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外，刚去世的李政道还有很多亮点和神秘

乐活 2024-08-07 20:53 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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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1岁的李政道外出散步并写生。（图/网络）

《中国男儿》。（音/网络）

地球炎热接近极值的2024年8月初，98岁的美籍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病逝于旧金山，这是很多国家与不少领域的重大损失。尽管社交媒体热搜基本还是被鸡毛蒜皮和娱乐八卦占据，但这并不妨碍回顾他辉煌壮阔的一生，其中充满亮点跟神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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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华夏优秀文化，酷爱熟悉运用传承===

2009年，李政道题词。（图/网络）

“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这是杜甫的诗，被李政道引用多次。据说这是“物理”首次现身于华语，虽跟现代物理学的本意未必完全相同。

1926年，祖籍苏州的李政道诞生在上海一个殷实家庭。爸爸李骏康，1918年金陵大学农林毕业，后进入一家德国洋行从事化肥进口。李骏康对子女教育十分重视，家中聘有国文老师进行国学启蒙，也聘了国术老师教防身健身之术。李政道兄弟进中学后，每天早上6时起床，喝完妈妈秦惠䇹预备的牛肉汁后，就开始学习拳脚功夫，为日后艰难却精彩的人生做了身体和心理的准备。

妈妈给每个子女都在银行存了有奖储蓄，碰巧李政道中了500元大奖，他可自由支配。李政道自幼酷爱读书，是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开明书店的常客。他兴趣广泛，既看《西游记》、《红楼梦》之类中国经典小说，也阅翻译的英美文学名著，如《汤姆·索耶历险记》。英国天文学家爱丁顿所著《膨胀的宇宙》等科普书籍更使他入迷，产生了对物理的初步兴趣。随后，李政道在东吴大学附属中学接受了高水平的教育，吸收了中国古典文明和智慧，学会了英文，打下了中西文化的基础。

1945年冬，国民政府也想有原子弹。蒋介石命令军政部次长俞大维承办此事，他请吴大猷、华罗庚到重庆商讨，最终决定派吴、华、曾昭抡三位教授各带两名年轻助教到美国学习。物理方面。吴大猷选了朱光亚，他1944年在西南联大毕业，留在西南联大作助教。另一人，他想选李政道，但是他怕年长的助教不服气，李政道名义上还是大二学生。吴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商量。叶说，就是李政道。1946年吴带朱、李乘邮轮去美国。到了美国，他们才知道，有关原子弹的知识是保密的，中国人无法得到。他们打电报回国，得到指示：教授就做访问学者，助教就攻读博士学位。

因在战火中颠沛流离，李政道没有小学初中高中等正式文凭，唯一有的只是西南联大两年的成绩单，几乎所有美国大学都拒收类似情况的学生。唯有芝加哥大学不重文凭，李将目标定在芝加哥大学，实属无奈。芝大规定想要入校读书需满足两个条件：一是通过入学考试；二是熟读校长罗伯特·哈钦斯（Robert Hutchins）指定的几十部西方经典名著。

对李政道来说，通过入学考试难度不大，但第二个要求却得费思量。当时年轻的芝大校长哈钦斯注重天才教育，给学生以充分的学习自由，鼓励自学，因此设立了这样在常人看来难以理解的入学条件。

为给自己争取一个机会，李政道到芝大招生办据理力争，表示这个要求对于一位刚到美国的中国学生来说并不公平。他辩解称虽然自己对哈钦斯校长列出的这些西方名著一无所知，但十分熟悉《孔子》、《孟子》和《老子》等东方经典，愿接受考核。最终李获得了在芝大研究生院的试读生资格。芝大理论物理学博士是李政道终生唯一正式获得过的学位。

此事可见国学经典的威力，李政道熟读并灵活运用国学的功底，美国教育家的海纳百川。李非常善于从不同的立场出发，通过与人交流沟通，最终说服对方。这是一种完全不同于物理学家进行研究所需的聪明才智，而是一种善于从不同的角度与人沟通，甚至带着一点市井色彩的现实智慧。可能正是因为从少年时代便一个人独自逃难，饱尝生活的辛酸，才让李政道拥有了这种智慧。善于沟通和劝说，以及善于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也成为李个性中的一个鲜明特征。几十年后，大约也只有李这样具有极高的学术声望，又善于和各个不同的机构打交道，能够不厌其烦协调各方关系的人物，才能够在1980年代初周旋于中美两国之间，周密计划，最终促成了中美联合培养物理类研究生计划（CUSPEA）项目，协助近千名中国学生赴美留学。其实这个计划在某种程度上相当于千人计划的雏形。

===教育下一代，虽宽松但也极用心===

1960年代，李政道全家福。（图/网络）

李政道对孩子的教育问题虽宽容，却也非常用心。他的长子李中清高中住校前，选了3个自己以后想研究的领域：经济学、城市管理、历史，李中清去爸爸担任教授的哥伦比亚大学请教这3个系的主任，之后决定学历史。

选历史其实也是从小受到爸爸潜移默化影响的。李政道对中国传统文化等一直很感兴趣，家里收藏着几百件高级古董。李中清15岁住校前，每个月全家要上博物馆看艺术展，他觉得美术和科学一个抓牢直觉，一个抓牢理性，异曲同工。

李中清跟爸爸说：“选了法国历史。”李政道就找了巴黎比较好的大学历史系的教授名单，发现没有中国人，推测可能法国人不喜欢外国人研究他们的历史，应该做其他国家的历史，建议李中清考虑中国史。

所以，李中清申请大学时，填的都是中国史，其实当时他几乎什么中国史的书都没看过。他后来回想：“从小到大，我想逃开爸爸的影响，一定要选个跟爸爸不同的专业领域，因为他在这个领域太出名了。我要跳出去，但是逃不开，就像孙悟空逃不开如来佛的手掌心。”

李政道的低调，朴实也体现在对孩子的教育上。他29岁就成了普林斯顿大学200年来最年轻的教授，但他从不在家里说。他一直不是为了钱才做学问，是一个很纯粹的人，所以才能出成就。

李中清回忆---“爸爸得诺奖的时候我才5岁。当时，我们住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恰逢美国感恩节，《纽约时报》记者到杨振宁和我们家拍合影，第二天，两家人的照片都登在报纸上。后来爸妈离开了几天，我不知道他们去了瑞典领奖，只晓得他们不在，我学会了把鞋带系好。妈妈回来，我还向他们吹牛，说我学会了系鞋带。弟弟当时不到2岁。得了诺奖，对我们家就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一样，因为爸爸太低调了，不喜欢显摆。我6岁时听别的孩子说过爸爸得过一个好像挺大的奖，但始终没见过，直到10岁那年，美国总统肯尼迪请所有诺奖得主去白宫参加晚宴，当时，他们以诺奖得主身份去白宫，我心里痒痒，说这个奖能不能看看，他们才拿出来。是我妈妈拿出来的，只有她知道放在哪里。这时距爸爸得奖已过去5年。”

李政道对大事很大方。李家很多值钱的东西都送回了祖国，比如李政道在上海的房子还给中国了，那个房子是李政道岳父秦梦九的，现值三四亿元，保持了原有的结构。房子位置非常好，带花园，有两个车库，光住的地方就有300多平方米。但把这么值钱的房子捐出去，他丝毫没犹豫过，也从来没考虑过给子女留财产的问题。

李中清长大独立成熟了，当了“长江学者”，给一位领导讲课，讲了20多个小时。他让爸爸提一些建议，李政道说：“做学问要真心做，一定要纯粹，如果跟钱扯上关系，就很容易把世界观带坏、带偏。”

李政道刚退休的时候还做物理，后来他告诉李中清，错误率太高，不能做计算。于是他退而求其次，改做以前教研究生时的习题，没事就在家里算这些东西，后来也算不清了。之后他就看以前写的文章、公式，想通过动脑子确定他的生存。他最后发表论文是快87岁时，发在国外的物理学期刊上，大概属于这个领域继续发论文的最高年龄纪录。

2007年，李政道在纽约家中，因病菌感染，高烧不退而住院。用李自己的话说是：“真乃九死一生。”出院后，回复科学家朋友杨福家的问候时写道：“病中，我感到几乎大脑里什么都没有了，但物理却似仍健在，在康复出院之后的第二天，我很幸运地推导出了Hidden Symmetry中的Jarlskog不变量J的具体表达式。实出意外……物理作业也趋于正常。”养成终生学习研究的习惯也是爸爸给李中清亲身示范的一个重要道理。

对祖国的热爱不可能只体现在虚妄的想法和话语上，得有所具体表现，比如在教育上对孩子推广国学也算。哪怕再忙，每天晚上爸爸都会陪李中清和弟弟玩上半个钟头。圣诞节那天，李政道甚至会和孩子们疯玩个大半天。他也会给孩子讲故事，最常讲的是《水浒传》，《三国志》的故事。

1972年，复旦大学化学系高分子专业学生毕业照。（图/网络）

李中清觉得爸爸非常爱国，也常告诫他们不要忘了自己是中国人，要爱自己的中国。

1972年9月，李政道夫妇回到阔别20多年的上海。为表达对祖国的感激，李政道特地购买了一台最新的计算器和两块集成电路带回国，同时还带了许多资料。但这还不足以表达自己的心意，他又将岳父秦梦九遗留下的22件贵重文物捐赠国家。秦惠䇹明白丈夫的心意，说：“财产没了可以再挣，可我们的祖国只有一个，此时不报效更待何时？”

听说国内的教育强调学生参加劳动，从实践中学习有用的知识时，李政道大为鼓舞，决定把大儿子送回国内。当时，大儿子李中清正在耶鲁大学历史系学习，从未回过祖国，坚决反对爸爸的“简单粗暴”安排。为说服儿子，李政道磨破了嘴皮，父子甚至发生争吵。这时，秦惠莙毅然站在李政道一边，反复通过越洋电话做儿子的工作，李中清终于听从父母的安排，回国接受传统文化的教育。

就历史背景而言，1970年代延续了1960年代的全球热火朝天和革命激情，耶鲁学生李中清也开始参与政治运动。当时很多美国年轻人都在反越战，李也满脑子反抗与革命。他因参与封锁高速公路被捕，之前还和校友们一起围堵校长住所，不让其出门。在离开监狱回宿舍的当天，秦惠莙问他，如果给他一个去中国学习的机会，他是否愿意放弃在美国的这些“运动”，于是前面两代人关于在哪读书的讨论发生了。

在周恩来特批安排下，李中清和另外两名华裔物理学家的孩子来大陆读书，另两人去了北大，李被安排到复旦国际关系学院，开始首次体验中国的革命。

当时中国正处文革，一些年轻人炮轰高考是科举制度的延伸，1966年，在得到相关领导支持后，上面联合发通知，暂停高考。1970年，部分高校才以“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的方式，从有实践经验的工农兵及下乡知青中招生。这年，北大领导们也收到中央批准转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关于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中规定这两所高校选拔学生的条件为：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具有3年以上实践经验，年龄在20岁左右，贫下中农、解放军和青年干部。

李中清在代表作之一《无声的革命》中引述专家说法认为，当时通过推荐上大学的学生，70%来自干部子女家庭或者有政治背景。一位四川知青回忆说：“（高校）招生几乎完全被公社及大队干部所垄断。有些地方将这些干部的娃娃依次排队，推荐名单竟排到了1987年。”

刘晓萌在《中国知情史：大潮1966-1980》一书中也写道，1970年部分高校开始试点招生后，“走后门”入学取代“走后门”当兵成为干部子女角逐竞争的热点。

李中清虽来到中国，但对高校的情况了解并不太深。“当时不允许学生跟我讲话”，李中清回忆道，在中国这一学期，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上海柴油机厂学工。工厂文化相对开放随意，李也和工友们聊些自己不明白的问题。他逐渐意识到，这些表面是一个集体的工友们，都来自不同的派系。“实际上他们互相恨，因为以前打过。”另有一次，耶鲁同学给李写信时，附了张麦当劳汉堡的包装纸，说“你想家时可闻下”。结果，国际关系学院的班组书记担心其中有内情，非要李解释这张包装纸是什么意思。李中清：“聊到中国的复杂，并不是像当时国外想的那么简单。20岁的我已稍微体验过，国家社会革命不是以前想的那么简单的东西。”

李中清说：“我生于1952年，特别清晰地记得刚满15岁时与爸爸的谈话。父亲对我讲，‘今天是你15岁生日，我15岁时是1941年底，生日刚过2个星期，日本人就占领了上海，而且之后我和我的二哥就决定我们不能呆在日本的控制下，所以决定要离开上海。爸爸妈妈商量后虽不要求你同样马上走，离开家，可是希望你开始对自己多承担一些责任，未来上大学的学费还是会全部替你付，可你也要开始考虑自己工作为大学生活攒钱。’这段话不光是一大盆冷水，也同时改变了我的思维，从那时起我就开始在业余时间看护婴儿、做家庭老师等工作。”李政道让孩子更独立，“富人的孩子也得早当家”。

后来李中清成为历史学“加州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以数据定量分析运用于历史学研究而著称。

===文理平衡发展，不偏科才能融会贯通===

李政道的贺年卡。（图/王渝生）

2019年12月，中国科技馆馆长王渝生收到李政道寄去的如上卡片，红梅花树和小松鼠形象生动，文字幽默隽永。他的贺卡都是自己亲自制作。练字和绘画等人文兴趣不但是李的业余爱好，更是他平衡高强度理科逻辑思维之艰辛，让精神更圆融全面的关键途径。李政道力倡“文理不分家”“科艺相融合”的理念，这在他儿子李中清同李中汉身上，也呈现耳濡目染之下的家教家风。

李可染水墨画。（图/网络）

在公共领域，李政道不但自己在科学与文艺中灵活穿梭，还号召很多科学家与文艺家交流，争鸣，试图在理科跟文科的交汇处发掘出新的灵感源泉来。相关研讨会，画展，雕塑展等办过多次，国家领导人纷纷出席，影响力巨大。

李政道对画家李可染讲了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原理后，请他据此创作科学画。李可染说，他听了李政道讲离子相撞会释放出巨大能量，感受到科学的威力无穷，于是一改自己平时画牛优闲姿态的传统画风，用尽平生之力画了两头顶角的牯牛，题为“粒子重如牛，对撞生新态”，下笔时甚至都能听见自己心脏在剧烈跳动的声音。

===古有庄周梦蝶，今则李政道梦几何图形===

2005年，李政道参加复旦活动。（图/网络）

李中清接受采访时回忆，有一天爸爸问他：“你通常会做梦吗？”李中清回答说自己有时会做噩梦。李政道则说，自己一生中从未做过有情节的梦，只会在梦境中看到不同形状的几何图形。

医学家推测，人在睡眠时大脑活动并没完全停止，脑电波除了白天运动，晚上或用另一种方式存在，所谓“日有所思，夜有所梦”。不排除，李政道等的科学成果，部分来自梦境，只不过那是常人极难理解和达到的状态。

科学史上至少还有3个著名的梦：

一，苯环。苯在1825年由英国科学家法拉第(MichFaraday)首先发现，此后几十年间人们一直不知其结构。所有证据都表明苯分子非常对称，大家实在难以想象6个碳原子和6个氢原子怎能完全对称地排列并形成稳定的分子。1864年，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坐在壁炉前打了个瞌睡，原子和分子们开始在幻觉中跳舞，一条碳原子链像蛇一样咬住自己的尾巴，在他眼前旋转。猛然惊醒后，凯库勒明白了苯分子是一个环，就是现在充满了我们的化学书的那个六角形圆圈。后来，人们发现苯的分子结构远比凯库勒想象的复杂得多，不过，凯库勒提出的苯的结构图能解释一些现象，仍有一定价值。

二，神经化学物质。1921年，奥地利生物学家洛伊从梦中醒来，抓过一张纸迷迷糊糊地写了些东西，倒下去又睡着了。早上6点他突然想到，自己昨夜记下了极其重要的东西，赶紧把那张纸拿来看，却怎么也看不明白自己写的是些什么鬼画符。幸运的是，第二天3点，逃走的新思想又回来了，它是个实验的设计方法，可用来验证洛伊17年前提出的某个假说是否正确。洛伊赶紧起床，跑到实验室，杀了2只青蛙，取出蛙心泡在生理盐水里，其中1号带着迷走神经，2号不带。用电极刺激1号心脏的迷走神经使心脏跳动变慢，几分钟后把泡着它的盐水移到2号心脏所在的容器里，结果2号心脏的跳动也放慢了。这个实验表明，神经并不直接作用于肌肉，而是通过释放化学物质来起作用，1号心脏的迷走神经受刺激时产生了某些物质，它们溶解在盐水里，对2号心脏产生了作用。神经冲动的化学传递就这样被发现了，它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研究领域，并使洛伊获得193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三，元素周期律。1869年时人类已发现63种元素，科学家无可避免地想到自然界是否存在某种规律，使元素能有序分门别类、各得其所？35岁的化学教授门捷列夫苦苦思索着这个问题，在疲倦中进入梦乡。在梦里他看到一张表，元素们纷纷落在合适的格子里。醒来后他立刻记下了这个表的设计理念：元素的性质随原子序数递增而呈规律变化。门捷列夫在他的表里给未知元素留下了空位，后来，很快就有新元素来填充，各种性质与他的预言惊人地吻合。

任何科学发现都不是绝对的偶然，只有经常认真思考的人才会抓住一丝灵感，并勇于投入实验，从而获得成功。

===共济会是人类顶尖组织，它是否跟李政道有关？===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LOGO。（图/网络）

一个不谙世事，只沉迷于自己的理论小天地的学者，科学家，在人事纷繁甚至险恶的社会中，是不容易出类拔萃的。唯有左脑和右脑同步发达，理科跟文科比翼齐飞，才可能在激烈竞争中，取得胜利的一席之地。李政道不但科学上造诣深厚，其对政治的把握也远超陈景润似的“书呆子”，虽然这样的对比未必合适。

邓小平与李政道的互动交流不拘形式，有单独接见、共同接见、书信交流、相关批示、现场交流等多种方式和途径。仅就面对面的会见而言，根据某些人的考证，从1974年到1989年，邓与李至少会见14次；1979年至1989年的11年间，邓每年都会见李（1982年除外），有时一年还不止会见1次，1984年二人的会见更是达到3次之多。在海外华人中，能够如此频繁受到邓的接见与高规格礼遇，仅李一人。

在1986年前，中国没有国家层面的自然科学基金，仅有1982年开始实施的中国科学院科学基金。然而，这个基金只面向中科院内部，并不面向全国，因而其缺陷是非常明显的。李政道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积极推动者。据他回忆：“出于促成全国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建立，在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我便尽力收集了一些发达国家有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机构的资料，提供给科学院的领导者们参考研究，并且多次向中央领导提出了有关建议。记得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成立前近一年的时候，在1985年7月3日和7月12日两次给小平先生的信中，我都提出了成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的意见。”1985年7月16日，邓接见李，会谈中李再次提出，希望尽快建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并由第一流科学家负责，为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提供经费保障，邓回应：“这是一个新方法，我们没有经验。但只要是新的事物，管它对不对，管它成功不成功，试验一下。”邓还当场指示有关部门给予落实。就这样，在邓的支持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得以成立，并于1986年初正式运行。

1美元钞票的共济会金字塔和全视之眼图案。（图/网络）

是不是跟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LOGO有点点像？

沉溺物理授课不能自拔的张朝阳。（图/搜狐）

作为搜狐老总，张朝阳像躺平了，身为中国曾经最领先的信息企业的管理者，查尔斯张又是最特立独行的之一（专门花大量时间在网络上给网友讲大学物理）。他的文凭也是最高的之一：198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本科，同年考取李政道奖学金赴美留学，1993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博士学位，在同校继续博士后研究。他是李政道主持的中美留学项目的受益者之一，这次还特意发贴悼念了李政道。

美国学者：尼葛洛庞帝。（图/网络）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Nicholas Negroponte），美国计算机科学家，他最为人所熟知的是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创办人兼执行总监。他的哥哥约翰·尼葛洛庞帝（John Negroponte）是首任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曾任美国常务副国务卿。两兄弟，一个在学术界，一个在行政界，都是涉及美国和西方的信息政策的大咖。尼古拉斯是张朝阳在麻省理工的导师。

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的《数字化生存》。（图/孔夫子旧书网@少晨书屋）

这书还是我在韩寒的《三重门》里知道的，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早年的重磅著作被翻译成华语后，在1997年的中国出版圈里，一时洛阳纸贵。该书主要阐述数字科技对未来生活、工作、教育的影响，书中名言“预测未来的最好办法就是把它创造出来”。该书还称，随着生活环境的数字化，人类的生活、思想方式也会随之改变。

铺垫了这么多前戏，其实我现在想着重提醒大家的是，注意封面，又疑似金字塔和全视之眼。

2015年，百人会成立25周年大会在纽约举行，前排左起：贝聿铭，骆家辉，崔天凯，基辛格。（图/百人会）

百人会（Committee of 100）是美国的一个华裔精英非盈利组织，其成员包括来自商界、政界、学术界及文化界的人，于1990年由共济会33级大师贝聿铭创立。此组织被部分人推测为共济会北美华人华裔最精英分舵。

百人会著名成员包括建筑师贝聿铭、音乐家马友友、前柏克莱加州大学校长田长霖、美国首位华裔州长骆家辉、美国首位华裔女市长陈李婉若、流行性疾病研究专家何大一、雅虎网站创办人杨致远、著名CEO李开复、慈善家唐仲英、台积电董事长张忠谋、已故华人女作家张纯如等人。李政道和杨振宁也忝列其间。

物理学家费米。（图/网络）

费米是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芝大物理学教授。他对量子力学、核物理、粒子物理以及统计力学都做出了杰出贡献，曼哈顿计划期间领导制造出世界首个核子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也是原子弹的设计师和缔造者之一，被誉为“原子能之父”。

他是李政道在芝大的老师，前者从研究方法上深刻引领了李。费米在1938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奖后，逃离了意大利，一是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意大利法西斯政府颁布出一套粗暴的反对犹太人的法律；二是因为他强烈反对法西斯主义：墨索里尼独裁统治下的一种危险的态度。

费米是共济会员，加入了罗马的Adriano Lemmi共济会分舵。

1931年，迈克尔逊，爱因斯坦等在加州理工学院。（图/网络）

迈克尔逊虽无爱因斯坦那么顶级有名，但也是近现代物理学里响当当的人物。我们中学物理学里提到的最早测量出比较准确光速的“迈克尔逊-莫雷实验”，他就是前一半的主角。至于迈克尔逊是图里的谁？前排左一的将手放入衣服里的那位，他做的就是共济会藏手礼，1875年，他加入了纽约的共济会华盛顿21分舵。

人类按领域细分无非就是政治，经济，文化。作为网罗三大领域几乎所有精英的共济会，对于文化领域的金字塔尖，自然基本不会错过，诺贝尔奖得主尤其是必须招揽的。

除了以上我提到的费米和迈克尔逊之外，据我翻译整理https://www.freimaurer-wiki.de/index.php/En:_Masonic_Noble_Prize_Winners，目前共济会员身份公开的诺贝尔奖得主包括但不限于---

生理学及医学奖：罗贝尔·里歇（Robert Richet），1913年；朱尔·博尔代（Jules Bordet），1919年；弗莱明（Fleming），1945年。

文学奖：埃切加赖（Echegaray），1904年；卡尔杜齐（Carducci），1906年；吉卜林（Kipling），1907年；丘吉尔（Churchill），1953年；奥斯特瓦尔德（Ostwald），1959年。

和平奖：西奥多·罗斯福（Roosevelt），1906年；弗里德（Fried），1911年；施特雷泽曼（Streseman），1926年；马歇尔（Marshall），1953年。

请注意，我这里并没说李政道有100%的概率是共济会员，而只是提出一个问题或话题，请更多感兴趣者和专业人士参与讨论研究。共济会是过去500年的人类统治者，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很可能不但不缺席，反而深度介入。缺少了共济会这个骨干级变量，很多历史事件的现场还原是有不少逻辑漏洞的。过去500年人类历史舞台，主角大致就是共济会，无论大家是否相信，这个事实都是铁的，且将继续存在不短的时间。

共济会好事与坏事都做了挺多，帮新中国发展科技大体上是好事（转基因，新冠等另论），李政道做坏事则很少很少而做好事特多特多。把他或许是共济会员的身份考虑进去，他的许多言行就更讲得通了。中国大陆改革开放首先对共济会的左翼：苏联阵营开放，然后对右翼：美国阵营开放。哪怕历史学家等再不愿或无能去承认，历史的脉络也是如此，除了面对，别无他法。否则即为自欺欺人。

===与杨振宁的恩怨情仇，合作又斗争的瑜亮情结===

1957年，李政道杨振宁在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图/网络）

关于决裂。因李政道2024年在杨振宁之前去世而再无复合可能。周恩来、奥本海默、吴大猷、吴健雄等与李杨关系密切的重要人物都试图弥合或厘清此事，也均告无果。杨振宁剖析：" 我和李的关系，比我们和我们太太的关系更密切……在破裂的时候，与一个婚姻的破裂，是同一等级的痛苦。"李政道坦承：“和杨振宁的分裂，无疑是中华民族的一个很大的悲剧，但它是事实，无法回避。”任何事实都是发生了和存在着的，但不等于旁人全可充分接近并完全达到。也正因为这样，两人的决裂还会争议下去。“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希望类似事件能减少发生吧。

关于国籍。杨振宁算是叶落归根了，还有新妻翁帆陪伴。杨爸杨武之当年对儿子改为美国国籍，至死耿耿于怀。1957年，杨振宁赴美12年后第1次在日内瓦见到爸爸，也是爸爸首回看到儿媳杜致礼和孙子，临别时爸爸写诗告诫儿子媳妇要爱国：“每饭勿忘亲爱永，有生应感国恩宏。”杨振宁改回中国国籍，算是补偿了亡父的长久心愿。至于李政道，改成美国国籍后维持着。但是否爱国，不能完全以国籍而论，更得看做了哪些正面的事以推动祖国进步。从这个角度和层次分析，李并非叛国者，某些时候，特殊国籍反而能起到特殊作用，所谓“洋装虽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国心”。

关于对撞机。诺贝尔奖颁奖100多年来，原子核物理领域的获奖数量最多。大型加速器是研究相关课题的利器，中国没有财力和能力建造这种大型科研设备时，只好加入苏联的杜布纳社会主义国家联合原子核研究所，而中苏关系恶化迫使中国在1965年退出了研究所。退出后，中国就计划每年投资1800万元建造一台32亿电子伏特的质子同步加速器，并进一步规划在1970年代建造300亿电子伏特以上的巨型加速器，大体赶上或超过世界水平。在今天看来，当时一穷二白的中国要在加速器上赶超世界水平还是蛮有魄力的。从杨1945年出国后第一次回国的1971年起，他就没支持过中国的对撞机项目，因此邓小平等在这个事情上对他有意见，甚至完全冷落，不再交流。季承在《李政道传》称：“李政道主张建加速器，杨振宁反对；李政道主张重视基础科学，杨振宁力主搞应用科学...似乎只要是李政道赞成的，杨振宁就反对。”（季承说杨不重视基础科学，这只是季的个人看法，我不赞同）。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离不开李政道的重要帮助。中科院士陈和生说：“没有李先生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成功。”中科院士王贻芳道：“从物理目标的选择到加速器方案的确定，从人才培养到工程管理，从物理研究到国际合作，没有李先生的殚思竭虑和全力以赴，就不会有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建设和成功。在几乎完全没有基础的中国高能物理和加速器界，建设亮度比美国正负电子对撞机SPEAR高一个量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在许多人看来简直是天方夜谭。但是，李押上了自己的声誉，全力投入到这项事业中。”

李政道在1949年后第一次回国时写给恩师束星北的“救命信”。（图/公众号@北京市浙江大学校友会）

关于对待故人。这点，两位都做得极好，重视友情，回报教诲，甚为符合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杨的好兄弟邓稼先在文革的处境十分危险，他被批判为“美帝特务”，“苏修特务”，“反动学术权威”等，核实验基地已有几位像他一样的物理学家，要么被揪斗致残，要么直接斗死了。在“批斗学习班”里不但有邓稼先，还有中国氢弹之父于敏、陈能宽及十几位科学骨干，他们被红卫兵捏造事实，非说是有意搞破坏。杨振宁在被中央情报局盘问威胁后，从美国飞那么久到中国，刚下飞机，稍事休息，外事接待人员便礼貌地请他开列了要见的朋友名单。在北京，他要见的第一个人便是邓稼先，名单即刻上报中央！周恩来派专人赶赴环境酷烈的大西北，将邓稼先从揪斗现场接到了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的贵宾席上，与杨重温阔别已久的友谊。已被造反派绑成“喷气式”的邓稼先，不仅汗如雨下，而且泪如雨下，那个学习班的被“陪绑”者，也因此重获自由，继续研究核物理。李经常提到三位恩师：束星北，吴大猷，费米，其中束星北是天赋超群，性格耿直，命运多舛的物理科学家。束的女儿束美新回忆：“我妈妈曾多次说过，爸爸对他学生的感情和付出要远远地胜过他对子女们，尤其是对有天赋和勤奋的学生，李政道先生无疑就是这其中最为突出的一位。当1972年李政道第一次回国时，他曾给我爸写过一封信，‘先生当年在永兴、在湄潭时的教导，历历在目，而我的物理基础都是在浙大一年所建，此后的成就，归源都是受先生之益’。并强烈地表示想见我爸一面。而此时我爸却因戴极右派帽子正在青岛医学院打扫卫生。此后十几年每次李回国，尽管没能见到我爸，但他都会给我爸致信问候，最起码也有一封明信片。我爸也总是将报纸上有关李行踪的报道剪下搜集好。1982年李还曾拜托他的好友、美籍华人科学家颜如东教授到青岛来看望我爸，还特意委托颜先生带了一瓶当时在国内难以买到的人头马酒。我个人认为，正是由于竺可桢校长、王淦昌这批在北京的浙大老先生的关心和帮助，才让李不止一次有意地在中央领导人的面前提及我爸束星北是他的恩师，终于使得早已被人们遗忘了的我爸又重新被人提起。此后我还陆续得知，当李意识到我爸处境有难时，为了帮助我爸摆脱困境，他曾多次在国家非常重大的正式场合中，面对中央领导人时，一再有意地提及这些情况。2004年李应邀为刘海军先生撰写的《束星北档案》一书写序，由于李的序，促使此书能顺利出版。”束星北的政治问题可能在官方看来比邓稼先严重得多（虽然实际不是），而束没有参与中国的核计划，也缺乏一个保护他的理由，这是李要见束而没见成，但杨想会邓却顺利的根本原因。李和杨分别都用心，尽力了。

关于爱情。无论从一而终还是婚后再娶，只要不是恋爱或婚姻时出轨，外人都无权干涉。这个纯属茶余饭后的八卦，不值得过于重视，大节不亏即可，何况也谈不上亏。

===李政道语录，言为心声睿智犀利===

1957年，李因和杨共同提出宇称不守恒定律而获奖的诺贝尔奖官方信息。（图/诺奖官网）

“一个人的成功有着各种各样的因素，其中机遇也许是最重要的，也是最难驾驭的。”---李谈机遇的价值。

“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问愈透，创更新。”---李谈提问的关键性。

“在基础研究领域，中国错过了经典力学的17世纪，错过了电磁学的18、19世纪，错过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的20世纪，绝不能再错过21世纪。”---李谈中国物理研究的紧迫。

“你不能计较早晨或黄昏，一天二十四小时都是你的工作时间。”---李谈充分利用时间。

“基础科学清如水，应用科学生游鱼，产品科学鱼市场，三者不可缺其一。”---李谈基础科学、应用科学和产品开发的关系。

“我不知道天堂是什么样子，如果天堂有苏州十分之一的美丽，那就很好了。”---李谈祖籍地苏州的风光之美

。

“科学与艺术：一枚硬币的两面。科学和艺术是不可分的，两者都在寻求真理的普遍性。普遍性一定植根于自然，而对自然的探索则是人类创造性的最崇高的表现。”---李谈理科与文科的关系。

“向还没有开辟的领域进军，才能创造新天地。”---李谈创新方向。

===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

1957年，曾经的李杨好乡友，好校友，好兄弟，好伙伴，在诺奖典礼上。（图/网络）

为什么本贴最前面所配音乐是《中国男儿》？因为杨振宁说：“假如有一天哪位导演要摄制《邓稼先传》，我要建议背景音乐采用我儿时从爸爸口中学到的五四时代的一首歌：‘中国男儿，中国男儿，要将只手撑天空。长江大河，亚洲之东，峨峨昆仑...古今多少奇丈夫，碎首黄尘，燕然勒功，至今热血犹殷红。’”

在这里，“男儿”可改为“儿女”，因为华夏民族几千年的文明之河不仅没有中断，反而源远流长，正是因为李政道，杨振宁，邓稼先，吴健雄（或因西方偏见，用实验证明了宇称不守恒定律的她，本应跟李杨同步获诺奖），等民族英雄不断奋起，持续创新的结晶。

杨振宁还说：“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我想我的科学工作的成就帮助中国人的自信心增加了，这个恐怕是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

在这里，同样地，“我”可改为“我们”，同时指李杨两人。第一个吃螃蟹者的突破尤为不简单，充满了偶然，危险，艰难，痛苦，而后人可享受其长久的红利，轻松多了，幸福多了。

中科院士何祚庥跟李政道很有交往，他回忆：“李（政道）先生参与了在西南联大时的学生运动，1945年12月1日在昆明西南联大校舍里举行反内战集会，国民党军警去包围学生，死了4个人。李先生跟我讲，他当时就在会场，被杀的那几位，是站的位置比较高，演说鼓动大家坚持反内战，李先生是站在圈子里面，一颗子弹从他头顶穿过去，他说他幸亏没有站在桌子上，如果子弹稍微矮一点飞来，死的就不是4烈士，是5烈士了。”天佑政道，惊险之极，却又幸运之至，李当时如果牺牲了，后面的传奇立刻归零。

我个人认为，对人类贡献最大的一类人才，应该是充满人文精神的科学家，李政道等就符合这个标准。

据李政道遗嘱，他的骨灰将与妻子合葬苏州，他俩没给孩子留下任何钱财等遗产，都捐了。此刻，我不由得突然想起马英九很推崇的一幅古代对联：“黄金非宝书为宝，万事皆空善不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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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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