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家评论
在10月30日的研讨会上，文学界、评论界、出版界的专家学者就绵阳市安州区文化馆安昌河长篇系列小说“信仰三部曲”的时代意义、文学价值、创作特色等展开了深入探讨。
山西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小说学会副主席王春林——“信仰三部曲”是相对独立的三部作品，分别从人性、审美、历史三个角度展开叙述。这三部作品让我联想到中国作家阎连科的《年月日》、墨西哥作家胡安·鲁尔福的《佩德罗·巴拉莫》和英国作家威廉·戈尔丁的《蝇王》。“信仰三部曲”既是写实的，又是寓言的，包含着浓烈的抽象色彩，书写了信仰与人性的纠葛与冲突，交织着善与恶的思考，是具有相当思想艺术高度的文学作品。
《人民文学》杂志社副主编陈涛——作为安昌河在鲁迅文学院学习时的班主任，一直关注安昌河的创作。安昌河是一位从底层成长起来的作家，挖过煤、卖过豆腐，曾经苦难的生活都成了他的创作营养。安昌河是魔幻现实主义本土化的代表作家，他像一个魔法师，不断为我们带来文学的丰富可能。《山桃红》中，他聚焦三个家庭，借以三个孩童的成长，生动呈现着转型期社会图景下，个体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解读现实，面对欲望，安放内心，从而最终完成理想的坚持与温情的守望。
《文艺报》社副总编辑岳雯——四川有极其宝贵、纷繁复杂的文学素材，安昌河是其中的受益者，《血与骨》思辨力量最强，叙事有推动力，以两条线索展现了人在传统和现代中的挣扎。安昌河对历史提出了新的思考——不加怀疑的信仰是虚无的，敢于怀疑才能确定信仰的有效性。《千日旱》创设了一个真切的现实主义情景，但主要表达的是人怎么去处理善和恶的问题，这让人想起赛珍珠说的：“没有任何人、任何事可以摧毁中国人，他们是善于从苦难中生存的坚韧之人，他们知道屈服，他们在大风来临之时躬身，但他们永不毁灭。”《山桃红》讲的是人性，通过人物视角的转换体现出人性的复杂，构成了一部人性善恶的交响曲。在“信仰三部曲”中，安昌河尝试了不同的叙事手法，最终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路。
《长篇小说选刊》杂志主编宋嵩——“信仰三部曲”中写得最好的是《血与骨》，塑造一个生动坏人很容易，塑造一个让人信服的好人很难。安昌河塑造的安辰极这个英雄和传统的英雄不一样，是一个有缺陷的英雄，这让人想到鲁迅先生的杂文《战士和苍蝇》：“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用这句话概括《血与骨》是非常恰当的。
四川省作协名誉副主席马平——安，既是安昌河家乡的姓，又是流经他家乡那条河的姓，更是（龙门山）断裂带的底线和老百姓的祈愿。那条不足一百公里的河，出安州后很快就注入涪江、嘉陵江、长江。而作为作家的安昌河，他一直在发狠，凭着独自一人拽一条船向上游走的狠劲，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我们渐渐看清了他，他拽着往上游走的，那不是一条船，就是一条河。因此，他的名声，远比那条从断裂带流淌出来的河要响亮得多。
没错，安昌河通过多年埋头创作，凭着他的创作实力，早已经走出四川走向全国。他的长篇小说《山桃红》里那个“我”并没有做了石匠，而安昌河倒像是一个石匠。石匠看得见石头的纹理，甚至会给石头摸脉，安昌河对乡村物事的肌理显然也看得清摸得透。石匠会用大锤、二锤、手锤和錾子，安昌河对那十八般工具好像样样都拿得起放得下，不在话下。石匠打石头抬石头，阵仗都大，动静都大，但是，安昌河并不叮叮当当，并不杭育杭育，他的黎明和黄昏都静悄悄。我想说的是，他更像一个老式庄稼汉，一天不停地“刨弄”着。任何“刨弄”，都一样需要“手艺高超”。三个大部头，煌煌百万字，没有会用大锤二锤解决石头的手艺，也没有会用锄头犁头去“刨弄”土地的手艺，并不会用酒杯就能碰出来，用牙齿就能啃出来。安昌河最终成了何山他爹，名声低调喝小酒，手艺高超放大料。他是有气力的，能够拉着一条船逆水上行，能够把一个石头大料大卸八块。他的手艺也不错，除了做豆腐不上算，他能够精雕细作，绘花绣花。
这些年来，文学界关于“川派”的声音不绝于耳，这是真心的呼唤，也是善意的鞭策。“川派”，这是很大的一个话题，却毫不犹豫地成了安昌河的标识。安昌河的“川派”，“川派”里的安昌河，也是很大的一个话题。
四川评论家学会顾问、评论家刘火——三部曲是具有史诗意味的小说。如果按人性、社会性、历史和民族精神史，特别是小说里呈现的地域人文风景，每一个批评家和一个读者，都可以展开对三部曲的解读。
从叙事模型看，《山桃红》是一个成长的叙事，它代表着一种向往。《千日旱》是一个灾难叙事，也可以说是苦难叙事，它的预言性和象征性，表现出的是一种怀疑。乡村图景的书写，是四川小说的重要特质。《千日旱》里，我们看到拉美“爆炸文学”对中国当代文学持久的影响，包括阿来的《尘埃落定》和稍后达真的《命运》三部曲。阿来、达真对于藏地，特别是川辖藏地的人文、宗教，有独具力量的展示和表现。如果说我们把它这样一个模式，或者说它是四川小说重要的在场，《千日旱》里对于特定的灾难和苦难的的叙事，则是一种新的叙事尝试——对信仰的怀疑。
《血与骨》里的叙事，给我很强的冲击。譬如刽子手把杀人当它事业和成就的叙事，就是一种暴力美学。就这部小说看，暴力叙事，实质就是revolution叙事，即在今天的语境里，就是革命叙事。马克思不是说过吗，暴力是革命的助产士。《血与骨》里的革命叙事，是三部曲的重要关节，即对信仰的坚定。
把这三部曲连在一起读，成长的叙事代表着一种向往；灾难的叙事代表着一种怀疑；革命的叙事就代表着一种坚定。这是安昌河为当下提供的历史、人性和社会等的在场图景。
四川省评论家协会秘书长白浩——安昌河的作品圆润成熟，创作生命充满了可能性，值得期待。《血与骨》《千日旱》具有传奇性，是对历史的重塑。《山桃红》更具独立性，作品后半部分的深邃思考是建立在丰富生活的基础上的，是对国民性、民族性的深切反思。
绵阳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李资富——从小说结构、矛盾冲突、叙事脉络、人物塑造、语言使用等方面，在作家以往小说创作基础上，有重大突破，有开创性。
百年孤独《千日旱》里的孤独，是主人公安子谦的孤独；《血与骨》里的孤独，是英雄的孤独；《山桃红》里的孤独，是一群人的孤独。三部曲里这些个体命运的孤独，人生的跌宕起伏，让人物形象更鲜活更饱满更突出，让故事情节更精彩。
回归《千日旱》里的回归，是生存与人性的回归；《血与骨》里的回归，是真相与英雄的回归；《山桃红》里的回归，是人生与命运的回归。这些回归，都是建立在和解基础之上的。《千日旱》里与人祸、天灾、生存、人性的和解，《血与骨》里与时间、质疑的和解，《山桃红》里与人生、命运、情感、生活的和解，正是因为这些哲理般的和解，才使得这部百年孤独，能够按照故事情节的发展和人物情感命运的变幻及时回归，给读者以期待、启迪和欣慰。
信仰的力量《千日旱》里，安子谦对辛勤劳作的土地的信仰，深沉又坚韧；安若兰与水在田用生命和鲜血，捍卫了他们伟大的革命信仰。《血与骨》里的信仰，是革命的信仰和对信仰的信仰。《山桃红》里的信仰，是对信仰丧失的忧虑和重建。
伟大的母性 文本内外，安昌河的小说一直在讴歌伟大的母性。伟大的母性，是给人们个体生命的母亲，是国家和民族，也是给人类一切包容和拥抱的大地。安昌河以自己生活的安州地域，转换成小说里的“秦村”“土镇”“爱城”，既是对这块土地执着又疯狂的热爱，也是对大地这一伟大母性的反复讴歌。
消亡与重生 当国家被兵匪、黑帮、反动统治破坏，通过革命建立新中国，让国家重生；当对英雄的信仰因质疑怀疑消解时，通过真相重生；当因改革开放经济富裕信仰丧失时，通过法制、舆论、和解等教化，让公序良知重生；当家园遭受地震天灾时，通过重建而重生。
绵阳师范学院教授、评论家郭名华(书面交流）——《山桃红》的笔法和以往作品相比更为洗练，主题比较集中。小说下部采取了悬念的写法，故事情节很抓人，有着很高的叙事技巧。
《山桃红》对于乡土社会的想象，主要集中在对恶劣的乡土文化环境的批判和对于伪善的揭露上。主人公何山（“我”）就是出生、成长在这样的恶劣乡村环境之中的，他的悲惨遭遇，让人感到“剧烈的疼痛无法承受”。在乡土社会中，无论是村里，学校，还是家里，都没有适宜的文化土壤供何山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少年好好生存下来。这不幸的童年，造成了何山扭曲的人格。《山桃红》也写了真诚与善良。正是因为在无比寒凉的乡土世界，还有那么零星的几个像打杵子这样的善良真诚的人存在，何山这样的孩子才有了人生命运改变的一点点可能。
《山桃红》对乡土社会的恶，有着较为全面的观察，也有着独特的见解。为何乡土之恶会一代代延续，恐怕和人们的忘却和失忆有关，该从历史中吸取教训的，却从来都没有。不但如此，他们甚至故意弄糊涂，历史给涂抹得面目全非，这是《山桃红》对乡土社会批判最为深刻的地方。的确，乡土社会已经到了需要大力呼唤善良和真诚的时候了。
供 稿：《四川群文》编辑部办公室、
编 辑：李 婷
审 核：熊 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