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伸 | 我接触的路遥

文摘 2024-12-13 13:06 陕西

我接触的路遥

莫伸

我接触路遥是在1979年前后。第一次见面是因为什么，是在哪里，我已经记不得了。按照现在不少人的回忆文章，路遥其实很早就已经到《延河》杂志社工作了（当时叫作《陕西文艺》）。以此类推，接触他的原因恐怕主要是他在《延河》杂志社当编辑。那时“文革”刚结束不久，我发表的两篇小说引起了有关方面的注意，省上召开的一些文艺创作会议开始通知我去参加，于是在这些会议上我和许多的文学朋友相识了。

和路遥的相识也应当是这样的。

客观地说，那时候虽然相识，但只是点头之识。

1980年，我被推荐到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期文学讲习所学习。那时中国作家协会刚恢复活动，还在文化部院内的地震棚里办公。文讲所也没有固定的址所，是临时租用北京朝阳区委党校的房子。多年以后我又到那里去寻找当年的校址，却只见一片凌云矗立的高楼大厦和一派热闹非凡的繁华景象，早已没有了当初城郊接合部那种安谧和乡土的感觉。

有一天我正在上课，路遥突然不期而至。他是来北京组稿。第五期文讲所是“文革”结束后的首期，33名学员都是当时在文坛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比如蒋子龙、叶辛、王安忆、张抗抗、陈世旭、古华等等，大家虽然初登文坛，但都虎虎生气，创作的势头相当猛。所以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前来约稿的编辑络绎不绝。

按照常理，编辑来组稿首先要与各位被约稿者见一下面，所以我热情地留路遥在一起吃饭，之后准备陪他从从容容地与各位作家们见一面。但是路遥不肯。他说：“我不习惯和生人见面，你帮我跟他们打个招呼，希望他们有稿子给《延河》就行了。”

尽管我再三挽留，但他还是坚持要走。当时我有些不理解，觉得他一定是还有什么其他事要急着去办，应当说至今我也不排除这种可能。但是随着以后和他的接触渐多，我最终发现这样一种举动其实很符合他的性格。当时整个中国文学非常热，无论作家还是诗人们的稿子都非常抢手，用今天一句行话来说是卖方市场。这就无形中使得编辑的约稿多少有了几分求稿的意味。按理说请求给予稿件请求给予支持原本也很正常，但路遥是那样一种人，心性极为高强，不肯屈事于人，于是让他去求稿确实便成了一种难为了。

文讲所学习结束以后，我回到西安。那时候我还不敢有多大的野心，只是在短篇小说上耕耘，这期间路遥也不断有短篇小说问世。客观地说，他的短篇小说写得平平，看不出什么特别的才气。但是这种情况不久就被改变了，改变并奠定他日后创作地位的是他的中篇小说。几乎是在陕西作家们还根本不敢奢望写出中篇小说之际，他的中篇小说《在困难的日子里》却在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刊物之一《当代》上发表了。不久，他的《人生》又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发表了。应当说，《人生》的发表，标志着路遥完成了由一名普通作家成长为著名作家的跨越。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读完《人生》后我内心的震撼是多么巨大，这部作品不仅生活气息浓郁，而且对感情的描写委婉细腻，不仅有栩栩如生的人物，而且有对社会和个人命运的思考。可以说用优点多多来形容完全不够，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衡量，《人生》都堪称当时最杰出的作品之一。它的思想容量和艺术力量是当时陕西新时期以来无论哪一位作家的作品都无法达到的。

路遥当然还有其他许多作品，但是仅一部《人生》便已经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而且奠定得非常扎实。

不仅如此，路遥紧接着又推出了百万字的长篇巨著《平凡的世界》。这部长篇小说的思想艺术价值究竟如何姑且不论，仅它浩大的工作量，便是当时许多中青年作家们想都不敢想的。而路遥却顺风扬帆，一路浩荡，大刀阔斧也势如破竹地在他已经开创出来的良好的创作道路上高歌猛进了。

这就是路遥。他不仅有充沛的激情，而且有狂猛的干劲。不仅有空前的想象，而且有实践的魄力。他往往以出奇之举，将别人远远地甩在身后，令大家对他取得的成就钦羡不已，却又难以想象。

路遥很崇尚英雄。而且非常崇尚那些具有坚强性格的、悲剧性的英雄。比如斯巴达克斯。这种对英雄的尊崇和向往，使得他对自己的要求也常常是严厉甚至是苛刻的。为了达到他自己预定的一个创作目标，他常常背着书包，到一个绝少干扰的地方，进而通宵达旦地工作。后来他给我讲到创作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时的经历，说当他写完全篇最后一句话，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他把笔一折，用力地从窗户甩了出去。无论具体细节是否完全如他所讲述的那样，但本质上他的心境绝对如此。那时候中国还没有进入到作家们可以用电脑来方便地写作的境界，所有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那种长篇鸿制的完成就不仅需要脑力上的巨大付出，而且同时需要体力上的坚强支持。当写完一部长达百万字的长篇小说后，路遥的疲劳程度，以及终于可以身心两歇的喜悦程度，都是不难想见的。

有很多人说，路遥的英年早逝和他那一段时间内过于艰苦的写作生活有关。我觉得这是符合事实的。我记得那一年他为改写《平凡的世界》的某些章节，在西安电影制片厂的招待所包了一间房子闷头苦干，有天晚上我去看他，他正好饿了吃东西，吃的是蜂王浆就烧饼。他拿起一管蜂王浆，用吸管吸净，之后啃几口烧饼。随后又拿起一管蜂王浆继续吸，又继续啃烧饼。当时能够敞开来喝蜂王浆的人并不多，就这个意义而言，路遥的消费说得上奢侈，但一边喝蜂王浆却一边啃最原始的烧饼，这却又成了一种奢侈和低廉的巨大反差。而他却吸得那样从容，啃得那样自在，从效果上来看，是一种滑稽，也别具一种魅力。

从80年代中期开始，我和路遥接触越来越多。有一回省作协的徐岳邀我们同去汉中写稿。整整十多天朝夕在一起相处，这种近距离的接触使我对路遥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也同样使他对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和了解。有一天晚上我们聊天，正聊着，他突然很认真地说：莫伸我从前可不愿意接触你。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我觉得你是个城市青年，可高傲哩！

路遥告诉我，有相当一段时间，他对我都是不远不近，不凉不热，原因概出于此。后来接触多了，发现我并不是个骄傲的人，于是感情就一步一步地拉近了距离。

那次聊天使我奇怪，也使我思索，此前我的家庭政治背景是“黑”的，我从农村插队招工出来后，是在火车站当搬运工，干着最重也最苦的活儿。公平地说，我劳动表现始终不错，却连共青团都不肯收留我，这种种境遇，使得我哪里来骄傲感？而他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感觉呢？

随着与他的接触渐多，我最终发现其实根本原因不在我，而在他自己。他生在农村，饱尝了社会地位低下的滋味，环境给他造成了一种特殊的敏感。由于种种政策的限制束缚，中国农村和城市存在着巨大的差别。尤其是在极“左”年代中，能吃商品粮是多少农村青年梦寐以求的。这种残酷的现实，使农村青年很容易产生出一种自卑，而对一些心性高强的农村青年来说，这种自卑又往往会激发出他们一种强烈的自尊。有时候这种自尊甚至会达到极为敏感的程度。可以说，路遥这种敏感有他生活摇篮的锻铸，也印有他个人性格的烙痕，这种敏感既是他的优点，也可以算是一个缺点。我常想，如果他的性格能够更平和一些，处事能够更随意一些，给自己预定的目标能够更散漫一些，可能他的健康状态也就会相应地更好一些。

当然，我不能确定的是，如果换一种性格，路遥还会不会是那个光芒四射的路遥。也可能正因为他具有这样一种既是优点也是缺点的性格，才使他在很短一段时间内，能够创造出别人难以创造出来的非凡的成就。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路遥的英年早逝都是一个令人悲痛也令人遗憾的事情。至今我想起路遥，仍然禁不住扼腕叹息。尽管中国有许许多多的出色作家，但像他那样来自社会底层，又始终关注着社会底层的作家还是太少了！路遥对作家这个职业始终抱有一种神圣和崇高的理解，对自己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怀有一种自觉的责任和义务。尤其是在今天，当许多作家禁不住商品大潮的诱惑，对自己从事的职业甚至开始一种莫名其妙的自贬自损时，路遥的一些行为就尤显珍贵！

那回在汉中，路遥和我都买了大米。当时整个中国的物质供应还很匮乏，农村实行土地承包以后，率先有了明显的变化，能够不限制你买到大米就是最有说服力的例证。那一回路遥找了他一位在陕南部队上工作的朋友（似乎是在洋县飞机场工作），这位朋友非常热情，让我们乘坐一架中型运输机回到西安。我印象非常深的是，飞机上满满当当的全是大米。那是各种各样的人又托着各种各样的关系带往省城的。

汉中之行，有三件事我至今难忘。

一是路遥睡觉打鼾，可称鼾声如雷。打鼾并不奇怪，让我奇怪的是他才三十多岁。在这样的年纪便这样打鼾，我总觉得不解。

二是有一回一位当地政府官员请我们吃饭。那位政府官员已经年逾六十了。吃饭席中，官员突然问了一句：“老路，咱两个年纪谁大？”这句话当时把路遥和我都问傻了。路遥半天答不上话，我急忙为他解围：“路遥肯定比你小。路遥差不多和共和国同龄。”

政府官员为什么会这样问，想来无非三个原因：一是路遥名气很大，这就本能地给人一种年纪肯定也不会小的感觉。二是路遥为人处世极成熟，可以说虽然少年，却绝对老成。这种老成持重的姿态很可能会给对方造成年龄上的错觉。第三就是路遥由于过度劳累，确实早早显出了某种老态。当时我已经发现，他的鬓角已经有了相当明显的缕缕白丝。

第三件事是我们乘飞机回到西安后，作协有车去接我们。小车先送路遥回家。到作协家属院后，那几袋子大米他不往楼上扛，而是让别人来帮着扛。尤其是其中有一些并不那么重、他完全能够扛上去或者提上去的物什，他也宁可让别人来帮助扛提而自己不动手。这使我非常吃惊，也是我至今难以理解的。只是又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后，我才知道了他患有肝炎，但肝炎患者我见得不少，也并不都是如此呀。他究竟是浑身无力，怯于扛提，还是有着什么意识中的想法或者障碍呢？

（前排右起：路遥、莫伸、商子秦....）

路遥身上有很多突出的优点。但我认为他最突出也最具魅力的是他有很强的政治观察力、政治把握力和人事掌控力。这似乎与一个作家的头衔不吻，但却是事实。有时候我常常觉得，他的能力和他的性格可能去搞政治（或者叫作行政）会更合适些。他平时不爱多言，总是抽着烟默默思索，可以说沉稳有加。但有时又激情四溢，一旦说起话来，慷慨昂扬，妙语连珠，让你无法不受到感染。我觉得用“静若处子，动如脱兔”来形容他，应当是合适的。他非常有组织能力，许多事情似乎非常难办，但如果他牵头参与，就一定能够轰轰烈烈地干下去，反之，则完全可能事倍功半，甚至无功而返，无功而溃。

路遥身上也有很多缺点，我认为他很大一个缺点是生活习惯不好。

《平凡的世界》的责任编辑李金玉告诉我，路遥和他弟弟到北京后，就住在宾馆里，整天不出门，有时候饿了就在房间里啃烧饼。后来我问路遥为什么这样？他说：我对城市有一种恐惧。

为什么会对城市有恐惧感？

多少年以后，我又到北京，于是也有了那么一点儿对北京的恐惧。北京街道上永无休止的车流，北京日新月异发展之余给我带来的那种到处找不着预定目标的陌生，都使我丝毫不想去北京，觉得虽然繁华和热闹，却已经有了喧嚣和狂躁的味道。有时候换位思考一下，路遥始终说着带有浓重陕北味道的话，仅这种语言方式就使得他在那个过于匆忙因而也就过于轻浮的城市里找不着自己的位置，尽管那时候的北京还远远不像今天这样更热闹也更喧嚣，但敏感的他还是对这一切抱有一种本能的抵触。

认真说起来，对一个城市产生恐惧或者好恶的感觉，毕竟都是小事。真正让我觉得他生活习惯不好的是他的作息方式。他自己写过一篇文章《早晨从中午开始》，而他的早晨也确实是从中午开始的。他每天晚上不到凌晨四点不睡觉，有时候什么事情也没有，他便抽着烟在作协院子里转。而每天上午照例是他睡觉的时间，一直睡到中午两点左右。有好几次我因事找他，都选择在中午两点以后，即使这样，还经常敲了半天门却没人来开。终于来开门时，他正睡眼蒙眬，是刚从床上爬起来的。

本来，作息方式是纯粹个人的事情，没有任何可以指摘之处。问题在于，每一个人都是社会的人。他不可能脱离开社会这个大环境而孤立存在。他要参加各种会议和活动，要和各种各样的人共事，最起码要和妻子儿女共处，于是在种种社会接触的过程中，这种与众不同的作息方式往往就会成为一种拖累，不是需要他适应别人，就是需要别人迁就他，偏偏他不主动去适应别人（或者叫大众），这就无法不破坏他个人的规律和节奏，无法不影响到他个人的健康。至今我常常不无遗憾地想，如果路遥生活方式更常规、更随俗也更大众一些，他是否会英年早逝呢？

（本文选自陕西省作家协会成立60周年（1954—2014）纪念丛书——《作家与作家协会》莫伸《我接触的路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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