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聚落研究五十年——原广司与山本理显建筑思想和作品中的聚落观

一、原广司发起聚落研究的缘起

原广司师从日本现代建筑大师丹下健三，在跟随丹下的时间里，他常常从老师那听到柯布西耶和密斯的名字。尽管在学生时代早已熟悉了这两位建筑师的作品，但他内心依然渴望亲自去看看。在原广司三十岁的时候他踏上了旅途，从北美到欧洲，从密斯的湖滨公寓到柯布的朗香教堂和马赛公寓，他不禁感叹：“真不愧是大师啊”。然而这段旅程之后他却在内心生出一些想法：“柯布西耶所看到的中世纪聚落到底是什么样的呢？都市的边缘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构造呢？还是去看看世界中的聚落比较好吧”。之所以会诞生出这样的念头，和当时20世纪60年代世界范围内对现代主义建筑的批判思潮有关。1964年鲁道夫斯基举办了名为“没有建筑师的建筑”的展览，在这次展览上鲁道夫斯基试图冲破人们对于建筑艺术的狭隘观念，把视角转向了西方经典建筑史学话语外的“非正统建筑世界”。向人们有力地展示了那些乡土聚落中多样的生活方式和建造技艺。这为那些渴望摆脱现代派建筑范式、寻找新的设计源泉的建筑师们开辟了新路径。与此同时，在日本也有了关注传统空间的动向。

二、原广司及其弟子的聚落之旅

在上述历史背景下，原广司在1972年开启了第一次聚落之旅。自1972年至1978年，原广司携研究室成员进行了五次较为集中的聚落调查（表1）。六年间，一同走过了44个国家的500多座聚落，行程累计65000余公里。之后东京大学原-藤井研究室就一直延续了建筑创作与聚落调查同步进行的传统b，这种调查一直持续到21世纪之后。可以说，原广司团队的聚落研究跨越时间之长、涉及领域之广是无人能及的。所以尽管在原广司之前，日本建筑师槙文彦于1958年已在多个国家进行过聚落调查，原广司仍然被誉为世界聚落研究的开创者。五十年后，他们留下极为珍贵的10万余张幻灯片、若干测绘手稿与手绘图纸、访谈录音与调查笔记、录像带及视频光盘等（图1）。

图 1 ：世界聚落调研资料

原广司是一位积极的思考者，在理论领域有丰厚的成果和影响力。在执教东大的三十多年中，他先后培养出了藤井明、山本理显、隈研吾、竹山圣、小嶋一浩等一批颇有成就的建筑师，原广司研究室也因此被誉为“未来建筑家的摇篮”。综合考量他们参加聚落调研的深度，在建筑理论上的建树、建筑作品的影响力和作品中聚落思想的体现，本文主要讨论的对象为原广司和山本理显。

三、原广司的建筑思想与建筑实践

1.原广司的建筑思想

在第三次聚落之旅后（1975）原广司发表了他的“均质空间论”，这个理论可以看作他后续理论探索的基点。该理论的核心是对均质空间的批判，而使其完善成形的内在驱动则是来自聚落之旅的见闻。原广司将现代建筑比作“玻璃箱子里的朗香教堂”，意即以密斯的均质空间为坐标的各式各样的填充，柯布西耶无疑是最声名显赫的填空者。均质空间在全球大城市的快速蔓延确立了他在人类生活领域的支配性地位，并催化了国际化风格的形成，原广司认为国际化建筑风格的特性为：立体格子结构外覆玻璃立面、垂直交通和人工气候调节，这种手段抽离了建筑的场所属性，并隔断了建筑内部与外界的沟通，因此建筑本身所应该具备的自然属性被剥离了。

均质空间涉及物理上的均质和意义上的均质两个层面。首先，均质空间暗含了地点的等质性，即所有的建筑物都拥有均等的外部环境。其次，均质空间是不管使用者是谁的空间，如果在建造时具象地幻想空间中的生活与行为，那空间将会发生多样性扩散和多义性解读，空间的均质性将面临瓦解。因此，均质空间隐含着国际化风格秘而不宣的主张：人类是相同且平等的，它设想出一种“人们平等地拥有着自由，且所有人都如此”的居住者，城市空间正逐渐向这种均质化靠拢。随之而来的是，社区瓦解后近邻的消失，物资供给的单一模式带来的日常生活的简化，阳光、空气、草地被精准计算后以微薄的分量分配给个人，室内只余留最小空间向度的自然。因此，均质空间得以成功的原因就变得明晰，当建筑省略了所在的场地和服务对象后，它成为一种符合经济统筹原则且易于实施、复制和管理的建筑，而这一点，正与当时人们的普遍性憧憬和科学进步景象下的明日幻想不谋而合。

基于对均质空间的反思，在五次世界聚落探访结束后，原广司相继提出了他的边界论和空间图式论。原广司在对聚落的观察中发现不明晰的边界界定和可多义定性的领域不断出现。通过分析墙壁、地板、屋顶这些实体边界，原广司发现聚落与国际化风格的建筑一样，也存在着它们的“造型语言表”和“排列规则表”。在这个共享的表格中，不同的聚落天然地具备将其方言化的诉求与冲动。它们无一不是以差异性和相似性共存的方式规避了均质性的空间逻辑和秩序。另外，他发现在聚落中人们惯于利用场所本身所具有的自然力，常常将聚落的据点放置在地形的特异点上。均质空间通过僵硬的边界使得身体与环境的互动在物质中中止了，而聚落通过模糊聚落的边界生成作为“场”的空间，它无时无刻不激发着作为身体的人与周边事物的联通，因为身体作为知觉的中心不断地限定着领域的边界，这种边界是一种心理图式，它使得现象能够融合在形态之内，物质与意义重新建立鲜活的联系。

对于边界论的研究，自然地将原广司的思想引入“空间图式论”。“空间图式论”的提出旨在重新回到笛卡尔与庞加莱那里，审视“几何学空间”与“表象空间”（感知空间）在建筑上的量度。基于庞加莱的断言：“脱离体验的抽象化几何学空间是不能成立的”，原广司寻觅到胡塞尔那里，借由胡塞尔作为方向定位的“原点的身体”的概念，他认为，当我们将身体置于中心时，空间性才开始浮现于我们的意识之中，这是空间体验的根源，且这种体验中蕴含着将空间系统化的力量。因此，他确信了以身体作为原点而取代笛卡尔坐标系之抽象原点的信念，这是“空间图式论”的基础。

在边界论的研究中，原广司发现模糊的、具有多层构造的边界会以渐变的方式展现出从平庸到神圣、从隶属到支配、从平凡到稀缺、从公共到私有的各种空间的变奏。为了将空间中所经验到的诸多场景概念化，以予以更好的说明，就需要通过图式作为辅助理解空间的语言（空间图式意即空间的解释）。原广司提出情景图式、构造图式和逻辑图式三种图式类型。情景图示与身体感知直接相关，它既包含大量的日常行为图式也包含特异性图式（如仪式化场景）。而构造图式和逻辑图式分别是身体的远离与缺位。如何理解原广司对于这三种图式的定义是理解“空间图式论”的关键。笔者认为，这三种图式分别代表了身体感知视角，他者审视视角和视角消失后图像本身所凸显出的空间关系。构造图式是情境图示的单纯化，同时又是逻辑图式的构建基础，因此从前到后是图式的抽象化过程，从后往前是图式的情感代入过程。

2.原广司建筑作品中的聚落观

在1974年原广司建造自宅（图2）时提出了“在住居中埋藏城市”的说法。原广司利用一条楼梯作为自宅的生活轴线，功能性空间以轴线对称的布局方式置于两侧，中部狭长的室内空间营造出道路与广场的意向。原广司通过功能性空间交错的体块和表面的反射性材料，让人身处室内空间时有种阔步于城市空间的错觉。这个理念来源于他对“边界论”的思考，正如鲁宾之壶（图3）那互为表里的边界一样，原广司意在实现空间内外的反转，使城市空间生成于住宅内部。原广司认为这种反转会带给人带来生活上的舒适感。 

图 2 ：原广司建造的自宅

图 3 ：鲁宾之壶

如果说自宅只是原广司试图造成空间多义性的一个小实验，那京都站则是他聚落观念的一次集中体现。原广司认为 “所谓城市建筑就是把人们聚集在其中，一起生活”。因此如何在京都站中积极的诱导和容纳各种城市文化的交流行为是他的目标。他希望能够通过车站为多样性的城市生活和多层次的人际交往提供发生的场所。

京都站独具特色的设计手法，与原广司少年时代对山谷地貌的空间记忆关系密切。“饭田市夹在两条山脉之间的美丽山谷中，我在那里度过许多时光。我是在山谷里长大的孩子”。对环境的记忆凝结成了他一个个独具感情和地域特色的作品，山谷的意象成为了贯穿他建筑作品的独特韵律。这是原广司从阿尔及利亚的姆扎布山谷（图4）中受到的启示，他将其应用在了京都站的设计中。他采取的方式是利用建筑要素在内部营建了一个仿佛倒置山谷般的巨大空间来象征京都四面环山、中间凹陷的地理特征（图5a）。这个巨大的“山谷”由两侧向中央倾斜，不同的台阶如同等高线一般划分出不同的“能量场的分布”。各式各样的场可以用与其相对应的等高线图表示的“假想的地形”来把握。京都站的另一个特色，得益于狭长的天空和散漫的光景（图5b）。站在京都车站的巨大中心公共空间，竖向的结构突出了空间的开敞效果，使人一进入京都站，就被一种要仰望天空的欲望所驱使（图5c）。

图 4 ：姆扎布山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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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京都站

四、山本理显的建筑思想与建筑实践

1.山本理显的建筑思想

山本理显初次参与地中海区域的聚落调查，就发现在西方国家的传统住居中存在着明显的公共空间与私有空间的的分割。这与东方国家的住居空间中普遍存在的中间领域形成了强烈的反差。因此他困惑于“住宅的单位与边界究竟该如何掌握呢？”后来山本理显将这种既可以作为公共空间又可以作为私有空间的过渡领域称为“阈”空间（图6）。以西班牙的佩特雷斯住居为例（图7），它的玄关邻近道路，内部是私人空间，外部是开放的公共空间，居民可以聚集在这里娱乐或休闲。位于伊拉克的阿布·索巴托聚落是在芦苇滩上的人工岛建立的水上住居，从居住的平面中也可以看到用来招待客人的“阈”空间（图8）。“阈”空间构建了从住居到住居集合的空间构成层次，成为了山本理显后来核心设计理念之一。

图 6 ：“阈”空间 

图 7 ：佩特雷斯住居平面 

图 8 ：阿布·索巴托住居平面

经由观察均质化空间向宏观城市空间中的蔓延，山本理显理解到原广司对于同质与异质的解读。同质性整体中的每一部分都代表了整体的形态，而异质性整体中的每一部分都缺少整体的形态。因此同质性整体的每一部分都和整体失去了联系，而异质性整体的每一部分都彼此需要，它们借由差异性建立起牢固的共同体。山本对于共同体的思考引发了后来的“社会地域圈”理论。这个理论的提出源于对二战后在全球大城市蔓延开来的“一栋房子，一个家庭”（即“一户一宅 ”）的居住模式的批判。山本理显说：“想想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难道不可怕吗？我还是觉得这种生活方式很奇怪”。山本认为“一户一宅 ”制度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一，国际组织与建筑师的助推；第二，城市住宅商品化；第三，标准化家庭单元有利于公民管理。

山本理显观察到由于人口老龄化和离婚率的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独居老人和单亲家庭的生活变得难以忍受。孤独性死亡成为让社会失语的隐形创伤，家庭作为最小的社会单位是孤独的、封闭的，如果家庭不再能发挥其作为社会最小单位的作用，这就意味着它不再具备调整社会制度缺陷的能力。因此，山本预言“一户一宅”模式必将面临失败，而恢复旧的乡村社区又是行不通的，所以关键在于如何找到一种新的模式来取代它。“地域社会圈主义”即是山本理显基于此而提出的新的住居理论。而这个理论的形成同样与聚落调查息息相关。山本在奎瓦斯发现（图9），在那里确定家庭单位是很困难的，因为并非所有家庭都有厨房，居民通过共享的厨房形成了一个“大社区”，其内又包含很多以血缘凝聚的“小社区”。在托吉山本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图10），这里的家庭结构被称为联合家庭，当孩子们婚嫁后会陆续增加卧室和厨房，住宅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扩大或收缩，整个大家庭一起生活形成一个社区共同体，但其内部又分为不同的小家庭。山本称这种“大社区 ”中的 “小社区 ”为“社区内社区 ”，它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一户一宅 ”的生活方式。山本的地域社会圈即旨在打破“一宅一户”的居住模式，通过加强住宅和住宅之间的联系来改变城市中的居住方式。

图 9 ：西班牙的奎瓦斯 

图 10 ：印度的托吉

2.山本理显建筑作品中的聚落观

山川山庄是山本理显将对聚落建筑认识转化为现代建筑的最初的原型。这一策略可以归纳为，利用统一的屋面覆盖将不同功能的零散单元体块聚合在一起，将聚落街道、广场等要素抽象地在建筑中再现，结合建筑内部灰空间的营造进一步使建筑内外关系发生变化，唤起人们对传统聚落建筑场景的回忆。山本曾言：“在印度和原先生就屋顶作了许多的讨论。印度（指吉托）的确是个不导入屋顶这个概念便无法将建筑单元分辨清楚的地方”。这种手法在后来的苏黎世机场项目中变得更为显著。苏黎世机场在设计之初就计划将建筑设计成一座由几个小型建筑共同组成的高密度空间，散乱的内部空间再加以单一的屋顶来赋予建筑整合感。机场综合体朝向东南住区的体量十分零碎，宛如一片微型迷宫，亦或是一座小镇，其图底关系与周边小镇的体块相呼应；综合体朝向东北方城市道路的立面却是光滑而又连贯的，它是“单一屋顶”在立面上的运用（图11）。通过研究建筑的组合结构，在其中植入巷子和广场（图12），小尺度的建筑逐渐聚集成为一个城市。这种在建筑内部营造城市街巷空间的策略，与原广司在反射性住宅中的实验有相通之处，使得这个庞大的建筑拥有一种类似瑞士小镇的空间感受。

图 11 ：苏黎世机场图底关系及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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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2 ：苏黎世机场内部效果图与附近小镇街巷

如果说关于屋顶的转译是山本在建筑形式范畴内的尝试，那他对于社区交流的关注则使他比原广司走得更远。在建外SOHO项目中，山本开始考虑如何建立无中心、多层次、有活力的社区交流来改变社区住户之间互不交往的状态，他仿照聚落空间的立体性层次，对社区的交流空间进行组织（图13）。该项目建成后的诸多反思也促进了“社会地域圈”构想的提出。在该理论越来越成熟后，山本在韩国板桥住宅中进行了构建“社区内社区”的尝试。为了创造出可以引导社区交流的住宅空间，山本将住居的二楼设置成面向公共开放的玻璃房。住宅被玻璃房分为上下两部分，中间部分向外开放，上下部分为私人空间。并在开放区设计了如饮酒室、音乐室、办公室等可以与外部共享的功能（图14）。如前所述，这里可以看做是一个“阈”空间，它是一个家庭“小社区”与“大社区”之间的中介。这种类似的策略在江南住宅中也有应用，山本在宽敞的走廊空间、走廊与住居的过渡空间中植入了很多引导人进行交流和休闲娱乐的功能空间（图15）。

图 13 ：建外 SOHO

图 14 ：板桥住宅

图 15 ：江南住宅

五、基于聚落研究的设计策略解读

如此丰富的聚落资源如何跟当下的建筑设计发生关联？这些传统的形态究竟对我们的设计有怎样的启示？藤井明认为，在历史的选择中那些不完美的建筑消失了，我们所见的聚落都有它存世的理由。对这些聚落进行调查，也就是发现它的合理性。笔者认为这种合理性蕴藏在聚落的各种关系之中—空间与空间的关系、空间与环境的关系、空间与人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不同的建筑师所寻求的路径也各有不同。

处在全球化背景下的日本建筑理想和愿景在时间的流逝中不断地寻求发展与进化，这种探索使得日本现代建筑既实现了国际化，又没有因此失去自我。本文的两位建筑师无疑给出了自己的方案。原广司希望通过设计来模糊自然与建筑的边界，而他给出的方案确实是难解的，正如他自己所言：“我向传统聚落学习的不是形式，而是原则和抽象美学”。同样渴望用自己的作品连接建筑与自然的隈研吾认为，京都站呈现出强形式的最终效果与聚落中弱建筑的观念背道而驰。隈研吾的野心是颠覆将建筑作为主角周围环境作为配角的20世纪主流建筑逻辑，将人类主体（意识）与世界（物质）通过建筑为媒介重新联系起来。因此他提出“负建筑”“反造型”等概念，试图通过“抹去建筑”的存在感，在作品中实现建筑与自然的连接以及对传统建造技艺的现代转译。他所聚焦的是建筑与环境的关系，而原广司是从空间原型出发的。

山本的“地域社会圈主义”则是从空间与人的关系出发。地域社会圈通过缩小私有部分，扩大共有部分，来创造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因此如何既实现共享又确保隐私是他要面临的难题。山本曾经在演讲后被听众提问，如何在地域社会圈中保证私密性问题。在山本的回复中我们能看到他的无奈，他认为公众之所以对隐私如此敏感，正是因为 “一宅一户 ”的住房和学校这种现代装置“通过接受纪律教育，使我们心甘情愿地、不知不觉地把自己变成标准化的人”。与此同时，社会学家上野千鹤子在观察山本的熊本营保田洼住宅小区后续使用情况后，认为山本所构想的共同体并没有真实形成，人际关系并不是从空间接近或生活空间的共享中产生的，形成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层面的共同体才是有效的。因此山本理念的实现必须依赖于：其一，居民在理解其价值的基础上入住；其二，让价值观相近的居民相互联系。而这似乎已经超出了建筑师的职能。

六、结语——面向未来的聚落研究与建筑实践

传统聚落的衰败与均质化空间的蔓延仍在持续，而巡游聚落的旅程是从均质世界观回归异质世界观的旅程，那些古老的秩序中包含着未来建筑的讯息。正如原广司所言“我不是怀着乡愁而喃喃自语，而是带着面向未来的心态去解读聚落”。在现代主义建筑发生变革的时代，原广司认为建筑师们共有两个参照系，一种是古典建筑，一种是聚落，他所选择的是后者。而他及他弟子的建筑作品既未走向后现代主义，也没有走向地域主义（有学者称山本理显为新现代主义，暂且不论），而是重新走向国际化视角。这样的选择或许正是张永和先生所言的“同时拥抱全球性、现代、技术和地方性、历史、文化”，这种二元对立也是当下的建筑师必须面对和回应的。

原广司将自己比作一个语言探索者，为了那些没有建筑师的建筑，他甘愿成为一个“翻译家”。在均质空间论里，原广司批判了建筑中物的均质与人的均质。他对于边界和空间图式的思考，试图探寻空间异质性和多义性的各种可能。山本理显通过丰富人的空间感受和促进人在空间中的交往状态，既承续了原广司的理论思考，又向着挑战“均质世界”做着更艰难的探索。他们看到的是同样的聚落风景，将聚落的空间体验应用于现代建筑的方式，在理念上体现出某种关联，但在实际操作上又是多样的。时至今日，仍有大量的建筑师在探索这条路径，原广司和山本理显的尝试仍能让我们从中获得有益的反思。