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因旧《优生保护法》（1948年～1996年）被强制不孕的五名残疾人向日本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国家赔偿损失的案件，于7月3日在日本最高法院大法庭开庭。
最高法院大法庭裁判长户仓三郎宣判，“旧《优生保护法》是对个人尊严和人格的伤害，违背了公平原则，违反宪法第13、14条。”这也标志着，日本最高法首次对旧《优生保护法》作出“违宪”的判定。
法槌落定，是文明的进步，人性的胜利。可，还是要问一句：恶法究竟从何而来？
《优生保护法》是优生学的产物，在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优生学在许多先进国家广泛流传并被接受，甚至在一些国家的政治主张下，把进化论和遗传学套用在了人类的身上，声称这么做是为了提高遗传的品质和防止劣化。
二战结束后的1948年，日本颁布了《优生保护法》，对患有遗传性疾病、智力障碍、癫痫病等患者执行绝育手术。1953年，日本政府为了切实推进优生工作，发了一份全国性的行政通知：为了绝育手术能够顺利进行，可以对相关对象采取强制性拘束、麻醉甚至欺骗等措施。这项法律整整执行了半个世纪，直到1996年《母体保护法》实施，强制手术才得到遏制。据旧厚生省的《卫生年报》和《每日新闻》的调查统计，没有本人同意就强行绝育的人，日本全国有1万6475人以上。
尽管《优生保护法》废止了20多年，但那些人权、身体和精神上受到的伤害永远都无法消失。在日本全国各地，曾经的《优生保护法》受害者陆续向地方政府提起诉讼，要求政府赔偿并道歉。这件事得到了社会各界越来越多的关注，日本政府也开始重视并设法解决。
2019年4月11日，日本参议院一致通过了为当年的受害者提供补偿的《救济法案》。根据法案规定，日本政府将一次性为受害者发放320万日元的补助金。6天后，时任日本首相的安倍晋三发表讲话，对曾经的《优生保护法》给受害者带来的伤害表示诚挚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
安倍讲话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日本国家对受害者的正式道歉，更明确表明了当下的政权有责任、有义务为曾经的政权犯下的错误埋单。
尽管《救济法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到目前为止，还有部分受害人还没有收到320万日元的赔偿，岸田首相也没有代表国家直接向受害者道歉。
一方面，应该感佩于安倍有勇气在任期内给出表态，说白些，这其实是在给N届前任首相背锅。
另一方面，也是在警醒岸田政府，不明确的态度只会给受害者带来失望和愤怒，模糊化的对应更不利于社会的健康发展。虽然过去的人生没有如果，但曾经的错误政策改变了太多受害者和他们的家庭。时间可能会消磨记忆，但绝不会消磨痛苦。随着时间的流逝，受害人愈加年迈，如果现在不采取全面解决措施，将有部分受害者无法及时得到真正的救济。一个国家在前进的道路上所犯的错误，会给千千万万的人带来深刻的痛苦。正因此，日本政府才更应该如履薄冰，积极偿还“父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