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5月，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与全军参谋会议代表合影。前排右三为张震将军
纪念张震上将诞辰110周年
■ 陈昊苏
(2024年10月5日)
中枢老将全军仰
铁血威名不老松
万里恒征惟进取
百年常胜立丰功
青春焕彩长城固
热土辉煌革命红
大战风云追史册
人民挚爱赞英雄
1937年1月，红一军团红四师团以上干部在陕西三原合影。前排右一为师长李天佑，后排右一为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前排右二为师政治部主任舒同，中排左五为师参谋长彭雄( 中间站立穿大衣者)，中排左四为十二团参谋长张震(《李天佑画传》第69页，李亚滨供图)
1994年1月8日，张副主席出席纪念李天佑同志诞辰80周年座谈会，进门一见到李亚滨的母亲杜启远就深情地说: 天佑同志是我的老师长啊！
铁马金戈任平生
左起：刘瑞龙、彭雪枫、邓子恢、张震、吴芝圃
1940年3月31日，张震与马龄松摄于安徽涡阳新兴集
彭雪枫（1907 -1944），河南省南阳市镇平县人，红军和新四军杰出指挥员、军事家，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牺牲的最高将领之一
彭雪枫（右）与张震在板桥集战斗中击落的日机残骸前留影
张震与彭雪枫两人的感情很深，彭雪枫牺牲后，张震痛不欲生，后来多次撰文深情悼之。
这是父亲母亲深挚情感的真实写照。
1960年2月8日全家摄于湖南交际处
1984年4月8日19时20分，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发射成功。1984年4月16日18时27分，东方红二号通信卫星准确定点于离地面三万六千公里的东经125°赤道上。
该照片是1984年4月17日军委总部、海军、国防科工委领导和专家到总参卫星通信地面站现场视察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各项通信试验的传输实况。照片中的首长：前排右2为中央军委副秘书长、国防部部长张爱萍，前排右1为时任电子部部长江泽民，前排左2为副总参谋长张震，前排左1为海军司令员刘华清。二排右1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蕴钰，二排右2为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二排右3为总参通信部部长崔伦。
1993年10月16日，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西昌视察工作。
1996年9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视察空军试验基地。
1996年11月3日，国防科工委廖光明大校、李钢大校随国防科工委副主任沈荣骏中将在西安陪同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视察国防科工委驻陕部队。
1958年9月，全国人大委员长刘少奇莅临南京军事学院视察工作。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廖汉生中将、政委钟期光上将、副院长张震中将陪同视察(李钢供图)
我与张震首长最初的工作交往，缘于平反“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冤假错案。1977年10月，我被任命为副总参谋长兼总参政治部主任，在邓小平同志和总参党委的领导下，具体负责总参系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1978年2月，张震任总后勤部部长，直接领导总后系统平反冤假错案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间，林彪、“四人帮”及其追随者插手军队很深，干了不少坏事，留下深重创伤，积累许多难题。
当时，林彪、“四人帮”虽然已经垮台，但“文化大革命”遗风尚存，帮派势力仍盘根错节。尤其在“两个凡是”的束缚和影响下，拨乱反正、正本清源工作一直徘徊不前，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辜遭受迫害的干部仍未得到解放，有的还被关押在牛棚里。总参、总后都是重灾区，仅总参机关就有1600多人受到批斗，总后有3500多人受到审查。
面对大量的沉冤积案，我和张震同志内心都非常焦急，感同身受，深知责任重大，经常通过电话交流情况，分析形势，研究对策。我们对重大问题看法高度一致，共同顶住各种压力，坚决纠正被林彪、“四人帮”颠倒的大是大非，努力排除“左”的错误思想干扰，全面查清了有关案件问题真相。1978年年底，总参、总后先后召开万人平反大会，为遭受林彪、“四人帮”迫害的干部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极大地激发了总参、总后系统广大官兵的政治热情，在全军乃至全国带了好头。
1980年1月，张震回到阔别25年的总参谋部，担任副总参谋长、总参党委副书记，具体负责全军教育训练。由于“文化大革命”大灾刚过，军队松、懒、散的现象十分严重，他深刻理解邓小平关于军队要整顿的思想，把大抓教育训练作为医治创伤、恢复军事工作正常秩序的重要方面。他抓纪律、抓团结、抓弘扬革命传统、抓拨乱反正，全军战备训练工作很快步入正轨。他与当时主持总参工作的杨勇带头上高原、下海岛、走边防，进连队，深入实地调查研究，蹲点一线解决问题。
针对军队院校存在的问题，总参党委成立以张震为组长、我和韩怀智为副组长的总参直属院校领导小组。他带领大家通过座谈、调研发现，“文化大革命”对军队院校破坏巨大，院校指导思想混乱，派系严重，人心涣散，大多数专业教员受到冲击。根据院校领导小组建议，总参召开直属院校政治工作会议，统一指导思想，明确办学方向，平反冤假错案，同时吸收一批政治过硬、表现优秀的教员加入党组织，提拔一批思想素质高、业务能力强的教员担任教学领导工作，表彰以白春玉、季卜枚为典型代表的一批优秀教员，逐步解决包括教员夫妻分居、孩子升学就业在内的“老大难”问题，开创了军事教育训练发展的新局面。
我与张震在总参党委班子共同工作3年，心情非常愉快，配合十分默契。他领导经验丰富，熟悉总参情况，积极鼓励支持我大胆工作，提出许多重要意见。他鲜明的政治立场，严谨的科学态度，务实的民主作风，忘我的工作精神，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1988年10月全军实行新的军衔制后，为了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训练部队，兰州战区根据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在西吉、海原、固原地区组织反击假想外敌入侵的“西部—88”演习，我率总部机关观摩并指导了这次演习。时任国防大学校长的张震，亲自带领学员奔赴现地观摩教学，研究和探讨现代条件下局部战争问题。深秋的大西北，冷风劲吹，尘土飞扬，考虑到老首长已是 74岁高龄了，我劝他在营区里休息，他坚决不肯，与学员们一起实地全程观摩了演习。张震老首长率先垂范、言传身教的领导风范，令在场的同志们深受教育。
1992年10月，张震就任军委副主席。次年3月，我当选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我们在军委领导班子中又一起工作了5年。根据工作分工，张震协助江泽民同志主抓军队干部工作。他牢记邓小平同志的交代嘱托，认真当好江泽民主席的助手，全身心地投入军队干部队伍建设当中。他以身作则，公道正派，反复强调要充分走群众路线，严格按制度程序办事。
他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从实际、凭实绩考察选拔任用干部，狠刹团团伙伙、亲亲疏疏等不正之风，军队干部队伍面貌风气焕然一新。他和军委其他领导一起，同军队高级干部谈话了解情况，抓军队高层领导班子调整配备，审改军队人才建设发展规划，积极稳妥地推进新老交替，为加强军队干部队伍“四化”建设付出巨大心血，在党和国家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作出了重要贡献。
1997年9月，张震老首长不再担任军委领导职务，但他一直关注着国防和军队建设。我走上军委领导岗位后，经常去看望他。每次见面，他都详细询问部队建设情况，嘱咐我们一定要从我国国情和部队建设实际出发,全面加强军队现代化建设；一定要抓好军队干部队伍建设，培养和选拔大批德才兼备的年轻优秀干部，确保党和军队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对国防和军队建设的深厚感情，溢于言表，令人感动。
张震老首长身经百战，屡建殊勋。但他功高不自傲，位重不自居，名显不自恃，始终谦虚谨慎、清正廉洁、光明磊落，始终与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共命运心连心，始终保持老党员老红军的政治本色，堪称人民公仆。2015年9月3日，老首长与世长辞，将星陨落，举国同哀。我怀着悲痛的心情为他送行，并题写了“德高望重、功勋卓著的张震将军永远活在我们心中”的挽联。
张震老首长光辉战斗的一生，给我们留下了诸多宝贵的精神财富。当前，我国正处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我们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认真落实“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全面践行“三严三实”基本要求，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大力推进深化国防和军队建设改革，为实现中国梦强军而努力奋斗!
老首长的音容笑貌宛如昨日，老首长的亲切关怀言犹在耳。在张震同志逝世一周年之际，我写下此文，以表达对他的怀念之情，寄托对他的无限哀思。
一一 迟浩田 2016年9月3日
24军老军长张震同志离开我们一年了，我非常怀念他，时常想起朝鲜战场上在他指挥下对敌作战的那些日子，想起与他交往中的一些事情。在老军长纪念文集出版之际，我用文字记录与他交往的点滴往事，以表达我对老军长的深切缅怀之情。
1933年我参加红28军，在大别山坚持敌后三年游击战争。红28军改编为新四军第4支队后，我在支队司令部工作。1940年1月，我从新四军军部教导队毕业，分配到陈毅、粟裕指挥的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任参谋，有机会经常在往来电文中看到张震所部战况，张震英勇善战的形象在我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和张震直接接触是在抗美援朝战争夏季反击战期间。1952年9月，我所在的24军奉命入朝参战。根据组织安排，我任军炮兵主任。1953年4月，志愿军根据毛主席“争取和，准备拖”的作战指导方针，决心于5月中下旬举行类似1952年秋季战役那样的反击作战，以促成停战的实现，并借以锻炼部队和改善我军停战后的防御态势。
5月1日，志愿军24军受领参加1953年夏季进攻战役任务。确定战役的目的是：“消灭敌人，锻炼部队，吸取经验，以配合谈判。同时，适时地注意改善我现有阵地。”
作战指导上采取“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方针，要求“不打则已，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
这时，军长皮定均将调任福建军区副司令员。军委专门选调作战经验丰富，时任总参谋部作战部部长的张震来指挥这一关键性的战役。5月5日，毛泽东签署命令，任命张震为志愿军24军代军长，后又下令代政治委员。听到这一消息，我非常激动，也特别兴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那些印有张震名字的一份份胜利捷报，又浮现在眼前。心想，这次可以直接领略他卓越的指挥才能了。
5月12日零时，张震军长赶到了24军军部驻地——道德洞。他一到前线，马上召开作战会议，重点分析判断当前敌情。志愿军24军当面之敌，是美军第9军第3师，包括归其指挥的美军独立第5团、比利时营、希腊营和卢森堡排，还有南朝鲜军第9师全部、首都师(欠一个团)，共计5个国家的部队，19个步兵团、2个步兵营、1个步兵排、13 个炮兵营、1个坦克营又1个坦克连，总兵力4.7万余人。其阵地以坑道或半坑道和掩蔽部为主，由堑壕、盖沟相连接，并有各种地堡群，构成了环形防御的连、排支撑点，既能独立作战，又能互相支援。在阵地前，还设有各种障碍物，多者达十几道，其中铁丝网就有3至8道。此外，还布有各种类型的地雷。
经过对敌情的分析，张震军长认为，面对这样的强敌，实施阵地进攻作战，炮火运用十分重要。他向我详细询问了军炮兵的建制与部署，以及当面敌军炮兵的部署情况。与我认真分析后,提出要我组织好步炮协同，特别要尽量前推，靠前部署，以便更好地支援步兵作战。同时，他还特意问了弹药储备情况，要求及时向上级请领，以防战时不足。
在深入细致地分析战场情况的基础上，张震军长准确把握战役意图，本着有利歼敌、有利改善停战后防御态势的原则，与军师领导和机关共同研究制定作战预案，确定首次攻击的重点目标，并进行沙盘作业，分析地形特点，针对敌军部署和行动规律，研究我军如何进行火力准备、如何展开战斗队形，实施连续攻击。预案制定之后，张震军长又抓紧看望一线部队，勘察地形，发动部队继续开展冷枪冷炮杀敌立功运动，组织小部队活动，搞夜间偷袭，伏击敌人，捕获俘虏，进一步了解敌军的部署和活动情况。我深深地体会到，张震军长是要力求作战方案切实可行，万无一失。
在随后的作战准备中，与友军沟通情况、交流作战经验时，他都会叫我一同参加。返回军指挥部后，便单独把我留下，共同研究炮兵在战斗中的具体、灵活、特殊运用方法，不断改进炮兵的作战方式。由于炮兵指挥运用得当，在夏季反击战役特别是第三阶段即金城反击战中，炮兵在主要作战方向、主要突击地段，步炮密切协同作战，取得了重大战果，共歼敌 6300余人，使当面之敌美军第3师遭到重创，整连整营丧失战斗力，不得不与美军第2师换防，撤回后方休整补充。在掩护步兵攻占并坚守432.8高地的反复争夺中，我军炮兵群打得十分出色，确保了这一关系20兵团翼侧安全的战场要点始终为我所控。在激战中，我们还临时集中火力，支援了友邻第68军向敌纵深的进攻作战。
朝鲜战争停战后，张震军长主动向军委提出，深入我一线部队调研考察，更多地了解敌人的作战特点，研究敌人的阵地设置情况，以进一步总结作战经验。但在考察途中，道路条件很差，前面行驶的汽车刹车不灵，迫使张震乘坐的车后退下滑，为了避免掉入深谷，他急中生智跳下汽车，却不幸被车轮轧过腰部，头部也被重撞，以致在路边昏迷三个多小时，经抢救逐渐脱离危险。
受伤后，军委和总部首长多次询问他的身体康复情况，建议他回国休养。但他不愿因伤而放弃在朝鲜战场上获得第一手战场资料的机会，表示要继续完成调研考察计划。张震军长以极为惊人的意志和毅力，战胜了常人难以忍受的伤痛和困难，坚持调研考察。
受伤之初，他既不能坐，也不能躺，为了减轻途中颠簸，只好找来一辆卡车，在车厢里铺上厚厚的沙子，让他趴在上面。加上路况不好，高低不平，躺在车上，颠簸一天，到达驻地后，往往头痛剧烈，不时陷人昏迷，怕光，恶心，呕吐不已，没有食欲。病情稍微见好,他又继续坚持调研考察。部队多级领导、医生、护士、警卫员谁也劝阻不了。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我还读过张震军长发表在《八一杂志》上的文章，题目是《学习志愿军的作战经验》。他着重指出：
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作战经验，是与第一流帝国主义者——美国军队作战得来的，是现代的，宝贵的；
学习志愿军的作战经验，对于我们今天建设国防，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准备给侵略者以双倍的打击，彻底粉碎其侵略，是有着现实意义的；
中国人民志愿军在与现代化的敌军作战中，获得了建设现代化军队的各方面经验，对于我们正在进行正规化现代化国防军建设的今天，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朝鲜战场是最有现实意义的练兵场，是最实际的军事学校，其所创造的经验有些是书本上找不到的，是最生动最切实的活的教材。
我觉得，这些质朴的言语，包含的基本精神和丰富哲理，是具有强盛的理论生机与活力的。
在历时一个多月的实地调研考察中，他先后到了19兵团、46军、1军、23军、16军、20兵团、68军、54军、21军和3兵团，还到了朝鲜人民军的一些部队，了解了大量情况，掌握了许多第一手资料。
11月中旬，张震军长调研考察圆满结束。在作战指挥方面，他总结了三条新的经验：
一是在战斗队形上，进攻时要采取分梯次、分波次、多箭头(多路)冲锋的战法，要适当减少纵深配备。因为，在朝鲜战场上，敌人的炮火比我们强，第一梯队上去后，第二梯队极易受敌炮火拦阻，上不去，且伤亡大，所以采取一线配置为好，即使区分两个梯队，第二梯队的位置也应向前推进，适当靠前。
二是在突破方向的选择上，应以侧翼为主。因为美军工事坚固，从正面攻击较为困难，伤亡太大。
三是在步炮协同上，火炮要尽量向前配置，要有重点，对重点目标的火力，要加大密度。这些宝贵经验对于指导部队作战和训练，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1954年夏，我被批准入南京军事学院学习。入学后，我在基本系学习。当时老军长在战役系学习。我们又见面了，分外高兴，我经常向老军长请教，老军长十分热情，告诉我他在校的学习体会，使我受益匪浅。老军长以优异成绩毕业并留任学院副院长，我仍回到部队工作。多少年来，每想起老军长对我一如既往的关心帮助，心里充满感激之情。
20世纪80年代，我任成都军区政委。当时西南边疆并不安宁，为保卫我西南边疆人民安全，军委决定抽调部队赴老山地区轮战。老军长儿子张海阳在21集团军某红军师任政委。1985年12月至1987年6月，该师赴老山地区参战。期间，在成都军区开会时，海阳还带来老军长送我的一部半导体收音机，我至今还在使用，每次拿在手里，都会想起老军长的深情厚谊。
离休后，每年夏天我们在北戴河疗养，老军长都会到我的住处看望，搞得我们这些老部下很不好意思。而每次走的时候还不忘对我说，“老万，我这边方便，我来看你就行了，你就不用再跑了。”
老军长得知我的自传要出版，还特意送来一幅墨宝“龙游大海、南征北战、英勇杀敌，呼啸高峰、艰苦奋斗、意志弥坚”表示祝贺。老军长时时关心部下，处处为部下着想的老红军品德和作风，一直让我深受感动。
张震老军长，我们永远怀念您！
一一 万海峰 2016年9月
2008年，袁国平百年诞辰。经中央批准，中央党史文献研究室等单位联合摄制了大型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并在央视播出。拍摄期间，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将在接见袁国平之子袁振威（南京海军指挥学院教授）时说：
你父亲袁国平贡献很大，一百发子弹射向敌人，一发留给自己，不连累战友，不当俘虏，了不起。
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国平同志牺牲时年仅35岁，他的生命虽然短暂，但英雄业绩可歌可泣。
国平同志出身寒苦，学习勤勉，早年考入湖南省第一师范，开始参加革命活动。1925年，在黄埔军校学习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加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任北伐军第四军宣传队长，第十一军宣传科长。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在人民军队的初创时期，他参与并主持广州起义部队的改编，先后任工农革命军（后称工农红军）第四师参谋长、党委书记，率部转移到广东东江地区开展农村游击战争。在频繁的战斗中，国平同志显露出政治工作的领导才华。他总结战场宣传、瓦解敌军的斗争策略，巧妙运用各种手段，开展政治攻势。1928年3月，他在参加指挥攻打广东惠东县时，组织部队放风筝，撒传单，将我军的政治宣传工作送进城内，做到敌人阵营内部，使许多穷苦出身的敌军士兵战斗意志削弱以至崩溃。时任师参谋长的徐向前同志后来回忆说：
“放风筝，撒传单，当时红军还没有毛泽东同志的那套政治工作，但也有小的发明创造——战场宣传，瓦解敌军。”
1929年3月，袁国平同志来到湘鄂赣地区，任中共湘鄂赣特委宣传部长、代理书记，发动农民群众，开展武装斗争。1930年6月，国平同志任工农红军第三军团政治部主任，7月与彭德怀、滕代远、邓萍同志一起，指挥了第一次攻打长沙的战斗，我就是那时参加红军的。三军团部队士气很高，能冲能打，前仆后继，一举登城。这是红军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唯一一次打下一座省城。国平同志进城后，即派人接管《国民日报》，编印《红军日报》，发布《告工农兵书》，加强政治宣传，使共产党的政策和工农红军的主张很快就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出现了长沙城十万民众集会欢迎红军的盛况。红三军团在短短数日内，筹饷四十万元，扩员7000余名，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同年8月，受红三军团前委的委托，袁国平同志代表红三军团从湖南浏阳前往江西万载地区，与朱德和毛泽东领导的红一军团取得联系。8月23日，两支部队在浏阳永和市会师，组成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进一步壮大了红军的力量。
此后，袁国平同志在毛泽东、朱德直接领导下转战中央苏区，先后担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兼红八军政委，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兼红一方面军政治部代理主任、党务委员会书记，东方军政治部主任等职，并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参与了中央苏区第一至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的政治领导，以及同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的谈判，为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和中央红军的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33年夏，东方军入闽作战，在袁国平同志领导下，部队政治工作做得有生有色，极大地激发了部队的士气。记得当时的口号是“把红旗插到福建去，开辟新根据地”。山高路险，长途跋涉，异常艰苦。他十分注意抓好连队的政治工作，在行军中开展各种宣传鼓动，还要求战士每天都要学文化，一天最少学会一个字。在战士的背包后面贴上字，边行军边学习。中革军委《红星报》发表《把模范的奖旗赠给东方军》的社论，赞扬袁国平同志主持下的东方军政治部“完成了政治工作最光荣的一页，是中央苏区红军的模范”。号召将东方军的政治工作经验推广到整个红军中去。袁国平同志还获得了中革军委颁发的二级红星奖章。
1934年2月，红军召开第一次全国政治工作会议，特别表彰了红一军团和红三军团的政治工作经验，号召全军 “要将模范的一、三军团的经验拿回去。”
国平同志在这次会议的发言中强调：
战时政治工作必须适应战争情况，保证战役战斗的胜利；战时政治工作的指导应有高度的预见性，各种政治工作指示与计划，应有充分的弹性，对战时政治工作的经验做了科学的总结。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袁国平同志从江西瑞金出发，参加了著名的两万五千里长征。他先后担任中革军委第二野战纵队政治部主任、红三军团政治部主任等职，率领部队战胜敌军的围追堵截，越过人迹罕至的雪山草地，历尽艰辛，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在长征途中，袁国平同志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坚定不移地维护毛泽东同志的核心领导地位。1935年9月，他参加在甘肃俄界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长征即将取得胜利时，毛泽东写下了《七律·长征》的雄伟诗篇。国平同志在拜读这首诗后即步韵写出《和毛主席长征诗》：
字里行间，既深切表达了他对毛泽东长征诗的无比赞赏，也酣畅地反映出他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和乐观主义情怀。到达陕北后，奉中央军委之命，袁国平同志开始了创办红军学校的工作，先后担任西北红军大学政治委员、红军大学第二校政治委员、抗日军政大学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等职，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培养了大批干部，为红军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平同志任陕北中共陇东特委书记，领导开展了陇东地区的抗日斗争。1938年3月，根据大江南北抗战形势发展和新四军组建的情况，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派袁国平同志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同时担任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委员，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后改为东南局）委员。他协助叶挺军长、项英副军长，为新四军的发展壮大、大江南北游击战争的开展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做出了重大贡献。为将初创的新四军部队锻造成一支党绝对领导下的铁军、成为华中抗战的先锋，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和国平同志主持的新四军政治部，大力加强部队政治建设，经常进行有针对性的政治教育。
面对新四军活动地区敌我友交错渗透，鱼龙混杂，斗争形势异常复杂而艰巨的实际情况，袁国平同志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指示，高擎我党我军抗日救国的旗帜，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大量吸收培养和锻炼知识青年，广纳贤才，委以重任，使他们成为发展人民军队、开辟革命根据地的宝贵人才，不少同志在新中国成立后担负了各条战线的重任。
国平同志十分注意总结经验，具有很高的理论素养。他在新四军工作期间起草和编印的《新四军政治工作十讲》和《江南敌后游击战争中的军队政治工作》等文献，已成为我军政治工作的宝贵遗产。袁国平同志作为我军的一名高级领导人，始终保持着普通一兵的政治本色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长征途中，他将自己的战马让出来驮载伤病员，坚持与战士同行。他的妻子邱一涵同志也是一位参加过长征的女战士，他们是1929年结婚的，《续西行漫记》中提到的三十位“红军女领袖”，其中就有她。
我和邱一涵同志在红军时期就熟悉，她与国平同志是军中闻名的恩爱夫妻，政治上相互关心，工作中相互支持。1940年他俩还被新四军军部评为模范夫妻。为了革命的事业，他们把子女寄养在乡下，以致女儿殁于贫病无医，儿子幼年失学。
最令人难以忘怀的是，1941年1月，蒋介石悍然发动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在北移中遭国民党重兵包围，袁国平同志指挥部队奋起抵抗，身先士卒，与敌血战七个昼夜。最后，国平同志在身中四弹、重伤难行的情况下，为了不拖累部队行动，将生的希望留给战友，国平同志在担架上举枪殉国，壮烈牺牲，将宝贵的生命献给了革命事业，实现了他“舍身赴敌，战死沙场”的夙愿。
当时，我们豫皖苏边根据地也面临十多万顽军的大举进攻，惊悉噩耗，感到无比的悲愤，心中对老首长的痛惜追思之情，久久难平。袁国平同志牺牲后，组织上调邱一涵同志到我们根据地，彭雪枫同志推荐她到抗大四分校工作，后来担任校政治部主任。她强忍失去亲密战友的悲痛，继续为党工作，深受人们的敬佩。渡江战役胜利后，她从部队转到地方，参加了南京市的接管工作。1952年10月，苏北区和苏南区合并成立江苏省，邱一涵同志任江苏省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1956年因患癌症去世。记得安葬她时，唐亮、宋时轮、钟期光等亲自扶灵，几十名将军及近百名省市领导、上千名群众为她送行。情景感人，至今记忆犹新。
1938年3月18日，毛泽东同志曾致电项英，对袁国平同志作过高度评价：
“袁政治开展，经验亦多，能担负独立工作。”
国平同志光辉战斗的一生，证明了他是无愧于这一评价的。
一一 张 震 2006年
袁国平烈士、邱一涵之子，海军指挥学院专家组成员、海军作战指挥学博士生导师
这一刻，时光之河停滞在2015年9月3日——
这一天，我是幸福的：作为首批著名抗日英烈后代，我参加了“纪念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七十周年” 大阅兵。当我们英烈后代的车队经过天安门广场时，面对天安门城楼，我举手行了庄严的军礼。那一刻，我仿佛看见了父亲袁国平、母亲邱一涵及一大批为了抗日战争胜利、为新中国建立而英勇牺牲的革命先烈，在欢呼的人群里，在盛开的鲜花中向我们招手、微笑。
这一天，我又是悲痛的：下午17时，传来了亲爱的张震叔叔不幸辞世的噩耗！我顿时倍感悲痛，难过的泪水禁不住从我面颊上滚落。岁月无情，我又失去了一个最亲的人……
在我人生之初的17年里，就经历了两次与亲人的生离死别：1939年5月，我出生在安徽省泾县新四军军部，8个月时就被送回湖南老家由祖母抚养。一年后，父亲袁国平在皖南事变中牺牲——我的出生之日实际上就是我们父子生离死别之时，给予了我生命的父亲没有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任何印象；7年后的1946年，我回到了母亲邱一涵身边。然而，全身心投入革命工作的妈妈永远是那么忙碌，我们母子分多聚少。更让我痛彻心扉的是，仅仅过了十年，1956年11月妈妈又因病离我而去！从那时起，是张叔叔和像他一样的革命前辈，用深沉的父爱母爱，代替我的父母给了我无尽的关怀。
我清晰地记得，1956年11月1日，母亲被癌症折磨到了最后时刻。弥留之际，她把张叔叔喊到床前，望着她似乎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翌日凌晨两点，妈妈离我而去。
50年后的2006年10月14日，张叔叔在杭州再次跟我讲起当时的情景时说：
“我一直感到遗憾，感到难过。已经50年过去了，好像就在昨天……”
母亲病逝时，我年仅17岁。妈妈下葬后没几天，张震叔叔和马龄松阿姨把我接到他们家，把一张张震叔叔亲自拍摄的马阿姨和小阳兄妹在我母亲墓前的合影照片送给我，并动情地说：
“你妈妈走了，还有江叔叔，还有我们，以后有什么事就跟我们说。”
因为母亲生前任江苏省委常委兼省委监委书记，她辞世后，省委常委会决定我由第一书记江渭清同志带养。马阿姨则满含热泪指着照片上小阳等诸位弟妹对我说：“他们就是你的弟弟妹妹！”
我禁不住放声痛哭，马阿姨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妈妈去世三周后，南京军区和江苏省委根据妈妈的遗愿，将她与父亲袁国平合墓。而这张照片就成了世上我母亲独立墓碑的唯一留影，也是我们两家、两代人情谊最珍贵的见证。
张震叔叔是我父亲袁国平和母亲邱一涵的亲密战友，他和我母亲还都是湖南省平江县人。远在1930年红5军打下长沙时，刚刚参加红军的张叔叔就参加了这一著名战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唯一攻占过的省城——长沙城头，就留有张震叔叔清晰而坚定的脚印。那时，他就知晓袁国平是口才出众、才华横溢的儒将。其后，红军入闽作战、五次反“围剿”、万里长征，他们一直战斗在一起。在湘江战役中，在掩护军委纵队和兄弟部队渡江时，袁国平亲临前线指挥，率前卫团即红10团抢渡湘江，阻击追兵。这一仗打得非常惨烈。
特别是在11月30日这一天，团长沈述清壮烈牺牲，红4师参谋长杜中美接任团长后又光荣殉职，父亲即令政委杨勇迅速接替指挥守住了阵地。红10团一直坚持到完成任务才奉命撤离。此役，张震叔叔率领3营艰苦奋战，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表现极为突出，对战斗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给袁国平留下了深刻印象。长征途中，张震叔叔有时遇见我母亲邱一涵，尽管关山重重，艰难险阻，断炊断粮，野菜充饥，他们总是相互关心、相互鼓励，抱着一个坚定的信仰往前走。
他们在艰苦卓绝的战争年代结成的革命友谊，始终不渝，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加深厚。新中国成立以后，母亲又有缘和张震叔叔同在南京工作，后来还住在同一条路上，隔得很近，接触就更多。父辈们的友谊也延伸到我们两个家庭。小时候我母亲曾告诉我，张叔叔是和父亲在长征中一起抢渡湘江的英雄。长大了我才知道张叔叔的更多功绩，特别是张叔叔协助粟裕叔叔指挥淮海战役，打败了国民党的80万大军，令我崇敬。张震叔叔和马龄松阿姨常来看望妈妈，我妈妈也经常去他家与他们长谈。我那时还小，不太懂事，但是我知道张叔叔是我妈妈最信赖、能够倾吐心声的知己。因此，张叔叔和马阿姨把她当作自己的大姐，家里的孩子也一直称呼我母亲为“姑妈”，自然我也就成为小阳兄妹中的大哥。
此后，张叔叔马阿姨就把对我父母的怀念之情都倾注在对我的关爱上。他们不仅在生活上关心我，更是用我父母的优秀品质和事迹教育我，为我指点成长的方向，铺设成长的道路。1961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即哈军工）因快速发展国防科技事业的需要从各大院校扩大招生，我正在南京工学院（今东南大学）读书。张叔叔对我说，你父母亲当了一辈子兵，你也应该去当兵。他还说，我们的武器装备还很落后，你要好好学习，为改变这个面貌做出努力。经他推荐，我被保送哈军工海军工程系，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不仅实现了我父亲 “儿子长大要当兵”的遗愿，而且使我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变为革命军人，实现了我人生道路上一大转变。
1985年，正当我在海军驻船舶公司第724所军事代表室任总代表时，又是张震叔叔推荐让我到国防大学学习。毕业后，我被分配到海军指挥学院任教，从一个普通的技术管理干部转换为军事学教授，实现了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变。
因为有了这样的转变，使我有机会主持海军作战指挥学科的创建，并成为该学科的带头人，不仅为海军培养了许多优秀指挥人才，并为海军作战指挥系统的建设提供了前沿的理论支撑。我主持的研究成果，有许多被总部、海军采纳。其中，有的成为总部有关海军装备建设决策的重要依据，有的已用于实践，并在我国重要战略方向海军作战指挥系统的建设中起着牵引导向的作用，为国防建设做出了贡献。我也因此得到国家和军队的奖励，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贡献津贴。
张叔叔在工作、生活中为我排忧解难的同时，也为我的点滴进步而甚感欣慰。当听说我工作中取得成绩，获得国家级、军队级的奖励时，他高兴地对我说，这些都是你父母亲所期望的，他们在天上看着你会笑的。他还对我说：
“你所从事的作战指挥的研究很重要，现代战争打的就是指挥战、信息战，你还要培养接班人，一定要把作战指挥学科建设好。”
2006年5月26日是父亲袁国平百年诞辰，经中央领导批准拍摄了人物传记片《父亲·将军》。张震叔叔说：
“这个片子拍得很好，真实感人，使我看到了我所认识的袁国平、我所敬佩的袁国平。其实你母亲心里是很苦的，这些年过得非常不容易。袁主任蒙冤受屈，他的英雄业绩被埋没，他的革命历史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对你妈妈是最沉重的打击，是她最大的遗憾！”
其实这也是一直留在张叔叔心中的遗憾。当他听我说迟浩田同志代表军委批准为袁国平写传时，他非常高兴地说：
“组织上是应该给他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了！”
他当场答应为《袁国平传》作序。他还在《解放军报》上发表《追忆袁国平同志》的文章，对袁国平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2010年11月30日皖南事变七十周年前夕，解放军总政治部根据中央领导的指示，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纪念父亲的文章，称他“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建立了卓著功勋，为我军政治工作建设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父亲进行了客观公正的评价。这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为国家、为民族而英勇捐躯的英烈，父母亲的英灵得以抚慰。因为张叔叔那时已病重住院，我不便去打扰，但我相信他要是知道中央领导的这一重要举措，一定会感到欣慰。
因为这正是他和诸多老前辈所期盼的组织对父亲的评价。总政的这篇纪念文章与张震叔叔4年之前在《解放军报》发表的《追忆袁国平》一文有许多地方相似，而这两文章开头对父亲的定位评价则完全一样，即“袁国平同志是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工农红军和新四军的高级指挥员、卓越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可见，张叔叔的文章为组织上正确评价父亲提供了决策参考，为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正确评价父亲,恢复其历史的本来面貌，起到了重要的启迪作用。
总政的纪念文章对父亲的思想、信念、精神和他对党、对祖国、对人民的忠诚给予了充分的肯定，把一个真实的袁国平展现在全国人民的面前。这既是党中央对革命英烈袁国平的重视和关心，是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体现，也是张震、迟浩田叔叔等革命前辈努力的结果。
张震叔叔情重如山，特别是对与他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更是一刻不曾忘记。1994年9月，他特地到湘江界首祭奠牺牲的烈士。他说：
“他们中间，有我的老上级、好战友，他们的热血染红了湘江，我深深为之痛惜，时常念及他们。”
1999年5月，他在安徽宿县盛圩子凭吊当年在抗战中掩护他们突围而英勇牺牲的战友时，在一座座黄土堆成的烈士墓前深深鞠躬。他还与马阿姨临时凑了4000元钱，委托地方政府为烈士立碑。在济南、淮海、渡江、上海诸战役中牺牲的烈士墓前，都留有他对战友深深怀念的身影。
张震叔叔始终以革命加拼命的精神干工作，他认为“这才能无愧于先烈”。他64岁时，还亲自率领工作组去“青藏万里行” ，在高原行走考察68天。这位壮心不已老兵写下了大气轩昂的诗句：
这是一位从青年时代就投身人民军队、为实现伟大理想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兵的心境写照，充分反映出张震叔叔新时期肩负重任走向新征程的豪迈情怀!也是张震叔叔对后人接力长征、实现中华腾飞的最好希冀。
他还把对烈士的怀念之情寄托在对他们遗孤的关爱上。把他们看成自己的孩子，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心、照顾。有的甚至成为他们家的一员，除我之外还有彭雪枫烈士的儿子彭小枫，张永远烈士的儿子张国赢，罗会廉烈士的儿子罗承廉等。张震叔叔在我心中不仅是一个叱咤风云的英雄，也是一个情重义切的慈父。
我母亲邱一涵曾经说过:
“能否受得了委曲对人往往是更大的考验。在战争年代有些人作战勇敢，不怕流血牺牲，却因为受不了委曲而脱离革命，当了逃兵。”
张震叔叔是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在战场上视死如归，在自己人面前受冤枉、委屈也不动摇。红军时期，由于受错误路线的影响，推行“左”的反富农政策，搞唯成分论，竟然认为张震叔叔能读到高小毕业，家庭成分至少是富农而被免职到师司令部当了文书。而张叔叔丝毫没有因为受到误解、遭受挫折而动摇。他说:
“对于撤职当文书我并不介意，想法很简单，活着跟着党干革命，战死就算革命到底,很多战友牺牲了，我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
他把新的环境当作新的战场，磨砺意志;当作新的课堂，刻苦学习。在这个岗位上他学到了不少作战指挥的基本知识，熟悉了司令部参谋业务，为他今后军事上的成就和对革命战争的杰出贡献奠定了最初的基础。也为我们后代特别是年轻人如何面对挫折，经受委屈的考验树立了最好的榜样。
张震叔叔曾对家人和我们这群战友的孩子们说：
“我参加革命前并不知道什么是共产党,只知道她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参加革命当了红军后才逐渐认识共产党,知道什么是共产主义,并树立了坚定的信念。我们党那时处于革命初期，斗争复杂，缺少经验，加上错误路线的影响，被错抓错杀的事常有发生。身边昨天这个被带走、今天那个被审查，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轮到自己。后来知道是因为自己识字有文化，会写总结、写报告才被幸免。但我从未动摇对党、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念。你们今天也应该这样，要相信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要有坚定的信念，并为共产党开创的事业而努力奋斗。”
我清楚地记得，2006年10月15日清晨，张震叔叔把我叫到他身边，深情地说：
“我今年已经93岁了，自然规律是不可抗拒的。我们的事业不是一两代人就能完成的，你还要教育好下一代。你父母亲的优秀品质和革命前辈的光荣传统、牺牲一切为革命的奉献精神，特别是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不仅是取胜未来战争的有力武器，也是净化人们灵魂、建设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法宝，要告诉孩子、告诉你的学生、告诉年轻人，要代代相传。”
张震叔叔的教诲是革命前辈对我们的殷切期望，我将永远牢牢铭记在心。
亲爱的张震叔叔，您已经离开我们一年多了！您那高大的形象、慈父般的笑容依然历历在目；要我像我父母亲那样做人，“要无愧于先烈、无愧于历史”的教导依然在我耳边回响，始终是我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张震叔叔您60多年的恩情和关爱如春风、似雨露，一直温暖着我的心，并成为我永远珍藏的人生财富。
一一 袁振威2016年9月
我们深情怀念这位传奇的将军，也为中国军人的英勇事迹而无限自豪。他的一生，是我们的榜样，是我们的骄傲。在新的历史时期，让我们传承这份军人精神，将军事传统发扬光大，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努力。
在红军长征天险腊子口，左朱宏佑（朱鸿之子、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三师分会会长），右胡山
胡山，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2019年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优秀共产党员”，2021-2023年度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优秀党务工作者”。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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