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再问我什么是迪斯科”

▲ 表演结束后，全场观众一起舞动。（千灯湖青年戏剧节供图）

文｜南方周末记者 朱圆

责任编辑｜李慕琰

佛山南海金融公园的一间空置玻璃场馆，在2024年9月21、22日两个夜晚，变成了“迪斯科舞厅”。蓝紫灯光扑朔暧昧，银色反光球低悬于天花板的中央，一半木头一半瓷砖的地板铺满了马赛克贴纸，和舞者衣服上的同款纹样交错，让人眼花缭乱。表演结束，观众们向五个专业舞者围拢，青年、父母、孩子、身穿制服的保洁与保安，踩着清晰强劲的节拍，一起摇摆、蹦跳、旋转。

几曲终了，墙面投影出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老照片，花衬衫、喇叭裤抢眼，照片中人的发型也以浓密取胜。人们还未从刚过去的七十多分钟里回过神，迪斯科——中国四十年前最时髦的活动，在舞蹈剧场《来来舞厅》中被拆解、打乱，再由舞者以身体倾诉、传感，最后全员加入其中。

四十年前的人们，初次接触到西方的潮流，禁锢重重的身体忽然解放，短时间内达不到自如境界，跳迪斯科时，仍带有一顿一顿的生硬感。专业舞者故意将流畅的舞姿跳得卡顿生硬。何其沃是《来来舞厅》的编导，也是二高表演的创始人，他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这个作品特别挑舞者，“有一些舞者觉得太丑了，不好看，或者太搞笑了，不敢跳。”

北京、上海、香港、伦敦……十年以来，舞者们带着这个作品周游世界，却是第一次在它的诞生地广东完整表演。它并不能总是被批准上演。不过这次，佛山南海桂城街道主办的“千灯湖青年戏剧节”在审批上亮起绿灯，据策展人安妮说，政府官员也来到了现场看演出。

从表面看，《来来舞厅》旁逸斜出，毫不规整，内里实有深厚的迪斯科调研背景支撑。三年创作时间，像是开展了一场关于流行文化的田野调查，音乐社会学学者王黔加入，补充了大量背景知识，舞者们开设工作坊、讲座，在不同的公共空间里，和全球各地观众交流，获取他们的迪斯科经验。

在阿那亚巡演至最后一场时，舞者们完全放松下来，冲观众眨眼放电。后来，这样的互动再没有出现，因为在那个年代，台上的歌星与台下的异性粉丝互动过于亲密，是要被判“流氓罪”的。在遵循大时代背景的前提下，《来来舞厅》保持着表演的生硬、粗糙和可爱。 

当“Disco女神”将那顶玻璃亮片高帽举起，又戴在观众头上时，一个神秘的仪式完成了。不停将细碎光斑投在墙面上的帽子，如同法器，召唤每个在场的人踏入迪斯科的世界。

第一支舞曲破空而来，古早合成器的音色瞬间铺满房间。五个舞者跳起了迪斯科舞步中的经典动作，耸肩、扭胯、抖胸，曾带有禁忌色彩的身体部位，都一并在音乐中动起来。

中国的迪斯科风潮涌现于开放年代，从欧美经过香港传入广州，辐射整个中国大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圆明园，摄影师李晓斌拍下了一群跳舞的青年，头戴蛤蟆镜，脚蹬懒汉鞋。板砖块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他回忆，围观者远多于参与者，他们心情都比较复杂，看得很过瘾，又有些犯怯。

民间舞会潜行一年多，到了1980年6月，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发布“禁舞令”。1984年，改禁为限。在简陋舞场被强光手电与呵斥突袭的狼狈，也是迪斯科留给那个年代中国人的记忆。

“那种克制，只有在四面墙里面可以放纵，也还是会有一些在放跟收之间的状态。”何其沃点出，在《来来舞厅》里，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质，每次舞者们刚跳至尽兴，便会马上收敛，切换至下个舞段。

唯一的例外发生于结尾。本来服饰各异、气质鲜明的舞者们换上相同的衣服，每个人都在疯狂地、肆意地跳舞，直至把自己累得瘫倒在地，大口喘息。

李润坚是今年新加入《来来舞厅》的00后舞者，在他的理解里，到最后，“迪斯科从我们身体上的个性脱离出来，越来越凝练，每个人都是为了那颗闪耀的迪斯科球，不在乎体力地去跳舞。”

对于年轻的他来说，迪斯科是一种非常陌生的经验。在排练时，透过他人的讲述，他得以了解，当时的舞厅是有宵禁的，关门之前的十几分钟会黑灯，大家都玩命地一直跳，一直跳。

“我觉得他们会把舞蹈当作身份的象征或者是武器，可能从大家拉帮结伙打架开始变成斗舞。他们在过程中找到了一种存在感，或者是成就感。”李润坚推想。

李润坚（右）是今年新加入《来来舞厅》的00后舞者，最后十分钟，他感到每个人都是为了那颗闪耀的迪斯科球，不在乎体力地去跳舞。（魏蓝 摄）

1987年，迪斯科舞会正式获得官方合法性。舞厅大受欢迎，霓虹灯闪烁在街头巷尾，“迪斯科女王”张蔷的专辑销量一度超过了抒情歌手邓丽君。

虽然创作了和迪斯科有关的作品，但生于1985年的何其沃并没有直接参与其中。那段时间，他的父亲开了一家音像店，他感觉整个阳江都在播放张国荣的《暴风一族》：“言行言谈旁人没法懂，唯在漆黑正中另觅我天空……”大概由于音像店都用这首歌来测试Hifi的低音。

何其沃如今回望，那时跳迪斯科是需要勇气的，“以前，大家都住在员工宿舍，墙很薄，隔壁煮什么饭，我都能知道的。所以要去舞厅，打扮得花枝招展，会被邻居说的。我知道一定会有人说我的，但是我还是要去跳。”

舞者张典凌就曾经对迪斯科有刻板印象。六七岁时，她常被爱跳舞的母亲带到舞厅，母亲蹦迪去了，剩下小小的她，靠在音响边都能睡着。在1990年代初，许多舞厅鱼龙混杂，里面会有人打架斗殴，甚至吸毒。她也倾向于老一辈人的想法，认为去舞厅的都不是正经人。后来长大了，她也去蹦迪喝酒，自然把这些片面的印象化解掉了。

她把迪斯科舞厅比作“潘多拉的盒子”，“对于那个时候的年轻人来说，吸引力是巨大的。他们每个人都用跳舞来把自己那些非常隐秘的、很复杂的（心绪），无论是悲伤的、快乐的、期许的，通过跳舞把它化解掉，或者诉说出来。”

在《来来舞厅》最后的十分钟，张典凌感觉自己不再是在刻画某一种形象，复制某一些符号，而是回到了自己，她也像四十年前跳舞的青年一样，不舍得离开这场梦境。

五名舞者中，只有张典凌从作品创排之初一直跳到了现在。场上的她身穿流苏短上衣、喇叭裤，露出腹部、小腿，和双马尾女孩、皮草贵妇相比，她的姿态、眼神流露出更浓重的女性特质。

听闻此评价，张典凌笑起来，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最开始她的角色设定是中性、刚硬的女生。上一轮巡演距今已有六年，当时不到30岁的她，留着短发，还剃了一侧鬓角，生活中，也颇为男孩子气。而这一次，她将对母亲的理解放入了表演之中，“女性对自己身体的一种意识，如何去展现、去欣赏自己。”

创排过程中，每个舞者都要做家访，母亲对张典凌讲述自己的舞蹈启蒙来由，“以前跳的是忠字舞、样板戏，她说‘我觉得不好看，直到我看到邓丽君上台轻轻地扭来扭去摆动，我觉得好美，我要这样跳舞’。”

这一次，张典凌跳的白毛女选段，也不似此前杂糅芭蕾、迪斯科，而是完整复刻了由样板戏衍生的芭蕾动作。换上足尖鞋，她自幼学芭蕾的记忆被唤起，所有身体的感受，与迪斯科里的自由奔放背道而驰。另一个舞者捧着镭射灯跟随她，她的舞蹈与着装、周围的环境，形成了明显的冲撞。

“以前的女生都穿同样的制服，我们的性征都在制服里面隐藏起来。”何其沃解释，白毛女在性别研究里占据了一席之地，男主角大春提出护送她回家时，她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女生。

舞团制作人潘雄曾告诉张典凌，他每次看白毛女的段落都会流泪，因为想起了自己的女性长辈。有的观众在观看时，会想象白毛女是不是被禁锢了，之前的场次，张典凌跳完，脱去外套，有人把这个动作理解为“解放”。

张典凌的母亲告诉她，自己第一次知道女生穿衣服要漂亮，首先得把扣子先解开两颗，秀出修长脖颈，衣角再打个结，把小肚子也露出一点。

1990年代，央视播出《健美五分钟》栏目，一群穿着高开叉连体服的健美小姐、健美先生，每天带着观众跳健身操。这对于张典凌是非常重要的时代记忆，她至今仍能脱口而出当时广泛流传的“天天跟我做，每天五分钟”口号。在中国健身潮的开端，变美取代了健康，成为健身的主要目的，人们“开始注意到自己身体的美，然后去接受它，直到去展示它”。

迪斯科传入之后，一些新的东西从去性别化的身体里觉醒、钻出。女青年终于在时代的推动下，勇敢地穿上流行的红裙子，用裸露的手臂和小腿，用蝙蝠衫和红唇，宣告她们对身体的自觉与自主。以阳刚板正为标准的男性标尺也开始松动，穿着包臀紧胯喇叭裤的长发男青年“招摇过市”，他们在广场或舞厅里大大方方地扭屁股，不复羞怯。

1985年出版的《迪斯科入门》，用绘图的形成教授迪斯科舞蹈动作。（受访者供图）

不同代际的舞者对于迪斯科的体感千差万别。李润坚接到的第一个任务是在网上搜集相关资料，了解迪斯科是什么。他找来一段日本女团舞作为参考视频。“Disco对于现在的流行音乐来说，只是一个音乐的类型。你在网上搜Disco，可能更多出来的是一些很潮流的、有节拍的舞蹈。”若不是加入这个项目，他对中国曾经的迪斯科热潮亦是懵懂无知。

对李润坚而言，即便尽力去模仿当年的质感，但是表演状态肯定带有“现代化的修饰”，他是作为一个当代人在复刻四十年前的东西。

拥有一部分迪斯科记忆的张典凌，很容易察觉到新加入的三位00后舞者带来的刺激，大家身体的呈现全然不同。“他们不‘土酷’了，更洋气了。有时候我们一想，我妈怎么跳舞的，还能够马上复制出来那种古早味。在他们的成长里面，这个东西就没了。”另一方面，她发现，年轻舞者在身体的自由和自我展现上，更为轻松。

《来来舞厅》里的许多动作来源于迪斯科舞蹈教科书，这些书出版于1985年前后，书里一张张小插画，分解出从头到脚的每个动作。

和年轻舞者共舞的感受，让张典凌想起2016年的排演，那个版本里有个法国舞者，他很疑惑中国舞者跳迪斯科为何会有章法、有标准，在法国，大家想怎么跳就怎么跳。

“我们这种展现自我是被训练或者说是被教出来的，好像身体达到了某一种姿态，就是非常西方的开放，或者说代表了某一种自由。”张典凌反思，这种差异，同样体现在自己和年轻舞者身上，“他们身体的自由不是回到以前的那种自由，而是有他们现在的一些方式方法进来。”

来自德国的《Brother Louie》响起时，观众群一阵骚动，在国内，它有一个更为人知的普通话版本《路灯下的小妹妹》，还有粤语版《连锁反应》。三种语言的歌曲串烧起来，经由舞者的演绎和投影的歌词，观众看到了同一首歌在不同的土壤落地，结果大相径庭。

英文原曲讲述三角恋情，男女舞者互动又分开，三个女生用各自的舞姿和眼神，轮番撩拨一个钉在原地、谁都不爱的男生。香港歌手林姗姗翻唱的粤语版本歌词直白，讲一个女生看到心仪男子，情不自禁想要摇摆，洋溢着年轻肉身的蠢蠢欲动。场上，双马尾女生在一次次攻势受挫后，终于跳到了男舞者身上。“情窦初开，还不太能够去把控得住，又很疯狂、很炙热的一种爱的感觉。”张典凌形容。普通话版本似乎剔除情欲，“变成了一首很有爱的歌，我要帮助你。”但即便如此，音乐还是原本的音乐，多少能传递一些感觉。

这首舞曲的“改头换面”，正是迪斯科在中国内地发展的缩影。音乐社会学学者王黔给舞者们做普及时，提到中西迪斯科发展的差异。西方音乐发展，从爵士、摇滚到出现电音、迪斯科，有一个流畅的线路，与社会各方面发展息息相关。而中国在改革开放前，一度只有样板戏，后来，西方的迪斯科与交谊舞、霹雳舞等新鲜事物打包砸到国人面前，如同天外来客，引发了大众混沌的认知。当初迪斯科一下子火起来时，政府也不知该怎么界定它，便把它归类为健身操。

“因为我们没有这样一个脉络，直接从样板戏那种很革命的、很脸谱化的身体，一下子去到涵盖了那么多演变的舞动的方式，其实是水土不服的。那就要跟我们的文化做关联，气功、健身、京剧……”张典凌解释。

舞者随着Disco神曲、英文原版《路易兄弟》摆姿势。（何毅婷 摄）

1987年，老年迪斯科开始以星火燎原之势蔓延全国。老年体育工作者、舞蹈家、体操教练、太极拳师，都以高度的热情编排老年迪斯科，把体操、气功、太极拳、五禽戏、瑜珈、八段锦和一些生活化的动作融合进去。在老人健身这般冠冕堂皇的理由的加持下，曾以性感出挑触犯禁忌的迪斯科，逐渐被主流文化接受，青年和老人都有了自己的迪斯科可跳。

如同《来来舞厅》表现的，中国的迪斯科舞蹈是一锅大杂烩，所以，在迪斯科里看见空翻等武术动作，也丝毫不奇怪。在那股席卷一切的迪斯科热潮下，甚至连一些脍炙人口的现代京剧，如《智取威虎山》选段《打虎上山》，也被改编成迪斯科舞曲。

迪斯科还曾是团建的“一时之选”。张典凌记得，有些单位会买上午场的舞厅门票，发放给员工，让他们早上先跳一段舞再去上班，因为有跳舞的互动，办公室的同事们心理距离拉近，更亲密了。

当迪斯科这种个体化的舞蹈形式与集体主义的文化背景相碰撞，不仅没有让舞者感到孤独，反而产生了一种奇妙的凝聚作用，一种集体的欣快。

之前演出时，有观众问何其沃，做这个作品是不是想要复兴迪斯科。“都不用复兴，以前跳迪斯科的人都在跳广场舞！”何其沃回答。在他眼中，当年的迪斯科和现在的广场舞一样，是真正自由的舞蹈，每个人都可以跳，而且能自编自创。

现实中的迪斯科，远比《来来舞厅》中符号化的呈现多元、生猛。“之前就是你一招这样子，我要再想另外一招，甚至有人跳得真的很夸张，很丑，很好笑。它都是被允许的。”何其沃认为，现在人们普遍追逐“高级”，回避“丑”，反而可能没办法找到个性。

二高表演近年也在做一些民俗舞蹈的研究，何其沃发现，“上得了台面”这件事，一直都是由掌握话语权的人去定义的。许多晚会里有潮汕英歌舞的表演，但多数是专家加工之后的模样。相较之下，他认为迪斯科、广场舞始终保持着较为野生的状态，生长于民间。他与伙伴们希望，团队也有一种与所有人共享的姿态，而非精英般高高在上。

2024年，在广州杨箕驻扎十年的二高表演，迁徙至顺德左滩村。他们的舞室四面透明，村民随时会走进来看他们，他们也到村里与广场舞阿姨一同跳舞。

创作这个作品时，何其沃毕业接近十年，他意识到，现代舞是一种精神，不是舞种。“它不是你要跳成这样子才是正宗的现代舞，而是一种求变的、可以跟自己对话的一种状态。”

跳过迪斯科，李润坚也捡拾起更多“起舞的理由”，它们多来自于生活的日常。以往在学院学习，强调用技术完成舞段，或在一个封闭的剧场里按照某种标准去呈现，“失误就要扣钱”。而在《来来舞厅》跳舞，是可以出错的，“失误是舞厅的常态”。在舞伴跳错的时候，他们若是想笑，便会欢乐地嘲笑对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