们从山上冲入敌军阵中!随即,山两侧埋伏的战士们高声呐喊着冲下山,一起与敌军进行短兵相接的肉搏战!用陈毅的话说:“官兵在弹尽援绝之时,用树枝石块,空枪与敌在血泊中挣扎始获最后胜利,始获最后胜利,为红军成立以来,最有荣誉之战斗。”(注1)
此战,系红四军下井冈以来的首次大胜!仅俘虏就抓了800多——包括该旅的两个团长,缴获800多枪支和大批弹药及辎重,极大地鼓舞了全军将士们的士气。“战后,宣传员唱道:‘一到大柏地,碰上刘士毅。两个三营包抄快,敌人就缴械。’”(注2)
寻淮洲给陈毅留下的第二个深刻印象,恐怕就是第一次反围剿的龙冈之战了——其时陈毅任军长的红22军已被缩编为红64师,被配属红12军参加龙冈之战。寻淮洲任团长的红100团在此战中,不仅堵住的敌第18师的西逃万功山的退路,而且还活捉敌师长张辉瓒!战后没几个月,寻淮洲就升任红35师师长——该部是由原红12军第35师及红64师合编而成,其后为红11军之第31师。大湖坪整编时,红11军改编为红19师,原红31师改番号为的红55团。
在此后的历次反围剿作战中,寻淮洲及其指挥的部队几乎参与大部分主要战役,而且都取得了相当优异的战绩。如第二次反“围剿”期间,寻淮洲率红35师通过阻击、袭扰位于高兴圩的国民党第19路军主力,配合主力红军的作战行动——“由于淮州的指挥天才,卒以少数部队使蒋蔡困守堡垒中不敢离开寸步,使红军能集中力量胜利地粉碎了二,三两次围剿,……”(注3)
第三次反“围剿”,寻淮洲奉命指挥红35师与红35军及部分地方武装,将敌第二、第一路进击军及第4军团,引向赣江边的万安、良口一带,掩护主力红军求歼国民党军向莲塘前进的第三路进击军。随着莲塘、良村、黄陂等三次战斗胜利,红军主力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47师第2旅又1个营、第54师大部以及第8师4个团,夺取了第三次反“围剿”作战的主动权,粉碎了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1932年底四次反围剿初始,寻淮洲接替刘畴西升任红21军军长。在转过年来的黄陂和东陂战役中,寻淮洲指挥的红21军战功卓著!为此,总司令朱德在《黄陂东陂两次战役伟大胜利的经过与教训》中称赞道:“自红21军北上后,游击战争配合主力红军行动更有相当进步。”
1933年“八·一”建军节,中革军委第一次颁发红星奖章,以表彰建有特殊功勋的红军指战员时,大湖坪整编后已调任红5师(由红7军与红21军合编而成)师长的寻淮洲,名列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34人之中!而在1934年第二次颁发红星奖章时,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拢共只有8人,唯有陈毅和寻淮洲是第二次授予。
中革军委这第二次颁发红星奖章,有几个较为特殊情况,值得说道说道:
一是此次中革军委没有颁发一等红星奖章。依照中央军委1933年7月9日颁布《中央军委关于颁布红星奖章命令》,“兹由本委员会制定三等红星奖章,按照下述功绩的等次发给:第一、领导全部或一部革命战争之进展而有特殊功绩的。第二、在某一战役当中曾经转移战局而获得伟大胜利的。第三、经常表现英勇坚决的。”由于中央红军没有打破敌之第五次“围剿”,故此次没有颁发一等红星奖章。
二是在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的八人中,有四位来自寻淮洲任军团长的红7军团:江西军区司令员陈毅、红7军团军团长寻淮洲、红7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红1团政治委员符竹庭、红4师师长洪超、红12团政治委员钟赤兵、红39团前政治委员易荡平、红57团团长王永瑞、红57团参谋长夏忠兴。
三是红7军团政治委员乐少华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多少有些令人感到意外。依据“其有特殊功绩应给以表扬,以示优异而励来者”之规定,军团长和政委不会因某次战役胜利同时获得奖章——这从中革军委第一次颁发红星奖章就可得到例证。
那么,乐少华因何而获得二等红星奖章?红7军团又因何有如此多的人获奖呢?
依据“寻乐请军委颁三等奖给四勇士致朱德、周恩来、王稼祥电”(注4),红七军团只上报王永瑞(王蕴瑞)、夏中突(夏忠兴)、张志坚及徐正生等四人。其中徐正生未获批准,王永瑞和夏忠兴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张志坚则被授予三等。由此不难推断,军团长寻淮洲和政委乐少华是由中革军委直接授予的。
他们二人被授予的原因是:“据《火线上的英雄》的战报报道,红七军团军团长寻淮洲、政委乐少华分别以‘领导七军团,特别在第五次战役归化战斗中,有很大的转变,获得了伟大胜利,平日工作一贯积极,作战英勇,给二等奖章。’”(注5)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理由多少有些牵强——根据时任红7军团政治保卫局检查科科员的龙跃回忆:“特别是四月间,我归化县城被卢兴邦匪部四个团包围时,城内我军只有一个独立营和一些县级机关,情况十分危急。红七军团奉命从一百七十里路以外的地方出发援救,当天赶到归化,打垮敌军并消灭其一部,及时解了归化城的围。”(注6)
严格说来,红7军团救援归化是奉命而为,具体指挥作战行动的又是军团长寻淮洲,仅以两个团的兵力从敌之侧后突袭——歼其一个团、击溃另两个团!笔者根据“领导七军团,特别在第五次战役归化战斗中,有很大的转变”这句推测,博古等之所以授予乐少华二等红星奖章,恐怕很大程度上因为红7军团之前的军团长兼政委肖劲光有关。
陈毅率领新四军第一支队主力挺进江南后,很快便在茅山建立的抗日根据地,连续取得“卫(韦)岗”等一系列战斗的胜利!7月,第二支队主力进入苏皖边地区。1939年11月,第四团主力与新四军挺进纵队合编成苏皖支队。其后,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合并为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但对外仍保留第二支队番号。
时间飞逝!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艰苦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1945年8月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随即而来的,是国民党悍然发动内战——但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很快便败下阵来。
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发起济南战役——山东兵团14万大军将济南团团围住!指战员们高喊着“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口号,仅用了八昼夜,就攻克了山东省府济南!将华北、华东最大解放区连成一片。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见山东省府主席王耀武,也在化妆逃往青岛的路上,在寿光境内被民兵俘获。
……
1978年5月23日,年逾70的粟裕将军离开北京,专程赴华中、华东有关地区实地访问和视察工作。6月18日,“为整理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一段历史,特意去先遣队曾打过仗的黄山东麓的谭家桥看地形。”(注7)第二天同安徽省委副秘书长李岩谈话时再次提到:“这次我到皖南来主要是去谭家桥看看,便于回忆那一段历史。”(注8)
依据相关文章报导,6月18日下午,粟裕将军在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等人陪同下,来到谭家桥白亭木竹检查站左侧山涧畔的一块巨石旁,坐在那里默默地凝望着东南面被晚霞染红的石门岗。过了没一会儿,鬓发斑白的将军突然潸然泪下,略带伤感地说道:“我这一生都在打胜仗,这里,是我最大的遗憾!”当粟裕将军准备离开谭家桥时突然回头来,对安徽省军区副司令员刘奎和身边的工作人员,吐露出自己的心愿:“我死后,要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
那么,戎马一生的粟裕将军为何会潸然泪下,久久不愿离去?而且明确提出“我死后,要和战死在这里的战友们长眠在一起。”这一切的一切,都要从粟裕将军与红7军团(红19师)的渊源,以及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讲起。
依据明确的文献资料记载,红7军团是于1933年5月10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开始组建的:由红11军和闽北两个独立团以及建黎泰、川金资两个独立团组成。7月5日大湖坪整编时,中革军委又明确规定:红7军团下辖第19师由原红11军改编而成,原所辖三个师分别改番号为红55、56和57等三个团;第20师下辖三个团,以闽北独立师为第58团,以邵光独立团为第59团,建黎泰独立师为第60团;第21师下辖3个团,分别以闽赣独立师和建黎独立团为第61团,以工人第2师为第62团,将扩大的黎川模范团委第63团。
是年的10月28日,中革军委命令正式成立红7军团,下辖三个师加一个直属团,军团长为寻淮洲,肖劲光为政委。但由于以博古为首的临时中央急于实现“一省数省首先取得胜利”、“两个拳头打人”,所以红7军团的三个师并未集中——红19师及第61团被派往“东方军”作战,红20师则被编入抚东支队跟随红5军团行动。此后在11月中旬的浒湾、八角亭战役中,红19师及红20师(师部即红58团)阻敌失利,战后红7军团政委肖劲光被押送后方追究责任。
寻淮洲上任没两天,其老搭档原任红5师政委的乐少华就被调升为红7军团政委,几乎与此同时,11月初刚伤愈归队的红20师长粟裕被任命为(兼任)红7军团参谋长。12月红58团的调离,红7军团取消红20师师部——部队缩编为三个团(红19师)及一个军团直属的独立营。根据粟裕回忆:“浒湾战斗后,我们部队活动于清流、归化、将乐、山田一带。军委给我们的任务是拖住福建方面的敌人,……。当敌人向江西方向运动时,就打出去,截住敌人,以吸引敌人回援。”(注9)
那么,粟裕将军到底与这支部队(红19师)有何渊源呢?
如前所述,红19师是由原红11军改称(编)的,下辖红55、56和57等三个建制团。红55团是原来的红31师——该部原属红1军团、由方面军总部直接指挥;红56和57等两个团系原来红32、33两师——原属老红10军,于1933年初被被调入中央苏区,与红31师合编为红11军。
红55团主要源自两支老牌部队:三分之二为由秋收起义红31团第3营扩编而成的红35师,三分之一为原红22军缩编的红64师,合编后为红1军团第13师。粟裕担任过红35师首任参谋长兼第104团团长,以及后来缩编的红64师首任师长,此后因他已升任红4军参谋长,故新13师师长由寻淮洲担任。红13师于1932年3月调入红15军番号改为红45师,8月又调回红1军团番号改为红31师。1933年1月下旬调入新组建的红11军番号不变,但因原师长寻淮洲上年底升任红21军军长,师长由军长周建屏兼任,方志纯担任该师政委。
红56团和红57团,原为(老)红10军主力——部队是由方志敏等1928年初发动的“弋(阳)、横(峰)起义”的农民武装发展起来的。1930年7月21日,根据中革军委的命令,正式成立红10军,部队主力很快发展到六千余人。1933年1月,红10军主力四千五百余人遵照中革军委指示,在周建屏、邵式平及方志纯等率领下进入中央苏区,部队改编为红32和红33师,与红31师组建红11军。军长周建屏,政委肖劲光,军团参谋长为粟裕,政治部主任由吕振球担任。
通过上述回顾不难看出,虽然几经调入调出,但与这支部队(红19师)渊源最深的是粟裕将军!其次为寻淮洲。两人的亲密合作始于红7军团(红19师),在长达一年的征战历程中,粟裕辅助寻淮洲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尤其是在东方单独作战中,两人配合默契取得了一系列胜利——铜铁岭作战,两次打击敌李默安的第10师;随后的归化之役中,指挥红55团和独立红9团攻克永安城;在此后的梅列及湖源两战中,痛击敌陈明仁的第88师!使得该师仅剩下空架子,师长陈明仁只好离队学习。
在红7军团(红19师)被改为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期间,粟裕协助寻淮洲尽力克服“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历经波折及艰难困苦才进入闽浙赣苏区,保留了这支部队的血脉与精华。随后由于“左”倾宗派主义干部政策的错误,寻淮洲非但被降职而且被排除在军政委员会之外。而他们选定的军团长不仅因“战术错误”致使谭家桥之战的失败,而且造成红军优秀指挥员寻淮洲的牺牲!
粟裕虽然在先遣队再次出发前被方志敏任命为军团参谋长,但从史料记载及亲历者回忆可确知,粟裕并未能进入军团的指挥班子,而是继续被留在担架队休养。这应该就是粟裕将军为何说,“过去几十年没机会总结,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所以还要去谭家桥等地,实地考察、回忆……”的原因。
客观地说,正是由于粟裕将军始终未能参与谭家桥之战以及其后一直到怀玉山战斗的实际作战,所以他的“心里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所以还要去谭家桥等地,实地考察、回忆”!笔者推断,粟裕将军想不明白的是,很可能是为何那支经历过秋收起义、井冈山斗争、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作战的雄师,怎么就会在短短两个月内几遭全军覆没?!
将军之所以眼望着谭家桥战场遗址潸然泪下,很可能是记起因此战而牺牲的寻淮洲以及红十九师的战友们,忆起当年他左臂负伤后为挽救他的生命用担架抬着他不间断跑了数10华里送到后方医院的那几位警卫人员——粟裕左臂动脉血管被擦伤后鲜血喷涌而出当场昏死过去,若非及时被送到后方医院输血救治,后果很难设想!
1984 年1月18日,粟裕将军的病情突然加重,时至2月5日下午16时三13分,一代名将溘然长逝。是年4月28日,粟裕的二儿子粟寒生遵循将军生前的遗愿,带着老人家的骨灰来到谭家桥白亭的山坡上,挖了一个小小墓穴取出一部分埋了进去,又郑重在周围种下几棵松、柏树苗。
……
那么,这支英雄部队剩余的血脉,究竟流淌在哪支部队呢?
根据网友提供的研究结果,红19师及其所辖的建制虽然没有完整保存下来,但粟裕带出的挺进师所部500余人编入新四军第2支队第4团3营!此外,还有先遣队北上途中留在闽浙赣各个根据地的伤病员们,他们加入并充实了当地的红军部队。之后虽几经波折及变化,挺进师所部主要被编入解放军第23军69师步兵第205团。
这支部队的光荣历史,可以用《新四军军歌》的第一段来概括:
注1:见《陈毅军事文选》第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3月第1版。
注2:见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人民出版社,2002年11月第一版,第29页。
注3:见《1927—1949国共斗争史料汇集2》,第411页。
注4: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78页。
注5:见吴天雨《归化之役的历史贡献》一文,“第四部分 历史回眸 -中央苏区-中国明溪在线”。网址:
http://www.zgmxzx.com/2017-08/30/content_50752.htm
注6:见《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中共党史出版社,1990年版,第267页。
注7、8:见《粟裕年谱》,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6,第737页。
注9:见《粟裕战争回忆录》,第4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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