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山之石”—— 评夏南悉《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

图书信息：《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 YUAN ，Chinese Architecture in a Mongol Empire ） 

作者：[ 美 ] 夏南悉（ Nancy Steinhardt ）

出版日期：2024 年 1 月

语言：英语

装订：精装彩页

页码：322 页

ISBN ：9780691240169

出版社：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

一、《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

《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是夏南悉（Nancy Steinhardt）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2024年出版社的新书（图1）。该书主要讨论了13世纪以来蒙元时期的中国建筑，是美国学界今年开年最具分量的中国建筑史类著作。该书是继2020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的《中国建筑史》（Chinese Architecture，A History）后夏南希的又一重要著作。在前言中，谈到她对元代建筑的接触始于1974年哈佛大学的学生时代。她的博士毕业论文也是关于元大都的建筑研究（Imperial Architecture under Mongolian Patronage：Khubilai’s Imperial City of Daidu）。虽然作者近20年的关注点不仅仅局限于元代的建筑，但其众多学生（包括笔者）一直在作与元代建筑相关的延展研究。随着蒙元时代考古的不断推进和重要遗址近年的相继发掘，元朝版图下的建筑史料日益丰富，夏南悉认为足以帮助其建构一本描绘蒙元时代建筑特征的专著。该书一共分为八章，讨论了从成吉思汗晚期（13世纪初）到元朝灭亡（1368年）的中国建筑历史。该书中的中国建筑是指带有台基、以梁柱承重、使用斗栱和瓦的建筑，即传统汉式结构建筑；但其范围不仅限于狭义的元朝版图，也包括了受到元朝影响的整个东亚和中亚地区。

图 1 ：《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封面及目录

第一章“围合型空间”（Wall-Enclosed Spaces）介绍了元朝早期建造的重要城镇。其中包括了蒙元时期的四个首都（哈拉和林、上都、大都和中都）以及其他草原城市，如蒙古帝国第一个首都曲雕阿兰（avarga）、重要城市敖伦苏木、位于俄罗斯的孔都（kondui）古城等。该章通过考古资料的整理和历史遗构的复原，展现了蒙元时期城镇中的城墙、宫殿、宗教等建筑，为读者提供了蒙古人从游牧到入主农耕文明后建造定居城市的第一印象。

第二章“蒙古世纪前的一个世纪”（The Century before the Mongol Century）描述了金及宋建筑的情况，其中包括了都城（图2）、墓葬、木构建筑和佛塔等不同类型，为该书中国建筑史的发展脉络提供背景支撑。此外，还对10世纪以来的中国木构建筑的结构作法进行了系统介绍，包括《营造法式》中建筑等级、材份和模数制的认定及斗栱建筑构件细节名称等。

图 2 ：哈拉和林遗址与额尔德尼召

第三章“元代官式建筑”（Official Yuan Construction）主要关注元代皇室直接出资兴建的建筑。由于元代宫殿建筑均已毁坏，所以重点放在现存的4座公共建筑（曲阳北岳庙宁德殿、观星台、任仁发水闸及居庸关云台）和数座地方楼阁上，为读者建立一个蒙元时代木构建筑的核心认知。

第四章“众神及民间信仰建筑”（Halls to the Gods and of the Populace）依次介绍了北方、南方、西南的儒释道等地方宗教建筑，并介绍了各地域的特色和整体联系。此外，该章也关注了永乐宫和广胜寺内壁画中元代的界画特点以及其所反映的金元建筑特征。

第五章“死亡、个人和公众生活建筑”（Architecture of Death，Private Life，and Popular Life）关注了在蒙古人治下普通人的建筑特征，包括了陵墓、住宅、小型私人园林等。本章关于陵墓的讨论，包括了元代农耕地区的壁画墓以及草原上的墓穴，居住建筑及相关设施主要为中原地区的民居、戏台等。

第六章“穆斯林、藏传佛教、摩尼教和基督教建筑”（Muslim，Tibetan Buddhist，Manichaean，and Christian Architecture）讨论了非传统的汉族宗教建筑（图3），包括清真寺、穆斯林陵墓（如梳妆楼）、覆钵塔和部分青藏高原上采用汉式结构的寺院（如夏鲁寺），以及数座基督教建筑的遗址。

图 3 ：蒙元帝国下的券顶建筑

第七章“石刻建筑和石像”（Rock-Carved Architecture and Freestanding Stone）涉及了从中原地区的龙山石窟和飞来峰造像到西北地区的甘肃马蹄寺、内蒙古阿尔寨石窟，乃至伊朗的Imamzada Ma'sum石窟等。

第八章“元朝时期中国以东的建筑”（Yuan-Period Construction East of China）主要包括了朝鲜半岛上的开城遗址以及其附近的墓葬、修德寺等木构建筑，日本严岛神社多宝塔、建长寺等多座13—14世纪的建筑。

最后的结论总结了不同视角下人群对于元代建筑的认识和发展，并最后汇总为“蒙古人出资”“汉族人建造”和其他国家为 “观察者”的三方共同构建的学界（至少是西方学界）对于蒙元建筑的认知。

二、价值与特色

1.研究视野的选取

《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是一部选用朝代作为限定词的建筑历史专著，即研究内容涵盖了特定时间段内的所有以汉式木构为特征的建筑的历史。鉴于元代极盛的疆域，故能以清晰的逻辑编著一部元代的专业断代史，要求作者具备深厚的研究视野和史学功底。该书的案例涉及西到伊朗（图4）、北到布里亚特、东到日本、韩国的建筑，不仅超越了今天中国的版图，也是以往其他以元朝为时间段建筑专著所不及的，做到了真正在广域视角观察中国式建筑。另一方面，元代丰富的民族及地域文化交融使得其建筑受到了更多非汉族传统木构的影响，再加之缺乏行政统一的“法式”要求，使得建筑类别和作法更加丰富。该书收集了几乎所有已知的元代建筑和遗址信息，是本书最大的特点。

图 4 ：伊朗达什卡桑的龙形浮雕

该书另一特点是其超过1300条的参考文献，涵盖了中、英、法、德、俄、日、韩、蒙古等多种文字，包括历史文献、专著、论文、考古报告等多类型资料。其中中文文献占比55%，英文文献超过35%，法、俄、日等其他文献接近10%，包含了目前学术界研究蒙古史最主要的工作语言。近年德蒙联合考古队的发掘，德语、蒙古语的考古报告也提供了重要的一手文献。将如此丰富、多元的建筑信息用单一语言呈现，毫无疑问是该书最大的价值之一，这也是现今中文学术界关于元代建筑史研究的主要短板。

2.史料的更新和取舍

该书的另一个特点是对于新史料信息的及时应用（图5）。如作者自述：此书甚至无法在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完成，因为该书囊括了大量的最新考古成果，包括了蒙古国戈壁省、俄罗斯普列穆尔斯基区（primorye）等考古发掘报告。尤其是在城市遗址方面，该书纳入了大量近5年在蒙古国和俄罗斯的城市遗址，清晰地勾勒出蒙古族在接触农耕文明之初的城市形态和定居过程。此外，在案例的选择上加入了陵墓、石刻等非传统木构建筑，将地面建筑和地下建筑均作为案例，并引入了图像学上意义上的建筑关联思考（图6），力图全方位地呈现蒙元建筑的细节。

图 5 ：曲雕阿兰出土的骨质度量器

图 6 ：蒲城县洞耳村元代壁画墓与《事林广记》中的人物图像

3.叙事逻辑与受众

该书中一个常被中国学者忽视的特点是其叙事的逻辑技巧。因该书为英文写作，故主要读者为欧美等非中文读者，其缺少对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基础认知。对非中文母语读者而言，语言并不是读懂建筑史的唯一障碍，“蒙元王朝”以及“中国建筑”是两个相对独立但又不可回避的背景知识。该书在叙事顺序上作了精心的安排，其从开篇就以马可波罗和传教士的视角构建出“蒙古出资人”“汉族建造者”“欧洲观察者”三个身份，以传统欧洲认识东亚文明的视角，迅速将读者带入蒙元的时代背景。然后从蒙古的重要城市开始，为读者全面展现元代的城市生活，最后才过渡到复杂的建筑结构问题。这样的叙事逻辑显然是为欧美读者的精心设计，很难在一篇中文为母语的学者写成的建筑史专著中看到。

三、元代建筑理论研究

元代建筑历来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如日本学者福田美穗、苏联学者瓦季姆·叶戈罗夫（Vadim Egorov）、蒙古学者阿马尔图夫辛（Amartuvshin）乃至柴泽俊、杜仙洲先生都作过关于元代建筑的研究。但是很少有学者提出过系统的关于蒙古族和元代建筑关系的论述，传统中国学者更多认为元代建筑继承宋金木构特征是理所当然，很少去思考其背后的原因。另外不少蒙古学学者简单的将其概括为“文化筛子”（Culture Filter）理论，即蒙古民族在征服各民族时，接触到各种文化和艺术形式，选择符合其文化的部分，并将其整合形成自己的文化体系。

《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似乎重点放在了建筑的特点介绍上，并没有试图用一套完整系统的理论去解释蒙元建筑的成因以及发展规律，这也是部分学者认为该书“广而不深”的原因。该书只是在结论部分给出了蒙元建筑发展的简短解释—即用“修正主义”（Revisionism）一词来概括蒙古族治下的中国建筑。元朝建筑的发展是在中国传统建筑模式下的改造和延展，认为其内在的动因是蒙古族在汉地建立的统治和合法性，蒙古人有目的地选择了中国建筑作为其建筑的主要依托，再根据需要进行细节修改，其统治者了解并善用建筑去传达所需的意识形态。

笔者认为“修正主义”一词的概括是较“文化筛子”理论的进一步延展。如元朝的皇宫沿用了宋代的工字殿和院落的布局形制，但在装饰上使用波斯宫廷常见的蓝色琉璃砖。此外，蒙古人尤为喜欢在城中心建立佛阁，哈拉和林中有兴元阁、元上都中心有马可波罗提到的大安阁。这些高阁均为汉式结构作法，但是自蒙古以前，尽管是全面信仰佛教的北齐也未将佛阁作为宫殿的中心。高阁建筑在宫殿内的使用是因为游牧的蒙古人缺乏建造多层建筑的工艺和对高层建筑的崇尚，所以站在高阁之上必然是权威的象征。再如阿尼哥所设计的万安寺塔，其建筑原型并非直接复制自西藏或者是尼泊尔蓝本，而是融合了河西走廊西夏覆钵塔风格后的再创作，形成了一种新形式带有政治含义的佛塔，成为藏传佛教建筑的重要标志。这些例子都映射出“修正主义”一词在元代建筑的应用，可以看出蒙古人并非“无厘头”的嫁接或者拼凑，而是在中国建筑的大框架下按需求进行的“修正”。

但是蒙古人所建的建筑仅仅是蒙元建筑中很小的一部分，而“修正主义”理论很难概括汉地建筑的结构革新和发展，例如减柱法的极致应用、大内额的推广、杠杆原理的梁架（如广胜下寺前殿），虽然很多被后世认为是失败的案例，但都是工匠在中国建筑史框架下的大胆尝试创新。就北宋以来的中国建筑而言，元朝建筑恰恰属于中国建筑史发展的“自由时期”，不同地域建筑差异极大，用材和作法都相对自由，也就说明了蒙古人对于建筑并没有如宋代《营造法式》上的标准化控制。元朝是中国历史上版图最为辽阔的王朝，也是建筑类型最为丰富的王朝。其建筑很难用一条或几条准则来进行精准概括，所以笔者认为这也是该书并没有用长篇幅去定义元代建筑演化规律的根本原因，或许不下特定结论的结论可能就是最好的结尾。

四、夏南悉与中国建筑史研究

夏南悉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终身教授，长期致力于东亚建筑史的研究，元代建筑更是其一直深耕的研究领域。夏南悉是一位笔耕不辍的学者，自1990年第一部专著《中国皇家城市规划》（Chinese Imperial City Planning）起，其先后出版了《辽代建筑》（Liao Architecture）、《200—600年，动荡时期下的中国建筑》（Chinese Architecture，in an age of turmoil，200—600）、《中国早期清真寺》（China’s Early Mosques）、《中国建筑史》等专著以及大量的论文和译著。新著《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的行文逻辑、广域视野以及多语种文献应用的特点继承了夏南悉的一贯风格，致力于向读者呈出现特定时间段内中国建筑形态的全面性和丰富性。

在研究视角方面，夏南悉在其学术生涯中持续关注中原及边疆的建筑演变和联系。如芝加哥大学林伟正所言，“清代建筑是不可能在没有对中国以外建筑的理解下写成的”，而夏南悉的学术恰巧是解决“多民族”或者“跨地域”建筑史研究的重要钥匙。林伟正亦称赞夏南悉《中国建筑史》一书是“无论在任何语言内，当今学术界最为权威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之一”，路易维尔大学赖德霖也认同夏南悉广博的研究视野，但也指出夏南悉的著作“描述多于分析”。此外，夏南悉善于以时间段或朝代为限定进行建筑学分析，如《辽代建筑》《蒙元时代的中国建筑》等均是在特定时间段内，关注汉族和周边民族交融过程中发展和融合的建筑形式。

国内学者的著作除了通史类，多以特定行政地域（如张玉寰《内蒙古古建筑》）或者特定建筑类型（如王贵祥《中国汉传佛教建筑史》）展开论述、编撰成书。这样的好处是建筑发展的主线脉络明晰，涉及的建筑在内容上差异相对较小，可以迅速将读者带入主题语境，更为聚焦，容易形成理论体系。而以时间为断代的建筑史研究相对地域建筑而言存在更大的难度，因为涉及的建筑种类繁多，而北朝、辽、元等时期都是多民族融合时期，当时的部分疆域今天已经位于境外。故对学者的视野和功力提出更高要求。

在建筑研究方法层面，如赖德霖所言夏南悉的研究遵从了梁思成和之后陈明达、傅熹年等先生的方法，尤为关注法式对于建筑的影响。其对于中国建筑的观察相对于艺术史学者（如巫鸿和林伟正等学者），关注点更贴近中国学者的研究方法，例如在《中国建筑史》和《辽代建筑》等著作中都有大量对于建筑结构及作法的描述，而较少分析建筑与人和社会的关系。赖德霖对于《中国建筑史》的书评就曾提出夏南悉的研究依然沿用了中国学者的中国建筑史研究体系，而没有能建构起相对于中国学界独立的理论架构。诚然上述评论确为客观，但是夏南悉的学生中，如梅晨曦（Tracy Miller）和奥利里亚·坎贝尔（Aurelia Campbell）等则有不少关心建筑—社会—人之间的关系的学术论著。事实上就笔者在追随夏南悉求学的过程中，体会到她本人并无对于特定历史研究方法的好恶，鼓励学生自由探索。

但是在建筑结构的研究方面，夏南悉的视线则更贴近于美国学界，即更关注构件特征和其生成逻辑，而极少引入尺寸进行定量的对比和分析。取而代之的是更多关注建筑之间的联系，以及构件及建筑空间营造的氛围，给读者的整体感觉为“广而博”。中国学者更注重于工艺及作法，总体表现为对单体建筑作法的“精而深”。这样的差异，可能是源于史料的获得方式。美国学者很难获得一手的建筑资料，故其研究更仰赖二手文献，学术成果大多是对于二手文献的收集、整理以及再思考。另外，欧美学术界中建筑史学科并非属于建筑系，而是文明史（如将中国建筑作为东亚文明研究的一部分）或者艺术史（将建筑作为特殊的艺术品）的支流。其教学的培养模式即是将建筑作为社会化产物来进行思考，反之中国建筑学者的教育延续了梁思成以来对于建筑史的研究方法，将其作为技术史的一部分，关注细节构件的构造和尺寸。所以在二者不同的背景之下，也可见对于史料的使用和取舍含有了较大的差异。

在文化传播和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国际化方面，夏南悉着力于将中国建筑完整地呈现在欧美读者面前，如上文所述，该书就以“欧洲观察者”这一欧美读者熟悉的视角切入论述。此外，夏南悉翻译了大量傅熹年等中国学者的著作。并对中国传统建筑构件进行了系统的翻译。中国建筑构件的翻译始自梁思成，如其将斗栱翻译成“Chinese Order”，这是在20世纪初外国对于中国传统建筑一无所知的背景下，一个快速让国际学界了解中国建筑的方法，即用欧美人最熟知的柱式来类比斗栱。但是近百年后的今天，当欧美学者对于中国建筑有一定了解基础后，学术界则需要对于建筑构件给出更为精准的定义。夏南悉另一个突出贡献是综合和完善了前人学者的翻译（图7），如其书中斗栱译为了“bracket set”，四椽栿为“four-rafter beam”。其他的构件也给出了符合欧美习惯但又保留中文语义的翻译，如耍头一词译为“mocking head”、雀替译为“sparrow brace”，此类兼顾“信达雅”的翻译大大降低了语言理解的门槛。同时在英语翻译外，该书也提供了原始的罗马化名称，以防读者因为翻译问题而混淆。上述翻译在其《中国建筑史》中已经开始使用，并延续至该书。夏南悉以欧美学界“舒服”的方式，成功向非中文母语的读者展现了中国传统建筑的特征。亦如赖德霖所言，夏南悉的著作成为许多欧美汉学家的指南和词典，使中国学者能够更好地与西方同行交流。

图 7 ：崇福寺观音殿梁架

诚然，关于夏南悉是否形成了独立于中国学者的中国建筑史研究理论体系，在学术界还有讨论。但如乔纳森·法里斯（Johnathan Farris）所言，夏南悉对中国建筑史的研究在美国学界可以说是“史诗级”的存在，其研究像一颗果实累累的“参天大树”，为后来学者提供了大量详实的基础资料和广博的研究视野。其《蒙元时代建筑》一书更是在我国传统的元朝建筑史研究的基础上，以域外学者的视角为元代建筑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