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路文化與巴蜀學人文庫』《楊銘卷》出版

作者：杨铭

出版社：四川人民出版社

定价：138.00元

ISBN：978-7-220-12871-4

伏俊琏

王国维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观堂集林》卷二三）中写道：“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乾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道咸以降，途辙稍变，言经者及今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务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有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王国维讲的道光咸丰间学术嬗变的重要标志之一，就是西北学的兴起。我们知道，道咸以来，我国西北边疆受到沙皇俄国和英国等帝国主义的觊觎与侵略，这种严峻形势刺激了当时的士人，尤其是一些贬谪西域的有识之士。被贬谪期间，他们考察了西北的山川地理、历史遗存、风土人情，撰写了大量的学术著作，唤醒了沉迷于乾嘉考据之学的学者，以北京为中心，一批关注西北、研究西北的学者，师友相承、切磋讨论，洪亮吉（1746—1809）、祁韵士（1753—1815）、邓廷桢（1776—1846）、徐松（1781—1848）、林则徐（1785—1850）、龚自珍（1792—1841）、魏源（1794—1857）等是其中的代表。光绪之后，余波不灭。正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所说：“一时风会所趋，士大夫人人乐谈，如乾嘉之竞言训诂音韵焉，而名著亦往往间出。”

与此同时，西方的考古学家、探险家亦频繁涉足西亚、中亚和中国的新疆甘肃等地区。19世纪后半叶，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Richthofen，Ferdinand von，1833—1905）在中国进行了长期考察，写出了名著《中国》。书中提出了“丝绸之路”的概念，他说丝绸之路是从公元前114年至公元127年间，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印度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交通道路。他说的“丝绸之路”是从汉武帝元鼎三年（前114）至东汉顺帝永建二年（127），大致241年的时间。后来的学者，对丝绸之路的空间和时间都做了延伸，认为地理空间可以延伸到小亚细亚地区和地中海西岸，时间下限并不止于公元127年，一直可以延续到宋、元、明、清。因为在历史上，从洛阳、长安通过甘肃、新疆一直存在着一条连接中亚和欧洲的交通道路。这条道路形成的历史，也不应该是从汉代才开始的，它甚至还可以一直前推到史前。在这条路上，交流的内容包括了从物质到文化多个层面，远不止于丝绸贸易，丝绸仅仅是物质贸易的一小部分。

20世纪初，随着英、法、俄、美、日等西方考古学家和探险队在我国西北地区进行猖狂的文物盗劫，保护民族文化、维护民族尊严的观念逐渐深入我国学术界。

1927年，经过当时政府核准，由中国和瑞典学者合作组成的西北科学考察团，对中国西部地区进行了较长时间的综合考察，对丝绸之路沿线的文化遗址进行了科学发掘和调查，搜集到大批的标本、简牍、石刻、壁画和各种古文字的文书、丝织品等，产生了大量的考察日记和学术论著，标志着我国丝绸之路学的建立。受西北科学考察团的学术影响，四川籍青年学者贺昌群放弃他原来喜爱的文学、哲学和艺术，开始把西北史地、中西交通史和敦煌学作为自己学术研究的主攻方向，成为巴蜀学人丝绸之路研究和敦煌研究的先驱。此后，巴蜀学人关注、研究丝路学和敦煌学者越来越多。

而让巴蜀学人毅然西向，投身丝路大漠，瞻仰敦煌艺术的导路者是艺术大师张大千。20世纪40年代初，张大千在莫高窟潜心临摹近三年，临摹壁画大小两百余幅，并在兰州、重庆、成都成功展出。敦煌壁画艺术从此走出大漠，向世人展现了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当然，张大千是艺术家，不是文物学家，他在临摹壁画时，做了少量对文物有破坏的事，如他自己所说：第 20 窟“甬道内壁画几不可辨，偶于残破处，隐约见内层朱色粲然，颇以为异，因破败壁，遂复旧观”。但不可否认的是，他的临摹品极大地张扬了敦煌艺术的价值。抗战时期，正是由于云集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的一些学者的呼吁，民国政府才于1944年组建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地开展敦煌文物的保护研究工作。敦煌文物的第一批保护者和石窟壁画艺术研究者以四川籍青年为主，他们潜心大漠数十年，形成了敦煌学历史上著名的“川派”。我们可以举一长串人名：段文杰、史苇湘、欧阳琳、孙儒僩、李其琼、李永宁、刘玉权……他们把全部精力和生命都献给了敦煌学事业。敦煌研究院原院长，现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王旭东曾说：“我工作了28年的敦煌研究院中有百分之八十的前辈都来自四川，在20世纪40年代那么艰苦的环境下只身前往敦煌，放弃了天府之国的安逸生活，来到戈壁深处，奉献他们的青春、才华和子孙后代，所以我对四川人民怀有深深的敬意。我从前辈身上看到他们的艰苦奋斗和为了民族、国家发展的奉献精神。”确实，巴蜀学人对敦煌莫高窟的开发建设和敦煌学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

敦煌学的兴起，在中国学术史上具有重大的意义。它是清代嘉道以来徐松、龚自珍等开创的“西北学”的延续和发展，它不仅仅是新材料的发现，更主要的是中国的学术风气因之一变。从此，中国的学者认识到，研究中国学问，不能只翻阅四部书，还要关心中外交流，要关心不同民族间的文化交流，中国的学术开始走进国际学术语境。所以，敦煌学是一个具有现代学术蕴味的研究领域。敦煌学与巴蜀的关系，除了上述巴蜀对敦煌学研究的开拓和贡献之外，它们之间还有着某些天然的因缘。

第一，以莫高窟、麦积山石窟为代表的陇上石窟与巴蜀地区的石窟、尤其是川北石窟关系非常密切。成都及周边地区出土的背屏式造像、造像碑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为数不多的南朝佛教遗存之一，在造像内容、题材组合、艺术风格、雕塑技法、佛教思想等方面除了受建康为中心的南朝文化影响外，明显有陇右造像因素，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陆续发现的茂名、汶川一带的造像碑更能说明这一点。开凿于北魏晚期的广元千佛崖窟龛中，则能更清晰地看到同时期麦积山石窟的影响。隋唐以后，四川地区的石窟造像艺术在全国可谓独树一帜，一改南方的石窟开凿长期滞后于北方的现状，并呈现出鲜明的地方特色。它不仅影响到同时期陇东南一带的佛教造像艺术，而且在图像内容、题材等方面也体现出与长安、陇右河西地区石窟艺术的高度一致性，说明两者之间的密切关系。

第二，敦煌藏经洞出土的七万多件写本（少量印本），除了来自长安和河西地区自己制作的外，巴蜀地区是另一个重要来源。敦煌佛经中有一部分传自西蜀（今成都），敦煌黄历抄本、印本中有一部分来自西蜀，敦煌一些唐代诗人的作品，像岑参的一些作品，就是从西蜀传过去的。敦煌写本中所反映的词汇和语音，与巴蜀方言有密切关系，龙晦先生有比较系统的讨论。

敦煌文学与巴蜀的关系更为密切，甚至可能说巴蜀是敦煌俗文学的源头。敦煌文学中，对中国文学史影响最大的是“变文”和曲子词。变文是连接魏晋志人志怪小说到宋元说唱文学的桥梁。郑振铎说：变文发现的重大意义，在于它是古代文学和近代文学之间的连锁；没有变文，中国文学史的诸多重大问题就不能解释。但“变文”最早出现在哪里，至今仍是学术难题。有大量的材料证明，变文与蜀地关系最为密切。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的材料，唐代安史之乱以前“转变”（转唱变文）就已在蜀地民间广为流行，成为广大民众喜好的娱乐活动。又据《高力士外传》记载，唐玄宗从蜀地回到长安，就以从蜀地带回的“转变”作为娱乐方式。现存唐诗中关于“转变”的作品，几乎都和蜀地、蜀女有关。吉师老有《看蜀女转昭君变》：“妖姬未着石榴裙，自道家连锦水濆。檀口解知千载事，清词堪叹九秋文。翠眉颦处楚边月，画卷开时塞外云。说尽绮罗当日恨，昭君传意向文君。”这位来自锦江边的女子，讲的正是王昭君变文。来自巴地的李远写有《转变人》：“绮城春雨洒轻埃，同看萧娘抱变来。时世险妆偏窈窕，风流新画独徘徊。场边公子车舆合，帐里明妃锦绣开。休向巫山觅云雨，石幢陂下是阳台。”他所描写的情景，当是巴蜀演唱昭君故事的情况。李贺《许公子郑姬歌》：“长翻蜀纸卷《明君》，转角含悲破碧云。”演唱者是“郑姬”不是“蜀女”，但她用的画图是“蜀纸”制成的，说明其传自蜀地。这些诗中所写的王昭君变文，恰好还保存在敦煌写本中，说明敦煌写本《王昭君变文》就是由蜀地传入敦煌，再经过了敦煌艺人的改写。P.2292《维摩诘经讲经文》题记明确记载产自蜀地：“广政十年八月九日在西川静真禅院写此第廿卷文书，恰遇抵黑，不知何时得到乡地去。”后蜀广政元年为公元947年。该卷写于后蜀西川静真禅院，后流传到敦煌。龙晦考证该文用韵与四川方音相合，并认为唐代著名诗篇韦庄《秦妇吟》、S.4037《禅月大师赞念法华经僧》都是由蜀地传入敦煌。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道教话本《叶净能诗》见于敦煌写本。本篇写叶净能的无边法术，“上应天门，下通地理”，对于天下鬼神，“要呼便呼，要使便使”，“绝古超今，化穷无极”，因而叙述了一系列奇异的故事。通篇为散说，结尾有韵语哭辞，与宋元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相类。本篇的编者虽不可确考，但所叙叶净能十余则故事中有一则唐明皇“剑南观灯”值得关注。“明皇观灯”屡见于唐以来史籍，但除一处作“广陵观灯”，其余均作“凉州观灯”（参《敦煌变文集》该篇校记）。而唯独《叶净能诗》作“剑南观灯”。唐安史之乱后，广陵陷贼，凉州亦很快为吐番乘机攻占，遭到根本性的破坏，再也没有往日“凉州七里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岑参诗）的盛况。把“凉州观灯”改为“剑南观灯”，说明话本的改编者最有可能是蜀地道士。由此可见，蜀地与敦煌文学的关系至为密切。

敦煌远在河西走廊最西端，和蜀地之间隔着沙漠戈壁，草地高原，沟壑纵横，道路崎岖，何止千山万水！那么当年的这条丝绸之路到底经过哪些地方？两地如何交通的呢？近年来研究陇蜀古道的成果日渐增加，但大多限于陇南到蜀地。在陇东南被隔阻的情况下，敦煌如何同巴蜀交通？严耕望《唐代岷山雪岭地区辐射交通述》（《唐史研究丛稿》，香港九龙新亚研究所，1969年）、唐长孺《南北朝时期西域与南朝的陆路交通》（《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陈祚龙《中世敦煌与成都之间的交通路线》（香港新亚研究所敦煌学会主办《敦煌学》第一辑，1974年）及荣新江的相关论文进行过很好的探索。但他们还是主要从文献到地图，缺乏实际考察。真正要弄清从西域敦煌到巴蜀的通道，还有待历史地理学的田野考察。因为在陆地丝绸之路作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主要通道的公元13世纪之前，由于战争或其他原因，敦煌至长安的大路常常被切断，这时从敦煌经松潘再到成都的通道就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南朝和五代这两个南北分裂时期，这条通道是正朔朝廷与西域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必经之路。这也许是敦煌学和西南丝绸之路研究的一个新课题。

由于敦煌文物流散、收藏在欧美、日本等全世界近10个国家及国内（包括港台）70多个博物馆、图书馆、艺术馆和私人手里，由于敦煌文物本身的百科性质，以及敦煌文献由10多种文字抄录而成，敦煌学一经诞生就具有国际性质，所以很短的时间就发展成为国际显学，在引领中国现代学术国际化方面起到了关键作用，被著名学者陈寅恪称为“世界学术之新潮流”。

在百年丝路学和敦煌学发展中，巴蜀学人做出了杰出的贡献。尤其是改革开放40多年来，巴蜀也成为敦煌学人才培养的重镇，以任半塘、项楚为代表的学者，以他们卓越的学术成就，为中国敦煌学做出了巨大成就，为中国敦煌学培养了一批学术人才。这些年轻一代学者在敦煌学资料的摄取、研究领域的开拓、研究方法的创新方面，都较前辈学者有所推进，取得了重要成果，显示了巴蜀敦煌学新的生命力。

本项目所说的“巴蜀学人”，指巴蜀（今四川省和重庆市）籍学者和在巴蜀工作的非巴蜀籍学者。“丝路文化与巴蜀学人文库”对百年来巴蜀学者研究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代表性论著进行汇集整理出版，包括丝绸之路考古、历史地理、政治经济、文学艺术、语言、宗教、中外关系等。这些论著大部分发表于中国大陆，也有一部分散见于中国香港、台湾地区，以及印度、日本、欧美各地，除了搜集相关论著外，少部分论著还要进行翻译。

本文库首先对巴蜀学者的敦煌学研究成果进行选粹汇集，内容主要包括敦煌写经、敦煌语言、敦煌文学、敦煌石窟考古、敦煌壁画、敦煌雕塑、敦煌音乐舞蹈、西北多民族文化交融、中外文化交流、唐代吐蕃历史地理、敦煌藏文文献等。文库的作者包括已故的老一代学者，现在还健在的年过古稀的学者，一批活跃在中外学术界的中年学者，以及崭露头角的年轻学者。老一辈学者在民国时期，远渡重洋，到欧美各地搜求被帝国主义探险家、考古学家劫掠而去的敦煌文物，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开创了中国的丝绸之路学和敦煌学，留下丰硕的学术成果和不屈不挠的学术精神。中年学者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与世界学术接轨，拓展了研究领域，深化了研究内涵。青年学者继承了前辈学者的学术成就和学术精神，以敏锐的学术眼光发现新问题，运用新方法，在敦煌学领域也多有建树。

下面我们介绍几位已故的巴蜀学者，以见他们在敦煌学领域的杰出贡献。

任中敏(1897—1991)，江苏扬州人，笔名二北、半塘，著名词曲学家、敦煌学家。1951年至1980年近三十年在四川大学工作，虽倍受挫折和磨难，但学术研究一直没有中断，其主要著作《敦煌曲初探》《敦煌歌曲校录》《唐戏弄》《教坊记笺订》《优语集》《唐声诗》《敦煌歌辞总编》等几乎都是在四川完成的。

张大千(1899—1983)，四川内江人。著名画家，1941年访敦煌，临摹莫高窟、榆林窟、西千佛洞壁画，历时近三年，完成作品百余幅。全部临作与原画大小相同，形象完整，色彩艳丽。这些临作曾先后在兰州、成都、重庆、上海等地展出。在敦煌期间，他还把三处石窟做了统一编号(一般称作“张大千编号”)，并详记莫高窟各窟内容，成《莫高窟记》一书；又购买或挖掘到部分敦煌文书，至50年代散出。临摹作品辑为《大风堂临摹敦煌壁画》《张大千先生敦煌壁画摹本》《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等。

贺昌群(1903—1973) ，四川马边人。曾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兼历史研究所第二所研究员。从20世纪30年代起，重点研究西北史地、中西交通、敦煌佛教艺术和汉代木简。撰有《敦煌佛教艺术的传统》，系统论述敦煌佛教艺术价值及流变；还发表《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在担任中国科学院图书馆副馆长期间，购入伦敦英国博物馆藏敦煌写本缩微胶卷，并委派在该馆工作的刘铭恕编成《斯坦因劫经录》。

潘重规（1907—2003），安徽婺源（今属江西）人。1937年全面抗日战争开始，时在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任教的潘先生随中央大学西迁重庆沙坪坝，1939年他又转任东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时在四川三台县），1941年夏转任四川大学（时在峨眉）教授，同年11月向宗鲁去世后接任中文系主任，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他的第一篇敦煌学论文《敦煌唐写本〈尚书释文〉残卷跋》就写于川北时期（发表在1942年2月东北大学学报《志林》杂志上）。潘先生在传统文化的诸多方面都取得了可观成就，敦煌学方面的主要著作有：《敦煌诗经卷子研究论文集》《瀛涯敦煌韵辑新编》《敦煌云谣集新书》《敦煌词话》《敦煌变文集新书》等，他是台湾地区敦煌学的开创者，也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敦煌学与世界交流的主要学者。曾获西方汉学最高奖法国法兰西学术院汉学儒莲奖。2000年7月，他和季羡林、饶宗颐、段文杰一起，荣获国家文物局、甘肃省人民政府颁发的“敦煌文物保护研究贡献奖”。

段文杰(1917—2011)，四川绵阳人。1946年到敦煌艺术研究所工作，为敦煌研究院第二任院长。1962年前主要从事敦煌石窟壁画临摹，共临摹壁画380余幅。1962年后主要从事敦煌艺术研究。论著有《莫高窟早期壁画的民族风格和外来影响》《道教题材是如何进入佛教石窟的》《试论敦煌壁画的传神艺术》及《敦煌石窟艺术论集》《敦煌艺术的美》《段文杰敦煌艺术论文集》等。组织编撰《中国石窟·敦煌莫高窟》等多种大型敦煌图册，组织多次中国敦煌艺术的出国展览。

巴宙（1918—2017），四川万县（今重庆万州区）人。毕业于印度国际大学和孟买大学，1948年以英文论文《梵巴汉藏对照波罗提木叉之比较研究》获得该校博士学位。曾在印度、斯里兰卡、美国的大学任教，先后在英国伦敦、法国巴黎等地研究敦煌写本，为我国旅居海外之著名佛教学者。巴宙编有《敦煌韵文集》，1965年台湾高雄佛教文化服务处出版。《敦煌韵文集》是作者在伦敦所抄一百余件敦煌写本的合集，分甲、乙、丙三篇和附录。甲篇诗词集收42题，乙篇赞颂集收43题，丙篇警训集收35题，三篇合计辑录敦煌僧俗诗词、赞颂等韵文作品120余篇。附录收三篇非韵文作品。此书所录多为《敦煌变文集》《敦煌曲校录》等书未收的敦煌诗词及佛曲俚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