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最牛”小县城：40万人口，干出16家上市公司

如果说高耸雄奇的天姥山和碧波荡漾的沃洲湖赠予了浙江新昌诗意壮阔的景观，那么另一方面，它也给新昌人民带来了“八山半水分半田”的艰难维生。

吕光洵《志序》记载，“新昌邑台、剡之间，地瘠民俭，其财赋不足以当上邑之十二。”即便是改革开放多年以后，这里依然是典型的山区小县，很长一段时间没有高校，没有大院大所，没有铁路、水运和空运，就连可供连片开发的土地也少得可怜。

也因此，新昌在1991年被评为“浙江省级次贫县”，GDP仅占隔壁上虞一半左右。

殊不知，就是这样一个连种庄稼都困难的农业县，竟然成为全球经济实力百强县之一。且只花了11年。

一个直观的数据是，新昌现有3家企业跻身2024百强企业榜、A股上市公司16家、累计拥有省级“隐形冠军”企业9家、全球业界市场占有率第一的产品11个、国内行业第一的产品25个，规上工业总产值超730亿元。同时，它还是中国轴承之乡、全国医药强县、纺机基地、冷配大县和汽车零部件生产基地。

值得一提的是，这个40万余人的小县城还跑出了16家上市企业，不乏三花、万丰奥、新和成等隐形冠军企业。

从贫困小县到全国百强县，新昌是怎么创造奇迹的？

从省级贫困县

逆袭成全国百强县

时间拉回到五十多年前，县委办公室内，时任新昌县长的杨光明还在为大旱时拉来的水泵因缺少轴承无法作业一事耿耿于怀。他暗下决心，要制造出新昌人自己的轴承。

从这以后，12个新昌年轻人天天挤在一间破祠堂里，摸索着搞轴承。1969年，在恢复县建制的第八年，新昌终于生产出几十套轴承，并迅速接下5个小订单。

自此，新昌轴承制造业拉开序幕：八十年代，新昌轴承凭借低成本优势走向全球；迈入新世纪后又逐渐成为轴承套圈的全球采购基地，一年销售套圈数十亿个。如今，新昌县有600余家轴承制造企业，轴承年销售额超100亿。

不只是轴承制造，在这个种植业都发展不起来的弹丸之地，陆续诞生了医药、化工、纺织等制造工业，甚至一度成为“中国胶囊之乡”。

但比起轴承制造，新昌胶囊产业的发展则不顺利得多。

1953年，一个在上海美国制药公司当学徒的新昌小伙子，将手工生产胶囊的技术带回了家乡新昌儒岙镇。之后，儒岙人模仿着用筷子作模具，铝罐来烊胶、扇子当鼓风机，开始大批量生产制作空心胶囊，且当地还创办了第一家胶囊厂。

高峰时期，仅儒岙镇的胶囊产量就达到了1000亿粒，大约占全国总产量的40％。

可惜，由于后来被央视曝光使用工业明胶非法生产药用胶囊的“毒胶囊”事件，当地的胶囊产业也由此走了下坡路。

不过，这是后话。事实的真相是，尽管从五十年代以后不断有制造工业涌现在新昌的土地上，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工业都让步于农业。

▲图源/Pixabay

而这一切的改变，来自一个叫王贤芳的县委书记。

上世纪80年代中期，王贤芳从温州市委组织部调任新昌县委书记，他一到新昌就开始转变工作重点，将原来以发展农业为主的思路转变为以发展工业为主，主张“工业立县”，并在不久就出现了工业产值超过农业产值的可喜变化。

新昌中宝系企业创始人吴良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曾表示，最不能忘记和感谢的人，一个是邓小平，另一个就是王贤芳。

他说，“当时虽说改革开放了，但整体上还处于计划经济的年代，是我们新昌县委的领导对上级政策理解得透、执行得好，思想解放、勇于担当，改革的步子迈得大，就比别的地方领先了一步。”

但很显然，这个别的地方并不包含浙江省绍兴市下辖的其他地方。1991年，在新昌还是省级次贫县时，新昌隔壁的上虞已经成为全国经济实力百强县之一。

俗话讲穷则思变，正是这时候，新昌开启了一场自我变革，并在短短11年里实现从省级次贫县到全国百强县的跨越，其内部的企业也频频刷新记录、创造辉煌：

1988年时还只有7名员工的小作坊“新和成”在十多年里逐渐成长为世界第三大维生素生产企业，打通了维生素E、维生素A等从原料到制剂的产业链全部环节。

三花控股集团平均每天诞生一项专利，三天诞生两项发明专利，如今已是特斯拉、戴姆勒、沃尔沃、宝马、蔚来等汽车热管理零部件的供应商。

2018年，万丰奥特更是从汽车零部件制造小企业发展成为汽车零部件行业模块化冠军，并走向大交通领域的多项全球冠军，从山区小城走向了全世界。

这些企业都是新昌创新产业生态的一个缩影，在新昌，还有许多新生企业靠着自己的创新战略，不断发展壮大。

新昌模式

创造奇迹

可能会有人好奇，为何新昌产业发展会如此迅猛？为何很多隐形冠军会诞生在这样一个资源贫瘠的山区小县？

答案是“新昌模式”，一种凝聚多重力量的创新技术发展路径。换句话说，新昌能够跑出来我们也可以看成是多种条件下的必然结果。

一、不遗余力的政府支持

从杨光明到王贤芳，以及后来的新昌政府领导班子，都在不遗余力推进新昌经济发展，且敢想敢干敢舍，对利于经济发展的及时扶持，对不利于长远发展的产业则及时淘汰处理。

拿新昌发展过程中遭遇的两次“阵痛”来说，面对2005年因化工企业无序扩张导致的大面积污染问题，新昌政府壮士断腕，两年淘汰了30多家化工企业。据了解，当时医药化工产业已是新昌县工业经济支柱，其税收占到全年财政收入的50%，一经改革，新昌财政减少直接收入十多亿元。

无独有偶，面对2012年的“毒胶囊”事件，新昌立即对43家胶囊企业停业整顿，仅一年时间就关停了三分之一的胶囊企业。

除此之外，政府在新昌经济发展上还提供了资金、政策上的倾斜。

比如新昌土地稀缺，但对于企业用地政府是绝不吝啬含糊，而为了破解山区县“引才难，留才难”的瓶颈，新昌县政府还大力实施“天姥英才”计划，每年安排数千万的科技财政专项资金，为高层次人才和创新团队等提供生活补助、科研创业经费等，为企业解决人才之忧。

此外，在推进企业上市上，新昌不仅提供简化上市流程的服务，还帮助企业进行上市。一位京都药业的内部人士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透露，“新昌政府部门很早就有了培育上市公司的意识。2004年前后正值上市潮，很多券商忙不过来，多亏了政府部门带着我们去找保荐机构、头部券商，我们才能顺利上市。”

▲图源/Pixabay

二、持续创新的企业

在市场竞争中，创新作为助推企业发展的永恒动力，地位十分重要。

据了解，新昌县始终坚持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自2014年以来，新昌研发经费投入占GDP的比重始终保持在4％以上，其中90％的研发经费由企业提供。

这与新昌企业家极强的创新意识有关。在新昌，不少企业家热衷于钻研细分领域，为成为行业“隐形冠军”作努力。为此，他们甚至将创新意识写进公司经营发展理念中，要求所有员工贯彻执行。

例如，浙江陀曼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初始确立了“人人创新 汇智成海”的发展理念，企业负责人俞朝杰主导构建“人人创新”模式并在企业内部大力实施，员工创新活力、企业创新能力大幅提升，每年来自于2年内投产的新产品收入占比均超过40%以上；研发投入占销售收入比例年均超过10%。

类似的新昌企业不计其数，而在这样的创新氛围中，新昌确实诞生出不少“隐形冠军”，它们可能产品领域不大，但销售的市场份额却很大。例如，新涛智控公司作为首批国家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省首批隐形冠军企业，其中智控系统核心零部件旋塞阀总成占据国内高端厨卫品牌核心部件家用燃气具控制器80%的市场份额，拥有130多项国家专利。除此之外，三花的四通阀、万丰奥特的铝轮、新和成的维生素等在产量和市场占有率方面均可以在全球称雄。

三、产学研模式输送人才

科学创新靠人，尤其是靠研发团队。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新昌就开始探索产学研模式，将企业、政府、高校三个主体相结合（后期增加了中介机构），以增强企业与高校之间的联系，补足新昌创新环境、人才不足等问题。

事实证明，效果显著。据浙江日报报道，2019年时在新昌企业搞研发的研究生团队达20多个，多的时候高达80多个。

具体来看，浙江大学化学工业工程学院陈志荣教授以及李浩然教授带领研究生团队与新和成企业研发团队合作创新的28年中，陆续攻克了超微化技术等一系列难题，使新和成率先实现维生素E、维生素A的大规模产业化，登上了全球四大维生素厂商的宝座。

三花集团研究团队与中国科学院理化研究所周远院士团队合作近10年，在制冷低温技术研发方面攻克了一系列关键技术，申请国内发明专利298项，电子膨胀阀、电子水泵、换热器等部件相继研发成功，开发的新能源汽车“热管理系统部件模块”获得了特斯拉全球招标第一名。

如果按照传统经济理论来看，新昌产业的发展绝对是有悖于常识的那一个：它既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也缺乏交通等先天优势，但就是这样一个自然资源贫瘠的小县城，却创造了经济增长的奇迹。

原因何在？

一是逃离“资源诅咒”。“资源诅咒”指的是自然资源的丰富反而拖累经济发展的一种经济现象，一向资源贫瘠的新昌显然免于被“资源诅咒”，甚至可能获得更大的发展机遇。

二是懂得扬长避短，创立自己的“资源优势”。秦朔朋友圈曾提到，“浙江虽然缺乏物理资源，却拥有宝贵的非物理资源——人力资源、企业家资源和‘四千精神’，这才是人类社会摆脱旧经济模式，进入新经济时代所最为稀缺、难以复制的宝贵资源。”

新昌便是如此，而新昌难为可贵之处在于，几乎所有人都在铆劲创造而不是分割资源。比如就产学研这一模式而言，里面涉及的研发支出费用金额巨大。媒体报道，前几年，仅浙江大学研究生团队承担新昌企业的课题就达20多个，而研发经费超过1亿元。

新昌是怎么做的？除了政府实施“天姥英才”计划，每年安排5000万元以上专项资金补贴外，像三花智控这样的企业也在不遗余力通过股权激励等各种方式留住人才。

因此，与其说新昌产业的发展是一次“突围”奇迹，不如说这是新昌当地如何通过抱团打破“零资源”限制的奇迹。

而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新昌”出现在自然资源贫瘠的土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