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揭示建筑意义的潜在维度：《分裂的再现时代中的建筑》与达利伯·韦瑟利的建筑现象学—阐释学思想

二、《分裂再现》内容综述：发掘建筑再现的潜在维度

在《分裂再现》的开篇，韦瑟利借由对比两种不同的再现来勾勒建筑学面临的困境：一种是传统所对应的“参与性再现”（participatory representation）。“再现”在特定的文化环境中自然产生，而且能被理解和融入环境中，实现对原有秩序的延续。另一种是在现代性思维影响下的，脱离了原本的语境的“解离性再现”（emancipatory representation）。在这里“再现”的形式被赋予了固有的意义，但却常常无法被公众所理解。

“解离性再现”具体来说有两种倾向，一种是“工具性再现”（instrumental representation）。韦瑟利在此继承了现象学哲学对于主、客观分离的批判：现代性来自于对一种抽象、还原的知识的追求，试图借由科学对现实世界的量化确立一种清晰、独立却又普世适用的知识，从而成为一种万能的工具。但是这一过程伴随着对现实的过度简化；并且与强调参与和创造的传统式再现不同，它导向了一种只遵循自己的内在逻辑、无视场所和文化区别的同质化生产。比如铁路和电视塔造成的难以理解的城市景观。

与之对照的是在艺术领域常见的 “审美性再现”（aesthetic representation）。它来源于现代性还原过程中的残余，无法被技术和理论所解释的主观领域。它把个体的体验和判断作为衡量意义的标准，把基于天赋和直觉的自由创作作为新的范式，但也带来了一种价值相对主义，如许多艺术家和明星建筑师的“自我重复”。这两种再现之间的相离正是书名所提的分裂的再现。

在第二章，韦瑟利结合了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和阐释学哲学的视角，揭示“参与性再现”的根本地位以及它所依赖的潜在维度。他引用了一系列的感知研究案例来揭示知觉的可变性，打破了人和环境是主客二分的固有观念，指出两者实际被连续的媒介网络联系在一起。韦瑟利用一对概念解释其来源：与具体性和基本知觉体验对应的“具身”（embodiment），以及代表了高级抽象关联能力和表达性的“联结/表达”（articulation）。从“具身”到“联结/表达”的过程伴随着语言的使用和形成，也将体验与文化环境联系起来。随着时间推移，稳定的形象和广义的语言，如几何、基于肢体语言的仪式，被用于指代和归纳实践中丰富却偶然的个例和现象，由此形成代表了生活中典型场景和事物的“情境”（situation）和象征物。前语言的知觉体验和高级抽象的象征符号组成了整个媒介网络，意义借由想象和关联作用在不同层级间传递，于是建筑师才能用简单草图代表复杂和丰富的建筑要素。

这个连续的网络充当了文化生活中的基本参照，但我们往往只能察觉和专注于直接可见、可感的部分，误以为这部分的意义是自足而独立的，“解离性再现”也由此产生。以街头咖啡馆为例，它的外在的形态、材料和家具陈设等并非其全部，相关的文学、电影、绘画等文艺作品也在帮助塑造咖啡馆成为一种典型的情境，更加本质的部分隐藏在相关的社会文化参考的领域中。体验和环境在此隐含维度中纠缠和重叠在一起，它无法被逻辑思维清晰把握，属于意识的前反射（pre-reflective）领域，不同的感官也在此相互关联，在整体文化环境中则对应着胡塞尔的“生活世界”。这一潜在层次是始终在场的，人与所处的环境这种互为前提、相互影响的循环关系和状态被韦瑟利称为“交流运动”（communicative movement）。由此也引出了一种不同的认识论：人无法在理性上完全把握和超越他所处的文化环境，只能在与后者的对话和交互中接近它的本质。传统和秩序不是某种固定的价值和标准，而是需要被不断地检验和阐释。对潜在文化维度的依赖虽然是再现中始终存在的一种限制，但也因体验者都以此为参照，交流和共识才得以可能。相比于其他的再现形式，建筑经久，体验直接，综合包容能够作为绘画、雕塑等其他艺术的载体和场所并且与之发生联系。这让它在促进整体文化空间的建构、再现实践秩序和延续传统方面更加具有优势。

从第三章到第五章，韦瑟利勾勒了建筑乃至广义上所有的艺术如何逐步走向分裂的“解离性再现”，即危机产生的历史过程。整个线索以从中世纪晚期和文艺复兴初期的“透视化”（perspectivation）为开端——在光学、神学、几何学和透视学和绘画等学科的综合之中表现出了一种新的认识论的趋势：试图摆脱外在复杂的世界，而探究和专注于从世界中抽离出来的理想化的图景。这一点成为了主客二分的笛卡尔主义（Cartesianism）的前身和现代性的起源。之后的巴洛克时代延续和加强了这种趋势，艺术家、科学家和建筑师试图把传统的神学或形而上学的世界观与新兴的科学再现工具相协调，呈现出一种新旧理念并存的过渡状态。到了17世纪后期和18世纪随着牛顿综合理论（Newtonian synthesis）的影响下，整体的生活世界终于被一分为二，技术和艺术分别走向工具理性和审美表达的两极，建筑则受困于两者之间。韦瑟利指出工具性和审美性背后有着相似的动因——“权力意志”（will to power）。但在他的分析里这种意志不依托于具体社会阶级、政治环境和经济动因，只是关于形而上学，因而是笼统的。他旨在强调在前启蒙时代各种学科密切关联、共同追求统一的秩序和理念的传统。但韦瑟利分析也是深刻的，在对历史线索的回溯重新揭示了很多概念原初的意义：例如透视、比例原本强调的是事物间的类比关联性而非几何尺度上的量度。装饰并非只是一种审美趣味，而是对宇宙秩序的一种再现手段等。

韦瑟利认为如日中天的技术性思维是文化和建筑学所面临的主要威胁，对技术的批判和反思成为他思想的核心一环。他在第六章试图拓展技术的意义、跳出只在技术中谈技术的恶性循环。一方面，他在历史回溯中还原了技术的最初的含义——“技艺”（techne），技术和艺术原为一体。但是技艺本身也潜藏着从理解现实到企图主宰现实一步之遥的危险，这种趋势将技艺在历史进程中推向了后来狭义的、试图将世界全盘量化并加以控制的“技术”（technique），呼应了之前章节所揭示的认识论限制和历史危机叙事。另一方面，韦瑟利在更加现代的语境中通过对比不成功的技术系统和成功融于文化中的技术系统——后者以埃菲尔铁塔为例，从一开始的异物，在时间和各种文艺作品的帮助下最终成为了巴黎城市文化的一部分——指出了联结技术和更大的文化语境的必要性。

如果建筑危机源于对其潜在维度的忽视和遗忘，韦瑟利在《分裂再现》的最后两章依此提出了两条出路：一条出路是利用“碎片”。碎片打破了从属对象的形式和严格定义的束缚，在承载原本意义的同时获得了新的想象和阅读的可能。借由基于前反射维度的隐喻、类比和象征作用，碎片引来开放和自由的阐释，由此能获得比基于因果关系和理性建构的封闭体系更加丰富的意义。另一条出路重申了建筑应该作为一种“参与性再现”、承担公共交流的任务。韦瑟利将这一点统合在亚里士多德的诗学（poetics）传统下，提出走向一种诗性的建筑：在古希腊语中，诗学原本代表的是关于制作（poiesis-making）的技艺（techne），它是对人的实践的摹仿（mimesis）。韦瑟利区分了摹仿和模仿（imitation）：前者是一种开放和辩证的诠释，包含了创新的维度，而模仿是一种不假思索的复制，对应重复性的生产行为。韦瑟利强调“制作”是对人的实践的摹仿而非对自然秩序的直接模仿，指出了人的认识的条件性，从而将阐释学式的认识论中的张力和潜力——即由诠释者和诠释对象间不可克服的距离，和“误读”可能带来的创新维度——整合进了摹仿的概念之中。技艺制作对应了再现的主题，强调了技术、艺术同源的传统，从而试图弥合在历史过程中审美性再现和工具性再现的分离。摹仿制作中统合了阐释学在不断阐发、继承与创造并行的过程中把握真理和秩序的态度。具有诗性的建筑即是能够延续既有的文化情境，并且能回应当下条件进行更新和创造的建筑。值得注意的是韦瑟利努力避免直接使用阐释学和现象学哲学较为晦涩、深奥的概念，而试图通过转译、与其他概念整合让阐释学哲学的话语更加适应建筑学的语境。

通过《分裂再现》，韦瑟利试图重新揭示建筑意义的潜在维度和引起对它的关注。他频繁使用“潜在”（latent）一词，对胡塞尔的生活世界，他也更偏好称其为“潜在世界”。“潜在”的重要性在韦瑟利的思想中自然不言而喻，新出版的选文集也以之为标题。在他看来，再现的交流性和对潜在维度的依赖是一体两面的。

现代性进程在追求客观知识的过程中将建筑逐渐推向简单的、只基于技术指标或个人风格的重复生产，也使其失去了与所处的文化环境交流的能力。因此韦瑟利通过揭示建筑体验所依赖的文化参考和媒介网络，将意识和环境联系在一起，恢复了建筑意义的广度。而在此基础上，他回顾历史既是揭示转变的过程，也是为了发掘诸多的建筑概念原本丰富的含义，重新确立其在时间维度上的深度。“潜在”对应了在文化环境中隐含而又无处不在的常识，为建筑提供了重要参考，它虽非像科学和技术的理论知识那样透明客观，但也不意味着可以肆意和专断。它具有自身的结构，然而又是暧昧、模糊的。从此意义上，不难理解为何韦瑟利强调建筑设计是一种articulation，与它英语中双重含义呼应，它是一个与文化环境建立连接，同时也是将其中存在的可能性加以发掘、具体化和表达的过程。

三、韦瑟利与其建筑现象学—阐释学思想的历史位置

虽然韦瑟利的《分裂再现》于2004年才出版，实际上讨论建筑学危机的高峰却是在20世纪70年代的英国，建立在对现代主义建筑和当时资本主义世界发生的一系列经济动荡的反思之上：查尔斯·詹克斯（Charles Jencks）断言现代主义建筑的式微源于无法与公众在意义上达成共识。他从符号学出发，也将建筑的主要问题归结于交流问题。肯尼思·弗兰姆普敦（Kenneth Frampton）则被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思想和法兰克福学派所启发，悲观地看到生产力的发展在资本主义消费文化的基础上并不能导向解放而只是带来同质化的生产，将“建筑”（architecture）变成了批量生产的“楼房”（building）。现象学、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和后现代主义是这一反思中的三股主要力量，并且它们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韦瑟利本人在移居英国后也开始积极阅读赫伯特·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等人的文本，吸收其术语，并且和弗兰姆普敦有密切的来往和交流。在众人的反思中有一点是一致的：对建筑学领域冰冷、同质的技术生产的批判和对人文主义的重新关切，它所对抗的是技术官僚主导着整个建筑学科的价值取向和教育培养的状况。

不过如果詹克斯、弗兰姆普敦等人的讨论是对20世纪70年代以来新自由主义经济下英国的即时反应，韦瑟利则认为这种危机有着更加深远的源头和长远的影响，以至于30年后出版的《分裂再现》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问题的核心框架。这点源于他对危机深刻的体悟：先是目睹在极权主义主张的官方建筑风格和布拉格城市实际的文化传统之间的割裂，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他参加了帕托什卡的地下研讨班，接触到了现象学。帕托什卡师承胡塞尔，从胡塞尔开始，现象学哲学就以“回到事物本身”的主张试图扭转被技术理性所异化的文化现实，同时它也是胡塞尔和帕托什卡两人反抗强权的思想武器。然而当韦瑟利来到铁幕另一边的世界，却发现伦敦和布拉格并无本质的区别。二战后以来一系列大规模、由上至下的规划法案和20世纪70、80年代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经济政策先后主导的开发建设让城市环境变得越发支离破碎。建筑教育也以技术科研和技能训练为先，导致韦瑟利先后试图在埃塞克斯和剑桥推行的更为人文主义导向的建筑教学一直举步维艰。跨越数十年的时间维度、东西方阵营的体验让他更加确信这种文化危机的普世性。因此他提供的是一种宏大的批判，像他的老师一样，试图从欧洲最深远的文化内核挖掘建筑学的意义问题根源。韦瑟利的思想中现象学和建筑学是相辅相成的，建筑学既是这一宏大的文化危机中的一部分，但他也坚信建筑在缓解文化危机上具有特殊的作用和使命。

面对危机，詹克斯、弗兰姆普敦和韦瑟利分别提出了向度不同而互补的出路，以追求一种更具公共基础和“诚实”的建筑：詹克斯向“下”看，寄希望于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后现代建筑，通过其具有的多义性来联结大众与精英、过去和当下；弗兰姆普敦向“外”看，提出“批判性地域主义”（critical regionalism），试图跳出现代主义的独白和主线叙事，在长久以来被忽略的其他文化地域中找到和环境或场所紧密联系的建筑表达；韦瑟利则向“后”看，以前现代，或者尚未被技术理性扭曲仍存在于欧洲老城中的传统和情境为典范，“诗性建筑”应该在延续这一典范的同时做出创造性的再诠释，在同与异之间取得平衡。

而在方法上，韦瑟利提出利用“碎片”和詹克斯的“局部独立主义”（ad-hocism）不谋而合。两人都受到了立体主义和超现实主义艺术的启发，将拼贴、并置作为拓展和发掘意义的手段，但在何种程度上使用碎片有所分歧。詹克斯认为建筑本身可以由碎片组成，各部分因地制宜地满足特定的设计和使用需要，而不必在形式上连续统一。这让建筑更加诚实、可读，更重要的是迎合了新自由主义经济下项目通常预算有限、工期紧迫的条件。他也拥抱解构主义和新兴的计算机辅助设计技术为建筑带来的不定形、碎片化的形式，因为它带来了多重解读和意义投射的可能。韦瑟利则始终与潮流保持距离，对解构主义建筑持消极态度，认为它和极少主义艺术、抽象艺术一样属于审美独白。对于如何具体地在建筑实践中使用碎片，他秉持暧昧和开放的态度：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贝斯特居伊（Beistegui）公寓屋顶平台可以作为不充分的例子，除此之外他并没有指名任何的当代建筑范例，只是以自己在剑桥领导的设计课教学斯皮特尔菲尔兹（Spitalfields）课题和散布在《分裂再现》全书中学生的隐喻性的拼贴练习作为引子。由此看来，韦瑟利倾向于将其作为一种把握情境或传达建筑意义的方法，而非就字面意义上用碎片构成建筑。

对建筑意义公共性的讨论和危机的关切是韦瑟利的建筑现象学—阐释学的基本出发点，也将他与其他更为人所熟知的建筑现象学区分，并揭示后者存在的一些问题。以诺伯舒兹和霍尔为例，他们主张的是一种经过简化的、建筑师式的现象学。此种建筑现象学有意弱化甚至完全省略对历史文脉的讨论，而止步于感性和直觉式的分析，但是却无法回答如何确保个体间的感性和直觉具有共性。讨论不同感官对建筑的体验影响也只流于表面的描述，而不能进一步地解释其内在协同的原因。事实上，这种脱离了历史和危机意识、只强调主体感受和直接体验的现象学正是落入了韦瑟利批判的审美相对性的陷阱中，并且加剧了建筑的交流问题。这一点和未经历阐释学转向的现象学的不足是一致的。韦瑟利通过将体验与再现、语言问题关联起来，揭示了感受背后的意识、历史和文化基础，从而为体验确立了公共的维度。

阐释学派的其他学者，以韦瑟利的学生佩雷兹-戈麦兹和莱瑟巴罗为代表，两人身上尤其能看到韦瑟利的影响和对他探讨问题的继承和拓展。佩雷兹-戈麦兹由博士论文改写的首本专著《建筑学与现代科学危机》是《分裂再现》一书的预演，他之后的几本探讨透视、体验和爱-公共性、氛围等主题的著作中也延续了现象学—阐释学话语的历史深度。莱瑟巴罗则继续扩大了这一话语的广度，但是更加以建筑师为其受众，将建筑置于自然景观和文化环境中重新反思具体的建筑问题，如建筑的折旧、地形、表皮等。阐释学派的话语和书以深奥、广博著称。追根溯源，韦瑟利的思想是把握这一学派理论和方法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