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妖精”小孩

▲ 一位厌食症患者只有7岁，芭蕾舞老师嫌她胖，于是她开始减肥。（农健 / 插画）

文｜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南方周末实习生 金瑜

责任编辑｜谭畅

2024年9月，随着中小学开学，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进食障碍诊治中心的床位变得不那么紧张了。在该中心住院的厌食症患者中，有一大半是中小学生——父母趁暑假把他们送来住院，再赶在开学之前出院，以尽可能避免休学。这导致每年暑假都成为住院高峰，患者得排队一两周才能住进来。

患者绝大多数是女孩，共同特点是瘦，有的瘦到脱相，入院时已经严重营养不良，并伴有多种并发症。但她们仍然害怕长胖，并因此不好好吃饭。在她们的观念中，只有瘦下来才会变美，而只要少吃就能变瘦。

近年来，随着越来越多的孩子热衷于减肥，厌食症患者呈现出低龄化趋势。每年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以下简称“上海精卫”）初诊的厌食症患者中，未成年人占比过半。某种意义上，这些在疾病初期得到及时治疗的孩子是幸运的，在医生们看来，进食障碍的病程越长，治疗的难度越大。一位多次住院的厌食症患者已经“暴食-催吐”成瘾，她将每次住院比作戒毒。

多数厌食症患者患病都与家庭有一定关系，“有的孩子就是用饿死自己的方式来攻击父母”。

最小的患者7岁

与多数孩子的情况相反，15岁的沈思宁是开学后才到上海精卫住院的。她的主管医生陈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时间来住院的孩子，通常都病情比较重。

当时，沈思宁的体重只有五十多斤，BMI为11.3，按照相关标准，属于“极度消瘦”水平。BMI即身体质量指数，又称为体重指数，计算公式为体重（公斤）除以身高（米）的平方，该指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人体密度。

不过，沈思宁远不是厌食症患者当中最瘦的。就在2024年8月，上海精卫进食障碍中心收进的一名患者，BMI还不到9。用陈涵的话说，这个23岁女孩看起来就像“裹着一层皮的骷髅”，连站起来都十分困难，不得不坐着轮椅接受医生查房。

上海精卫临床心理科主任、进食障碍中心负责人陈珏从2003年开始从事厌食症的治疗和研究。当时，在西方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的厌食症，在国内还属于新生事物。在陈珏印象中，那时候医院一年也就收治几例，由于缺乏治疗经验，医生碰到这样的病人很头疼。

后来，病人渐渐多起来。2017年进食障碍中心成立以后，病人数量更是突飞猛进，几乎每年都创下新高。由于病人增长太快，医院人手不够，医院只得与院外的心理咨询师合作，为患者提供必要的心理治疗。

进食障碍包括三个主要病种：神经性厌食症、神经性贪食症和暴食障碍（简称厌食症、贪食症和暴食症）。其中厌食症的死亡率是精神科最高的，同时也是精神科“最难、最棘手的一个病”。

进食障碍在全国的发病也呈上升趋势。一项对国内9个省份的流行学调查显示，2009年、2011年和2015年，进食障碍的患病率分别为5.88%、5.99%和6.91%，已经逐渐与西方国家接近。

在数量快速增长的同时，上海精卫的厌食症患者年龄也越来越小，明显呈现出低龄化趋势。陈珏见过最小的门诊患者只有7岁，她还记得那个孩子练芭蕾舞，老师嫌她胖，于是她开始减肥。

陈涵曾治疗过一对11岁的双胞胎厌食症患者，两个孩子在吃饭时还互相攀比，不满意对方的早饭比自己的少，有时能吵一个小时。

沈思宁的家庭治疗师夏川近几年也感觉到，患者年龄越来越小。有一次在病房见到一个10岁患者时，她禁不住跟护士长开玩笑：“你们是不是要办幼儿园了？”

据上海精卫2023年所做的一项统计，2012年以前，到该院初诊的厌食症患者当中，未成年人一般只占10%左右，很少超过20%。然而到2012年，未成年人占比超过了50%，此后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2022年更是达到创纪录的65%。

2024年9月，在上海精卫“600号画廊”举办的进食障碍科普艺术展进入尾声。这个艺术展于7月1日开幕，策展人之一张沁文曾是一名厌食症患者，近年来一直以真实身份做进食障碍科普。张沁文还记得，三年前她跟一位曾患过进食障碍的朋友见面时，旁边就有五年级的小学生在议论，说班里女生中午不吃饭，都在减肥。

张沁文认为，经过多年科普宣传，随着审美多元化，减肥的人会越来越少，进食障碍患者也会变少。然而事实是，进食障碍还在“一代代地传承下去”。（相关报道详见《为什么是孩子？厌食症低龄化的新媒体推手》）

2002-2022年，上海精卫中心门诊进食障碍患者未成年人比例。AN即厌食症。（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 图）

为“爱豆”减肥

沈思宁从2024年年初开始减肥，初衷是为了看“爱豆”（偶像）的演唱会。她的“爱豆”是时代少年团的一个成员。沈思宁从2022年上半年开始喜欢他，并在线下见过几次。在她看来，“爱豆”身上有一种别人所没有的能量。查房时，沈思宁告诉医生，“我们粉丝讨论他的时候会很激动、很兴奋。”

2024年2月，时代少年团要在沈思宁所在城市开演唱会，为了在“爱豆”面前“完美一点”，沈思宁决定减肥。她那时其实并不胖，属于正常体型。可是她发现，周围的女孩都在追求瘦，于是她也想再瘦一点，因为这样会更好看。她还想穿上S码（小码）的裙子，“现在的女装越做越小。”她向医生抱怨道。

12岁的李昕比沈思宁早半个多月住院。她在一年前开始减肥。她告诉医生，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参加过一个舞蹈班。每次称体重，老师都说她胖，还带领同学取笑她，这让她很焦虑，当时就有了减肥的想法。

减肥前，身高接近一米七的李昕，体重只有90斤，其实已经很瘦。但班上有同学告诉她：“你再瘦一点就更好了。”

上海精卫进食障碍中心护士长刘玥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不少孩子只是觉得自己某个部位胖，最常见的是觉得腿粗，想通过减肥让腿变细一点，“但一减肯定是匀称地减，导致整体都下来了。”

据陈珏介绍，绝大多数厌食症患者得病都始于减肥，不过并非每个人减肥都会减出厌食症。她说，厌食症患者大多有两个特质，一是过度追求完美，二是有超强的意志力。她们在学习方面往往出类拔萃，有的在某些领域具有很高天分。但是在吃饭这件事上，她们表现得还不如一个婴儿。

很多厌食症患者身上有强迫特质。心理治疗师范晓有个来访者，是读初一的女孩子，其强迫表现是学习，“只有看书时她才能静下来，一不看书就发抖，她一定要得全年级第一，哪次不得第一，她会发疯的。”

在600号画廊展出的七十多幅进食障碍作品中，有一组题为《妖精》，所配的文字说明如此概括厌食症女孩：

“妖精女孩，代表那些对身材有着极度苛刻要求的人群，因过度在意他人的评价而深陷厌食症的折磨。连喝水都严格控制，活在自我形象的无尽焦虑中，试图追求他人眼中的‘完美’。”

进食障碍科普艺术展作品《妖精》。（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 图）

“脑子里只有食物”

减肥之前，沈思宁体重98斤，计划减到88斤。她说，之所以定这个数字，是“图个吉利”。

她开始不吃米饭，只吃自己做的“减脂餐”。她每天称体重，并用一款叫“薄荷”的软件计算食物热量。她起初对医生说，自己吃的量“比较正常”。但在医生追问下，她承认一天所摄入的食物热量只有800千卡左右——不到正常水平的一半。

最终，凭借超强自律，沈思宁在2024年2月“爱豆”演唱会前实现了减肥目标。但之后，她并没有恢复正常饮食，仍像原来那样吃饭。她解释，这是因为5月“爱豆”还要开一场演唱会，“我怕体重又长回去，所以就吃得更少。”

结果很快又减了十多斤。此时，沈思宁身上开始出现厌食症患者大都有的症状：闭经、怕冷、脱发、便秘。第二场演唱会开完，沈思宁的吃饭模式仍没有改变，她的体重也持续下降。她告诉医生，减肥后，脑子里对“爱豆”的关注反而少了，“已经忘记自己（减肥）的初衷”。

父母眼看着沈思宁越来越瘦，却毫无办法。她母亲告诉医生，自己曾带她去当地医院，但她“打死也不住院”。

陈涵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很多孩子都是被父母强行带来住院的，一进来就哭闹。

据陈涵介绍，多数厌食症患者并非没有食欲，只不过为了追求瘦，她们会压抑自己的食欲。在限制进食的同时，有的患者会通过其他方式寻找“替代式的满足”，比如有的会观看吃播，还有的喜欢做饭，但做完后自己不吃，只是看着别人吃。

和很多厌食症患者一样，在饿了大半年以后，从2024年8月起，沈思宁开始了暴食，并一度达到“恐怖”的地步——她曾24小时不睡觉一直吃，还曾连续吃了11根冰激凌。用她的话说，那时的她根本控制不了自己，整天“脑子里只有食物”，睡觉都梦到食物。暴食冲动有时让她深感绝望，甚至想“干脆把自己吃死算了”。

9月初，在一次暴食之后，沈思宁出了严重的身体状况，父母将她送到当地医院抢救。脱离生命危险后，她才改变执念，同意住院治疗。

陈涵说，同一个病人，其进食障碍在不同阶段可能会发生转化。开始一般是“限制型”厌食症，以节食为特征，患者体重会不断下降。当体重下降到一定程度，在本能驱使下，有一大半患者会有暴食行为，暴食之后由于害怕长胖，会通过催吐、导泄等办法清除食物，导致体重仍然很轻，这时候就转化成“暴食-清除型”厌食症。之后如果暴食行为继续，体重可能回升，一旦达到正常体重，就会被诊断为贪食症。长期暴食的患者，如果不再进行清除行为，这时就会转化为暴食障碍，往往伴随着肥胖。病程越长，治疗难度就越大。

进食障碍科普艺术展作品《我的朋友》。（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 图）

“厌久必暴，暴久必吐”

姜楠是一名“暴食-清除型”厌食症患者。这已经是她第8次到上海精卫住院。上次住院期间，她的体重长了10斤左右，结果回家后即恢复“暴食催吐”模式，仅一周就把住院一个月长的体重掉完了。

在姜楠看来，像沈思宁和李昕这样在疾病初期就及时住院治疗，其实是非常幸运的，因为大部分患者都走了很多弯路。至于她本人，则是“走了所有弯路的典型”。

姜楠从大学本科毕业那年开始减肥。她从小体型偏胖，保送研究生后，她痛下决心要“和二十年来胖胖的自己告别”。除了节食，她还通过运动减肥，天天泡健身房，仅一个暑假就减了30多斤。研一上学期结束后，又减了30多斤。半年内，体重从150斤减到70多斤。

此时，所有人都看出她不对劲，姜楠也意识到出了问题，她曾在日记里提醒自己“可以停下来了”。可她已经“刹不住车”。她后来反思，之所以会这样，除了害怕长胖，可能还因为她曾体会到瘦的快乐——她人生中第一个男朋友就是瘦到八十来斤的时候开始交往的。

眼看姜楠越来越瘦，母亲开始着急起来，先后带她去看妇科、消化科，还看过中医，“都说没事，加强营养就会好起来。”姜楠母亲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后，是父亲从网上查到厌食症，并在一次就诊时提醒医生，姜楠才被诊断出厌食症。

此后，父母开始劝姜楠好好吃饭。当看到女儿终于“打开心结”，吃饭多起来时，他们一度感到高兴，却不知道女儿的病已经发展到一个更严重的阶段。

姜楠最初是用手催吐的，她还记得第一次吐出来的感觉——“哇，太爽了，我终于找到一个方法，既可以满足食欲，又不用担心长胖了。”

然而，潘多拉魔盒由此打开。由于觉得抠吐麻烦，且吐不干净，姜楠后来学会了用催吐管。她的第一根催吐管是从淘宝网上买的，卖家除了发来管子，还附送视频教程。用姜楠的话说，不管吃多少，只要用上催吐管，吃的食物“跟洪水泄闸一样就吐出来了”。从那时起，本已逐渐胖起来的她又迅速瘦回去，体重最低时只有五十多斤。

“厌久必暴，暴久必吐”，这是姜楠总结的厌食症发展规律。在她看来，如果当初自己对进食障碍有足够认知，在还没有发展到暴食催吐阶段去就医的话，会有很大机会康复。

姜楠的暴食和催吐后来已经成瘾。她将每次住院比作戒毒，至于毒品，“如果把抠吐比作吸大麻，那么用催吐管就是吸海洛因。”

最近一次住院之前，为彻底治好厌食症，姜楠在其他医院做了一个简称“DBS”的脑部手术：医生在她的大脑里植入三个电极，通过电池放电来刺激脑部。这种手术原本用以治疗其他精神疾病，后来发现对厌食症也有效。姜楠一度对手术寄予厚望，结果并不如意。手术之后，她不得不又回到上海精卫住院。

在做DBS手术之前，姜楠还曾打算做脑毁损手术，旨在通过破坏与进食相关的部分脑组织来治疗厌食症。但上海精卫的医生不赞成她做，认为该手术疗效并不确定，而且风险很大。姜楠的母亲说，姜楠当时已经剃了头发，做好准备，但最后还是没做手术——“有医生说做了以后，笑点会比较低，很多事情都忘记了，变得有点傻。她爸爸就不敢让她做了。”

进食障碍科普艺术展作品《Diet Trainer》。（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 / 图）

“食物是最好的药”

住院之后，医生为沈思宁制定了饮食治疗方案。她一开始只吃正常餐量的三分之一，尽管如此，她仍抱怨撑得“要爆炸”。

陈涵说，许多患者由于长期节食，导致胃容受性差，恢复正常饮食后，就会有反应。此外，由于长期营养不良，沈思宁还患上了“十二指肠淤积症”，导致食物吃到胃里之后，无法顺利进入小肠消化，进一步加剧“撑”的感觉。

在陈珏看来，和其他一些并发症一样，厌食症患者的“十二指肠淤积症”是可逆的，随着营养的改善，症状会慢慢消失。可是，有的外科医生由于不懂厌食症，会给患者做“胃-空肠吻合术”，结果患者反而吃得更差。还有的厌食症患者因为严重便秘，结果被切了结肠。

果然，无需手术，住院几天后，沈思宁“撑”的感觉渐渐消退了。

但是，对于大部分厌食症患者而言，正常吃饭却是难以完成的任务。她们眼中的食物与正常人眼中的不一样。进食障碍艺术展上有两幅作品，一幅是厌食症患者用来吃饭的刀叉上都长满了刺，使用时手被扎出了血；另一幅是一份意大利面上，趴着一只蜘蛛一样的虫子。有一个患者跟夏川说过，在她眼里，每一粒米饭都是一条蛆。

然而，厌食症没有特效药。用陈珏的话说，食物就是最好的药，好好吃饭是通往康复的必经之路。

在上海精卫进食障碍病房，病人吃饭的房间不叫餐厅，而叫治疗室。体重是衡量厌食症患者康复程度的主要指标。不过，大部分孩子对体重增加充满恐惧，并为此不好好吃饭，出现各种“稀奇古怪”的行为。

姜楠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有的孩子在住院时几乎不喝水，有的还会不停地吐口水，她们以为这样对减轻体重有用。

由于认为油脂热量高，很多孩子吃饭时会“沥油”。护士徐荣静曾观察过“沥油”的动作，发现几乎一模一样——“她们要么把所有的菜拨到一边，这样油就会顺到另外一边，高处的菜油相对少一点，她们就从高处开始吃；或者拿筷子夹一下，把这些油汁挤掉。”徐荣静对南方周末记者说，“那个动作我几年了都没学会，她们一学就会。”

“藏食”则是另一个典型症状。吃饭时，所有患者都得集中到治疗室，四周围有一圈护士和治疗师监督，以防止她们“搞小动作”。进餐要在半小时内完成，饭后一小时仍要待在治疗室。如果实在要上厕所，则有治疗师跟着，防止她们借上厕所之机催吐。

姜楠有一次“藏食”时被护士徐紫琳抓了现行。徐紫琳还记得，姜楠当时把几颗坚果和一个咬开了的鸡蛋放在口袋里，由于口袋没关好，蛋黄都可以看得见。徐紫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还不算离谱的，有的孩子甚至会把荤菜放在内裤里。

姜楠每次因“藏食”被抓都深感羞耻，但她仍克服不了。对她而言，对于长胖的恐惧，几乎可以压倒一切。

病房每周两次称体重，为了避免焦虑，患者被要求背对着体重秤。医生与患者交谈时，也尽可能避免直接说她们长了多少，但即便是“恢复得不错”这样的用词，也可能导致患者崩溃。

院方要求厌食症患者的体重每周需要增长一到两公斤，如果达不到，就得补营养素。徐紫琳说，每次称体重的时候，她发现有几个孩子早早就过来排队。后来才知道，为了让体重达标，她们提前喝了很多水，一称完体重就赶紧上厕所。

除了少吃，厌食症患者拒绝体重增加的另一种方法，是抓住一切机会做运动。徐紫琳曾见过一个患者，天天在走廊里走，从早晨走到晚上，住院三个月，走坏了一双鞋。

姜楠的病房里有一个孩子，每天定了早晨5:40的闹铃，起床之后就去厕所蹲马步，一直蹲到饭点。吃饭的时候，有的孩子坐着时两脚悬空，或者只坐半边屁股，以此来消耗食物热量。

住院期间，与姜楠同病房的琪琪每天都要跳两万下。为了不影响别人，经常躲到厕所里跳。琪琪出院前，姜楠曾注意到她走路的姿势有些奇怪。后来从琪琪发的小红书上得知，由于高强度的“开合跳”，她的脚骨折了。

据姜楠观察，琪琪住院期间陷入了“恶性循环“：她每天不停地跳，想把食物热量消耗掉，但消耗得越多，体重就越不长，体重越不长，医生就越给她加营养素，她心里就越难受，然后更狠地做运动。

上海精卫进食障碍中心病房的患者中午在治疗室用餐，治疗师、护士和家长围在四周监督。（南方周末记者 柴会群 / 摄）

“用饿死自己的方式攻击父母”

在陈珏看来，大多数厌食症患者患病都与家庭有一定关系，而在这样的家庭，父母往往从小就对孩子控制得很厉害。“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开始要做自己，就拒绝父母对她的这种控制，拒绝的方式之一就是不吃饭。”陈珏说，“有的孩子就是用饿死自己的方式来攻击父母。”

沈思宁从小是一个比较敏感的孩子，父母对她要求高，也非常重视她的教育。小学毕业后，为了让她上全区最好的中学，他们买了学区房，沈思宁则凭借自己能力考上这所学校的重点班。

然而，她只上了一个学期就休学了。“重点班都是学霸，我在里面很吃力。”她这样向医生解释。

在沈思宁眼中，父亲是一个“很强大”的人，并希望她也一样强大。“但人跟人的性格是不一样的，我做不到他那个样子。”

夏川注意到，沈思宁生活的地方是一个发达的移民城市，她的父亲靠个人奋斗小有成就，秉承“努力就能成功”的价值观。“但是他把这一套用在孩子身上，就容易出问题。”夏川说。夏川接触过不少类似的父亲，有的身居高位，甚至是500强公司的负责人。但夏川发现，这样的父亲会习惯于用管理企业的方式来管孩子，“他回家后不是爸爸，而是老板。”

接受家庭治疗时，沈思宁的爸爸否认家庭有问题，更不认为自己有问题。“孩子都这样了，他还觉得他的家庭充满了爱，很OK、很完美。我的天！”夏川感叹。

由于父亲平常很忙，沈思宁更多时间是和母亲在一起。在她看来，母亲的脾气特别急，两人属于“不太能相处的那种”，经常起争执。但是母亲又是她“惟一能依靠的人”。

在夏川印象中，沈思宁的母亲甚至比孩子还焦虑。她发现这对母女的相处模式很有意思，某种程度上，母女俩都在以伤害自己的方式伤害对方——“就像每个人手里都拿一把刀，各自朝自己身上戳。”

在夏川看来，在家庭治疗初期，多数家长都认识不到自己的问题。家庭治疗师的工作，很大一部分是改善家庭内部的不良关系。但是，经常出现的情况是：父母往往比孩子还难作出改变。

范晓是姜楠的个体心理治疗师。在他看来，每个进食障碍患者后面都有一个需要去探索的家庭系统——“家庭系统一旦出问题，就会表现在系统当中某个薄弱的环节，而这个薄弱环节往往就是孩子。”

姜楠动减肥的念头是源于父亲。和沈思宁一样，父母从小对她要求严格，而她除了胖一点，其他方面都属于“别人家的孩子”。读大学后，少了学业压力，她的体重进一步增加，于是父亲开始督促她减肥。“我印象特别深，每次放假回来，我爸到火车站接我，见到马上眉头一皱，第一句话就是：怎么胖成这样？”

姜楠是在患病7年后才去住院的，其间父母曾多次劝她住院，但她一直拒绝。直到现在，她也很难解释清楚原因。

范晓认为，真相可能是这样：在姜楠的潜意识里，是整个家庭病了，而不是她一个人病了。而父母劝她住院的潜台词，是认为只有她一个人有问题，父母没有问题。姜楠内心对此不认同，但又很难说出口，就通过拒绝住院的方式来表达内心想法。

在姜楠的家庭治疗师彭素芳看来，姜楠减肥本身就是在对抗父母，“我们中国人讲，身体发肤受之父母，她折磨和虐待自己的身体，其实就是在向父母表达愤怒。”

不少患者在生病之后，家庭关系会变得更加糟糕。上海精卫2024年8月收进来的一名患者说，她的母亲最近得了癌症，父亲认为是被她气的。这次住院时，她的父亲放出狠话：这将是她最后一次治病，如果再治不好，就让她在精神病院待一辈子。

姜楠和父母花了三年时间，直到最近才渐渐意识到各自的问题，并最终实现了和解。彭素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直到今年上半年，她给他们做家庭治疗时，三个人还经常吵作一团。

不过，所有的医生和心理治疗师都承认，绝大部分父母内心是爱孩子的，而这一点正是患者康复最重要的资源。陈珏引用一位国际家庭治疗大师的话说，“家庭是（治疗）儿童青少年问题最好的一颗药”。

反复住院的姜楠对自己将来能否康复非常悲观。她承认自己“怕胖”的心结仍没有真正打开，这导致她“抬起脚往前迈的时候又缩回去”。不过，她还是希望所有得进食障碍的孩子能慢慢好起来。

（文中患者沈思宁、姜楠、李昕、琪琪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